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武帝……开拓西域，派遣张骞出使大夏国后返回，张骞传言大夏国旁边有个身毒国，又名天竺国，从那时起，中国才听闻有佛教这一教派。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接受大月氏国使者的口授，学习了佛经。朝廷听闻此事后，并没有相信。后来，汉孝明帝夜里梦见一个金人，头顶有白色

译文：佛教教义最初传入中国，相传是在东汉明帝时期。在正史中记载较为详细的，是《魏书·释老志》。其内容如下：

汉武帝……开拓西域，派遣张骞出使大夏国后返回，张骞传言大夏国旁边有个身毒国，又名天竺国，从那时起，中国才听闻有佛教这一教派。汉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接受大月氏国使者的口授，学习了佛经。朝廷听闻此事后，并没有相信。后来，汉孝明帝夜里梦见一个金人，头顶有白色光芒，在宫殿庭院中飞行，明帝便召集群臣询问，博士傅毅才回答说那是佛。

明帝于是派遣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人出使天竺国，抄录佛陀的遗范（佛经、佛像等）。蔡愔还和沙门（僧人）摄摩腾、竺法兰一同东归，回到洛阳。中国从此有了僧人以及跪拜的礼仪，便是从这时开始的。蔡愔还带回了《佛经四十二章》和释迦牟尼的立像。明帝命令画工绘制佛像，安置在清凉台和显节陵上，佛经则收藏在兰台石室之中。蔡愔归来时，是用白马驮着佛经回来的，汉朝因此在洛阳城雍门西边建立了白马寺。摄摩腾和竺法兰都在这座寺庙中去世。

洛阳白马寺

有“祖庭”的美誉，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公元68年），是中国最早的佛寺，还有“释源”（佛教发源地）之称。

这种说法的最早出处，是汉朝牟融所著的《理惑论》，此文收录在梁朝僧祐的《弘明集》中，但真伪尚无法确定。（《隋书·经籍志》记载有《牟子》二卷，注解说这是汉朝太尉牟融所撰，如今已失传。《弘明集》中该篇的篇目下注解说：又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然而细读其内容，牟融其实是苍梧的一位隐士，流寓到交趾。他不但未曾担任过太尉，甚至也未曾担任过太守。该书共有三十七节，专门致力于拥护佛法。其文体不太像汉朝人的风格，所以不敢确信。倘若它不是伪作，那么这便是论述佛法最早的书了。）后来人们又加以渲染附会，编造出永平十四年僧道斗法，数千名皇室宗亲与妃嫔同时出家等种种荒诞不经的说法。

还编造出是摄摩腾所译的《四十二章经》，将其编入佛教经典之中，流传至今，这些恐怕都不可信。（这些荒诞说法中最早的，出自《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此书见于唐朝道宣的《广弘明集》。注解说作者不详，书中称道士褚善信、费叔才奉诏在白马寺前集合，与摄摩腾等人斗法，结果道经全部被焚毁等等。）大致来说，蔡愔、秦景西行出使，摄摩腾、竺法兰东来中国，白马驮经，在洛阳城雍门西边建寺，这些事应该都不是虚构的。然而，所谓当时提倡佛法，也仅限于此。至于创立佛教经典，广泛度化僧人，则断然不是当时所能做到的事。（《四十二章经》的真伪，将在另外章节详细论述。）不过，诵读研习佛法的人，当时早已存在，这是不容置疑的。《后汉书·光武十王传》记载：

楚王刘英喜好佛教的斋戒仪式。永平八年，他进献三十匹黄缣和白纨给国相，以赎自己的罪过。明帝下诏回复说：“王你诵读黄老之学的精微言论，崇尚佛教的仁慈，清净斋戒三个月，与神明立誓，还有什么嫌疑和疑惑，以至于会有悔恨之事呢？你还是把赎罪之物拿回去，用来资助在家信佛的男子（优婆塞）和出家僧人（沙门）的盛宴吧。”并将诏书颁示给各诸侯国。

《弘明集》 是南朝梁代高僧僧祐（445—518）所著的一部旨在“弘扬教义、阐明正道”的论文集。

《广弘明集》 是佛教文集，作为《弘明集》的续集但体例略有不同，由唐朝高僧道宣（596—667）所著。

佛陀 也可译为浮屠、浮屠等，指的是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

优婆塞 是梵文Upasaka的音译，指在家信佛的男子。

沙门 是梵语sramana的音译“沙门那”的略称，也可译作“桑门”。原本是古印度各教派出家修道者的通称，佛教盛行后，专指依照戒律出家修道的僧侣。

关于汉明帝派遣使者出使西域之事，相传发生在永平十年；（《释老志》《弘明集》《高僧传》都没有记载具体年份。将其指为永平十年，是从隋朝费长房的《历代三宝记》开始的。）然而，回复楚王刘英的诏书，是在永平八年。诏书中已出现了浮屠（佛陀）、优婆塞、沙门等名词，并且已经用于正式公文之中，由此可见这些名称早已为社会所熟知。有名称就必然先有相关事实，那么佛教的传入，大概在永平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释老志》中称“汉朝的沙门，都穿红色的粗布衣服”，由此可见当时沙门应该已经不少了。然而，根据晋朝石虎时期著作郎王度所奏，他说“汉明帝因感梦而初次传入佛教，只允许西域人在都邑建立寺庙来供奉他们的神灵，汉人都不得出家。魏朝沿袭汉朝的制度，也遵循这一惯例”（《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引）。

