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趟从黑龙江最北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载满了回城探亲的知青和农民，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汗味、咸菜和烟草的气息。

知青追思：当年他带着当赤脚医生的婆姨去见父母，结果被拒之门外

那是一个冬日的清晨，东北的寒风裹挟着雪粒，拍打在火车的窗户上。

我和春花坐在绿皮火车的硬座上，已经连续颠簸了十几个小时。

这趟从黑龙江最北端开往哈尔滨的列车，载满了回城探亲的知青和农民，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混合了汗味、咸菜和烟草的气息。

我的腿已经麻木，春花靠在我肩上睡着了，她那张因常年风吹日晒而略显粗糙的脸上，此刻却流露出少女般的安详。

我轻轻握着她的手，那是一双能够麻利地给孩子们打针的手，也是一双能够熟练地插秧的手，粗糙而温暖。

＂我们快到哈尔滨了。＂我小声对春花说。

春花睁开眼睛，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看向窗外。

远处，哈尔滨的城市轮廓正在晨光中渐渐清晰，烟囱里升起的白烟在灰蒙蒙的天空中缓缓飘散。

她紧张地整理着自己的灰蓝色粗布衣服和头发，又从包里拿出那条珍藏已久的花头巾系在脖子上。

＂王明哲，你说你爹娘会喜欢我吗？＂春花轻声问道，眼中带着几分忐忑。

＂会的，会的。＂我捏了捏她的手，试图给她信心，＂他们肯定会喜欢你。＂

可我心里却没有表面上那么笃定，甚至隐隐有些不安。

自从四年前下乡到北大荒，我与家里的联系就变得稀疏，每月一封家信，寥寥数语，大多是报平安的客套话。

而我和春花的事，在信中只是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认识了一个叫李春花的姑娘，是生产队的赤脚医生，人很好。＂

