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罗部长，这案子拖不得了。”1950年2月28日夜，北京中南海灯火未熄，周恩来看着手里的函件，语气低却坚定。短短一句，把整间屋子的气氛拧紧。落款处，十九位农工党干部的名字排成两列，他们要求对叛徒陈敬斋依法严惩。周恩来放下文件，“是该算账了。”

“罗部长，这案子拖不得了。”1950年2月28日夜，北京中南海灯火未熄，周恩来看着手里的函件，语气低却坚定。短短一句，把整间屋子的气氛拧紧。落款处，十九位农工党干部的名字排成两列，他们要求对叛徒陈敬斋依法严惩。周恩来放下文件，“是该算账了。”

消息传到江西，同一天凌晨，南昌公安厅紧急调度，一辆吉普车悄无声息驶向景德镇。陈敬斋正准备与买主谈新批瓷器，没料到带他进城的“生意伙伴”在公安厅门口亮出身份。七十多天的缜密监控终于收网。

很多人纳闷：一个在瓷业里混迹的小商人，值得党中央深夜批示？答案藏在十九年前的紫金山麓。1931年11月18日，邓演达在沙子岗倒在乱枪之下，国民党当局只用一句“煽惑军人、扰乱邦家”给他定罪。他为此奋斗一生的三民主义理想，被阴冷的子弹终结。而陈敬斋，则是那支暗枪的“引信”。

时间往回推至1930年夏。上海法租界一处公寓里，邓演达主持干部会议，宣布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除了筹款、筹枪，他最倚重的便是黄埔同学会的年轻骨干。陈敬斋凭一口流利法语、漂亮的笔记，混进秘书处，专门负责文件收发。谁都想不到，这位自称“勤俭持家”的干事天天喊缺钱，却暗中写信给蒋介石要价五万现大洋，换取“一个能震动黄埔的头颅”。

1931年8月18日傍晚，上海一堂秘密授课正在进行，罗任一领人送来“腹痛难忍”的陈敬斋。五分钟后，陈借口买药离开。夜色未降，巷口特务尾随而至。邓演达被捕，随后押解南京。蒋介石辗转反侧数日，终在档案上批下两个字：“即决”。临刑前，邓演达对看守说：“信仰若死，中国更无出路。”

枪声惊怵了整个民主阵营。宋庆龄公开通电痛斥蒋介石，黄埔旧部联名求情，均无力回天。临时行动委员会迅速查出内鬼，目标直指陈敬斋。奈何形势险恶，几次锄奸计划皆告失手。这位叛徒带着八千元赏金躲回江西老家，改名换姓，以瓷业商人自居，混过了抗战、混过了内战，自觉“风头已过”。

1949年，新中国成立在即，农工党内部重新清点历史旧账。几位当年受邓演达提携的老人拍板：陈敬斋必须伏法。与公安部、江西省委多轮磋商，布控方案逐渐成形。情报部门在景德镇外围盯了三个月，摸清他的作息、伙计、家中地道，连银行存款都查了。出警那天只用了十分钟，陈敬斋束手被擒。

押往南昌后，第一次审讯陷入僵局——他一口认错，却反咬“上级授意”，并胡乱点名，企图制造对立。省公安厅与农工党多次会商，在事实链与逻辑链之间反复核对。周恩来得知僵局，批示：“移京，集中审理，从快从严。”

4月中旬，陈敬斋被带到北京西郊看守所。罗任一递交的亲笔证明、旧日同窗的日记手稿、蒋介石秘档中那封讨价还价的“密信”一一摆到桌面。三轮对质后，陈敬斋再无可辩。审判员只问一句：“还有何申述？”他垂头：“罪大恶极，听凭处置。”

判决结果很快登报。对于新生的共和国，这不仅是一次惩办叛徒，更是对民主党派信任与合作的有力回应。农工党收到公函的当晚举行追思会，会上无人发言，只将邓演达遗像立于中央，白菊一排排码开。

随后，周恩来责成中央民政部与江苏省协同，将烈士迁葬灵谷寺旁。墓碑由何香凝题写，碑体黑底金字，朴素、凝重。军机处旧档记载：迁葬那天，天空细雨，周恩来在石阶前停留许久，轻声嘱咐工作人员：“此人一生求真，碑文不要写功勋，只写‘烈士’二字即可。”

有人问，处理一个早已失势的叛徒意义何在？答案很简单：血债要用法律来还，信义必须用行动来守。否则，“临委会”改名“农工党”，理念仍可能被嘲作空谈。1950年这场跨越十九年的追捕，补上了革命中的缺口，也向所有尚存侥幸心理的叛逆者宣告——时代翻篇，但旧账照算。

陈敬斋伏法后，农工党档案里添了手写一页：“凡叛徒，必清。”短短四字，写的人手有些抖，却留给后来者足够清晰的警示。

来源：红色史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