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41年6月之前，斯大林对德政策的立场总体上是友好的。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属的秘密议定书，秘密划分了两国在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以及东南欧的势力范围，此后相继放手发动军事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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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6月之前，斯大林对德政策的立场总体上是友好的。1939年8月23日，苏联与德国缔结互不侵犯条约及附属的秘密议定书，秘密划分了两国在波罗的海沿岸、波兰以及东南欧的势力范围，此后相继放手发动军事进攻。

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英法对德宣战。9月17日，苏联以“解放者”名义从东线进攻波兰，占领了波兰东部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此举也打破了莫斯科一直标榜的爱好和平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令世界舆论哗然。

9月28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与德国外长里宾得洛甫在莫斯科签署划界条约，在前波兰领土上划定了苏德新的边界，波兰亡国。此后，德国在西线继续进攻，苏联则挥师进攻芬兰。相对于德军在西线的势如破竹，苏军耗费百日仍未攻陷芬兰，损兵折将触目惊心，这也给了日后希特勒进攻苏联的信心。

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同德国政府正式磋商关于苏联加入轴心国集团的问题。两国外长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公报指出，双方在友好互信的气氛中进行了交谈，“对于一切有关德苏两国利益的重要问题都已获得一种共同的谅解”。

据在场的德国代表观察，“在几个更进一步的问题获得澄清之后，苏联似乎即将愿意加入三国公约”。这里的“三国公约”，即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外长签署的确立轴心国同盟关系的条约。

不过，外交舞会的觥筹交错并没有打消希特勒的征俄野心。希特勒始终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冰冷的敲诈者”，他在1940年底就发布了“巴巴罗萨案”训令，正式筹备进攻苏联。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最终爆发。考虑到战前双方的友好关系，斯大林将德国进攻苏联界定为“背信弃义”，谴责德国“突然背信弃义破坏了它同苏联在一九三九年所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

战争爆发后，莫斯科在组织抵抗的同时开足宣传机器，改变了此前对欧洲战争的性质界定。1939年9月1日德国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莫斯科宣称这是一场帝国主义的非正义战争，呼吁各国共产党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并揭露它的帝国主义性质。

然而，在苏德战争爆发后第一次公开广播中（1941年7月3日），斯大林则将苏德战争与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的反法西斯战争联系起来，称苏德战争并不仅仅是一场苏联人民抵抗德国法西斯进攻的伟大卫国战争，也是苏联人民援助与支持那些同样在德国法西斯枷锁下痛苦呻吟的欧洲各国人民的伟大战争。他号召一切拥护自由的及反对法西斯德国威胁的各国人民结成国际统一战线。

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号召全世界的共产党人积极开展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事业，为保家卫国、抗击法西斯侵略而斗争。

实际上，早在苏德战争爆发当天，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米特洛夫就发表讲话，并将讲话内容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形式发送给各国共产党中央。

其中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指出：

德国背信弃义地进攻苏联，这不仅是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打击，而且也是对各国人民的自由和独立的打击。保保卫苏联同时也是保卫各国正在进行反对奴役者的解放斗争的人民。必须反对中国反动军阀的任何反苏计划。必须在各族人民国际统一斗争战线的旗帜下开展群众运动，保卫中国，保卫受德国法西斯奴役的各国人民，保卫苏联。请注意，在目前阶段，讲的是摆脱法西斯的奴役，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请确认收到此电。

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令正在带领全党考虑“自己的事”的毛泽东欣喜不已。他收到电报后立即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反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并通报全党。

他指斥德国进攻苏联是背信弃义的侵略罪行，不仅是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也是反对一切民族自由和独立的。他指出，苏联的神圣卫国战争不仅仅是为保卫苏联，也是为保卫一切正在进行反法西斯的解放斗争的民族的；而各国共产党的迫切任务就是动员人民组织国际统一战线进行反法西斯斗争，这同时有利于保卫苏联以及一切民族的自由和独立。

在次日给季米特洛夫的复电中，中共中央保证将坚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电报指示，并告知季米特洛夫，中共中央已经向全党通报了《关于反对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即《关于法西斯的国际统一战线的决定》）指示。

对于此时在苏联远东林中的周保中等东北党干部，阶级祖国苏联遭受的侵略激发了他们内心的战斗激情。

北野营党委的一份总结报告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及至德国法西斯强调希特勒背信弃义的突然侵犯苏联。我们这不大的A野营党组织全体党同志和非党同志的情绪突然震荡起来、紧张起来。大家都知道日寇是强盗希特勒的帮凶，它也许会依据满洲来冒险从东方侵犯苏联。大家都很明白并讨论着我们劳动祖国的安危，不仅影响到中国抗战，而是关系世界革命的前途人类命运的前途。……我们每个党的同志是愿意接受我们上级指示和教育，努力打破由长期游击运动所带来的狭小观点。对于上级所分配的任何困难工作任务都愿意热心努力的担负。

