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欢迎蒋委员长”的欢呼声中，在天上飞来、地下钻来的劫收大员们的忙乱之中，在普通百姓将“中央军”称为“遭殃军”、将“国民党”称为“刮民党”、将“蒋总裁”称为“蒋发财”时，蒋介石政权的种种败象已经显露出来了。

引子

＃本文摘自《败因：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2013年)，作者武更斌，原节标题《丧尽人心的执政党腐败》

正文

在“欢迎蒋委员长”的欢呼声中，在天上飞来、地下钻来的劫收大员们的忙乱之中，在普通百姓将“中央军”称为“遭殃军”、将“国民党”称为“刮民党”、将“蒋总裁”称为“蒋发财”时，蒋介石政权的种种败象已经显露出来了。

蒋介石纵容党和军队的腐败，同时并利用腐败进行控制，保持自己的独裁地位。但蒋介石没有料到的一点是，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也是不能打仗的，靠封官许愿也选拔不出杰出的将领。

蒋介石自1927年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到1949年兵败大陆，退守台湾，其间仅仅22年，这个拥有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军队，拥有一大批具有近代科学知识的科班出身的文武大员的政权，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就失去大陆，分崩离析，不仅为蒋介石本人始料不及，也令其政府的官员们大惑不解。其实蒋介石政权迅速失败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其政治腐败，失去民心。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任何政权都会成为空中楼阁，它的下台自然就不可避免。

在中国历史上也曾有过短命的王朝，它们之所以短命的原因是因为当政者施暴政于民，杀鸡取卵，结果为人民所推翻。秦王嬴政在统一六国后，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皇帝，人称秦始皇。秦始皇统一中国文字、度量衡，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功劳可谓不小，然而其修筑长城、焚书坑儒，结果弄得举国上下，人人自危，民不聊生。终于在秦二世时灭亡，其间仅仅16年的时间。隋炀帝为修大运河，任意加重人民徭役负担，修运河民众，死亡者达十之三四，又劳师远征高丽，结果逼得人民不堪忍受，起而反隋，隋朝也就在它的第二代统治者手中断送了。后来的唐朝统治者在总结隋朝灭亡的教训时，总结出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的道理，给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和条件，唐朝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经济大发展的朝代。纵观中国历史，短命王朝没有一个不是以人民为敌，残酷压榨人民，结果被人民反抗的洪流所吞没的，正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兵败大陆时的蒋介石年仅62岁，这正是一位政治家施展其政治才华、大展宏图之时，而蒋介石却不得不接受彻底失败的现实，丢下苦心经营20多年的大陆，仓皇逃亡台湾，去做可望而不可即的失败者的反攻梦。一个王朝的建立者，在其年富力强之时，亲眼看到其政权彻底垮台，在中国历史上除蒋介石以外，恐怕是绝无仅有的了。

蒋介石在40岁时就已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拥有中国历史上人数最多的军队，有一大批堪称知识化、专业化的干部队伍，却在短短的三年多时间里便兵败大陆，就是因为他失尽了民心，失去了政权存在的基础。从蒋介石政权建立的那一天起，蒋记国民党政权就充斥着腐败、贪污，并疯狂地对人民巧取豪夺，与人民为敌，至抗日战争结束后，腐败问题比起历代统治者已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这个政权在其建造者手中断送，也就不足为奇了。

上图：迁台不久，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出席集会。

上图：刚刚逃到台湾的蒋介石。

蒋介石成为当时中国的最高领袖后，从来没有将人民的利益放在眼里，更不可能放在心上，他根本就不知道失去人民的支持，国民党政权就会倾覆，因此他将人民群众视为任其宰割、奴役的对象，将人民视为愚昧的阿斗，为所欲为。而他的文武大员们，也多是以个人好恶决定其行动，以扩展个人权势、结交权贵帮派为能事。这样的统治集团不失去人民的支持，不被人民愤怒的潮水吞没，才是怪事。