这是对汉魏时期制度的最为明确的记述。大概我国自古以来，就绝对地听任“信教自由”。对待外国人，都顺应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汉朝时设立佛寺，正如唐朝时设立景教寺一样，不过是听任流寓的外国人自行尊崇他们的宗教，并不含有鼓励之意。然而，汉桓帝延熹九年，襄楷上书，有“听说宫中设立了黄老和浮屠的祠庙”这样的话（《后汉书》襄楷本传）：由此可见，当时佛教的信仰已经传入宫廷了。桓帝、灵帝时期，安息国僧人安世高、月支国僧人支娄迦谶，先后来到洛阳，翻译了数十部佛经；佛教的兴盛，应当以此作为纪元。

原文：佛法初入中国，相传起于东汉明帝时。正史中记载较详者，为《魏书·释老志》。其文如下:

汉武……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博士弟子秦景宪受大月氏王使存口投浮屠经。中上闻之，未之信了也。后孝明帝夜梦金人，顶有白光，飞行殿庭，乃访群臣，傅毅始以佛对。帝遺郎中蔡愔、博士弟子秦景等使于天竺，写浮屠遗范。愔仍与沙门摄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跪拜之法，自此始也。愔又得佛经四十二章及释迦立像。明帝令画工图佛像，置清凉台及显节陵上，经缄于兰台石室。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而至，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摩腾、法兰咸卒于此寺。

洛阳白马寺

“祖庭”之誉始建于东汉永平十一年(68)，是中国最早的佛寺，有“释源”、

此说所出，最古者为汉牟融《理惑论》，文在梁僧祐《弘明集》中，真伪未敢断。(《隋书·经籍志》有《牟子》二卷。注云:汉太尉牟融撰，今佚。《弘明集》本篇篇目下注云:一名《苍梧太守牟子博传》。然读其内容，则融乃苍梧一处士，流寓交趾。不惟未尝为太尉，且未尝为太守也。书凡三十七节，专务拥护佛法。文体不甚类汉人，故未敢置信。若其不伪，则此为论佛法最古之书矣。)其后文饰附会，乃有永平十四年，僧道角力，宗室妃嫔数千同时出家，种种诞说。

又造为座腾所译《四十二章经》，编入藏中，流通迄今，殆皆不可信。(此等诞说最古者，出《汉显宗开佛化法本内传》，见唐道宣《广弘明集》。注云未详作者，据所说，则道土禇善信、费叔才奉敕集白马寺前，与摩腾等斗法，道经尽毁云云。)大抵愔、景西使，腾、兰东来，白马驮经，雍西建寺，事皆非虚。然所谓提倡佛法者亦仅此。至于创经典，广度沙门，则断非彼时所能有事也。(《四十二童经》真伪，别详第干章。)然诵习佛法者，早已有人，盖不容疑。《后汉书·光武十王传》云:

楚王英喜为浮屠斋戒。永平八年，奉黄缣白纨三十匹诣国相赎愆罪恶。诏报曰:“王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洁斋三月，与神为誓，何嫌何疑，当有悔吝?其还赎以助伊蒲塞桑门之盛馔。”因以班示诸国。

《弘明集》 南朝梁代高僧僧祐(445~518)所著的一部旨在“弘教明道”的论文集。

《广弘明集》 佛教文集。为《弘明集》续集而体例略异。唐高僧道官(596~667)著。

佛陀 亦译为浮屠、浮图等，指佛教的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

优婆塞，梵文Upasaka的音译，指在家信佛的男子

沙门 梵语stamana的音译“沙门那”的略称，亦译作“桑门”。原为古印度各教派出家修道者的通称，佛教盛行后专指依照戒律出家修道的僧侣。

汉明遣使事，相传在永平十年;(《释老志》、《弘明集》、《高僧传》，皆无年岁。其指为永平十年，自隋费长房之《历代三宝记》始。)然报楚王英诏，在永平八年。浮屠(佛陀)、伊蒲塞(优婆塞)、桑门(沙门)诸名词己形诸公牍，则其名称久为社会所已有可知。有名称必先有事实，然则佛法输入，盖在永平前矣。《释老志》称“汉世沙门，皆衣赤布”，则当时沙门，应已不少。

然据晋石虎时著作郎王度所奏，谓“汉明感梦，初传其道，唯听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其汉人皆不得出家。魏承汉制，亦循前轨”(《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引)。此述汉魏制度，最为明确。盖我国自古以来，绝对的听任“信教自由”。其待远人，皆顺其教，不易其俗。汉时之有佛寺，正如唐时之有景教寺，不过听流寓外人自崇其教，非含有奖励之意也。然桓帝延喜九年，襄楷上书，有“闻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一语(《后汉书》本传):据此，则其信仰已输入宫廷矣。桓、灵间，安息国僧安世高月支国僧支娄迦谶，先后至洛阳，译佛经数十部;佛教之兴，当以此为纪元。

来源：乡野村夫一点号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