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文化传播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理论研究、旅游产业、教育传承和艺术创作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当前红色文化传播仍存在着“五度之缺”：传播频次偏少，缺乏热度；传播内容偏旧，缺乏亮度；传播学理偏浅，缺乏深度；传播形式偏板，缺乏应度；传播
摘 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文化传播取得了丰硕成果，在理论研究、旅游产业、教育传承和艺术创作等领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是，当前红色文化传播仍存在着“五度之缺”：传播频次偏少，缺乏热度；传播内容偏旧，缺乏亮度；传播学理偏浅，缺乏深度；传播形式偏板，缺乏应度；传播话语偏硬，缺乏温度。其原因在于方位、方阵、方式、方差方面存在误区。全媒体时代加强红色文化传播需要发挥“六合之力”，即需要增强红色文化传播的凝聚力、亲和力、表达力、塑造力、竞争力和影响力，从而更好地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关键词：全媒体时代；红色文化；文化传播；传播力；思想政治教育
“红色文化一词以‘红色’为重点，以‘文化’为根基，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的血与火的实践中，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的解放为目标，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经过长期奋斗和历练所形成的特有精神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革命精神和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红色文化传播，有力有效地推进弘扬红色文化。当前，需要系统分析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文化传播现状，深入剖析红色文化传播中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明晰全媒体时代大力加强红色文化传播的路径选择，从而进一步巩固和提高红色文化传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一、党的十八大以来红色文化建设成就斐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色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鲜亮的底色，在我国960多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大地上红色资源星罗棋布，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百年奋斗的伟大历程中红色血脉代代相传。”红色文化资源是推进红色文化传播的物质和精神载体，用好红色资源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举措。
（一）红色文化研究不断升温
新时代以来，学界对红色文化的关注与日俱增。在中国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CNKI，中国知网）中以“红色文化”为主题进行搜索，共检索出25494篇与之相关的学术论文，2013年以来，发文数量在逐年递增。“发文量是科学界对某一领域关注程度的总体表征，文献发文量变化是衡量该领域研究进展的重要指标。”这充分反映出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红色文化传播，研究成果的丰硕也表明学术界对红色文化的关注度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对红色文化的关注度提高又会反促研究激情和兴趣，二者良性互动的关系有利于加深群众的红色记忆、增强文化自信。来自不同学科的学者从多方面对红色文化进行解读和研究使人们对红色文化有了更全面深入的认识，也为红色文化传播奠定了理论基础。
（二）红色旅游方兴未艾