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中学语文老师，他们对儿媳妇的期望，我心里有数。

一九六八年夏天，我高中毕业，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去农村插队。

临行前，父亲握着我的手，意味深长地说：＂小哲啊，好好锻炼，将来回城了，咱们家还指望你光宗耀祖呢！＂

现在，我要带着一个农村姑娘回家了，一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农村姑娘。

列车长拉长声音喊着：＂哈尔滨站到了，哈尔滨站到了！＂

火车缓缓驶入哈尔滨站，发出刺耳的金属摩擦声。

我们拎着简单的行李，混在人群中下了车。

寒冷的空气瞬间包围了我们，春花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寒颤。

＂冷吗？＂我问。

＂不冷。＂春花笑着摇摇头，却紧了紧身上那件看起来已经有些陈旧的棉袄。

我看着她微微发红的鼻尖，心疼地从自己的挎包里取出一条深蓝色围巾，轻轻地围在她的脖子上。

＂这是我妈织的，戴上吧，城里比农村冷多了。＂我低声说着，手指不小心碰到她的脸颊，那种柔软的触感让我心里一阵温暖。

春花的眼睛亮了亮，小声道谢，脸上泛起红晕，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害羞。

我们坐上了开往南岗区的公共汽车，呼啸的北风在车窗外呜咽，车里挤满了回城的人们，散发着冬日特有的厚重气息。

春花像个孩子一样，好奇地看着窗外的一切——宽阔的马路、高大的建筑、穿着各式各样冬装的城里人，目光中充满了惊奇和向往。

这是她第一次来大城市，那种新奇感让她时不时拉一下我的袖子，指着窗外的某处低声惊叹。

＂城里真气派啊！＂春花小声感叹道，＂难怪你总想回来。＂

她的话让我心头一阵刺痛。

确实，每个下乡知青心里都有一个回城梦。

我也曾在农村的夜晚，躺在坚硬的土炕上，仰望着窗外的星空，想象着哈尔滨的灯火通明。

可现在，我的心情却异常复杂，既期待又忐忑。

公共汽车在一个站点停下，我拉着春花下了车。

顺着一条安静的街道走了五分钟，就到了我家所在的教师公寓楼下。

道路两旁的白桦树光秃秃的，积雪覆盖在枝桠上，在寒风中微微颤抖。

＂就是这里了。＂我指着一栋四层的红砖楼说。

春花仰头看着这栋在她眼中无比高大的建筑，不由得紧了紧手里提着的布袋子——那里装着她精心准备的礼物：一小袋自家晒的木耳，几条自己腌制的鱼，还有一条她亲手织的围巾。

这些礼物在城里人看来或许不值一提，但对春花来说，却是她能拿出的最好的东西了。

我们爬上楼梯，来到三楼的一扇门前。

我深吸一口气，敲了敲门，那沉重的敲门声仿佛敲在我自己的心上。

＂谁啊？＂母亲的声音从门内传来，依旧是那么温柔却又带着一丝知识分子特有的矜持。

＂妈，是我，明哲。＂我的声音有些发颤。

门几乎是立刻被拉开了。

母亲站在门口，脸上写满了惊喜。

＂小哲回来了！＂她一把将我拉进怀里，身上散发着淡淡的书卷气和熟悉的肥皂香。

然后，她注意到了站在我身后的春花。

母亲的笑容僵住了，眼神中流露出疑惑。

＂这位是......＂她的声音突然变得冷淡。

＂阿姨好，我是李春花，明哲的......＂春花有些局促地向前一步，却被母亲不着痕迹地后退一步的动作打断了。

我能感觉到春花的手在微微颤抖，心疼之余，也涌起一股无名的怒火。

＂妈，这是春花，我媳妇。＂我鼓起勇气说道，＂我在信里提到过的，队里的赤脚医生。＂

母亲的脸色瞬间变了，从惊讶到震惊，再到一种难以名状的失望。

她没有伸手接过春花递上的礼物，只是僵硬地说：＂你爸在书房，我去叫他。＂

我们被留在门外，寒风从楼道的窗户缝隙中钻进来，比刚才的气温似乎更低了几分。

