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陈澧是清代晚期岭南的杰出学者，一生著述颇多。其用朱笔圈点批校的阮元南昌刻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作为古籍善本书目，尚待详细整理与研究。而《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的批读对于陈澧撰写《东塾读书记》中关于经书的部分又是前提性的、基础性的，两者关联甚密。文章通过

陈澧是清代晚期岭南的杰出学者，一生著述颇多。其用朱笔圈点批校的阮元南昌刻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作为古籍善本书目，尚待详细整理与研究。而《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的批读对于陈澧撰写《东塾读书记》中关于经书的部分又是前提性的、基础性的，两者关联甚密。文章通过钩沉其读书时间和内容，探讨此陈氏批校本的价值与其《东塾读书记》前十一卷之关系，从读书记中了解陈澧的读书之法。

一、读书与著书

陈澧(1810—1881)，字兰甫，一字兰浦。因其读书处曰东塾，学者称其为东塾先生。先世江苏上元人，其祖尚志公始迁广东，至澧遂占籍番禹。[1](P1-2)陈澧的一生，是在参加科举考试和著书育人中度过的。陈澧作为岭南学风的过渡性人物[2](P661-662)，自道光十四年(1834)被聘为学海堂学长，至晚年主持菊坡精舍，桃李芬芳，形成蜚声海内的岭南东塾学派。年轻时期的陈澧就对友人说：“是时年二十六矣，嗜好乃益多。小学、音韵、天文、地理、乐律、算术、古文、骈体文、填词、篆隶真行书，无不好也，无不为也。”[3](P168)又《学思自记》道：“时习《论语》、《孝经》、《孟子》；粗览诸经注疏，宋儒理学，周秦诸子；略涉礼、乐、书、数、训诂、音韵、天文、地理、文章、诗词。余之学如此耳。”[4](P758)故其一生著述颇多，终生凡所著述，成与未成者，约有百数十种。其中《切韵考》《声律通考》《说文声统》《汉儒通义》《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等几种，尤为致力。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已分门别类地在不同学科下对陈兰甫突出的学术著作进行评价：音韵学方面，“专门研究古代切韵，当以吾乡先辈陈兰甫先生的《切韵考》为绝作。……这部书除对于《切韵》本身严密研究发明外，还有附带价值。他对于切韵学发达的历史，叙述得详赡而有体要。他的外篇有一张表，切韵和守温字母对照，对于守温的长短得失批评最为公平”[5](P246)；方言学上，认为“研究方言学主要目的，要发见各地方特别的发音原则。像陈兰甫先生的《广州音说》，把广东话和北京话不同的那几点提出纲领来，才算学者的著述”[5](P248)。《东塾读书记》一书更是陈澧用二十余年的时间写成的著作。而对于读书，东塾先生把它做为人生的巨大乐趣：“静思此生得为士人读书，一乐也。读书能识好书，二乐也。”[4](P742)更认为是“一二卷书”留他在人间。读书与著书在陈澧看来，是益己与益人之事。

《十三经注疏》在《书目问答》中被作为“正经正注”的第一部书。它是科举考试背景下，读书人必读必考之书目；现今，则是作为古代中国之经典被传承与传播。从唐宋时期的单疏本到南渡之后始有合刻本再到清代汉学之风兴起下的各种合刻本，被广泛流行、共称善本的则是嘉庆二十一年(1816)由阮元主持的江西南昌府学重刊《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通称阮本。阮元在《重刻宋板注疏目录》中提到：“窃谓士人读书，当从经学开始，经学当从注疏始。空疏之士，高明之徒，读注疏不终卷而思卧者，是不能潜心研索，终身不知有圣贤诸儒经传之学矣。”可见，阮氏挟大力振兴经解之学的声势。

曾任两广总督的阮元以及阮刻本的面世对近代广东汉学有着深刻的影响。嘉庆二十五年(1820)阮元在广州创立学海堂引江浙学术入粤，仿杭州诂经精舍之例，以古学课士。阮元在粤期间还主持编刻了《皇清经解》，是书开雕于道光五年(1825)，道光九年(1829)竣工，将清代学术全盛时期的研究成果在岭南传播开去。

