摘要:在政治光谱中,中间派曾被视作稳定的象征,却在历史推演中暴露致命脆弱。20世纪30年代欧洲,中间派凭“妥协”获表面成功,数年后其支持者因纵容极端主义,沦为集中营里的可悲群体。
在政治光谱中,中间派曾被视作稳定的象征,却在历史推演中暴露致命脆弱。20世纪30年代欧洲,中间派凭“妥协”获表面成功,数年后其支持者因纵容极端主义,沦为集中营里的可悲群体。
百年后,西方中间派再度衰落。老牌建制党纷纷瓦解,在多数发达民主国家渐失分量,美国尤为典型。
面对民众对现状的不满,中间派始终抓不住核心。当民众直言“体制不再为我们服务”——收入追不上通胀,财富向顶层集中,物价飞涨致住房难寻,企业暴利榨干民生,谷歌体验恶化、社交平台成纳粹传播温床,人工智能无序泛滥,公共服务被削减或私有化,选票难改困境时,中间派仅敷衍回应“是啊,好吧。挺好的。随便吧”,对民众苦难漠不关心。
就在中间派麻木之际,极右翼以“倾听者”姿态登场。他们将经济系统性问题扭曲为“种族民族主义”,宣称痛恨棕色人种、同性恋者和犹太人便能解决困境。可事实是,极右翼掌控下,经济问题与不平等丝毫未变,仅“成果”是禁止骄傲月、架空民主。匈牙利便是明证,欧尔班执政15年,匈医疗、教育沦为欧洲最差,铁路破败、社会流动性为零,民众缴最高税,而他住城堡,亲信驾豪车、乘游艇,还在家乡随意建足球场。
更荒诞的是,面对极右翼崛起,中间派政客始终“后知后觉”。他们疑惑“极右翼为何受欢迎”,却忘了过去十年正是自己放任社交媒体传播极端思想、漠视“选举被操纵”言论、笃信“自由思想市场”,才让真相在资本宣传前不堪一击。
当前,唯一愿对抗极右翼的是左翼运动,且不少左翼党支持率显著提升。德国左翼党虽遭分裂,仍在联邦议院新增25席;法国人民阵线联盟新增57席,成议会最大力量。
如今中间派进退维谷:不左不右难以为继,部分人选择向极右翼靠拢,美其名曰“合理妥协”,仿佛“大屠杀”能通过“半大屠杀”平衡,这与20世纪40年代匈牙利农村犹太人遭害、首都犹太人暂避的悲剧如出一辙。
英国工党领袖斯塔默是中间派右转的典型。他将曾进步的工党引向极右翼英国改革党的政策:反对跨性别权益、推行紧缩、削减公共开支、放松监管、驱逐移民。可这一策略未救工党,反而使其低迷,让英国改革党民调登顶。事实证明,模仿极右翼只会传递“极端理念主流化”的错误信号,让民众疑问“为何不选真极右翼”。
法国总统马克龙与斯塔默认知相似。其选举策略致政党惨败后,左翼联盟获最多票,可他无视“总理从最大党提名”的传统,只因认为“左翼和极右翼一样糟”。
中间派不左转,根源在“金主”——资助他们的亿万富翁不愿接受左翼“向富人征税”的主张。对资本而言,中间派“左右选择”实为“减税或增税”的利益权衡,他们愿以非白人、LGBT群体的生存为代价,换自身财富保全。
若有政党领袖愿向左靠拢,重建信任需先认清核心矛盾:西方战后社会契约已破,福利国家名存实亡。20世纪80年代最高边际税率被废,金融资本渗透经济,贪婪引发2008年危机,摧毁民众对体制的信任。那份契约本应是“有全职工作便不该愁生计,能过中产阶级生活”,可如今亿万富翁遨游太空,民众却连基本生活保障都难寻。
重建信任需切实行动。捷克最大公用事业公司CHZ招聘股票交易员,暴露“万物金融化”陷阱——公共事业应归公共所有、非营利运营,而非沦为资本投机工具。比这更恶劣的是“无理由私有化”,美国削减NASA预算、推动太空私有化,是为让马斯克等寡头掌控领域;住房全靠私人开发商,却致十年住房危机,住房部门应“公共所有、非营利化”,保障民众住房需求。
此外,推行“食品普遍基本收入”,每月发餐券保障民众饮食,能逐步恢复战后契约。当住房、水电、食品需求被满足,民众压力减轻,极右翼论调自然失却市场。
将基本服务去私有化、去金融化,是从寡头手中夺权,交还民主国家。这一逻辑适用于医疗、教育、互联网领域,唯有让这些领域回归“服务公众”本质,才能赢回民众信任,遏制极右翼扩张。
西方民主困境,源于中间派麻木妥协与体制背离民生。破局需打破寡头垄断,重建以民众利益为核心的契约,让政治服务公共福祉——唯有如此,才能守住民主底线,走出混乱衰退。
来源:山涧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