蒋介石政权，一直存在着贪污腐败现象，但那时表现的还不很明显，只关心部下是否忠于自己的蒋介石对这一关系到生死存亡的问题始终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以至于腐败在国民党政权愈演愈烈，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许多官僚公然吸食民脂民膏，抢劫、搜刮民财。很多人认为蒋介石政权的垮台是从抗战胜利后的接收过程开始的。的确，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在“欢迎蒋委员长”的欢呼声中，在天上飞来、地下钻来的劫收大员们的忙乱之中，在普通百姓将“中央军”称为“遭殃军”、将“国民党”称为“刮民党”、将“蒋总裁”称为“蒋发财”时，蒋介石政权的种种败象已经显露出来了。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保证接收工作能纳入国民政府的统一管理之下，蒋介石决定在陆军总部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负责军事系统方面的接收。后又经蒋介石批准成立了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负责行政范围内的接收工作。蒋介石接收的初衷是将数目庞大的敌伪财产全部收归国民党政府所有，充实国民党的统治实力，在即将开始的和共产党的斗争中，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没想到事与愿违，由于接收工作混乱，接收大员们个个中饱私囊，借“接收”之机，大发横财，“接收”变成了“劫收”、“劫搜”，人们对此怨声载道，对国民党的希望变成了失望。国民党政府和其文武大员们虽在接收中掠夺了大量财富，却埋下了仇恨的种子，使其离失败的距离已经不远了。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在接收过程中，贪污盗窃，敲诈勒索，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民有房屋指为敌有，加以没收，占为私有的事情屡见不鲜。在接收过程中，同一个单位经常被不同的系统重复接收，你争我夺，甚至于互相残杀，好不热闹。很多地方出现“封条重重”、“此封彼揭”的现象，形成“你也抢，我也抢”，“文和武争、官与民争”的局面。多一次接收，就多一层损失。接收大员们关心的是“五子登科”（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而不是如何保护厂矿财产。在接收时，北平市长熊斌看中了一所德国人的房子，立即派四名警察前去看守，还在门上贴了“熊市长寓”的字样，偏巧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参谋长也看中了这套房子，又派三名军人前去看管。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相持不下，成为北平城内的一大丑闻。而上海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司令部与上海警备司令部为争夺一所日本俱乐部，竟至互相开枪，发生死伤多人的流血事件。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郭忏在负责接收湖北境内敌伪物资的过程中，从接收物资中提出价值40亿元的绸缎、布匹和日用品，分给战区范围内各军事机关的官兵、眷属，而他自己贪污、受贿的物资、金额远不止此数，具体数目不得而知。日本投降时留在海南岛的各种车辆有2000多部，而各接收机关造册登记的只有961部，且全是待修和报废车辆，被盗走车辆占据大部。不仅如此，接收大员们为了霸占民产，任意将民族企业、私人房产说成是敌产、伪产，以“接收敌产”的名义将其变成自己的私产。在武汉就有金龙云记面粉厂、太平洋肥皂厂等29家厂商，被说成是敌产，加以没收，被强占的民房就更多了。

冯玉祥曾对接收有过一段实际的描述，他说：“到上海、北平、天津各地接收的人，一个工厂、一个仓库，前面会贴上六个或七个封条，经济部说是他应管的，财政部说是与他有关系，军政部说是他用得着，前面的封条刚贴上，就把后门开开了，先把成品都运走，然后把原料也都运出卖掉了，以后连机器都拆了卖，甚至把电灯泡拿下来，把电线割断了。因为抢一辆汽车，两个机关打起来。”接收大员们为了敲诈人民，随意加人以汉奸罪名而加以逮捕，从小商人到大学教授随时都有被戴上汉奸帽子坐牢的可能。他们到底劫收了多少物资，无法计算。北平被接收物资不足原有的五分之一。南满铁路在沈阳的房产原有1200栋，接收人员强取豪夺之后，只剩下2栋。中央社武汉分社竟掠取敌伪物资达数十亿元。这种疯狂的劫掠，不仅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深重灾难，也使人民对政府的信心日益失去。

