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洋：寻找暗夜里的光——蒋兆和与20世纪中国画的现实关切

摘要：7月29日，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举办了“寻找暗夜里的光——蒋兆和与二十世纪中国画的现实关切”主题学术讲座。同期正在该馆展出的“蒋兆和：属于我的荒草径”展览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与策展委员会副主任于洋教授，以蒋兆和特展为切

7月29日，深圳当代艺术与城市规划馆举办了“寻找暗夜里的光——蒋兆和与二十世纪中国画的现实关切”主题学术讲座。同期正在该馆展出的“蒋兆和：属于我的荒草径”展览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与策展委员会副主任于洋教授，以蒋兆和特展为切入点，阐释艺术家如何在社会变革中锤炼艺术造诣，以“为民写真”理念通过水墨艺术的方式记录并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基因。

讲座重点讲述了蒋兆和的创作历程与风格轨迹：从早期关注街头平民与流浪者的写实描绘，到新中国成立后聚焦劳动人民与建设场景的创作转型，其艺术始终致力于以笔墨语言呈现普通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与时代精神。

展览学术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科研处处长、中国美协理论与策展委员会副主任于洋教授

讲座现场

讲座内容回顾

艺术之光燃亮心间

讲座从蒋兆和的生平历程与史实细节谈起。蒋兆和（1904-1986）生于四川泸州没落书香门第，年仅十六岁即赴沪求生，以绘制广告画为生计，兼习服饰设计，并自学西画技法。1927年与留法归国的徐悲鸿结识，蒋氏虽未接受正规院校教育，其早期作品皆凭天赋自修而成，却深得徐氏赏识，遂受聘任教于该校。这也是“徐蒋体系”作为现代中国水墨人物画的重要教学范式的文脉渊源。

1930年至1932年间，蒋兆和执教于上海美专，其素描艺术在20世纪30年代中国画坛独树一帜。现存1932年《自画像》即为典型代表作，作品融合水墨意趣与写实技法，展现出类乎欧洲古典绘画的细腻表现力。1935年迁居北平，翌年返川定居，自此转向中国水墨人物画的系统创作，逐步确立了其在中国现代人物画领域的学术地位。

1929年与南国社的同志们田汉、吴作人、蒋兆和、徐悲鸿等

蒋兆和早年系统研习西方绘画技法，其扎实的素描功底为其人物造型能力奠定了坚实基础。1937年春季，他返回北平，先后受聘任教于北平美术专科学校及北平私立京华美术学院。其中北平艺专作为北京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于1950年经教育部正式命名组建为中央美术学院。建校伊始，蒋兆和即被聘为中央美术学院首批教授，自此深度参与中国现代美术教育体系的建构与人才培养工作。

苦茶人生甘之如饸

蒋兆和1938年创作的素描自画像，现为家属私藏并参展于此次展览。作为艺术家自我形象的视觉记录，其自画像以高度写实的笔法精准呈现个体在不同时期的精神面貌。相较于非专业画者常因造型基础薄弱而难以精准呈现自我形象，蒋兆和凭借扎实的素描功底，通过笔墨语言实现对自我形象的客观再现。这一创作现象在艺术史中具有普遍意义——欧洲诸多艺术家亦以各时期自画像记录生命历程。