陈澧作为学海堂中坚，“深受阮元经解之学影响，虽偏处岭南一隅，多有与居当时学术中心的江浙学人争胜之心”[6]。陈澧早年浸润学海堂，重释小学、沟通汉宋之学，成为一时显学。道光二十年(1840)陈澧补为学海堂学长。陈澧在文集、笔记中多次提及阮元，及为尊崇；也曾于道光二十一年(1841)、道光二十四年(1844)两次到扬州拜谒阮元，后一次陈澧承赠以新刻《再续集》并请阮氏为其题写“忆江南馆”的横额。《切韵考》《声律通考》等就是在其担任学长期间撰成。

陈澧在其时岁五十后，读览经史，“余少时志欲为文章之士，稍长，为近儒训诂考据之学，三十以后，读宋儒书，因进而求之《论语》、《孟子》及汉儒之书。近五十乃肆力于群经子史文章，稍有所得，著为一书”[4](P767)。

二、十年点校《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陈澧所用朱笔圈点批校的《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正是阮元的南昌府学本。嘉庆二十年(1815年)，阮元将自己所藏宋刻本十一经和从黄丕烈处所得《仪礼》《尔雅》二经北宋单疏本，在江西南昌府学开雕，历时十九个月，刻成《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全书共四百一十六卷。陈澧所藏阮刻南昌本《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共计四百十六卷，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小字双行，左右双边，白口。陈氏批校本中钤有“番禹陈氏东塾藏书印”“陈澧”“陈澧之印”等私人朱印。全书用圈、点、批、校等古书阅读方式进行点读。原件收藏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列有“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四百十六卷 校勘记四百十六卷 清阮元撰 清卢宣旬摘录 清嘉庆二十年南昌府学刻本 清陈澧批校”[7](P11-12)一条，将此批校本作为善本存录。

我们可以在其批点本中钩沉出陈澧本人在点读经书时记录的其读书的时间。这些读书时间以随书附录的形式，被记录在每部经书的经卷之末的空行里。

《周易正义》：同治二年四月初八至同治七月二十日。陈澧时年五十四岁。

《尚书正义》：有时间记载的阅读章节是从卷第五后的“辛酉九月十一日”到末卷的“十一月初九日”。按所记时间的连续性，《尚书正义》是在同一年间读毕即辛酉年间。其中还在《冏命第二十八》后有记“癸亥七月阅伪古文毕”。

《毛诗正义》：有时间记载的阅读章节是从“三月七日”至“二十八日”。根据陈澧在书中记载的其他时间如“闰三月十三日”“辛酉正月三日”等一些连续性的日期记录，可推算出其读《毛诗正义》历经的时间是从庚申(1860)三月七日至辛酉(1861)六月二十八日。

《周礼注疏》：卷第二后批“癸丑八月初十日读此卷毕，乙卯正月初五日再读毕”；卷十后有浮签批注一条“乙卯二月十七日读至此，四十七日读十卷”；卷第十九后批“五月二十六日读毕”，卷第四十二后批“丙辰四月二十日读毕”。由此可知，癸丑(1853)，四十四岁的陈澧在八月读过此书。由于其他事情，开卷不久就中断了此书的阅读。是年十月陈澧生母王太宜人去世。次年三月，其生平第一知交桂文燿卒，先生哀悼不已。乙卯(1855)至丙辰(1856)，年四十七的陈东塾用一年有余的时间读毕《周礼注疏》。

《仪礼注疏》：卷第一后批有“丙辰四月二十八日读此卷毕”；卷第二十八后记“戊午四月二十一日再读于横沙崇雅楼”；卷第四十四后记“戊午正月十五日时寓居横沙”；卷第四十七后批“四月初二日”；卷五十后记“十六日读毕 横沙崇雅楼记”。为何陈氏对阅读时间的记录是乱序的。究其原因，咸丰七年(1857)“九月，英法联军炮轰省城。十月，先生携家避祸，寓老城内豪贤街梁国琦家。(梁国琦，字小韩。广东番禹人，国子监生)”[11](P128)，“十一月十四日，英法联军攻陷省城。先生又携家避居于南海县横沙村”[11](P129)。卷第二十四后有记“十三日夷寇攻城十四日城陷”；卷第二十五后“初九日读此卷毕时在洲村”；卷第二十七后记“廿三日读于横沙”。陈东塾居于村之水楼，乃题曰崇雅楼，以《诗经·六月》诗序云“小雅尽废，则四夷交侵”也，因为之铭曰：“小雅尽废，四夷交侵。毛公诗序，实感愚心。正义有言，崇雅示法。我名斯楼，自勖志业。”[11](P129)由于夷寇侵略带来的兵荒马乱使先生在悲愤流离之间，惟以读书著书消遣时日，戊午(1858)七月，陈澧仿顾炎武之《日知录》始著《学思录》，后改名为《东塾读书记》。