应当说，苏德战争的爆发极大消除了野营中间对“停止派遣”的不满，这些身处异国的将士热情响应斯大林“保卫苏联”的号召，甚至不再有“与中国革命及东北游击运动实际脱离”的感觉。

6月23日，周保中同时致电南、北两个野营，号召全体官兵为保卫苏联而战斗。他在给南野营的指示中称保护苏联的任务加重了，要求野营官兵努力学习与训练，“以便随时实现我们保护工人祖国苏联的具体任务”。

他还嘱咐北野营官兵做好被派往苏德战争前线作战的准备。同一天，他还以东北党主要领导人集体的名义（署名人有：周保中、金策、冯仲云、崔石泉、王效明），给苏联远东方面军总司令阿巴纳先科大将写信（通过王新林转交）。他除了代表全体抗联官兵表达“保卫苏联”的坚定信念以及前往苏德战场前线作战的强烈愿望，还明确表示愿意放弃1940年“三月十九日提纲”确定的关系原则，希望被归入苏军序列，由苏军直接指挥。

他指出：

过去东北游击运动问题，我们遵守你的一九四〇年三月提纲的基本规定，而接受你的工作上之临时指导。同时我们认为东北全部革命问题和党组织问题的基本解决，只有得到中共中央或共产国际执委之指示才有完全解决之可能。但是在我们工人祖国受到侵犯的今天，我们认为如果东方赤色防卫阵线上，关系东北问题的解决，虽然缺乏中共中央关系，而在这样新情势的发展之下，我们认为全部满洲革命问题，可以接受你的任何适当之直接措置和行动计划。

这一愿意接受苏方“任何适当之直接措置和行动计划”的立场，正是周保中在第二次伯力会议上强烈反对的主张，他当时斥之为“取消主义”。由此，苏德战争的爆发以及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以周保中为首的东北党领导人的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使得这些党性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甘愿暂时放弃“中国党的组织系统和政治”，开始将中共的抗日救国事业与东北民族解放事业，同阶级祖国苏联的衞国战争完全地联系了起来。

实际上，之前周保中之所以将同苏联的关系定义为暂时、临时性的“秘密工作关系”，一个重要考虑是这种关系没有得到中共中央的批准以及没有来自共产国际的直接指示，那么，如今既然有了共产国际的指示，对苏关系的性质自然也就有了新的变化。

不过，周保中并没有对普通官兵笼统地解释共产国际的指示意义，而是回归到“祖国”概念的本身。他在7月4日北野营全体大会上首先解释了什么是祖国及为什么要保护祖国，由此提出“两个祖国”的概念，即“工人祖国”（苏联）与“民族祖国”（中国）。

他指出，苏联不仅是苏联工人的祖国，也是全世界的工人无产阶级的祖国，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保护工人祖国苏联与保护民族祖国中国是同等重要的。他说，一方面，中共是马克思、列宁和斯大林的党，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中国的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正在为中国的独立自由而斗争；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在希特勒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的今天，保护工人祖国苏联也已经成为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直接的国际任务了。

两年后的1943年6月1日，周保中回顾这一时期的情形时确认，当时东北党认为，苏德战争是全世界自由民主的国家，联合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德国及其同盟者侵略的战争，认为这场战争的胜败不仅决定了苏联人民的命运，也决定着中国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前途与命运。

东北党也由此认为，滞留苏联的全体中共党员及全体东北抗联官兵都负有直接参加苏联卫国战争的义务，并且认为这是由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天性决定的，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阶级自觉，而“不是任何环境的强迫，不是一时间的感情冲动”。

周保中还断定，如果真的被派到苏德战场的前线作战并且牺牲，他们不仅必将得到中国人民的尊重，也将得到中共中央的理解，“谁也不能责备我们离开中国解放革命斗争的本土，谁都了解我们保护社会主义祖国——苏联，便是保护自己民族祖国——中国”。

周保中提到的“天性”，实际上正是以周保中为首的东北党领导人身上那种源于意识形态的天然情感，以及长期关于“工人阶级无祖国”“苏联是阶级祖国”等阶级教育养成的认同。周保中则最为典型，他1929年1月被中共中央派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1930年东方劳动大学撤销后转入国际列宁学院继续学习直至1931年秋。