自画像34cmx25cm纸本设色1938

1938年作此画时，其凝视视角具有一种穿透表象的哲思意味，仿佛以艺术之眼审视人间万象。作为观察世界的敏锐记录者，他并未沉迷于艺术意象的抽象表达，而是将创作重心置于市井百态与民生疾苦的描绘。这种艺术选择在其晚年凝望时空的眼神中得以印证——既有对世相的深刻洞察，又饱含对苦难人生的深切体察。其艺术精神常被概括为“苦茶”意象：既指艺术创作过程的艰辛，亦喻指作品承载的社会关怀。他曾自问艺术当为美酒或苦茶，最终选择以“烹苦茶”的方式与大众产生共鸣。传统水墨人物画多以写意笔法抒发胸中逸气，常以简率笔触略写形貌，不拘泥于形式真实。然而蒋兆和开创性地将西画写实技法融入水墨语境，使人物形象具有高度可信性。这种艺术追求在观者心理层面形成强烈代入感——既确信艺术家所见即为真实，亦认同艺术表现与现实观察的同构关系。“苦茶”意象贯穿其艺术生涯：青年时期即以写实笔法立志为民众奉献精神苦茶，中晚年更将这种艺术自觉升华为对社会现实的深刻介入。

忠于创作熠熠生辉

蒋兆和早年作品在本次展览中被置于首章“漫步街头”单元，展厅以低明度色调的沉浸式空间设计呼应其艺术主题。该时期创作植根于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苦难现实，通过笔墨记录众生百态，故以“苦茶声明的悲歌”为题，彰显其艺术精神中的悲悯特质。相较于传统人物画多以写意笔法抒发文人逸气，蒋兆和开创性地将西画写实技法融入水墨语境，使人物形象更鲜活。

第一篇章首件展品为蒋兆和1936年创作的《一个铜子一碗茶》。据家属回忆，此作原藏于厨房墙面夹层，后经整理修复得以面世。该作品融合水彩技法与写实主义表现，通过精准的光影塑造与色彩关系早现街头卖茶小子的生存状态。画面以近乎纪录片式的写实笔法刻画旧社会底层民众，明暗交界处的高光处理强化了人物的沧桑感；衣纹褶皱以酒脱笔触勾勒，既保留水墨韵味又凸显写实特征。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艺术家通过白描式笔墨捕捉人物神态，使观者在80年后仍能感同身受那个时代的生存困境。

一个铜子一碗茶84cmx65cm油画1936

1940年创作的《小子卖苦茶》标志着蒋兆和从西画向水墨人物画转型的关键节点。该作以高度凝练的笔墨语言完成，确立其在中国现代人物画坛的学术地位。展览中呈现的贫苦人物群像皆取材于街头观察，其面如菜色、衣衫褴褛的生存状态，成为20世纪中国社会转型期的视觉档案。

小子卖苦茶134cmx82cm纸本设色1940

1938年的《与阿Q像》是蒋兆和早年代表作，塑造了鲁迅笔下代表旧社会中国人缩影的阿Q形象，是其以素描融合笔墨表现的写实性水墨人物画佳作，极具代表性、深刻且带寓言性。画法上，它融合水墨人物画与西方造型艺术，构建新笔墨技法，丰富了水墨文化表现力。蒋先生转变绘画风格，从传统虚和表现变为关注人生、人性与人文关怀，为民写真。画中阿Q侧面瘦骨嶙峋、青筋暴凸、拖着辫子，是矛盾结合体，手部动作和破衣模样展现了其内心状态。此作不仅为旧社会中国人或文学经典形象的立像塑像，还为当今写实性水墨文化奠定高度。

与阿Q像97cmx52cm纸本设色1938

蒋兆和最具代表性的艺术成就当属其未完成长卷《流民图》。这件现藏于中国美术馆的史诗性作品，自创作伊始便饱经沧桑。1943年在上海首次公开展出时，因以写实笔法直面抗战时期民众苦难而遭日本宪兵队查禁。该画采用融合西画写实技法与传统水墨语言的新水墨体系，构建出20世纪中国人物画的里程碑式范式。