春花的手在发抖，我握住她的手，无言地给她力量。

屋内传来压低的争吵声，接着是重重的脚步声。

父亲出现在门口，他的表情严肃得可怕，眉头紧锁，嘴角下垂，眼神中充满了责备和不满。

＂爸......＂我刚开口，就被打断了。

＂王明哲，你太让我失望了！＂父亲的声音低沉而愤怒，＂三年不见，你就带回这么一个人？＂

春花的手在我掌心抖得更厉害了，我能感觉到她的身体微微后退，似乎想要逃离这里。

＂爸，春花她很好，很能干，会医术，还......＂我急切地想要解释。

＂会什么医术？赤脚医生？那是什么水平！＂父亲冷笑道，＂她配得上你吗？配得上我们家吗？＂

他的话像一把利刃，直接刺进了春花的心里。

春花的脸涨得通红，眼中已经泛起了泪光，但她倔强地抬着头，不让泪水流下来。

我感到一股怒气从心底升起，这是我第一次对父亲产生如此强烈的不满。

＂爸，春花救过很多人的命！在那种条件下，没有她，很多人早就......＂我的声音因为激动而有些颤抖。

＂我不管她救过谁！＂父亲粗暴地打断我，＂你知道我们对你的期望是什么！你知道你带回这样一个农村姑娘意味着什么吗？你的前途，你的未来！＂

父亲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引得邻居家的门也开了一条缝，好奇地张望着。

春花轻轻地拉了拉我的袖子，低声说：＂明哲，我们走吧。＂

她的声音细如蚊蝇，却坚定得让人心疼。

我没有动。

此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愤怒和悲哀。

这就是我朝思暮想的家，这就是我敬爱的父母。

窗外的风雪更大了，呼啸着拍打着窗户，仿佛也在为这场不欢而散的团聚哀叹。

＂爸，您至少让我们进门再说，外面很冷......＂我尝试着缓和气氛。

＂不必了！＂父亲冷冷地说，眼神如刀，＂除非你现在就跟我保证，立刻跟这个农村姑娘断绝关系，否则你也别进这个门！＂

他的话像一块巨石，压在我和春花的心上。

母亲站在父亲身后，欲言又止，眼中闪过一丝不忍，但终究没有说什么。

春花的眼泪终于落了下来，无声地滑过她冻得通红的脸颊。

她转身就要走，我一把拉住她。

＂爸，妈，对不起，那我们也不进这个门了。＂我平静地说。

这份平静来源于心底的决绝，是对春花深深的爱和对自己选择的坚持。

父亲愣住了，似乎没想到我会这样回答。

他的嘴唇动了动，眼中闪过一丝惊讶，却没有发出声音。

最终，他只是冷哼一声，砰地一声关上了门。

那声音在我心中回荡，仿佛一道永远无法跨越的鸿沟就此形成。

我和春花站在寒冷的楼道里，彼此相对无言。

春花的泪水无声地流淌，她的布袋子还紧紧地攥在手里，那里面装着她的一片真心。

我轻轻抱住她：＂走，我们去找地方住。＂

她点点头，擦干眼泪，强忍着内心的悲伤跟我离开了。

我们离开了教师公寓，寒风刺骨，雪花纷飞，像是要将我们彻底与这座城市隔离开来。

在附近找了一家小旅馆，简陋的房间里只有一张床和一个小桌子，但至少暖和。

春花坐在床边，默默地掏出那些准备好的礼物——木耳已经被挤压得有些破碎，鱼干散发出淡淡的咸香，那条手织的围巾上绣着＂王＂字，每一针每一线都是她的心血。

＂我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春花轻声问道，眼泪又涌了出来。

她的声音里满是自责和无助，像是一只被雨淋湿的小鸟。

我摇摇头，在她身边坐下：＂不是你的错。＂

＂可是......＂她想说什么，却又哽咽得说不下去。

＂春花，＂我打断她，握住她的手，＂你记得咱们村子里老刘爷得了急病那次吗？＂

春花点点头，眼中的泪水在灯光下闪烁。

＂那天半夜，老刘爷突发高烧，你背着药箱在雪地里走了五里路，在煤油灯下给他打针、熬药，一直守到天亮。＂我的声音有些哽咽，回忆起那个夜晚，春花在昏暗的油灯下专注的眼神。