上图：1937年1月，武汉防空演习，右起第四人郭忏，时任湖北省防空司令。

上图：光复后的冯玉祥。1928年2月，蒋介石与冯玉祥结为盟兄弟。蒋给冯的手书是：“安危同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死生不渝。”

想当初，抗战刚刚胜利之时，饱受八年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对“领导”抗战胜利的最高领袖，对在内地重庆的国民党大员们寄予极大希望。当国民党接收大员要来的时候，这些长期生活在沦陷区的人民是何等喜悦，对接收大员们充满了企盼的心情。在日本铁蹄之下苦苦挣扎了半个世纪的台湾人民，甚至于跪倒在地，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可是国民党接收大员来到后，对人民巧取豪夺，以接收为名，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人民彻底地失望了。他们气愤地说：“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天上来，地下来，就是老百姓活不来”。就连被人称为对国民党“小骂大帮忙”的《大公报》都认为：“无数人为胜利而狂欢过，如今却如水愈深，如火愈烈，民不聊生。”

国民党的接收大员们以接收为名，疯狂侵吞本属于国家和人民的财产，大发接收财，不仅引起了人民群众的普遍不满，而且蒋介石政权中一些头脑比较清醒的人，也不断提示蒋介石，照此下去国民党的前途不堪设想。他们认为如果听任接收大员们这样胡作非为下去，国民党就会败在自己手中，必须想办法制止目前这样的接收。

陈布雷在国民党政府中是相当廉洁的，自从他当了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后，对蒋介石忠心耿耿，可谓蒋之忠臣。当他看到国民党军政大员们“五子登科”，大发接收财时，很是不满，也开始发牢骚说：“我过去还相信陈氏兄弟在金钱上总比较清白，不会贪污。今天一看，他们和孔宋一样，在抢肉骨头。他们也接收，他们也争。”这位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的国民党政府国策顾问对接收深为忧虑，对国民党的前途忧心忡忡。负责经济接收的一位重要人物邵毓麟竟大胆地向蒋介石说：“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以后国民党所走的路，竟被此人不幸而言中。

1928年5月，陈布雷在保定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同僚合影。左起：吴思豫、陈立夫、陈布雷、周佛海、程天放、邵力子。这一时期，陈布雷与陈立夫兄弟关系甚笃。

蒋介石本人也感到这样下去，对其政权极为不利，遂下令组织“接收处理敌伪物资清查团”，企图打几个苍蝇示众，借以收拾人心。结果查出上海市长钱大钧盗卖敌伪物资42亿元，可是钱大钧竟说是“蒋委员长批准的”。蒋介石则说：“钱大钧贪污成性，不足道也。”蒋介石视贪污如儿戏，不加究办，别人更不好过问，最后此事不了了之。老百姓也看出了清查团不会真正揭蒋介石的疮疤，对他们也就不抱任何希望，认为清查团无非是“在接收中没有分到许多油水，此来还不是要敲一笔竹杠”。北平临时参议会会长谷钟秀在欢迎清查团的大会上致辞说：“国难发国难财，胜利发胜利财，今天清查不希望再发清查财。”老百姓清楚清查团不是真的要清查，也不会“清查”出什么，不过是做个样子而已。接收使得国民党的官场更加乌烟瘴气，贪污、腐败、骄奢淫逸成风，国民党政权更加腐败。

官场的腐败，也使得国民党的军事更加腐败，高级将领们同样大发接收财。他们打着军用的名义，肆意劫掠民用企业和人民财物，军政部接收组在徐州接受了烟草公司和酱油厂等民用企业，还振振有词地说：“当兵的不能吃纸烟吃酱油吗？谁说不属军用。”国民党军事方面的“劫收”，使得其部队迅速腐朽瓦解下去，根本不可能在战场上取胜。蒋介石在对中国共产党用兵屡遭失败后，也不得不承认：“在接收时许多高级军官大发接收财，奢侈荒淫，沉溺于酒色之中，弄得将骄兵逸，纪律败坏，军无斗志。可以说：我们的失败，就是失败于接收。”杜聿明被人民解放军俘虏后，也说：“国民党军队有一半是败在自己手里的。”此话不无道理，蒋介石的失败，开始于接收的开始。

