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田隆至: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不羞耻,日本必须明确战争责任

B站影视 韩国电影 2025-08-22 06:15 2

摘要:今年是日本投降80周年,日本近现代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石田隆至近日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日本否认或模糊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知正逐渐固化,越来越倾向于自视为战争受害者。比起“终战”,“战败”一词才能明确日本的战争责任。从受到新中国审判日

今年是日本投降80周年,日本近现代史学者、上海交通大学副研究员石田隆至近日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专访时表示,近年来日本否认或模糊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知正逐渐固化,越来越倾向于自视为战争受害者。比起“终战”,“战败”一词才能明确日本的战争责任。从受到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经验来看,承认错误不但并不羞耻,还更容易获得受害国人民的理解和接纳。

石田隆至接受北京日报客户端记者采访

日本越来越倾向于自视为战争受害者

“我认为,当前存在一种非常危险的情况——日本否认或模糊侵略战争责任的历史认知正在逐渐固化。”石田隆至说,20世纪90年代后期,经历过战争的一代日本人逐渐步入高龄,篡改战争性质的历史修正主义思潮同时迅速兴起。另一重要背景是互联网开始普及,年轻一代接触历史修正主义主张的机会越来越多。

石田说,那段时期到现在已经过了30年,意味着50岁以下的日本民众大多明显受到了历史修正主义的影响,而认为日本需要为战争赎罪、重视与周边国家关系的“日中友好一代”逐步凋零。

“战后的历史教育与和平教育到底教了些什么?主要是以这样一些‘受害者经历’为中心展开,如日本遭受原子弹轰炸,东京、大阪等大城市被空袭,孩子们被疏散到乡下,以及日本人从海外撤回时的种种艰辛等。”石田说,对战争状况的讲述尤其是从加害方角度进行的讲述本来就很少,随着战争亲历者几乎都已故去,日本越来越倾向于自视为战争的受害者。

日本因历史问题不断与邻国产生摩擦。石田说,当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日本社会常常产生情绪化的抵触,比如“到底要道歉多少次、到什么时候才算完”这样的想法,2015年时任首相安倍晋三的“安倍谈话”就是典型代表。安倍曾在国会答辩中表示“侵略的定义模糊不清,无法确定是否发动了侵略战争”,还曾在否认南京大屠杀的报纸广告上署名。

“尽管日本一直标榜自己是‘和平国家’,但战后却多次出现否定战争责任的举动。受害国每次看到这种情况,都怀疑‘日本是不是又出问题了?是不是又要回到过去?’会对日本是否真正反省战争产生质疑。”石田说,受害国的反应是很自然的,但日本却尽可能忽视,反复表现出“已经道歉够多”的态度,让周边国家更为担忧。

他指出,日本总是将与周边国家因历史问题产生矛盾的责任推给受害国,指责他们通过“反日教育”煽动仇恨和愤怒。例如当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受到批评,他们会辩解说只是在祭奠战争中死亡的日本人,并没有试图为侵略战争正名。但这种自私自利的借口在受害国那里是行不通的,为了弥补这种局限性,日本又会以“中国和韩国有很多年轻一代接受过反日教育,反日情绪正在蔓延”为由,继续将责任推给受害国。

日本应该明确使用“战败”表述

站在日本战败80周年的历史节点,在石田看来,日本人习惯使用的“二战结束”“终战”等有关二战历史的表述是不准确且欠妥的。

“对日本来说,并不是‘终战’,而是应该明确使用‘战败’的表述,以表明这对日本来说是一条战败的路线。”石田说,试图篡改历史的人总是很乐意使用“终战”一词,而“战败”一词有助于明确日本的战争责任,向受害国切实履责,努力发展和平的双边关系,这才是正确的思路。

石田隆至 受访者供图

他感慨,现在如果强调建立和重视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反而会受到“卖国”的指责。曾经重视日中友好的一代人曾主张在1978年签署《日中和平友好条约》前提下,重视日中友好本身就是“最好的安全保障政策”,但他们发起的运动并未得到广泛响应。如今日本国内“增强威慑、提升军力”的倾向反而更加突出,令人遗憾。

在1956年接受审判的日本战犯全面认罪后,新中国作出了宽大判决,回国后的战犯们都自发成为和平理念的传播者。石田认为,中国政府在后来处理中日邦交正常化谈判以及其他历史问题时,都始终将构建与日本的和平关系放在首位。

他指出,近年来日本“中国威胁论”抬头,正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点,日本应该了解这一事实、理解中国的用心,这应是实现日中和平共处的基本方向。

“承认自己的错误并非羞耻之事”

1950至1956年,中国共接管和关押日本侵华战犯1109人。1956年6月至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军事法庭分别在沈阳、太原开庭,公开审判45名职务较高、罪行严重的日本战犯。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土地上担任法官,独立审判外国侵略者。

多年来,石田隆至致力于研究新中国审判日本战犯的历史,出版了《新中国战犯审判与归国后的和平实践》一书。他表示,在新中国被认定为战犯的日本人与其他日本人最大的区别在于,他们明确地认识到自身的加害责任,从不回避这一问题。他们对自己破坏和平的行为有着深刻认识,不仅在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和司法相关人员中得到接受,更通过审判被广大中国人民认可,归国后与中国人民的交流持续不断。

例如被称为“一号战犯”的铃木启久,在受审时泪如雨下地说:“想到那些被我毫无理由地加以杀害的人,我的心就像要碎裂一样难过。”曾宣称“以死效忠天皇”的陆军中将藤田茂当庭认罪:“我真是完全丧失人性,最残酷、可憎恨的一个人。”

经新中国审判获释回国的日本战犯成立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 在日本各地介绍真实的侵略战争。1965年和1972年,藤田茂两次率领“中归联”代表团访华,都受到周恩来总理接见。

石田说,从新中国归来的战犯们对错误责任的明确和努力避免再次发动侵略战争的姿态,与中国人民希望超越伤害、实现和平的心态产生了共鸣。在日本,有些人主张不看过去,只着眼于构建未来的和平。而战犯们恰恰是正视了过去、明确了责任,以此为基础努力创造和平与友好,才使得他们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中国民众的接纳。

“解决历史问题、开展建设性对话,需要借鉴这些战犯们的经验。承认自己的错误并非羞耻之事,反而更容易获得受害国人民的理解和接纳。”石田说。

记者:白波

来源:京报网一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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