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散积于州得理财之道李萼说颜鲁公陈清河之富云(1)：“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二十余万缗(2)，粮三十余万斛，甲兵五十余万事。”一郡之积，充牣如此(3)，唐之富可知矣。唐之取民，田百亩而租二石，庸调绢六丈、绵四两而止。宇文融、韦坚、王、杨慎矜虽云聚敛(4)，未尝有额外之征也。取民之俭如此，国储之富如彼，其君若臣又未尝修《蟋蟀》《葛屦》之风(5)，方且以侈闻矣。繇此观之，有天下者，岂患无财哉？忧贫者，徒自忧而益其贫耳。摘要：二一散积于州得理财之道李萼说颜鲁公陈清河之富云(1)：“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余万匹，钱二十余万缗(2)，粮三十余万斛，甲兵五十余万事。”一郡之积，充牣如此(3)，唐之富可知矣。唐之取民，田百亩而租二石，庸调绢六丈、绵四两而止。宇文融、韦坚、王、杨慎矜虽云
李萼游说颜真卿，陈述清河郡的富足状况，说：“现在那里有布三百多万匹，帛八十多万匹，钱二十多万缗，粮三十多万斛，兵器和铠甲五十多万套。”一个郡所积累的物资就如此充足，唐朝的富足由此可见。唐朝向民众收取的赋税，是每一百亩田收两石租，庸调则为六丈绢、四两绵而已。宇文融、韦坚、王、杨慎矜等人虽然号称善于聚敛，但并不曾在规定税赋之外额外加征。向民众收取的赋税如此少，而国家的物资储备却如此丰足，其君王和大臣又都不像晋僖公那样自奉过俭，也不像魏国国民那样汲汲于利，而他们尚且还以奢侈闻名。由此看来，拥有天下的人，哪里需要担心没有财富呢？凡是担忧贫困的人，都只会白白让自己困扰，从而造成贫穷者更加贫穷的局面。
(1)李萼：唐玄宗时清河（今河北清河）人。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平原太守颜真卿首先举兵抗击叛军，被封为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身为平原西邻清河郡年轻将领的李萼虽年仅二十岁，但胆略过人，为颜真卿首举义旗的壮举所感动，积极组织抗击叛军，并希望与平原联合共同抗敌。李萼来到平原郡，用智谋说服了颜真卿，并为其出计在魏郡一带与安禄山的部队两万余人短兵相接，大败叛军，斩杀万余人，俘虏千余人，收复魏郡。其事见于《旧唐书·颜真卿列传》。(2)缗：一千文铜钱。(3)充牣：充足，丰足。(4)宇文融、韦坚、王、杨慎矜：皆为开元年间唐玄宗的幸臣。他们或因长于搜刮百姓而得宠，或因整理疏通漕运而蒙受君王恩泽，或因善于聚敛财货而得势，或因善于剥削百姓而得宠，权势烜赫一时，倚仗权势而妄为。四人分别传见新、旧《唐书·宇文融列传》《唐书·韦坚列传》《唐书·王列传》《唐书·杨慎矜列传》。(6)《蟋蟀》：《诗经·唐风》中的一篇。《毛诗序》认为此篇主旨在于讽刺晋僖公自奉过俭。《葛屦》：《诗经·唐风》中的一篇。《毛诗序》认为此篇主旨在于表现魏国国民汲汲于利。