蒋介石似乎也看出了他的党政官员腐败堕落，日益失去人心，逃脱不掉失败的命运。蒋介石希望其党政官员振作起来，希望他的党、军队能像抗战刚刚胜利时那样，受到民众的欢迎和拥护，但是国民党的肌体从其建立南京政府之日起，就已出现了种种腐败迹象，经过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它已彻底腐败了，此时蒋介石纵想重整旗鼓，也只能回天无力。但蒋介石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其政权和军队这样烂下去，更不想国民党的一统江山就败在他的手里，所以他要挣扎，要尽全力挽救失败的教训，想改造国民党。

1947年12月31日，中国邮轮有限公司在台湾高雄接收日产“黑潮丸”，并改名“永灏轮”时的情景。

1947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议强调要“肃清官僚主义”，加强“党的领导”。蒋介石在会上说：“如果仍如过去一样因循苟且，腐败堕落，甘于暴弃，那即使没有敌人，我们也要遭遇天然的淘汰，无法生存于这个世界。”进而他提出“澄清吏治，根绝贪污”，认为：“现在我们中国的政治，最为外人所诟病的，就是我们政府的贪污和无能”。照此发展下去，中共领导的力量足以消灭蒋介石的党天下，因此蒋介石急于重整他的党政军，以保住蒋家天下，但只要他不放弃个人独裁和专制，不还政于民，其改革和更新都是一纸空文，不过说说而已。

抗战期间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李宗仁对当时“国军”中的各种“潜规则”有颇为深刻的观察，多年以后读起来，还是让人不禁掩卷长叹。凡事必须行贿才能办，这是“国军”的“潜规则”之一。当时由于战斗激烈，各军消耗很大，如何才能得到及时、充分的补给，是部队指挥官最关心的事情之一。在他的那部半文半白的回忆录中，李宗仁记录了这么一件事：第二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拿着“委员长亲批手令”，却无法从军械仓库中领出枪械来，而一位新编师长王认曲，比他后得到手令，却很快就领到了枪械。“总司令”便向“师长”请教其中的“窍门”。王认曲说，其实也很简单，他奉批得到新枪一千支，他决定卖掉二百支，就以这笔款项向经管仓库人员行贿，如此他尚可实得八百支，比王缵绪一支也得不到强多了。问题在于，这种现象并不是孤立的。傅作义也曾告诉过李宗仁一件类似的故事：某次蒋介石亲批傅作义弹械一批，可是仓库主任却老是不客气地说，有手令也不行，要领武器，就一定要出钱。傅作义说，钱当然付，不过可否给一收据。那仓库主任利令智昏，竟真的给傅作义写了一张收据。傅作义有证据在握，乃立刻告到蒋介石那里。果然，委员长一怒之下，把这位仓库主任给撤职了。可是不久之后，他又当了另一个仓库主任。行文至此，李宗仁不由得感慨万千：“军队为国捐躯，武器损失，弹药消耗自所难免，尚须行贿才可得到补充，实为千古未有的怪现象”。

国共内战开始一年后，美国总统特使魏德迈来到中国，用一个月的时间，从北至沈阳南到广州的十几个城市进行了巡视，巡视后他发现中国的形势比预料的要坏得多。于是这位特使先生在国民政府委员会和部长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毫不客气地指出国民政府各级官吏腐败无能，蒋介石政府前途黯淡。他历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种种腐败现象、贪污腐化、秘密警察横行、滥用刑罚、乱捕滥杀，指责国民党失去人心而助长共产党的势力，他认为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精神资源破了产，必须立即改革。对这位美国特使先生的指责，蒋介石敢怒不敢言，但也确实无话可说，因为魏德迈所说的种种腐败现象都确实存在，他能辩解什么呢？再说要依靠美国，就不能得罪美国大老板呀。两天以后，魏德迈对到机场送行的国民党大员们又发表声明，再次表示对国民党腐败无能的蔑视和不满。这位美国人的所言所行，或许有因民族优越感而对中国的偏见和蔑视，但他确实希望国民党能在中国大陆长期统治下去，才直言发表这番谈话。

