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想要强行介入东南亚,控制整个越南,以此来作为搅动亚洲局势的支点,在所有人看来,美国的来势汹汹,基本上是能够达成这一个目标的,但让全世界人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最终在越南陷入了战争泥潭。
上世纪七十年代,美国想要强行介入东南亚,控制整个越南,以此来作为搅动亚洲局势的支点,在所有人看来,美国的来势汹汹,基本上是能够达成这一个目标的,但让全世界人没有想到的是,美国最终在越南陷入了战争泥潭。
几年的时间下来,美国折兵损将,在越南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终只能灰溜溜地离开,越南人民也最终取得了统一的胜利。
回顾历史,美国为什么会在越南战争之中失败呢?
其实,这跟美国当时所面临的四种情况有着很大关系。
多米诺骨牌理论是美国越南政策的核心支柱,这一理论源于20世纪50年代初的冷战氛围,当时杜鲁门政府开始以遏制共产主义为目标审视东南亚局势,1952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若东南亚任一国家落入共产主义阵营,其他国家将迅速追随,甚至威胁中东和欧洲的稳定。
在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将这一理念正式命名为“多米诺骨牌理论”。
他在1954年的演讲中宣称,若越南被共产党掌控,邻近国家将如骨牌般接连倒下,给自由世界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
而这一理论不仅为艾森豪威尔所信奉,也深深影响了肯尼迪和约翰逊两届政府。
1963年9月9日,肯尼迪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
南越的陷落将让世界形成“东南亚未来属于中国和共产主义”的印象。
约翰逊政府则将多米诺骨牌理论作为扩大军事行动的基石,约翰逊的顾问团队在每次讨论增兵或轰炸北越时,都反复提及这一理论。他们认为,若南越崩溃,柬埔寨、马来西亚等国将迅速倒向共产主义,美国在远东的地位将遭受不可逆的损害。
而约翰逊本人更将越南战争视为对抗中国扩张的前哨战,他曾公开挑动两国关系,刻意破坏亚洲的局势。
但是,美国的多米诺骨牌理论的两个基本前提却与现实严重脱节。
首先,它假设共产主义是一个由苏联和中国统一操控的铁板一块,但在50年代末,中苏关系已出现裂痕,两国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上分歧加剧,远非携手扩张的盟友。
而且中国与苏联大不相同,苏联在走上了修正主义道路之后,确实出现了帝国主义色彩,是中国却一直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他国内政,只聚焦国内发展,和平相处。
在发展的道路上,跟苏联都不可能是一路人。
其次,美国的野心家将中国描绘为输出革命的地区霸权国家,视越南的革命为我国策划的行动。
可事实恰恰相反。
美国学者迈克尔·谢勒指出:
中国的对外行为远比其革命言辞温和,其资源主要用于克服国内的落后状态,而非国际冲突。越南的武装斗争是一场追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本土战争,而非中国的代理战争。
因此,美国决策者却将北越的行动类比为朝鲜战争中苏联对北朝鲜的操控,误判了越南战争的本质。
这种误判直接塑造了美国的战略。
美国决策者将越南视为对抗“中国式革命”的试验场,试图通过军事胜利向全球展示美国模式的优越性。
他们投入了260万士兵直接参与越南战场,在1968年达到54万人的峰值,耗费2000亿美元,损失7000多架飞机。但这些努力建立在一个错误的起点上,越南人民军的斗争并非外来势力的延伸,而是深深植根于民族解放的信念。
也就是说,美国人以为越南人是听从了苏联和中国的命令,才在越南跟美国人打仗,可是越南人反抗美国人,是源自于自身对民族的拯救,这是一场民族保卫战。
可以说,美国将这场内战错误地纳入冷战对抗的框架,导致整个战争决策从一开始就偏离了现实。
然后,美国在越南的失败,不仅源于战略误判,还因国内支持的逐渐丧失。
1965年7月,约翰逊宣布向越南大规模增兵时,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57%的美国人支持这一决定。
到了9月,哈里斯民调进一步表明支持率攀升至70%。
可随着战争的持续,巨额开支和人员伤亡开始侵蚀民众的信心,整个战争期间,美国损失了5.7万名士兵,耗费了2000亿美元,这些资源本可用于改善国内经济和社会福利,1968年,北越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春节攻势震动了美国社会,电视屏幕上村庄的火焰和士兵的牺牲让民众开始质疑战争的意义。
到1968年3月,这种支持率骤降至26%,反对率则大幅上升。
反战运动迅速席卷全国,成为国内分裂的催化剂,1965年下半年,政界、知识界和大学生群体中开始出现反战的声音,学生抗议活动从和平游行逐渐升级为激烈行动,他们冲击征兵站、占领大学后备役军官训练中心,甚至焚烧与战争相关的设施。
到60年代末,每年约20万年轻人通过各种方式逃避兵役,反战运动还与黑人民权运动交织,形成了更大的社会冲击。
黑人士兵在越南战场的比例高于白人,而国内用于改善黑人社区的资金却因战争开支被削减。黑人领袖公开批评越战为“妨碍黑人进步的最大障碍”,将反战与反种族歧视的诉求结合在一起。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国务院约250名职员联名签署声明,公开反对政府政策,内政部长沃尔特·希克尔也发表抗议言论,表达对战争的不满。