作为推动社会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旅游业已然成为红色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新时代下我国红色旅游的高质量发展既是推动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抓手，也是构建文化强国的题中应有之义。”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2016—2020年全国红色旅游发展规划纲要》高度重视红色旅游对推动脱贫攻坚的作用，并突出强调红色旅游发展的深刻意义。红色文化资源作为物质和精神相结合的产物，与文旅相耦合，不仅赋能各地的经济发展，更丰富了红色旅游的精神内涵。《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3）》显示，全国红色旅游接待人数已突破20亿人次，红色旅游市场规模接近万亿元，其中，90后、00后已成为红色旅游的主力军。红色文旅产品形式也日益多样化，涌现出红色演艺、红色文创、红色研学等新产品。伴随着数智技术的更迭，人们的信息传播和接收方式也在不断革新，“红色文化+旅游+数智技术”的新形式让越来越多的群体寓教于乐，打破了群众对红色旅游的刻板印象，使群众可以在潜移默化中汲取红色文化的精神养分。比如，赣州方特作为全国首座红色文化主题公园，将一些脍炙人口的英雄事迹打造成沉浸式体验项目，综合运用增强现实（AR）、虚拟现实（VR）等技术手段，使观众有了更深的情感共鸣，扩大了红色文化的传播范围。
（三）红色教育丰富多样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各种社会思潮激荡、影响着青年学生的思维认知，红色文化与思政教育相融合显得尤为重要。历史文物展馆、人物事迹展馆、烈士陵园、博物馆等红色文化场馆承载了特定历史时期的文化精神，它们所具备的象征意义，展现了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和爱国精神，为学校的思政教育提供了最直接的现实载体。比如，遵义师范学院依托其深厚的城市文化底蕴，积极开展馆校合作，与四渡赤水纪念馆合作共建“红色思政大课堂”，充分发挥和利用博物馆、纪念馆的现实作用，构建了“课堂教学+实践教学”的红色文化输出的思政教育模式，在教授学生专业知识的同时赓续了红色血脉，真正落实红色文化进课堂。
（四）红色艺术精品迭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红色文化的传播离不开文艺作品的创作，红色文化也为文艺作品创作提供了不竭营养。党的十八大以来，诞生了一批有思想深度、有艺术观赏价值的红色艺术作品。以影视作品《觉醒年代》为例，该剧以史实为基础，再现了革命先驱为中华崛起拼搏奋斗的历程。红色文化与影视作品的结合，将书本上的名字和故事刻画为饱满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使观众突破对红色文化的表象认知，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爱国情怀，这种“关于情绪价值的多层次挖掘、异质用户的多渠道触达以及不同时点的多模态传播等策略，对于新媒体环境下主旋律影视作品的创新生产和传播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二、当前红色文化传播存在“五度之缺”
（一）红色文化传播频次偏少，缺乏热度
目前，红色文化传播仍面临着传播频率不高的窘境。一方面，伴随着新媒体的崛起和数字技术更迭，一些红色文化传播主体仍受思维桎梏的影响，长期依赖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降低了信息在新媒体时代的可见度和频率。与此同时，传统媒体对红色文化的传播通常集中在重大节日或者纪念日期间，日常渗透力不足，缺少热度，这就导致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未能更广泛地传达给大众，难以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另一方面，智媒时代下一些媒体未能适应平台规则，未能有效把握自己的内容优势，在新媒体平台中输出内容较少且没有保持更新频率，从而导致红色文化的受众流失。此外，社交媒体对于公众的极大赋权，改变了传统“居高临下”的传播方式，技术可供性实现了信息传受的无门槛，短视频、公众号文章等层出不穷，公众手握麦克风的同时也被“浸泡”在信息爆炸的汪洋大海里。一些平台为了获得经济利益，优先分发满足大众娱乐需求的内容，降低了红色文化出现在大众视野中的频率。
（二）红色文化传播内容偏旧，缺乏亮度
当下，红色文化传播内容多以宏大叙事、政治叙事展开，难以与普通受众产生情感共鸣。它们多以人物艰苦奋斗为背景，叙事内容老旧且冗长，缺少对红色文化多维度多层次的深度解析，让青少年群体代入感偏弱，难以吸引青少年群体的关注。这种重形式而轻内容的叙事方式大多只关注红色文化的物质形式而忽视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事实上未能与新时代精神融合的老旧内容是无法真正将红色文化嵌入人们的记忆之中的。同时，一些媒体在传播红色文化的时候一味强调“奉献精神”“雷锋精神”“敢于牺牲”等价值观念的灌输，未能与新时代的精神诉求相衔接，造成青少年群体的疏离感。当今年轻一代的群体自我意识较强，当媒体追求单一价值导向的时候很可能会触发他们的自我防护意识，甚至导致传播的逆效果。因此，忽视了当下社会发展需要的传播内容无法有效激发人们的红色记忆，使得红色文化传播效果欠佳。
（三）红色文化传播学理偏浅，缺乏深度
