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但从安史之乱的爆发很容易看出,唐朝一直是个关中本位的政权,对关东(以及当时还没那么重要的南中国)是区别对待的,不当自己人看,使关东人在政治上缺乏出路,在经济上饱受剥削。
这两天废寝忘食、一页不跳地看完了600多页《安史之乱 : 历史、宣传与神话》。
1.某种意义上,唐朝是个地方政权
唐朝是中华帝国扩张的巅峰,至少是汉族王朝的巅峰,说它是个地方政权有些诡异。
但从安史之乱的爆发很容易看出,唐朝一直是个关中本位的政权,对关东(以及当时还没那么重要的南中国)是区别对待的,不当自己人看,使关东人在政治上缺乏出路,在经济上饱受剥削。
这是东魏、西魏,北齐、北周长期对垒的历史延续。李渊杀死窦建德是标志性事件,决定了关中与关东特别是与河北的糟糕关系延续到了唐代。
这也为安禄山造反提供了民意基础——不少人应该知道,安禄山和史思明在河北地区长期被尊为二圣。安史之乱可绝不是乱臣贼子挟持一心向唐的军队和百姓发动的叛乱,相反,反叛唐王朝在河北地区是有深厚民意基础的。
2.宋朝的地位
顺着第一点谈谈宋朝的地位。
长期以来,宋朝因为对外作战弱势,乃至有靖康国耻,因此长期被嘲笑为弱宋。但宋朝——至少是北宋的人,自我感觉是相当不错的,不会觉得自己不如唐朝。
这种不同的感受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认识的错位:
一般人一想到唐朝就是李世民,然后是开元盛世——但这只是唐朝的前期;
宋朝人有深刻记忆的,则是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武夫跋扈的中晚唐,以及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五代十国。
在宋朝人看来,这个从8世纪中叶延续到10世纪初的两百年黑暗乱世是在北宋真正结束的。
世家大族已经在唐末动乱中被黄巢们送走了,藩镇军阀也在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被真正解决了,一个平民士大夫与皇帝共天下的承平时代出现了。
在许多方面,宋代都是中国古代的巅峰。
我们其实很容易承认这一点:如果真的能穿越,你愿意穿越到哪个朝代呢?
能改朝换代、出将入相的是少数人,对于普通人来说,考虑到安全和生活质量,我想宋朝是绝大多数对历史略有了解的人的首选。
事实上即便能成为皇亲国戚,穿越到汉唐也没啥好的,失势后身死族灭的概率太大了。
此外,宋朝也解决了关中、关东、江南地区之间的地域矛盾,形成了稳固的国家认同。
在这种意义上,宋朝终结了安史之乱以来的乱世。
但另一方面,在更大的政治地理格局上,宋朝依然活在安史之乱的漫长余波之中。
在安史之乱中,契丹、党项(后来的西夏)虽然还是配角,但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了。特别是燕云十六州,宋朝一直没能收回来,安史之乱的大本营依然没有被中原王朝端掉,而是演化成了辽朝的南部中心。
可以说,宋朝、辽朝、西夏这个三国格局是从安史之乱以来几大政治板块上的势力一路演化出来的,其间的传承脉络非常清晰。
在此意义上,要到元明清时期,安史之乱留下的混乱政治格局才被真正解决,真正大一统的帝国重新出现了。
3.安史之乱预告了北京成为首都
于是我们可以谈谈安禄山建立的大燕国的首都——燕京范阳——也就是后来的北京地区了。
长安和北京的首都权力交接在安史之乱就开始了。
长安其实早就不适合作为大一统王朝首都了。关中平原虽然肥沃,但太小,无法承载太多的脱产人口和军人,漕运又极为不便。此外随着上千年的开发,环境破坏也比较严重,地下水都被几百年来巨大的首都人口的排泄物弄咸了。
隋唐时期洛阳成为东都,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长安养不起这么多人,皇帝不得不定期带着大量随从到漕运方便的洛阳“就食”,成了要饭天子。
长安作为首都,意味着国防重心得放在正北和西北,不能在这些方向战略收缩,否则首都会缺乏足够的国防纵深。而这些地区本身难以自给自足,叠加南方、东方向战区运粮的巨大运输损耗,在西北、正北养大量军队是巨大的财政负担。
举全国之力在西北用兵、东北边镇待遇下降是安史之乱爆发的一大诱因。
但这也不能完全怪唐朝为了关中本位的一己之私而造成了地缘政治灾难,吐蕃的崛起是一个意外因素。青藏地区在此之前和在此之后都没产生过强大的国家,偏偏在李世民打败几乎所有敌国后突然崛起了,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边防压力。
在唐朝之后,中原王朝的主要敌人不再来自西北方向,正北(蒙古)也不多,而主要来自东北(女真、满人)。北京则是正北、东北和中原这三个政治板块的交汇点,后来的大一统王朝定都于此是非常有道理的。
话说回来,女真和满人入关是不是也可以怪到唐朝头上?