在此期间，他尽管一度犯托洛茨基主义错误而被联共（布）开除党籍（1931年2月14日至1931年4月20日），在国际列宁学院毕业时仍获得了较高的评价：

积极而有才能。政治素养得到很大提升。对课业的掌握完全符合要求。较好地完成了社会工作。在学习期间，坚持了党和共产国际的总路线，得到了很大成长。真诚愿意改正自己过去犯下的政治错误。重新入党。拥有军事工作经验。根据其性格，最好任命其承担政治组织工作或军事领导工作。

这种经历无疑帮助建构了周保中对阶级祖国的深切情感，培植了他的阶级“天性”。

1941年7月底，周保中主持北野营全体大会通过决议并电告王新林（苏联白人，苏联远东军负责和东北抗联对接人，本名瓦西里，抗联叫顺嘴叫成王新林），称愿与全体苏联人民和苏联红军一道拥护斯大林同志的号召，誓死反抗德国法西斯侵略者。

决议指出，所有官兵已经做好准备，愿意接受苏方任何战斗指示，为保卫阶级祖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周保中还专门致电南野营官兵，称鉴于形势发生变化，东北游击运动的全部工作都将由苏联远东方面军直接指挥之。

至此，“停止派遣”引发的不满一扫而光，在周保中等主要领导人的努力下，全体官兵很快就在新的原则基础上达成思想统一，一时间无人再提与中共中央恢复关系的问题，也不再纠结是否要为苏联做侦探，或强调中共党的独立性，所有人都在准备接受苏军的直接指挥，为保卫苏联而战斗。

对苏军来说，若能整编像东北抗联这样一支由共产党领导、长期坚持东北游击运动的武装，必有助于未来的对日作战，即便和平时期也能增强对日情报工作。

这实际上正是苏方在1941年初伯力会议上提出要“直接领导直接命令”东北抗联的主要考虑。然而，令人不解的是，面对周保中三番两次请求由苏军直接指挥东北游击运动，苏方的反应极其冷淡，甚至予以断然拒绝，王新林反而劝周保中不要破坏原有的中共东北党组织系统和政治独立性，称“这样办是不可以，不对的；必须保持东北中共党组织和东北游击队系统”。

联系1941年初苏方的立场，为何此时的态度发生根本转变？此前求之不得之事，此时为何“弃之如敝履”？苏联远东方面与共产国际究竟有什么顾虑呢？

若要理解苏方的态度，需要关注到这一时期远东局势的变迁，尤其是莫斯科与中共中央的互动。苏德战争爆发后，远东局势一度极为严峻，日本政府内也发生“北进”与“南下”之辩。

1941年6月24日制定的《适应形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草案在确定继续南进方针的同时，明确要求“秘密作好对苏战争准备”，要求密切关注苏德战争的进程，若时机有利可即北上进攻以确保北部边界的安全。

日本御前会议的决议很快就被莫斯科驻东京情报机构获得。7月7日、16日，日本陆军部还先后下达动员令，启动了日本陆军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征召，使得驻中国东北与朝鲜的日军数量倍增，关东军总兵力增加至70万人，并新编第五舰队以备对苏作战。这就是所谓的“关特演”（关东军特别大演习。这种情势下，大量有关日本将进攻苏联的情报被送到莫斯科。

苏联政府非常担心遭到日本进攻，陷入两线作战的境地。莫斯科为此一面指示通过外交渠道提醒日本政府恪守1941年4月13日的《苏日中立条约》，苏联驻日大使奉令分别于6月24日、7月2日、7月13日拜访日本外相松冈洋右。

直到8月5日近卫文麿第三次组阁后，基于参谋本部关于苏德战争不会很快结束（至少不会在1941年结束）以及决定不在1941年发动对苏战争的研判，新任外相丰田才明确承诺将忠实履行条约的各项规定。

另一方面，莫斯科指示加强远东军事部署，包括修建防御工事。除此之外，斯大林还通过共产国际增加了对中共的财政与物资援助，同时敦促中共中央将“保卫苏联”作为基本的策略主张，做好在苏日战争爆发情形下配合苏军作战的筹备工作。

关于这一时期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互动，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中共中央与苏军情报机构建立了直接联系。斯大林还指示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将军同中共驻重庆代表团分享情报，并根据苏军的情报分析提供政策建议。此举也意味着在共产国际与中共中央的联络渠道之外，苏联政府与延安中共中央建立了正式联系。

第二，东北游击运动的相关议题开始出现在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协商议事日程中。在莫斯科看来，中国东北与朝鲜在地缘上都与苏联接壤，并驻扎着日军的重兵，一旦苏日矛盾激化，这些地区必将成为日本进攻苏联的前哨阵地。因此莫斯科的首要关切是如何有效牵制这一地区的日本驻军，莫斯科认为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中共能否派大批部队到东北作战。

（正文完）

来源：常棣tand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