红色文化的理论研究往往就事论事，浅尝辄止。况且，大众的情绪先于理性，也容易使专家学者的声音被埋没，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同时，社交媒体时代的信息传播呈现出碎片化、即时化的特点，“短、平、快”的内容更符合大众的阅读习惯，也正是这种浅阅读的习惯正在剥夺大众的深度思考能力。全媒体时代公众不仅是红色文化传播的被动接受者，更是红色文化传播的编码者和译码者，公众根据个体偏好参与到红色文化的传播过程之中。但由于每个人的认知水平和理解能力有所差异，在对红色文化进行表达和传播过程中会存在区别，从而削弱了红色文化的学理性。此外，为了迎合人们的阅读习惯和市场需求，一些传播者以牺牲强学理性为代价，转而传播时长短、娱乐化的内容以获得大众的注意力和商业利益。
（四）红色文化传播形式偏板，缺乏应度
红色文化传播要能引发观众的积极响应。然而，“固定场景的红色文化传播多偏向实物堆叠和道具的视觉平面化展示，这类只注重观者视觉而忽视其他感官感受的传播形式，不利于沉浸式情感体验与参与式的互动需求”。过多的实物堆砌会增加观众对红色文化的理解难度，他们很难从堆砌的物件中找到不同文物的核心价值。不少展览馆仍以“文物+文字”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且文字部分多采用罗列人物轨迹或文物介绍形式，削弱了观众的观看兴趣。在博物馆、纪念馆等红色场馆开展的活动也主要是以讲座、主题竞赛等形式为主，缺乏趣味性，难以激发青年群体的热情和参与度。一些博物馆的讲解人员缺乏形式上的创新意识，习惯于传统“我说你听”的讲演方式，通常是按照固定的流程和固定的演讲稿模式进行平淡无味的话语输出，未能与观众产生互动。这些不仅在形式上显得呆板刻意，还会消解红色文化传播本身的意义，阻碍传播效果的达成。
（五）红色文化传播话语偏硬，缺乏温度
红色文化传播也存在话语生硬、缺乏温度和人情味的倾向。尽管很多学校已经将红色文化融入教育体系之中，但从整体来看，红色文化在学校的传播更多的是“+教育”，而不是“教育+”，尚未实现真正融合。学校大多采用单方面的知识灌输，照本宣科地进行红色文化教育，这种“填鸭式”的教学模式缺乏理解红色文化的温度和亲切感。这种生硬的传播话语使学生在解读过程中会存在偏差，易于遮蔽红色文化本身的精神价值，不利于学生对红色文化作出正确的诠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卡普勤”来批评不考虑传播效果的宣传方式。一些传播红色文化的媒体仍存在“传者本位”观念，以“卡普勤式”的官方语态对大众进行灌输，使红色文化在传播过程中缺乏感染力。
三、红色文化传播面临“四方之误”
（一）方位之误：对红色文化当下价值认识不足
目前，社会上不少人对红色文化的认知还停留在电影、电视剧的节目内容，对红色文化缺乏全面系统的了解，对红色文化背后的精神内涵和价值缺乏领悟。不少人未能将红色文化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起来，误以为红色文化只是与过去某些历史相关而值得铭记，但与当下生活没有关联，没有产生应有的情感联动。
（二）方阵之误：缺少大V、新社会组织等方阵
全媒体时代，大V、新社会组织等意见领袖在信息传播链条中有着重要作用，他们往往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有着一技之长，拥有庞大的注意力资源。同时，与公众的平级关系且深入到不同的分众群体之中的特征，使得意见领袖传播的话语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然而在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一些部门长期以传统媒体为主导，还未充分重视大V、新社会组织等意见领袖的影响力，没有充分发挥他们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因此缺少对新方阵的整合应用，制约了红色文化传播的影响范围和传播力度。
（三）方式之误：新媒体用得不多、用得不好
新媒介迭代更新和智媒技术发展，不仅重塑了传统媒体与公众的位置关系，也改变了信息生产传播的逻辑。诸多新媒体以其传播力强、传播范围广、互动性高而成为信息传播的重要阵地，但在红色文化传播过程中则缺少对新媒体工具的使用。一些红色文化传媒一味只做增量，将传统媒体的内容照搬到新媒体平台当中，而不结合新媒体的平台属性，以技术逻辑代替用户逻辑，削弱了红色文化的传播效果。
（四）方差之误：缺乏科学规范的反馈评价机制
在评价红色文化传播效果时往往只是简单地从参与人数、举办场次等方面看总量，而没有对总量进行方差分析，由此带来误判，难以精准施策。依托报纸、广播、电视等传播红色文化，反馈渠道主要依赖观众来信、热线电话、上门咨询等，这种反馈机制时效性差、互动性低，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红色文化传播效果难以得到正确评估。在新媒体时代，公众被浩如烟海的信息所裹挟，红色文化传播的内容还未被深层次地思考，就被其他娱乐信息替代，很难花费时间和注意力对红色文化传播进行反馈。反馈是检验传播效果最直接的路径，当传播链条上缺乏反馈环节时，也就无法对传播的效果作出客观评价，红色文化传播过程应当形成科学规范的反馈评价体系。
四、大力弘扬红色文化需要“六合之力”
（一）史论融合，强化红色文化传播凝聚力
