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香港知名舞台剧及影视编剧、专栏作家、作词人。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及电视系。音乐剧作品包括《大状王》《雄狮少年》《一水南天》《一屋宝贝》等。2022年凭《一水南天》获第三十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剧本奖”提名，并获“最佳填词奖”。曾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香港艺术发

【张飞帆】

香港知名舞台剧及影视编剧、专栏作家、作词人。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及电视系。音乐剧作品包括《大状王》《雄狮少年》《一水南天》《一屋宝贝》等。2022年凭《一水南天》获第三十届香港舞台剧奖“最佳剧本奖”提名，并获“最佳填词奖”。曾获香港艺术发展局颁发“香港艺术发展奖——艺术新秀奖（戏剧）”“香港艺术发展奖——艺术家年奖（戏剧）”，并获2024中国音乐剧协会年度盛典“年度优秀编剧”。

香港原创音乐剧《大状王》编剧张飞帆接受记者专访。张盼摄

记者：《审死官》既有粤剧，又有周星驰《审死官》《九品芝麻官》两部喜剧电影，影响过不同年龄、不同审美趣味的观众。《大状王》中虽然出现了电影中的人物和情节，但更多是以重新整合的方式，看起来似曾相识，但又是新的故事，您如何看待这种熟悉感和陌生感的交织？

张飞帆：历史上其实没有宋世杰这个人物，他来自民间传奇故事。宋世杰和方唐镜两个角色在香港很多影视剧中都出现过，存在于不少香港人的童年记忆中。在我们这辈人的心里，两个人有点像黄飞鸿和奸人坚，是正邪的对决。

最初作词岑伟宗老师和作曲高世章老师说，想做清代的公堂故事。如果要香港人想公堂故事，肯定会记起宋世杰这个人，所以我就用这个人物来创作。但如果要讲关于救赎的故事，那应该从比较坏的人入手，这个故事里的“坏人”就是方唐镜。

我们这辈人是看着周星驰的电影长大的，我用大家比较熟悉的人物和情节，让人比较容易代入。但不一样的地方在于，我想让观众看看，我怎么去“反”（转化）这个故事。《大状王》中有个重要的设计，跟《审死官》等电影中很不一样，就是方唐镜和宋世杰两人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认知。这样的处理既是向传统致敬，也是以“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去写故事。

周星驰电影中的方唐镜形象。图片来自网络

记者：《大状王》是您与岑伟宗、高世章先生长期合作的又一成果。可否简要介绍你们合作的工作模式？

张飞帆：香港原创音乐剧发展50多年，还没有形成很成熟的创作体系，每个人写音乐剧的方法和习惯都不大一样。我和岑伟宗、高世章老师一般是先有故事概念，比如《大状王》创作之初，他们很想做清代的公堂戏，我就去构思用什么人物，去讲什么故事。

我把《大状王》当成话剧剧本去写，中间要放歌的地方，比如某段戏、某段对白可以变成歌曲，会用其他颜色标记。在剧本基础上，高世章老师会先作曲，再由岑伟宗老师填词，将原先的剧中对白，巧妙地变成他的歌词。我们3人多次合作，大概有10多年，彼此有了默契。

《大状王》2025巡演香港站剧照。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及香港话剧团供图

记者：您在访谈中提到，岑伟宗先生约您写剧本时，最初提了3个要求：清代戏、脱胎于《审死官》但不要类似、以“救赎”为主题。在清代戏方面，观众普遍认为剧本扎实、构思精巧，台词中没有任何跳脱时代的感觉。在“救赎”方面，有观众既看到了《浮士德》，也看到了《哈姆雷特》的影子。请问您是如何构思和创作的？

张飞帆：我们第一次试演的时候，有人说《大状王》很像《汉密尔顿》。其实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不会是要特别参考哪一部音乐剧，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观众看的音乐剧多了，自然产生了一些联想。

岑伟宗老师最初找我的时候，他说很希望故事里有救赎的主题，也提到了《浮士德》中的魔鬼。那时候我就想到了人鬼故事，不过中西文化不同，西方语境下是魔鬼，中国传统中的鬼是人死后所化，后来就有了现在的版本，也经历过了很多遍打磨。

最初的版本还有其他两个角色，不过从第一次试演之后，我们就删掉了。当时主创们把想要表达的东西都放进去，结果那个版本太丰满了，观众不大好接受。我们于是开始做减法，最后保留下来的就是现在看到的救赎主题和人物。每一部音乐剧的创作，其实要花很长时间，因为每一次都是一个尝试，我们要看到作品出来怎么样，才知道下一步如何去改。