＂你知道吗？那一刻我就想，这辈子我要和你在一起，不管遇到什么困难。＂

春花的眼睛亮了亮，泪水中透出一丝微笑。

＂可是你父母......＂她的担忧仍未消除。

＂他们会明白的，总有一天。＂我轻声说，却不知道自己有多少底气。

心里明白，在这个特殊的年代，知青和农村姑娘的结合，对于传统知识分子家庭来说，是多么难以接受的事情。

房间里安静下来，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和风雪拍打窗户的声音。

我们谁也没有再说话，只是紧紧地依偎在一起，仿佛这样就能抵御全世界的寒冷。

傍晚时分，我去附近的小卖部买了些馒头和咸菜，这是我们的晚餐。

春花小口地吃着，眼睛不时望向窗外，不知在想些什么。

＂明天一早我们就回去吧。＂她突然说。

我看着她，心中一阵酸楚：＂你不想在城里多待几天吗？＂

春花摇摇头：＂再待下去也没意思，还是回去干活吧。＂

她的话简单，却道出了一个农村姑娘的坚韧和实际。

晚上，春花忽然说想去逛逛中央大街。

尽管天气寒冷，我们还是裹紧衣服出了门。

哈尔滨的夜晚灯火通明，中央大街上的俄式建筑在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壮观。

街上的人来来往往，有笑闹的年轻人，有携手的情侣，有拖着孩子的父母，欢声笑语。

春花的眼睛被这一切所吸引，渐渐恢复了光彩。

她看着橱窗里摆放的各种商品，脸上流露出孩子般的好奇和向往。

＂明哲，你看那个！＂她指着一家商店的橱窗，里面摆放着各种漂亮的衣服，有深蓝色的呢子大衣，有淡黄色的毛线衫，还有各种颜色的花布。

＂喜欢吗？要不要进去看看？＂我问。

春花摇摇头：＂太贵了，不合适。＂

她的自知之明让我心疼，又让我更加坚定要给她一个更好的未来。

我们继续往前走，经过一家照相馆时，春花停下了脚步。

橱窗里展示着各种照片，有穿着礼服的新人，有身着军装的战士，有全家福，还有一张穿着蓝色工装的年轻人的照片，笑容灿烂。

＂明哲，我们拍张照片吧，好不好？＂她小心翼翼地问，眼中闪烁着期待的光芒。

我笑着点头：＂好啊，正好留个纪念。＂

照相馆里，我们并肩而坐。

摄影师是个上了年纪的老人，戴着厚厚的眼镜，手法娴熟地调整着相机。

他让我们摆出各种姿势，春花有些拘谨，但眼睛里的幸福却是那么明亮。

＂年轻人，把手搭在姑娘肩上。＂摄影师指导着，＂姑娘，微微侧身，对，就是这样。＂

＂笑一笑！＂摄影师喊道。

春花努力地扯出一个笑容，却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眼泪再次夺眶而出。

＂怎么了？＂摄影师疑惑地问，放下相机。

＂没事，她太高兴了。＂我替春花回答，同时轻轻擦去她脸上的泪水。

摄影师了然地点点头，似乎见过太多人生百态，不再多问。

＂照片三天后可以取，这是票。＂他递给我一张小纸片。

走出照相馆，春花的情绪似乎好了许多。

我们沿着中央大街继续闲逛，看着商店橱窗里五颜六色的商品，看着行人匆匆的脚步，看着远处灯火辉煌的建筑。

街边有卖冰糖葫芦的小贩，我买了两串，递给春花一串。

＂尝尝，城里的冰糖葫芦。＂

春花接过来，小心地咬了一口，酸甜的滋味让她眼睛一亮。

＂真好吃！＂她的笑容终于真实了起来。

我们走到松花江边，江面已经结冰，远处的江灯在黑夜中闪烁，像是无数颗星星落在了地上。

＂明哲，＂春花突然开口，声音轻柔，＂如果你想留在城里，我可以回农村。＂

她的话让我心头一震。

＂你在说什么傻话？＂我转过身，紧紧握住她的手，＂我们是一起的，不管去哪里。＂

春花的眼睛在灯光下闪烁着泪光，她轻轻点头，没有再说什么。

那晚回到旅馆，春花从行李中取出一个小本子，那是她记日记用的。

她小心翼翼地写下了今天的经历，然后将那张还未洗出来的照片票夹在了本子里。

＂明哲，你后悔了吗？＂她忽然问道，声音细如蚊蝇。

我摇摇头：＂不后悔。＂

＂真的？＂她追问，眼中满是不确定。

＂真的。＂我坚定地说，＂春花，我们会有自己的路要走。＂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将整个世界笼罩在一片白色之中，仿佛要掩盖所有的悲伤和不公。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离开了哈尔滨，坐上了回北大荒的火车。

春花靠在窗边，看着逐渐远去的城市轮廓，神情复杂。

火车轮子与铁轨摩擦的声音，构成了一首沉闷的乐曲，伴随着我们渐行渐远。

＂也许，有一天你父母会接受我。＂她轻声说，目光依然停留在远处的城市上。

＂一定会的。＂我握住她的手，尽管心里明白这条路还很长很长。

回到生产队，一切如常。

春花继续当她的赤脚医生，穿梭在村子的每个角落，为孩子们检查身体，为老人送药；我继续在田间劳作，挥洒汗水，与土地亲密接触。

但有些东西确实变了——我们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更加坚定。

那次被拒之门外的经历，反而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更加明白什么是真正重要的东西。

生产队里的人们很快就知道了我们去哈尔滨的经历，他们用朴实的方式表达着对春花的支持。

队长的媳妇给春花送来了自家织的围巾，说是让她下次去城里戴上；老李头的女儿教春花怎么扎好看的发辫，说城里姑娘都这么扎；连最不爱说话的王大娘都悄悄塞给春花一瓶自制的香水，说是她年轻时从城里买的，一直舍不得用。