传播红色文化要坚持理论与史实相结合，以理论诠释史实，再通过史实结合当下实践，进而强化全媒体时代红色文化传播的凝聚力。再现历史场景，还原历史环境。“红色文化作为具有强象征意义的场所，往往成为主题教育宣导的场所，人们在那里举行相关仪式，在仪式展演中回望历史、观照现实，并展开富有意义的情感交流，激发情感共鸣以实现共识汇聚和价值认同。”在深度媒介化的当代，媒介实现了对历史场景的再造，使其不断朝着实时场景、沉浸场景发展。红色文化场馆可以依托5G、AR、VR、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将革命历史场景进行高度还原和再现，并在不同的历史场景中嵌入理论内容，“当技术的‘轻快’与红色文化的‘厚重’相嵌相融时，便迸发出独特的文化魅力”，使观者在具身传播下强化对红色文化的感知力。北京的鲁迅故居就运用了AR技术，将历史信息和虚拟元素相结合，让观者从多方面了解史实，增强红色文化传播凝聚力。此外，还可以在展示历史人物或历史文物的时候与相关讲解理论知识的视频、音频进行同步播放，以此来增加史料的多样化运用，强化红色文化的传播凝聚力。打造红色主播队伍，增强传播感染力。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53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截至2023年12月，我国网络直播用户规模达8.16亿人，占网民整体的74.7%。可见，直播已经成为当下极具活力和影响力的新兴传播方式，各级政府应抓住时代的机遇，着力打造一批具有红色文化特质的主播队伍。“无论在个体意义上还是在国家层面，红色文化传播的宗旨和目的即构建和实现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凭借其深厚的红色文化底蕴，详细阐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史实蕴含的理论价值，并依托媒介平台构建一个“共同体”，强化红色文化在网友心中的凝聚力和认同感，从而实现传播效果的延伸。比如，主播董某就凭借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强大的叙事能力在直播间介绍了红色故事、红色文物并升华到当代理论基础，加深了网友对红色文化的认识与凝聚力。打造地方标志性红色形象，深度挖掘地方红色资源。许多城市都拥有承载着革命先驱的历史记忆和红色形象，而“城市形象是公众对一个城市的总体印象，涵盖了对城市的内在实力、外在活力及其发展潜力的感知、理解与评价”。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对当地红色文化资源进行深度挖掘，梳理当地红色文化的历史脉络，打造符合地方特色的标志性红色形象，并联动当地其他特色活动如美食节、艺术节等进行宣传，实现理论的升华，进而发展成为全国性红色城市标志，从而强化红色文化的凝聚力。比如，合肥就把握住了《觉醒年代》热播剧的浪潮，大力开发延乔路等红色文化资源，并将延乔路整体提升为红色文化街区，着力打造全国一流红色文化地标。
（二）情理融合，强化红色文化传播亲和力
在公众的接受方式和审美品位被新媒体传播环境日益改变的当下，要想强化红色文化传播的亲和力，传播主体就要积极转变话语体系，情理融合，适应公众的需求。美国实验心理学家霍夫兰在研究说服效果时，提出“诉诸理性”和“诉诸感性”的说服方法。在传播红色文化时将两者结合显然更具传播效果，即将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与年轻态表达进行有机融合已然成为扩大红色文化传播效果的重要路径。把宏大叙事与微观视角结合起来。“红色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丰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文化载体。”将红色文化精神内涵传递给更广大的群众之时，应从“小切口”出发，巧妙地将历史事件与个人成长相结合，将文化内涵与人民当代实践相联系，引发情感共鸣的同时理性分析红色文化的内涵和精神价值。比如，电视剧《觉醒年代》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从微观视角描述陈独秀和陈延年、陈乔年兄弟生活日常与家庭情感，以细腻的手法去刻画他们与大众相通的另一面。这种叙事视角贴近大众，一改大众熟知革命英雄事迹的宏大叙事风格，通过故事化、人文化和趣味性相结合的方式理性引导人们感受红色文化。以话语革新贴近大众。在网络新生代占据网络社交媒体的当下，大众不再满足于单向的“信息投喂”，而是会主动寻找信息并对信息进行“二次创作”，因此传播红色文化深入网络用户群体要具备受众意识，了解青年群体的话语体系，以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内容传播，实现红色文化的“个性化”，增强文化传播的趣味性和互动性。同时，当下红色文化传播不应再局限于报纸、广播等较为扁平式的传统媒介，传播机构应以更加开放的心态积极拥抱新媒体平台，“工具与载体的迭代更新为理论传播提供了重要场域，灵活有效的理论传播工具与载体是影响传播效能的重要因素”。