《大状王》2025巡演上海站剧照。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及香港话剧团供图

记者：《大状王》集中用3场公堂戏来推进剧情、完成人物塑造。有评论认为，天然存在对峙的公堂戏本就充满戏剧张力，可贵的是，在公堂戏的明线之外，剧本通过方唐镜和宋世杰冲突的暗线（亦可视作人物内心冲突和自省）来表现更核心的命题，即人物的幡然觉醒和成长转变，并完成弃恶扬善的普世价值传递。请问您怎么看？您想要传达的主题和艺术构思是什么样的？

张飞帆：最初构思主题的时候，我想的就是救赎，讲一个坏人怎么变成好人。当然在创作过程中，我会比较贪心，现在观众会看到很多因果、命运、佛家、道家的内容。每个人都会看到不同的点，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

我们中国人经常说，好人有好报。可现实中我们看到的情况，好像不一定都是这样。那么如果当好人没好报的话，我们干嘛还要当好人？这是我最想给观众思考的问题。我的感受是，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好人没好报，是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尽头。因为我们这一刻看到的是好人没好报，可有时是好人做了好事，回报出现在那个人看不到的多年之后，也不一定体现在那个人身上，可能回报在其他人身上。

《大状王》来内地巡演，我看到很多人在讨论何淡如，他也是我很喜欢的剧中人物。他出场次数不多，却与主线故事联系紧密。何淡如是纯粹的好人，一辈子都在想着救人，后来发现好像也救不成，还害得自己丢了性命。但最感人的地方在于，看似他救不了的人，最后好像也因他得救，他实际上是救了很多人。这就回答了我的问题，当好人看似没好报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也会当好人？

其实剧中每个角色，最后都得到了一开始想要的东西，他们的终极目标都实现了。不过为什么他们实现心中所想，好像又成了悲剧，这是很有意思的地方，看过戏的观众不妨想一想。

记者：在《大状王》香港演出场刊中，香港话剧团艺术总监潘惠森先生提到该剧是“香港文化孕育”，请问您如何看香港文化土壤对这部戏的影响？

张飞帆：我是广州人，3岁去了香港，香港是中西文化荟萃之地，我就是在这样的地方成长起来。音乐剧源自西方，但其中又演又唱的表演方式，与中国戏曲有异曲同工之妙。我们一直在想，怎样去把中西方这两种艺术形式融合起来。《大状王》无论故事、音乐、歌词等，都很能代表岭南文化，特别是香港文化。在我们成长过程中，上世纪80年代的港剧、香港电影、香港流行音乐，都是融入血液的养分。

我生来使用粤语，觉得它非常优美，粤语也兼具通俗的特点。音乐剧是雅俗共赏的艺术，粤语同样是亦雅亦俗。观众会发现《大状王》的故事、岑伟宗老师的歌词，既可以说一些很贴近生活的事情，也可以提升到人生宏大的主题，会有很优雅的表达。我发现粤语音乐剧在内地只要有字幕，大家都可以看懂，就像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粤语歌、香港电影风靡一时，在亚洲拥有不少受众，大家都可以理解。

记者：《大状王》2015年创意萌芽，2017年确定由西九文化区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呈献制作，2019年预演，2022年首演，排练期间剧本修改超过20稿，现在的版本与2019年相比无论情节还是歌曲都改了一半以上。在本次巡演期间，仍在不断修改。您如何看待这个过程？

张飞帆：音乐剧肯定要经历很多遍修改。出了第一版之后，还要经历workshop（工作坊）打磨，接下来有预演、首演、重演等，要不断地进行修改。我创作音乐剧一般都会经历比较长的时间，但《大状王》肯定是耗时最久的，因为从构思到创作，到西九文化区帮我们发展这个剧，再与香港话剧团联合制作，涉及不同的单位，过程是很长的。

在本次巡演期间，我们还在修改。我们会根据现场观众的反应，进行一些微调。有句话说得好，好的剧本不是写出来的，而是改出来的。对于编剧来讲，应该是感受挺深的。作为创作者，我需要不停地自我更新，跟这个世界保持同步，多了解每天发生了什么事情，年轻一代在想些什么。这个剧大的脉络我们不会动，但在一些局部，我们会尊重观众的感受，适当进行调整。

上海观众带着《大状王》沪上限定周边进京再次欣赏演出。张盼摄

记者：《大状王》内地巡演过程中，您印象深刻的方面是什么？

张飞帆：对于创作者来说，除了想分享一个故事，最希望的是观众看完戏之后，会多思考，生命中有不一样的体会。我觉得内地观众真的很厉害，他们如果喜欢某个剧，就会花很长时间去研究。有些他们研究出来的东西，我还没有想过，这太有趣了。观众也会进行二次创作，比如漫画、小说等，还有人整合了故事里每个人物的时间线，这些让我很感动，内地观众真是很用心在看演出。

来源：全国党媒信息公共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