面对日薄西山、不可救药的国民党，那些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要员们，亦感国民党的气数将尽，腐败的“痼疾”难以医治，只好撒手而去。1948年11月12日，蒋介石的文胆陈布雷吞服安眠药自杀，他在自杀前绝望地长叹：“我们为了守法，牺牲了国家利益，牺牲了个人利益，却便宜了金融家！”过去陈布雷曾认为国民党尽管腐败，20年总能维持。那承想不过一年的时间，国民党政权就呈江河日下之势，他自叹“油尽灯枯”，到另一个世界去寻求安宁，做他那平生都在做的记者梦去了。

陈布雷死后仅仅三个月，1949年2月11日，跟随蒋介石坚决反共的理论家戴季陶在广州服毒自杀，这位反共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理论家，似乎更早就看出了国民党的危机。当抗战刚刚胜利，在一片鞭炮、鼓乐的狂欢声中，他就说过：“你们欢喜什么？！哭还在后面呢，将有千百倍艰苦，都得去忍受，你们必须提高警惕，何贺之有！”这位反共文人似乎也看到了共产党是不可战胜的，他们有革命的理论、主义作指导，有严明的纪律，有广大群众的支持，又经过八年抗战，力量更加壮大，必将成为国民党有力的竞争对手。国统区内物价飞涨，特务横行，人民怨声载道，对付共产党绝非易事。果然，抗战胜利刚刚两年，国民党不仅军事上处处失利，连战连败，而且政治上丧尽民心，经济也陷入严重危机，他对国民党彻底失望了，也与陈布雷同样“油尽灯枯”了，他实在没有勇气看到蒋介石最终失败的惨状，只能选择服药而亡。对这位理论家的死，蒋介石“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

的确，国民党内的腐败，连他们自己亦不得不承认，连蒋介石最亲信的人也不得不面对，他们都曾为蒋介石出谋划策，企图保住蒋介石的政权。无奈蒋介石政权已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实在无医治之良药，等待它的命运只能是失败。

戴季陶。1920年蒋给戴的信中说：“吾之取重于兄者，增我知识，长我学问，不客气，不敷衍，规劝临责，不稍假借，时时导我于正，强我为善，此弟之所以须臾不能离兄者……而兄之所以不能弃夫弟者，而终望着有成业之一日乎？”二十七年后，戴太绝望了，弃蒋自杀。

蒋介石眺望大陆

蒋介石眺望大陆。

1949年5月12日，心情沉重的蒋介石独站孤岛，望着四周波涛汹涌的大海，反省22年来的成败得失，终于明白，其政治腐败，失去民心，是他败退台湾的根本原因。他深感过去的部下和文武官员，多是空言不实，麻木不仁，徇情任私，官僚作风，致使他的蒋氏王朝，一朝瓦解。他的这种从王朝倾覆的切肤之痛和惨痛教训中得到的深刻认识，对他以后偏安台湾岛起了一定作用。

国民党政治的腐败，官场的腐败，使其政权内部逐渐腐朽，国民党政府表面轰轰烈烈的背后，隐藏着不可克服的危机。最后，终于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的危机之下，导致政权分崩离析，大厦倾覆。国民党政治上的腐败至极，是其失去大陆的最根本的原因。

曾有人评论说，蒋氏终其一生，就大处着眼而观之，可说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之所以会如此，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蒋介石纵容党和军队的腐败，同时并利用腐败进行控制，保持自己的独裁地位。但蒋介石没有料到的一点是，腐败的军队是没有战斗力的，也是不能打仗的，靠封官许愿也选拔不出杰出的将领。最后终于自毁长城，凄凄惶惶，退出历史大舞台。

资料来源：

《败因：蒋介石为什么败退台湾？》（2013年)

来源：自然与社会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