夫大损于民而大伤于国者，莫甚于聚财于天子之藏而枵其外，窘百官之用而削于民，二者皆以训盗也；盗国而民受其伤，盗民而国为之乏矣。辇天下之金粟钱货于内帑，置之无用之地，积久而不可用，愈积愈冗，而数不可稽，天子莫能问也，大臣莫能诘也，则一听之宦竖戚畹及主藏之奸胥(1)，日窃月匿，以致于销耗；且复以有为无，欺嗣君之暗，而更加赋以殚民之生计，是盗国而民伤也。有司无可赡之用，不得不为因公之科敛，以取足于民，于是而蔽上以盗民者，相习为故；且有司之科敛者一，而奸吏猾胥以及十姓百家之魁长乘之而交相为盗，官盗一，而其下之层累以相剥者不但二也；民乃急其私科，缓其正税，逋欠频仍以徼幸于恩贷，匿田脱户，弊百出以欺朝廷，而岁之所人，十不得五，是盗民而因以乏国也。在所有对民众和国家都有重大损害的行为中，没有比将财富都聚敛到天子的府库中，使得内府之外财用空虚以及削减朝廷百官的支出而迫使其去剥削百姓更严重的了。这两种行为都是公然鼓励盗窃。盗窃国用会使百姓承受损伤，盗窃百姓财富则会使国家也因此变得贫乏。将全天下的金银财宝、粮食货物都聚敛到天子的内府中，等于将其置于无用之地，储存久了这些物资就无法再使用；积攒越多越显得冗余，而总数已经无法再统计，连天子都无法查问清楚，大臣也没办法追查出来。于是便只能听任宦官、外戚和主管府库贮藏的奸诈官吏，日复一日地盗取挪用这些物资，使其日益被销耗；而且这些人还会把有当成无，公然欺骗昏庸无知的继位君主，增加赋税从而剥夺百姓的生机。这就是所谓的盗窃国家财富导致百姓受到损害。有关部门没有足够的经费，不得不为了筹集经费而聚敛民财，靠搜刮百姓来满足支出所需。于是那些隐瞒朝廷、剥削百姓的官吏，对此逐渐习以为常；且有关部门从百姓身上偷窃一分，那些奸诈狡猾的官吏和差役以及民间十姓百家的首领也都趁机盗取百姓财富，有关部门盗取一分，他们就盗取两分，而更往下层累盘剥百姓的人所盗取的甚至不止两分。百姓只能急于应付这些私赋，而缓交其给朝廷的正税。于是正税被频繁拖欠，百姓都心存侥幸地希望这种负担能被解除，纷纷隐蔽田产、脱离原籍。于是弊端丛生，就为了欺骗朝廷；而朝廷每年的收入，连应有收入的十分之五都不到。这就是盗取民财而国家财用因此变得匮乏的原因所在。
(1)戚畹(wǎn)：外戚。
唐散积于州，天下皆内府，可谓得理财之道矣。已散之于天下，而不系之于一方，则天子为天下措当然之用，而天下皆为天子司不匮之藏，有司虽不保其廉隅，而无所藉口于经用之不赀，与奸胥猾吏相比以横敛于贫民，而民生遂矣。官守散而易稽，不积无用以朽蠹，不资中贵之隐窃(1)，而民之输纳有恒，无事匿田脱户，纵奸欺以墮朴氓而亏正供，则国计裕矣。故天宝户口之数，古今莫匹，兵兴之初，州县财余于用，非地之加广、生之加蕃也，非虐取于民、俭吝于用也。散则清、聚则漏，昭然易见之理，自宋以来，弗能察焉；富有四海而患贫，未有不以贫亡者也。唐朝将财富分散到各州积存，于是天下都成了内府，可谓深得理财之道了。既然朝廷将财富已分散于天下，而不专系于某一方，则天子为天下筹措理所当然的费用，而天下则都为天子管理内府，使其不至于匮乏。虽然难以保证有关部门必定能保持廉洁，但他们起码不能再以经费不足为借口，与奸诈狡猾的官吏、差役一同对贫民横征暴敛，百姓的生计就得到了保证。各地物资的积蓄较为分散，容易统计查验，不会因为长期积存不用而变得朽坏，不会变相鼓励宦官外戚等窃取国家财富；而百姓需要缴纳的赋税有固定的额度，也就不会再隐匿田地、脱离原籍了。原本朴实的农民不会堕落成奸诈欺骗之徒而使国家正供亏损，如此一来国家用度就充裕了。所以天宝年间的户口数，古往今来无有能匹敌的。叛乱刚爆发的时候，各州县都有余财可供使用，不是靠耕地面积扩大、人口繁衍增多，也不是靠残酷盘剥百姓或在使用时异常节俭。财富分散会造就清廉，财富汇聚则会导致贪腐盗窃，这是显而易见的道理，自宋以来却没有人能察觉到。凡是富有四海却担忧贫乏的人，没有不因为贫乏而灭亡的。