这些朴实的关怀让春花感动不已，也让她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春花在医疗上的技术越来越熟练，我也在农活上变得更加得心应手。

我们住在一间简陋的土房子里，土炕上铺着春花亲手缝制的被褥，墙上贴着从报纸上剪下来的画，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

虽然简陋，但这里有我们共同的梦想和努力。

每天晚上，当农活结束，春花也从村子各处回来后，我们会坐在煤油灯下，她缝缝补补，我读一些从城里带来的书。

有时候，我会给她读一些简单的诗歌和故事，她总是听得入神，眼睛里闪烁着对知识的渴望。

＂明哲，你教我认字好不好？＂一天晚上，春花突然提出这个请求。

我惊讶地看着她：＂你想学？＂

＂嗯，＂她点点头，眼中满是决心，＂我想多认识一些字，这样以后回城看你父母，他们就不会看不起我了。＂

她的话让我既心疼又感动。

于是，每天晚上的读书时间，变成了识字时间。

春花学得很认真，虽然进步缓慢，但她从不放弃。

她用从医疗站拿来的旧处方纸的背面练习写字，一遍又一遍，直到手指发酸。

两个月后，我收到了母亲的来信。

信中说父亲的态度有所软化，希望我们有机会再回家一趟。

春花看完信，眼泪又一次涌了出来，但这次是喜悦的泪水。

＂我说过，他们会明白的。＂我微笑着对春花说。

春花连连点头，眼中满是期待和些许不安。

＂我要更加努力学习，不能再让你父母失望了。＂她握着信纸，眼神坚定。

从那天起，春花更加刻苦地学习认字，甚至向队长借了一本《新华字典》，每天睡前都要翻阅。

她还特意向村里那些从城里嫁来的媳妇们学习城里人的生活习惯和说话方式，努力改变自己粗犷的农村口音。

看着她如此努力，我心中既心疼又敬佩。

那年冬天，我们再次踏上了去哈尔滨的列车。

这一次，春花准备了更多的礼物，甚至专门学会了织毛衣的技术，给我父母各织了一件。

她还特意换上了生产队发的新棉袄，深蓝色的布料，虽然样式简单，但干净整洁。

列车上，春花比上次镇定多了，她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景色，眼中满是期待。

＂这次一定会好的，对吧？＂她轻声问我。

＂一定会的。＂我握紧她的手，给她信心，也是给自己信心。

当我们再次站在那扇门前时，我的心跳得厉害。

门开了，是母亲。

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春花，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拥抱了春花。