唐朝灭掉了相对文明的高句丽,却没有好好经营东北,给后来的中原王朝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另一种说法是:隋唐君主已经看到了东北方的威胁,因此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解决高句丽。至于女真和满人,这不是李世民能控制的,只能怪后人不争气。
4.军事与地理
外行点的历史读者,以及历史小说、戏剧、电视剧观众对军事的理解一般就是两军对打,主帅神机妙算,乃至大将上阵单挑。但实际的军事行动非常复杂,深刻受制于许多一般被忽略的因素。
最直接的是地理。
很多人经常有这样的疑问:攻不破这个城就绕过去,为什么非得僵持在这里?为什么一定要从某条路进军,换条路不行吗?为什么不翻过山去奇袭?
这些问题都是缺乏地理意识造成的。
古代军队的交通运输能力非常有限,士兵要靠脚走,要带战马,要运辎重。特别是要源源不断从后方运送粮草,粮道必须高效且安全。否则运来的粮还远远没有一路上运粮民夫和牛马消耗的多。被断了粮道就更糟了,仗都不用打直接就崩了。
这就决定了,除了小规模特种部队,古代行军不可能不走大路,而去翻山越岭跋山涉水。路就那么几条可走,守住某几个城、某几个关,敌人就是进不来,因此仗就是要在这些地点打,甚至打法都只被地理决定了,基本就那么几种见招拆招的可能。
古代的人虽然不懂很多高深的科学知识,但基本的智力和我们没有区别。在有亡国灭种风险、会送上自己性命的战争大事上,必然是想了又想、算了又算的。如果他们反复作出在我们看来奇怪的选择,那就必定有不得不如此的道理。地理因素可以解释许许多多这类道理。
5.军事与后勤/财政
军队要吃粮,因此运送粮草极度重要,众所周知,“打仗打的是后勤”。
《安史之乱 : 历史、宣传与神话》从头到尾都在解释这一点:
为什么唐玄宗急着催哥舒翰去决战?
为什么唐军经常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停止进一步的攻击?
他们怎么就那么愚蠢昏聩?
其实道理很简单:不是他们愚蠢昏聩,而是外行读者看不到他们后勤快要崩了,因此必须赶在崩之前寻找决战机会;必须在筹措到足够的战争资源后才能进行下一次战争。
看不到后勤的制约,自然就会觉得很多决策很愚蠢乃至难以理解。
后勤的背后是财政。
军粮、军饷、抚恤金等都靠要财政来支持。
《安史之乱 : 历史、宣传与神话》对财政非常重视,花了不少笔墨解释唐代的租庸调制、货币制度——很多人可能难以想象,在盛唐时代,大部分人买卖东西不是用铜钱,更不是用金银,而是近乎实物交易——丝绸棉麻是最主流的货币!