(1)中贵：即中官、宦官。亦泛指皇帝宠爱的近臣。
二二天子出奔避寇乱不至亡天子出奔以避寇，自玄宗始。其后代、德、僖三宗凡四出而卒返，虽乱而不亡。平阳之青衣行酒(1)，五国之囚系终身(2)，视此何如邪？《春秋传》曰：“国君死社稷，正也。”国君者，诸侯之谓也，弃其国，寓于他人之国，不得立宗庙、置社稷，委天子之命，绝先祖之祀，殄子孙之世，不若死之愈矣。诸侯之侯度固然，非天子之谓也。自宋李纲始倡误国之说(3)，为君子者，喜其词之正，而不察《春秋传》大义微言之旨，欲陷天子于一城而弃天下，乃以终灭其宗庙之血食。甚矣！持一切之论者，义不精，学不讲，见古人之似而迷其真，以误天下有余矣。天子逃出京城以躲避敌寇，是从唐玄宗开始的。在他之后，唐代宗、德宗、僖宗三位皇帝总计四次逃出长安，但最终都得以返回京城，虽然遭遇祸乱，国家却没有灭亡。晋怀帝坚守洛阳，结果城破后被刘聪俘虏到平阳，被迫穿着仆人的衣服为人斟酒。宋徽宗、宋钦宗困守东京，结果被女真人俘虏，最终死在五国城。他们与玄宗、代宗等相比又如何呢？《春秋传》中说：“国君为社稷而死，是正当的。”这里的国君是指诸侯。诸侯抛弃自己的国家，寄居在别国，不能立宗庙、置社稷，抛弃了天子赋予自己的使命，断绝了先祖的祭祀，使子孙后代无法再承继君位，这样还不如为社稷而死。就诸侯的职责而言固然是如此，但这并不是对天子的要求。自从宋代李纲开始倡导君王必须守都城的误国之说后，身为君子者，喜欢李纲的义正词严，却不曾体察《春秋传》中大义微言的旨趣，想让天子陷于一城而弃天下于不顾，于是最终造成了宗庙祭祀断绝的结局。这种错误真是太严重了！那些秉持一刀切立场的人，对于大义不精通，也不讲求真学问，见到古人似是而非的说法就迷失了对于真实道理的认知，这只会误国。
(1)平阳之青衣行酒：永嘉五年(311)刘聪发兵攻入洛阳，俘虏晋怀帝司马炽至平阳。次年正月，汉赵举行元会，刘聪即令司马炽“青衣行酒”，也就是穿着仆人的衣服为人斟酒。在场的晋朝旧属涕泗横流，原侍中廋珉更与怀帝抱头痛哭，当场被杀。不过一月，晋怀帝也被杀害。事见《晋书·孝怀帝纪》。(2)五国之囚系终身：靖康二年(1127)，金朝军队南下攻取北宋都城东京，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将其驱赶至五国城关押。宋徽宗最终死于五国城，宋钦宗则死于燕京。事见《宋史·徽宗本纪》《宋史·钦宗本纪》。(3)宋李纲始倡误国之说：靖康元年(1126)金兵渡过黄河，徽宗东幸，宰执议请钦宗暂避敌锋。李纲则对钦宗说：“道君皇帝（徽宗）把宗社授给陛下，您却打算弃而去之，这可以吗？”钦宗默然。李纲要求整顿军马，团结军民，坚守都城，保卫东京。最终靖康之难发生，二帝被俘虏北上。事见《宋史·李纲列传》。
天子者，天下之望也，前之失道而致出奔，诚不君矣；而天下臣民固倚以为重，而视其存亡为去就；固守一城，而或死或辱于寇贼之手，于是乎寇贼之势益张，而天下臣民若丧其首，而四支亟随以仆(1)。以此为正，而不恤四海之沦胥，则幽王之灭宗周，元帝之斩梁祀，可许以不辱不偷之大节乎？天子抚天下而为主，都京师者，其择便而安居者尔。九州莫非其土，率土莫非其人，一邑未亡，则犹奉宗祧于一邑，臣民之望犹系焉，弗难改图以光复也。而以匹夫硁硁之节，轻一死以瓦解天下乎？天子是天下人瞩目和寄予希望的对象，因为自己此前的失道而被迫出奔，这确实是不合君道的表现。但天下臣民仍然倚重天子，要看天子的存亡来决定自身的去向。