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入围斯特拉文学奖的作家卡蒂亚·阿里尔在她的新书《渡船人》（The Ferryman）中，坦言对未能收录墨尔本犹太殡葬协会主任埃弗拉伊姆·芬奇所转达的数千条逝者个人细节，感到“先发制人的遗憾”。从1980年代中期到2015年，芬奇为超过1万人主持了葬礼。这本书主

本文为深度编译，仅供交流学习，不代表日新说观点

入围斯特拉文学奖的作家卡蒂亚·阿里尔在她的新书《渡船人》（The Ferryman）中，坦言对未能收录墨尔本犹太殡葬协会主任埃弗拉伊姆·芬奇所转达的数千条逝者个人细节，感到“先发制人的遗憾”。从1980年代中期到2015年，芬奇为超过1万人主持了葬礼。这本书主要通过阿里尔与芬奇及其妻子卡丝的深度访谈展开叙事，揭示了这位“摆渡人”的非凡人生。

芬奇本名杰弗里·芬奇，是一位来自工人家庭的屠夫之子。他以其如饥似渴的档案管理热情和浓重的“澳洲口音”在墨尔本犹太社区备受爱戴。作家阿诺德·扎布勒在为芬奇所作的书前言中，称他为“社区的摆渡人”。

芬奇夫妇在芬奇二十多岁时皈依了犹太教。此前，他的妻子卡丝在报刊亭偶然发现了赫尔曼·沃克所著的《这就是我的上帝》（This is My God）。这本现代正统犹太教指南令她顿悟：“这些传统如此合乎情理……再无其他信仰能带来这般温暖与深邃。”

在长达三十载的殡葬工作中，芬奇始终致力于守护并引导数千位同道者安息。他践行这份使命的方式，是在个人档案中记录下每一位逝者的生平，其中许多是大屠杀幸存者。阿里尔写道，芬奇曾反复告诫她：“提问何其重要，让人们倾诉何其重要，深度倾听何其重要。”

阅读阿里尔的作品，读者既能感受到故事力量所带来的慰藉，又不得不背负起无数未被诉说的故事所带来的沉重。

阿里尔注意到，芬奇在殡葬协会遇到的每个家庭都会获赠莫里斯·拉姆所著的《犹太人的死亡与哀悼之道》（The Jewish Way in Death and Mourning）。根据犹太律法，死者应尽可能在逝世24小时内安葬。书中，阿里尔尤其着迷于“塔哈拉”（Taharah）仪式——一种通过净身与祈祷来净化遗体的神圣行为。

阿里尔通过反复研读芬奇的日记、档案、照片及逝者家属访谈记录，将其编织成叙事长卷。最终，这本混合体回忆录，照亮了这位非凡人物——来自悉尼的少年芬奇，如何在犹太教与人文主义中觅得人生使命，并在此后长达十年退休生涯中，仍持续探访他的“村庄”：斯普林韦尔（Springvale）犹太公墓。

在《渡船人》的尾声，阿里尔追忆芬奇手写记录初次出现在她案头时的场景。她虔诚地采访了他及众多受其抚慰的丧亲者，更在芬奇家中与他的家人共度了无数时光。她曾陪伴芬奇探访“村庄”里那些熟悉而受人尊敬的灵魂。当芬奇细数每一位安葬者的故事时，她静静聆听。“你好啊，孩子，”他轻声呼唤，仿佛能辨认出墓穴下的面容，“你看，我安葬了这个男孩……”

她亦与社区成员交谈，包括芬奇的旧友马克斯·杰恩乔尔。马克斯坦诚地讲述了1990年他七岁的儿子内森因车祸身亡的往事。他记得芬奇驾驶灵车参加内森的葬礼，并在验尸法庭上握着他的手。他称芬奇为“那个你不知不觉中就在身边的人”。

阿里尔自称“既是犹太人，也是世俗人道主义者，是不可知论世界及其杂糅习俗的产物”。但她坦言，唯独面对生死时刻，自己“从未如此感激古老传统的框架与支撑”。在一次创造性的灵感闪现中，阿里尔将自己编织进那些闪烁着炽热情感的叙述——逝去的女儿、父亲、兄弟、朋友。她深知无法“将所有追思都铭刻于心”，但她与芬奇共同雕琢出这首献给生者与逝者的抒情颂歌，献给所有被芬奇慈悲之心触及的人。埃弗拉伊姆·芬奇那份静默的觉知，以及他对人性的坚忍信仰和对彼岸世界的期许，无处不在地唤醒着读者的记忆。当我们沿着阿里尔与芬奇共同铺就的非线性道路前行，读者或许会感受到自身恐惧与悲恸逐渐消融，蜕变为更开放的心境，迎接即将到来的跨越。