前线最重要的事情是打仗,朝堂上、地方上最重要的事情则是如何进行税收和货币制度改革,以高效汲取民间财富、增加战争本钱。
6.军事与政治斗争
除了地理和后勤/财政,另一个关键因素是政治斗争:明明太子和郭子仪的组合被证明非常有效,打了一系列胜仗,怎么唐肃宗偏要把他们拆散?因为怕太子势力坐大。
但这些话不能明着写,于是往往把由皇帝牵涉其中的政治斗争导致的战争失利推到宦官、奸臣身上。而简单分析即可发现,这些背黑锅的宦官、奸臣既没有充分的动机,也缺乏足够的能量来搅动战局。
《安史之乱 : 历史、宣传与神话》的副标题是历史、宣传与神话,作者想要区分历史事实和由当时的宣传、后世的神话编织起来且已深入人心的虚假历史。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的作者并没有过多指责当时的人、传统的史家认识幼稚,以为决定历史的就是忠奸之类的道德品质。
相反,参与高层政治的古人也挺清楚,忠也好奸也罢,主要都是宣传所需,是为了给皇帝塑造光辉形象,找人替皇帝背锅,是为了教育读者忠君爱国,至于揭示历史实情,那只有当历史实情有利于战胜者时才值得揭示。
7.聪明的愚蠢
我们必须认识到,书中分析的政治人物和军头都是人精,头脑远比大部分现代读者乃至学者精明。但他们确实作出了许多乍看愚蠢的选择,比如封常清的轻敌冒进。
为什么会产生这种乍看矛盾的现象?
为什么这些顶级聪明人不时会做出那么愚蠢的选择?
很简单:因为这些选择的愚蠢,是局外的人眼中的愚蠢。
如果你支持唐朝,那么你会觉得很多合理选择清清楚楚摆在面前,任何有理性的人都应该那样去做。但陷在棋局中的人会面临博弈困境:总体最佳的选择,对他个人未必是最合理的。
比如,也许面临来势汹汹的安禄山军队,坚守洛阳对主力部队没准备好的唐朝是最合理的选择,虽然守成将士九死一生,但能极大地消耗和拖延安禄山;出洛阳和安禄山决战呢?对唐朝来说不是好选择,但相比九死一生的死守,指挥官逃跑活命的可能还更大些,因此对指挥官个人来说反而更合理。
总之,个人私利和唐朝的总体利益很可能不一致。这种不一致解释了,为什么许多顶级聪明人会作出一些看似愚蠢的选择。
那么,谁的个人私利对唐朝总体利益的破坏最大呢?
国家是皇帝的,皇帝的私人利益总归和唐朝一致吧?
恰恰相反,为了一己私利破坏唐朝整体利益最多的就是皇帝们。
道理很简单:皇位你可以坐,你的兄弟儿子也可以坐。因此作为个人的皇帝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不一定一致:前面已经讲了,太子和郭子仪配合无间,为什么要拆散这一组合呢?为了皇帝的利益,防止太子坐大威胁自己。
皇帝喜欢让别人顾全大局,但这只是因为他要别人顾全的大局是对他自己有利的局面。当真正的大局——唐朝的整体利益——与自己的利益冲突了,皇帝比谁都不顾全大局。
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普通人都是上层人物政治斗争的陪葬品。
8.顶尖通俗历史读物
正如很多人说的,历史学大概是各门学科中专业学者和爱好者之间差距最小的了。
我们可以开玩笑说:“不要拿你混口饭吃的专业来挑战别人废寝忘食的热爱!”
《安史之乱 : 历史、宣传与神话》表现出来的专业素养绝对可靠。
事实上,最近几年出圈的历史读物——如《翦商》《王莽》等——的作者都是名校历史系或历史相关专业博士毕业,只是志不在写论文、混学界,专业功底绝不逊色于所谓专业研究者。因此,他们的通俗写作背后有身后的专业储备作基础。
现在越来越专业的历史研究和通俗读物之间已经形成了比较好的互动关系,呈现出一种分工合作关系:
专业研究在某一点上深入,但缺乏大画面、“大历史”写作;
注解考辨繁琐,可读性较差;
往往恪守实证风格,不再试图以史为鉴、提供讽喻教诲——更不用提插科打诨、借古喻今——而这本是史学的主要功能,也是除了“看故事”之外,大部分普通读者希望读到的主要内容。
通俗读物与之相对,其致力于还原完整的历史画面、可以围绕人物(如王莽、雍正等)、事件(安史之乱、九子夺嫡等)乃至更大尺度下的内容进行大历史书写;
避开繁琐的学术史和考据论证,比较直接地讲故事、拼接整体画面,往往以提供注释的方式提示更专业的讨论线索;
不那么束手束脚,愿意就着历史谈一些对读者有启发的道理,以史为鉴。
来源:学术星球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