而国会中的反战倾向尤为显著。
1970年,麦戈文哈特菲尔德修正案提议设定1971年12月31日为美军撤离越南的最后期限,尽管最终被否决,但它对尼克松政府形成了心理压力。
1971年2月,美国参议院民主党政策委员会通过决议,要求在1972年底前撤出所有美军。
同年6月,参议院通过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规定在北越释放美国战俘的前提下,九个月内撤出全部美军。
美国的前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曾经表示:
一个国家的力量不仅在于军事威力,更在于民众的团结,而美国恰恰失去了这一基础。
电视技术将战争的残酷带入客厅,动摇了民众对“正义战争”的信念。当战争被视为无望且道德上存疑,民众的耐心便迅速耗尽。尼克松后来反思道:
“只有在人民坚信战争正义的情况下,美国领导人才能坚持作战。”
越南战争的国内反对,不仅削弱了政府的合法性,也让美国在战场上的努力失去了根基。
其实美国在越南遭遇如此大的挫败,还有一个非常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美国没有任何的盟友愿意帮助他。
比如英国,再比如法国。
二战后,美国与英国、法国曾因共同抗击轴心国而结成紧密同盟。但在50年代中期,随着欧洲经济的复兴和对苏联威胁的担忧减弱,英法逐渐表现出对美国的独立倾向。
1954年春,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陷入绝境,请求美国紧急援助。
艾森豪威尔政府却提出四项条件:
给予越南联合政府真正自由、由美国负责训练越南军队、美国参与军事计划制定、法国部队继续作战。
这些条件实质上要求美国取代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地位,所以法国断然拒绝。艾森豪威尔政府最终选择袖手旁观,导致法军遭受惨败,法国随后退出越南,美国趁机接管印度支那事务。
1956年的苏伊士运河危机,早就暴露了美英法的分歧。
当时埃及总统纳赛尔宣布将运河国有化,英法希望美国支持其以武力迫使纳赛尔妥协,艾森豪威尔政府却不愿被阿拉伯世界视为殖民主义的盟友,也不愿因中东问题与苏联直接对抗,更希望借机将英法势力挤出中东,独占这一石油产区。
而美国先是采取拖延策略,随后与苏联联手制止英法的军事行动。这些事件标志着美英法战后“蜜月”关系的终结,彼此因国家利益的分化而渐行渐远。
所以在越南问题上,英法的冷漠态度尤为明显。
1954年,艾森豪威尔曾致信英国首相丘吉尔,试图说服英国联合干预越南,防止中南半岛落入共产主义之手,丘吉尔却对此嗤之以鼻,认为英国在东南亚的利益有限,追随美国只会自找麻烦。法国则因奠边府的屈辱对美国心怀芥蒂。
1956年,法国撤销印度支那法军司令部,逐步撤出所有军事顾问,1965年,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致电约翰逊,警告扩大对北越的轰炸将带来政治后果,远超军事收益,并明确表示英国将与此类行动保持距离,法国总统戴高乐则公开主张通过谈判解决越南问题,强调大国不应将命运交由他国决定。
所以,每次扩大军事干涉前,美国都会向英法通报意图,渴望获得支持,但两国始终未派一兵一卒。
失去主要盟友的背书,美国的战争行动缺乏国际政治资本,合法性备受质疑,外交上的孤立进一步削弱了其在越南的努力。
军事上的错误定位最后,就是美国在军事上面的局限性。
客观来讲,越南战争是一场典型的非对称局部战争,美军拥有压倒性的火力和技术优势,却未能将其转化为胜利。
美军依赖传统的战争理念,强调通过强大的后勤保障和先进武器,以高强度火力摧毁对手,力求以低伤亡快速取胜。
而这一理念在越战中表现为对火力的极度依赖,狂轰滥炸成为作战的标志,整个战争期间,美军消耗了1500万吨弹药,远超二战时期的700万吨,平均每名士兵的弹药消耗量增加了25倍。
美军高级将领甚至承认,火力的过度使用让战略变得多余,地面部队在遭遇敌军后往往后撤,呼叫炮火和空袭解决问题。
但问题是,这种“火力崇拜”在越南战场上失效,原因有三。
首先,北越的农业经济抵消了轰炸的破坏力,因为其经济结构简单,生产单位高度分散,缺乏工业国家那样的脆弱基础设施,即使在高强度轰炸下,北越经济仍能在低水平上维持,保留了战争潜能。
其次,北越和民族解放阵线的游击战策略极大降低了物资消耗,越南劳动党中央采取灵活的战术,以游击战或带有游击性质的正规战对抗美军,平均每天仅需15吨物资补给,北越的运输系统包括铁路、公路、水路和山间小路,结合车船、人力和牲畜运输,技术要求低且易于维护。
即使在美军大规模轰炸下,这一系统仍保持每天200吨以上的运力。
最后,北越的战争资源得到中苏等国的有力补充,虽然越南保家卫国的战争并不是中国和苏联在背后推动的,但作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加上过去合作多年,越南在求得和平独立的道路上,社会主义阵营自然会给予帮助。
所以在越南战争期间,中国派遣了32万防空、工程和后勤部队援越,提供超过200亿美元的物资援助。
而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源源不断输送武器和物资。由于国际政治的制约和对核战争的担忧,美国无法通过军事手段切断北越的外部援助。
美军的轰炸未能从根本上摧毁北越的战争基础,反而让自己陷入持久战的泥潭。
来源:纪元的尾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