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广岛、长崎的蘑菇云到南京大屠杀

摘要：每年8月，日本广岛和长崎都会举行庄严的仪式，纪念原子弹爆炸中的遇难者。世界各地的媒体会报道，各界人士会反思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时常被提及：日本社月会为其战争受害者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际叙事和同情，为何中国为其在二战中的受害者——

每年8月，日本广岛和长崎都会举行庄严的仪式，纪念原子弹爆炸中的遇难者。世界各地的媒体会报道，各界人士会反思战争的残酷与和平的珍贵。与此同时，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也时常被提及：日本社月会为其战争受害者建立了如此强大的国际叙事和同情，为何中国为其在二战中的受害者——尤其是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争取同样的历史关注和承认时，却往往面临更多的阻力、争论甚至否认？

这并非一场痛苦的“竞赛”，而是一个关于历史正义、国际政治和集体记忆的深刻命题。答案错综复杂，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这是最核心、最本质的区别。

日本（广岛/长崎）的叙事：在这段历史中，日本将自己纯粹定位为“受害者”。叙事焦点是核武器的恐怖、平民的苦难以及战争末期的悲剧。这种“受害者”身份是简单、纯粹且易于引发全球同情的。它巧妙地剥离了导致这两颗原子弹落下的历史背景——即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包括对中国及亚太各国犯下的滔天罪行。

中国（南京大屠杀）的叙事：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作为明确的“加害者”所犯下的反人类罪行。承认南京大屠杀，就意味着必须直面和承认日本国家机器曾犯下的系统性暴行、军事恐怖和殖民侵略。这种“加害者”的历史身份是任何国家都难以坦然接受的，因为它直接冲击国家的自我认同和道德地位。

因此，日本的纪念活动回避了其“加害者”的角色，而中国的纪念活动则必然要指控其“加害者”的身份。后者自然会遭遇更大的阻力。

1938年1月，15岁的照相馆学徒罗瑾冒着生命危险加洗了30多张日军拍摄的屠杀、侮辱和抢劫中国平民的暴行照片

二战结束后，世界迅速进入冷战状态。美国为了在东亚对抗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需要将日本建设成一个稳定的盟友。这使得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极不彻底。

东京审判虽惩罚了一些战犯，但许多负有责任的政治、军事和工业界人物并未被追究，甚至重新进入政坛，影响了战后的日本政治。

对日本的历史教育也未能进行彻底的“去军国主义化”，导致其国内对侵略历史的认识始终模糊不清，充斥着“自怜”而非“自责”的情绪。

这种外部环境的“宽容”，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否认和淡化侵略历史（包括南京大屠杀）提供了土壤。

美国传教士冒着生命危险拍摄了4盘、总时105分钟的影像，记录了平民被日军屠杀、百姓在鼓楼医院痛苦挣扎

战后至今，日本是世界经济强国和美国的紧密盟友，拥有强大的文化输出能力和国际话语权。通过动漫、电影、文学等载体，日本的“和平国家”形象和其作为核爆受害者的叙事被广泛传播和理解。

相比之下，中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国际体系的边缘，改革开放后虽国力迅猛增长，但在全球文化和舆论场中的话语权仍在构建之中。南京大屠杀的叙事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主要在中国内部进行，直到张纯如的《南京大屠杀》等著作问世，才真正开始大规模进入西方公众视野。话语权的差异直接影响了历史悲剧在全球范围内的“知名度”和“接受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