从开篇起，读者便被温柔地引向超越尘世的故事；一个社区的“织锦”——用阿里尔的话说，是精神与人性交融的“协作”。然而当读者从死亡边缘被拉回，穿越生命中的所有峡谷与河流时，却已灼灼清晰地意识到：自己曾被埃弗拉伊姆·芬奇这般罕见而奇妙的存在所触动。“最迫切的是我曾是见证者”，芬奇在初遇时便向阿里尔坦白。阿里尔瞬间领悟到他的言行超越了个人与犹太教的范畴：“只需身处这个轻柔移动的人类身旁，我便能感知我们彼此间颤栗般的亲近……”

他们触及了最深邃、最神秘而神圣的领域，探向“肉体与灵魂间的永恒循环”。每位读者都将在《渡船人》中寻获自己的核心。在书末章节，阿里尔回忆起与芬奇驱车归途的场景——当时他们刚结束对一对丧子父母的访谈，车内正播放着尼克·凯夫《拥入我怀》（Into My Arms）的歌声。她感叹这段合作仿佛命中注定，两人轻声和唱着“并肩同乘小舟，漂泊无名之海”。

芬奇以不经意的笔触，印证了美籍以色列作家约西·克莱因·哈莱维的论断：“犹太教是上帝与民族的爱情故事”。哈莱维感叹：“浪漫常伴波澜，但爱情故事永续。”芬奇亦如“吸墨纸”般，诉说着自己沉浸其中的深邃信仰。正如杰恩乔尔所言，这份信仰使他能“悄无声息地”始终守候——随时准备承担为哀悼者留出空间的微妙而沉重的职责。正如阿里尔所言，当他护送珍贵灵魂渡过水域时，这份职责就是“不言而喻”。

历史学家阿利斯泰尔·汤姆森在其开创性著作中阐释了口述历史中的“深度倾听”概念，他认为，通过聚焦“记录访谈的过程而非访谈内容本身”，能凸显访谈过程中的听觉维度。阿里尔与受访者的共鸣，使她得以完整承接并传递这位拥有双重姓名、历经无数人生的男子的故事。

阅读《渡船人》时，我深切体会到玛吉·尼尔森所言“置身诗人之手”的感受。历史学家劳拉·莱维特指出，在诗人之手，“寻常之物”皆可“化作护身符，以另一种形式实现正义与永生”。在《渡船人》中，阿里尔的文字触及难以言喻的境界。例如，当她讲述一枚微型金属纽扣的故事时——这枚纽扣曾属于大屠杀幸存者的集中营睡衣。阿里尔称其为“希望的寄托……生存的象征”。这幅画面中不同世界间的自然衔接，令我无言动容。在反思创作过程时，阿里尔写道自己被情感所触动——被超越言语的语言所触动，她追寻着“救赎的微光，灼地之上转瞬即逝的恩典阳光”。

以色列小说家埃特加·克雷特在其短篇集《自动更正》（Suddenly a Knock on the Door）中，曾短暂描绘出一位不仅存活于世，更具实体形态的神明。然而最终克雷特仍哀叹世间无神。而《渡船人》却在每页纸上毫不掩饰地承载着更高的力量。克雷特敢于赋予神明生命。同样地，阿里尔的回忆录在探索宗教时，打破了常规与当代世俗主义的期待。她塑造的主人公芬奇（至今仍健在）穿越时空行走于死亡之谷：他既能与亡灵自在相处，也能与各信仰的宗教信徒、政客、验尸官、医护人员及丧亲者融洽共处。

芬奇以罕见的谦逊与包容诠释道：“你看，你可以对人感兴趣。但若你对他们的故事感兴趣……这就像让人们知道他们并不孤单，他们是生命长链中的一环。”

当阿里尔穿越他非凡人生的疆域时，读者亦开始感知构成人类、家庭与社群的所有粒子——世俗的与超然的，当下的与过往的。阿里尔与芬奇以优雅、慷慨与关怀，深刻诠释了在后大屠杀时代为记忆留存空间的意义，以及如何尊崇并神圣化生者与逝者。

作者：贾宁·施洛斯，澳大利亚犹太文明研究中心犹太文化实践专业博士候选人，莫纳什大学

来源：日新说Copernicium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