天子固守一座城池，要么死去，要么落入敌人手中受辱，敌人的气焰会因此更加嚣张，声势会更大，而天下臣民则好像丧失了头颅一样，四肢也很快会随之倒地。如果以固守国都为准则，却不顾及整个天下的存亡，则周幽王导致宗周沦亡，梁元帝致使梁朝祭祀断绝，难道也可以被称赞为不忍辱偷生的大节吗？天子身为天下共主，以京师为都城，不过是选择便利的安居场所罢了。九州都是天子的领土，全天下的人都是其臣民，只要还有一座城池没有沦陷，就应该在这一座城池里尊奉宗庙社稷。这样臣民的希望就还能维系，也就不难再重新谋划光复大业了。怎么能够仅仅被匹夫卑微的小节所束缚，轻易赴死而导致天下瓦解呢？
(1)四支：四肢。支，同“肢”。
呜呼！非徒天子然也。郡县之天下，守令为天子牧民，民其所司也，土非其世守也。禄山之乱，守州郡者，如郭纳、达奚珣、令狐潮之流(1)，望风纳款，乃至忠贞如颜杲卿、袁履谦、张巡者(2)，亦初受胁迫而始改图，困守孤城而不知变计，几陷于逆，莫能湔涤(3)。力不能如颜鲁公之即可有为也，则何如洁身以避之，徐图自效可也。身居危困之外，自有余地以致身尽瘁；而濡忍不决(4)，势迫神昏，自非与日月争光之义烈、“艮其限，厉熏心”(5)，亦危矣哉！不保其终无玷也。故守令无三军之寄，而以失城坐大辟，非法也。去亦死，守亦死，中人之情，畏死其恒也，迫之以必死，则唯降而已矣，是驱郡邑以从逆也。故曰非法也。唉！不仅仅天子应当如此啊。在实行郡县制的天下，郡守、县令都是代替天子管理百姓的人，百姓固然归其管辖，但土地却并不是归其世代坚守的。安禄山发动叛乱后，守卫州郡的官员，如郭纳、达奚珣、令狐潮等，望风投降；甚至像颜杲卿、袁履谦、张巡这样的忠贞之士，最初也是在受到胁迫后才开始改变想法。他们困守孤城而不知改变策略，几乎沦陷于逆贼之手，差点没办法洗涤自己之前的罪过。如果不是像颜真卿那样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立即有所作为，则何不洁身自好、暂时规避敌寇呢？其后完全可以再慢慢寻找报效国家的办法。置身于危险和困境之外，自然有足够的余地，可以再设法为国家鞠躬尽瘁；而面对危局迟疑不决，事到临头神志昏暗，只要自己的义烈没达到与日月争光的程度，“那么自己的腰被抱住，疼痛像火烧心一样”，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啊！完全无法保证自己的清白最终不会被玷污。所以郡守、县令在没有执掌军权的情况下，因为丢失城池就被判死刑，这不是合理的法律。逃走是死，坚守也是死，中等才智的人总是害怕死亡的，如果逼迫他们必须去死，那么他们也就只能投降了。这种规定就等同于驱赶地方官员去顺从敌寇。所以说这不是合理的法律。
(1)郭纳：安史之乱爆发时任陈留太守。达奚珣：安史之乱时任河南尹。令狐潮：安史之乱时任雍丘县令。(2)袁履谦(？—756)：唐朝官员。安史之乱时是常山太守颜杲卿的部下，与颜杲卿一道抗击安史叛军，立下战功，被朝廷任命为常山太守。后来安禄山派军攻陷长安，袁履谦与颜杲卿被押往洛阳，一同遇害。其事见于新、旧《唐书·忠义列传》。(3)湔(jiān)涤：洗涤，清除。(4)濡忍：和顺忍让。(5)艮其限，厉熏心：语出《周易·艮卦》爻辞：“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厉薰心。”意思是抱着他的腰，撕裂了他的夹脊肉，疼痛像火烧心。
来源：正大光明圆月1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