画面通过近三十米的长卷结构，系统性呈现国难时期各类典型形象流离失所的难民、失去子女的母亲、无家可归的流民等，这些形象皆源自艺术家对现实的观察记录。

英国学者迈克尔·苏立文在观览后曾指出，该作被某评论家誉为“中国的《格尔尼卡》”。作为毕加索以立体主义手法描绘西班牙小镇格尔尼卡遭德军轰炸的经典作品，《格尔尼卡》通过破碎的形体与黑白对比展现战争暴行，在1937年巴黎世博会引发全球关注，印证了艺术在社会动员中的强大传播力。相较而言，《流民图》以水墨写实语言直击民族创伤，其历史价值不仅在于艺术形式的创新，更在于通过视觉叙事构建集体记忆，使观者直观感知那个时代普通百姓的生存困境。这种将个人艺术追求与民族命运深度绑定的创作理念，奠定了蒋兆和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中的独特地位。

帕勃洛·鲁伊斯·毕加索《格尔尼卡》349.3x776.6cm油画1937年现收藏地马德里国家索菲亚王妃美术馆

《杜甫像》作为蒋兆和古装人物创作的核心展品，现由国家博物馆特借于深圳展览。该作曾长期作为中小学教材插图影响数代人，其白描语言为二次创作预留了广阔空间。此画源于国家委托的古代文化名人肖像系列创作，与蒋兆和绘制的僧一行、祖冲之等科学家画像共同构成传统文化视觉谱系。杜甫形象最具艺术穿透力，乃画家在完成人物头像基础上的深化创作，以“丹青不知老将至，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精神内核，塑造出忧国忧民的诗人典范。作品最精妙处在于眼神刻画——中国人物画“以形写神”的命题在此得到突破性诠释。画面融合西式素描的明暗关系与精准解剖结构，虽无杜甫真实样貌依据，却通过瘦削身形与怅惘凝视传递精神气质。这种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使人物既具写实深度又富人文意蕴。当形象转化为其他媒介时，其笔墨韵律与精神气度难以复现，这也印证了该作在中国现代人物画史上的不可替代性。

杜甫像131.5cmx90.5cm纸本水墨1959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直面苦难家国情怀

“直面”作为20世纪文化语境中的特殊姿态，体现了对苦难的批判性凝视。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侧观”“远望”的含蓄审美，而蒋兆和以写实笔法突破诗意传统，将“直面”升华为痛苦与坚韧并存的艺术自觉。这种转变既是对民族危亡的回应，亦是艺术本体的突破——从文人画的闲适转向对人性深度的叩问。

传统文论讲文贵曲，中国传统文化特点是含蓄淡雅。但蒋先生指出，表现苦涩是中国文化的新命题，是鸦片战争后近代中国受欺侮、民族命运遭危机后的新选择。在表现苦难的维度上，蒋兆和与西方艺术形成对话：泰奥多尔·籍里柯《梅杜萨之筏》、戈雅战争组画等作品以集体性苦难震撼史册，而蒋兆和则聚焦个体生存困境。

泰奥多尔·籍里柯《梅杜萨之筱》纵491cm横716cm油画1819年现收藏于法国巴黎卢浮宫

从家到国，从凄凉到热血，传统文人士大夫受儒家从家族观到民族意识，蒋兆和展现现实与家国形象，其家国观和现实主义表达更聚焦身边的普通人。中央美院教授卢沉评价蒋兆和“沉默中呐喊”，其艺术超越阶级立场，在《卖子图》、《流浪的小子》等作品中展现人性共相。从蒋兆和笔下饥民的凝视到周思聪矿工的呐喊，二者以不同艺术语言完成同一使命：在国土沦丧之际为底层民众发声，其震撼灵魂的创作至今仍在叩击观者良知，构建起中国现代水墨画的人文精神谱系。

流浪的小子117cmx82cm纸本设色1939

在“春望人间”板块，陈列了蒋兆和新中国成立后创作的作品。其《小孩与鸽》《放学归来写给最可爱的人》等作品以家人形象为创作核心，通过描绘自己孩子的形象，将家庭伦理意象拓展为家国情怀的象征性表达。画作既承载亲情叙事，又暗含对时代精神的回应，以个体生命体验映射集体情感记忆，体现了艺术家在和平年代对传统伦理与家国叙事的双重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