《礼记注疏》：卷第一后有“戊午四月廿一日读于横沙崇雅楼廿七日读毕”；“乙未四月二日于香山”读卷第十四；卷第十五后记“四月十三日读此卷毕，横沙小园记”；乙未五月初二日读卷第十八于横沙小园；卷第十九、二十后分别记为“初八”“十八”。然而到了卷第二十一后却是“乙未正月二十五日”；卷第三十二后批“乙未十二月初九日”；卷第三十五后为“乙未三月廿三日读此卷毕 香山县署记”；卷第三十八后为“乙未正月初三日”；又卷第四十后记为“庚申二月十三日”；卷第五十六后又为“庚申二月初十”；卷第五十八后又为“乙未三月初五日”；末卷后记为“七月廿五日”。陈氏对《礼记注疏》的阅读时间是错乱的，但从大的时间点可以看出，其是在五十岁左右阅读批校。在战乱奔走之间，读书亦不安稳。

《春秋左传注疏》：同治元年(1862)正月初四日至同治二年(1864)二月二十四日，历时两年之久。

《春秋公羊传注疏》：同治元年正月初六至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三日毕。

《春秋谷梁传注疏》：同治元年正月初八日至同治二年三月二十五日读毕。

从陈澧批校《春秋三传》的时间上看，他几乎是将三部书进行同步阅读，以做对比。

《论语注疏》：辛酉六年六月廿九日至八月初六日。陈澧批读此书差不多是每日一卷。陈氏年五十二。

《孝经注疏》：此书卷数是《十三经注疏》中最少的一卷，又是陈澧极为推崇的经书，故其在末卷后批“癸丑冬日读，庚申三月再读”。即陈澧在四十四岁时读过《孝经注疏》，又在五十一岁时再读。

《尔雅注疏》：辛酉十一月十二日至辛酉十二月廿四日。因其总共才十卷，故陈氏读其书所费时间不过数十日。

《孟子正义》：同治二年六月二十日至同治二年九月十八日，在其末卷后记有“同治二年九月十八日注疏十三部读毕。”

20世纪三十年代，汪宗衍发表在《岭南学报》第四卷第一期上的《陈东塾先生年谱》一文(下称《汪谱》)，其中就利用了陈氏批点本作为年谱撰写的重要佐证材料。如：

“咸丰三年癸丑，四十四岁。……八月读周礼，冬读孝经毕。自记，月分据先生点读江西本十三经注疏，今藏番禹吴氏，下同。”[8]

“咸丰七年丁巳，四十八岁。……是年读仪礼注疏。据先生点读本。”[8]

“咸丰九年乙未，五十岁。……五月归横沙。先生点读本礼记。”[8]

三、读经之法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的批读对于陈澧撰写《东塾读书记》中关于经书的部分是前提性的，基础性的，两者关联甚密。陈澧按照《孝经》《论语》《孟子》《易》《尚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小学》的顺序，从卷一到卷十一，分而述之。

第一，《孝经》《论语》《孟子》分居前三卷，首推《孝经》。

由前文可知陈澧对《孝经注疏》及《周礼注疏》都有至少两次的阅读记录。第一次的读书时间都在其四十四岁左右。然而在撰写读书记的时候，陈澧将《孝经》作为卷一，具于他经之首，撰写读史卷更是在读经卷之后。

陈澧在《东塾读书记·孝经》中引郑康成《六艺论》：“孔子以六艺题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离散，后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经》以中会之。”陈澧为此语作案语：“《六艺论》已佚，而幸得此数言，学者得以知《孝经》为道之根源，六艺之总会。此微言未绝、大义未乖者也。”[4](P12)并考证《孟子》七篇中，多与《孝经》相发明；陶渊明《五孝传》陈澧称引故实以证其非后人依托所作。

宋代儒学大家朱熹读书不过《孝经》《论语》《孟子》，南宋学者黄东发之《东发日钞》(一作《黄氏日钞》)以《孝经》为首，而《论语》《孟子》次之。陈澧认为“以读经者当先读此经也”[4](P16)。