＂进来吧，外面冷。＂母亲的声音温和了许多。

春花激动得手都在发抖，她小心翼翼地迈过门槛，像是怕惊扰了这来之不易的和解。

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表情仍然严肃，但至少让我们进了门。

春花从布袋里取出准备好的礼物，双手递给我的父母。

＂叔叔阿姨，这是我自己做的，不值钱，但是我的一点心意。＂她的声音轻柔而诚恳。

母亲接过礼物，看着那件粗糙但针脚细密的毛衣，眼中闪过一丝动容。

＂谢谢，很用心。＂母亲轻声说。

父亲沉默不语，但接过了礼物，放在一旁。

气氛有些尴尬，但比起上次，已经好了太多。

晚餐是母亲精心准备的，有红烧肉、清蒸鱼、炒青菜，还有我最爱吃的酸菜饺子。

春花很快用她的勤劳和善良打动了我的父母。

她主动帮母亲洗碗、扫地、擦桌子，动作麻利，不声不响。

她会做可口的农家菜，会说些朴实的话语，更重要的是，她真诚地爱着他们的儿子。

那天晚上，当春花去厨房帮母亲做饭时，父亲叫我到书房。

书房里摆满了书籍，墙上挂着父亲年轻时的照片，他穿着整齐的西装，站在大学校门前，眼神坚定而自信。

＂小哲，＂他的声音不再那么严厉，带着一丝歉意，＂我错怪春花了。她是个好姑娘。＂

我点点头，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

＂但是，＂父亲话锋一转，眉头又皱了起来，＂你们的路不会容易。你知道现在的政策，知青回城多难。再加上你们......＂

＂爸，我知道。＂我打断他，声音坚定，＂不管多难，我们都会一起面对。＂

父亲沉默了一会儿，抚摸着书桌上的一本厚重的书籍，忽然问：＂你真的那么爱她？＂

＂是的，爸。＂我毫不犹豫地回答，眼神坚定。

父亲叹了口气，拍了拍我的肩膀：＂那就好好对她。＂

那一刻，我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释然和幸福。

回到北大荒后，我们的生活继续着，但心情却轻松了许多。

春花依然每天忙碌于医疗工作，而我则更加努力地在田间劳作。

我们开始计划未来，在艰苦的环境中寻找希望。

1973年春天，生产队分了一小块自留地给我们，春花欣喜若狂，立刻开始计划种些什么。

我们种了白菜、萝卜、黄瓜，还有几棵向日葵，那是春花最喜欢的花。

每天早晨，她都会去地里看看，浇水、除草、施肥，忙得不亦乐乎。

那些小小的嫩芽从土壤中钻出来时，她高兴得像个孩子，拉着我去看，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1974年夏天，生产队终于批准了我们回城探亲的申请，这次不是私自回去，而是有正式手续的。

我们再次踏上了去哈尔滨的列车，但这次，我们心中只有期待，没有忐忑。

父母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母亲甚至专门做了春花爱吃的菜。

父亲也变得和蔼了许多，会主动询问我们在农村的生活，会耐心听春花讲述她作为赤脚医生的故事。

一天晚上，父亲突然对我说：＂小哲，我托人打听了知青回城的政策，可能明年会有变化。你们做好准备。＂

那个晚上，我和春花激动得几乎没睡，在被窝里小声讨论着回城后的生活。

1975年冬天，我收到了一封公函，知青可以选择回城工作。

春花比我还要激动，她在雪地里转了一圈又一圈，笑得像个孩子。

但很快，我们又面临了新的问题——春花没有城市户口，不能和我一起回城。

我们再次陷入了痛苦的抉择中。

春花劝我先回城，她继续留在农村，等有机会再团聚。

我怎么能答应？我宁可继续留在农村，也不愿与她分离。

最终，在父亲的帮助下，春花被安排在城郊的一家集体医疗室工作，虽然待遇不高，工作环境也比不上城里的医院，但至少我们可以在一起。

我们在城郊租了一间小房子，简陋但温馨，开始了新的生活。

每天早晨，我骑自行车去工厂上班，春花则步行去不远处的医疗室。

晚上回来，我们会一起做饭，聊聊各自的一天，然后在煤油灯下看书、学习。

虽然生活仍然艰辛，但我们充满了希望。

1978年，国家政策进一步放宽，春花终于获得了城市户口。

同年，我们搬进了单位分配的一室一厅的小房子，也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

看着怀中熟睡的婴儿，春花的眼中满是幸福的泪水。

＂明哲，我们终于有了真正的家。＂她轻声说，声音中满是感慨。

我点点头，紧紧握住她的手。

多年后的一个冬日，当我和春花已经四十多岁，当我们的孩子已经长大，当我们已经有了稳定的工作和生活，当我们站在哈尔滨的中央大街上，看着橱窗里的自己时，我忍不住想起那个被拒之门外的下午。

岁月在我们脸上刻下了痕迹，春花的眼角已有了细纹，我的鬓角也泛起了霜白，但我们的爱情，却如同陈年的老酒，越发醇厚。

＂明哲，＂已经四十多岁的春花挽着我的手臂，轻声问道，＂如果时光倒流，你还会选择当年那样做吗？＂

我看着她，看着这个陪我走过艰难岁月的女人，看着她眼角的皱纹和略显粗糙的双手，心中涌起一阵温暖。

她不再是那个怯生生的农村姑娘，而是一个历经风雨、坚强勇敢的女人。

她的美丽不再是青春的娇嫩，而是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智慧。

那么，亲爱的，如果命运给我们再一次选择的机会，你猜我会怎么做？

来源：浅蓝袅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