第二，“四科之学”不可偏废，亦不可妄谈。

“四科”分别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或擅讲道学，或擅辞章，或优于干济，抑或是通经史。圣人兼备四科，诸贤则各为一科，合之则圣人之学乃全。陈澧认为：“后世各立门户，相轻相诋，惟欲人之同乎己。……若果同出一途，则四科有其一而亡其三艺。”[4](P23)“专学一科，不误也；专以己所学之一科乃谓之学，而以己所未学之三科不得谓之学，则误也。”[4](P24)此不可偏废之说。不可妄谈，则指的是，“讲道学者谈辞章，辨政事者论经学，皆多乖谬。……凡非己之所长者，不必置喙也”。陈澧认为《诗经》是兼及四科的一部经书，若要兴盛经学，应当以《诗》为先导。参照陈澧毕生的著述，他所掌握的不仅仅是“四科之学”，在《东塾读书记·尚书》一卷中其所展露的古代地理学的功底也让读者赞叹不已。

第三，考据批判，论辨诸说。

陈澧中年读书，尤好读《孟子》。其《孟子》一文，集中阐述孟子“性善论”，“孟子所谓性善者，谓人人之性皆有善也，非谓人人之性，皆纯乎善也”[4](P43)。“后儒疑孟子者，谓明孟子之说耳”[4](P44)，不认同杨雄“性善恶混说”、韩愈“恶为下品说”，认为荀子之“性恶论”之说“最不可通”。

陈澧总结读《仪礼》的数端之法：一曰分节；二曰绘图；三曰释例，得其法通此经不难矣。陈氏推测郑玄、贾公彦二人在作注疏时，必先绘图，据图释意；比较郑注与贾疏之异同。

《小学》一卷，并举《尔雅》与《说文解字》。博物之书，《尔雅》是类书之祖。评价郭注“然则其引书则多误，盖博学而不能强记；作注援引时，又不复检讨”，邢疏或直言郭注之误，或云传写之误，邢疏有精善者而不多，与音韵学未能尽明。陈澧阐发《说文解字》之“六书”；“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体例编写之法遗泽后世之《玉篇》《康熙字典》；其“句”字部，皆句声，在《说文》中为变例，据“谐声法”写定《说文声表》一书。以上，皆是陈氏读书所得。

《东塾读书记》点校者魏纯达评价道，其书“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学术专著，旁征博引，大量发掘历代先贤的研究成果，从多角度、多侧面地评价古书、古注。除非是‘如有不同’，他才‘间下己意’”[4](P5)。真是如此，陈澧在较为客观的读书角度，阐发著写其读书所得。

四、结语

从总的时间节点来看，陈澧对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的批读是清朝晚期逐步没落的时代下进行的，本该是他人生得意、壮志凌云之时，可是在这前后十年之间，他所经历的风云变幻，对于一个读书人来说，是无可奈何的。但其在读书过程中，所做的点读、批校涉及经文、注疏以及校勘记，陈澧针对其所认为的文本中出现的误、脱、衍、倒、异等问题，用大量的圈点、眉批、改字、增补等校读形式，通读十三部经书，为后世读书人研读阮刻《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做了一个很好的开端，意义颇大。而其读书所得之荟萃《东塾读书记》也为读经、读史之人，提供了治学读书的多种方法与观点。陈澧告诫读书人要以“离经辨志”为切要之学，切勿浮躁，指出“近人治经，每有浮躁之病。随手翻阅，零碎解说。有号为经生而未读一部注疏者，若现以断句读之，则不能浮躁，不独有益于读书，亦有益于治心矣”[4](P170)。

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东塾生当乾、嘉盛极之后，身值鸦片战争及洪、杨之乱，正朴学考据盛极趋衰风气将变之候，而东塾为其过渡人物。”[2](P661-662)也许，只有读书才能让他“偏安一隅”，将岭南学术之风继续发扬继世。（向丹丹）

[1]黄国声，李福标著.陈澧先生年谱[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

[2]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3][清]陈澧著，黄国声主编.陈澧集·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4][清]陈澧著，黄国声主编.陈澧集·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5]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246.

[6]於梅舫.学海堂与“汉宋”学的浙粤递嬗[D].中山：中山大学，2009.

[7]中国古籍善本编纂委员会编.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经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8]汪宗衍.陈东塾先生年谱[J].岭南学报，1935，(1)：79-89.

来源：善本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