以亲和语态与公众形成对话交流。当下红色文化的传播要借助新媒体平台与用户的深度链接和实时交互的强大优势，将内容传播布局到青年群体的社交平台，最大限度地实现与用户的双向沟通和裂变式传播，扩大红色文化的传播范围。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在新媒体平台开设账号，发布符合平台传播特征的全媒体作品，通过文字、图片、视频、直播等多种形式进行内容的多元化呈现，并在红色内容传播的同时以平等、柔和的传播语态与公众实现高质量的良性互动，增强亲和力和感染力，提升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和用户黏度，在潜移默化中传播红色文化。比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新媒体中心推出的《主播说联播》栏目，就借助抖音等平台积极回应网民问题，打通沟通壁垒，以友善柔和的态度吸引了大批“粉丝”，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三）虚实融合，强化红色文化传播表达力
强化传播主体的表达力，必须将红色文化、红色历史、红色信仰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呈现出来，从实际出发创新使用技术手段、借助意见领袖的力量、以短剧等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展开叙事。突出技术赋能，增强红色文化传播话语表达力。数智时代，技术在红色文化传播中的作用日益凸显。为适应传播情境“碎片化”、移动化的变迁，红色文化的传播需要充分借助AR、VR、物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手段，创新内容表达方式，赋能文化价值传播，使大众在沉浸式体验中突破对红色文化的表象认知。比如，《人民日报》在党的二十大召开之际推出的《新千里江山图》，采用计算机图形学（CG）、三维模型等多种新技术手段，将红色文化进行艺术化表达，并以第一视角给大众带来沉浸式穿越时空之旅。当红色文化传播搭上了新技术的快车，突破了时空限制，将理论知识以丰富多元的形式呈现，便能大大增强红色文化的表达力和感染力。巧借意见领袖力量，增强红色文化传播话语贴合度。社交媒体时代，意见领袖在红色文化传播链条上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互联网平台中专业化生产内容（PGC）、职业生产内容（OGC）等凭借其优质内容聚拢了一批“粉丝”群体和扩大了网络影响力，成为平台意见领袖。红色文化传播应窥见其影响力和传播力，在全媒体平台打造一批可以抢占各个阵地并坚定传播红色话语的意见领袖队伍，发挥网络“大V”的影响力，鼓励平台意见领袖创造建设性力量，使之成为红色文化的“扩音器”。在平台意见领袖的点赞、转发、评论中达到内容的全覆盖，既提升主流媒体的影响力，又使红色文化渗透在各个圈层之中。同时，积极创新宣传人才队伍机制，鼓励各行各业的专家学者、专业人士加入红色文化传播中，形成多元且有说服力的意见领袖结构。创作红色文化短剧，增强红色文化传播渗透力。罗萨曾提出“加速社会”的概念，意指技术促逼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倾向于“碎片化”，而以技术为底层逻辑的短剧就是“碎片化”的表现之一，其以快节奏、故事性强为特征与用户实现了情感共振，文化传播的渗透力得到增强。短视频平台也以自身的流量累积，为短剧提供了分发渠道，为洞察用户消费喜好提供了窗口。在此背景下，主流媒体可以通过其主流影响力的发挥，带动红色文化短剧创作，再根据平台的算法推荐技术为用户精准投送红色短剧内容。比如，短剧《逃出大英博物馆》在新媒体平台获得极高的播放量，加速了红色文化的传播力度，有效增强了红色文化的表达力和渗透力。
（四）知行融合，强化红色文化传播塑造力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因此，作为肩负培育时代新人的高校，必须深化红色文化在教育中的作用。
要改善单一的教育方法，创新多元教育模式。高校作为红色文化传播的主阵地之一，应充分利用新媒体技术丰富教学形式，在讲授理论课程的同时通过图片、视频、图文结合等方式进行红色文化内容的多元呈现。这样不仅能一改以往课堂上枯燥单调的理论知识灌输方式，帮助学生理解红色文化的精神内涵，还能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激发学生对红色文化的探索之欲。在授课的时候应改变单向传输的教育观念，积极通过与学生互动的方式，让学生全身心投入到红色文化传播中，提升学生的参与感，营造积极向上的学习氛围，从而更好地“教育引导大学生用红色精神滋养初心、淬炼灵魂，使红色基因渗进血液、浸入心扉，引导学生努力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构建全媒体传播渠道，打造红色文化的多方位浸润环境。学校应依托高速传递、突破时空为优势特征的新媒介平台，增强红色文化传染力和感召力，建设关于红色文化的专属网站和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红色文化活动，并将学生们的实践成果进行定期发布以增强平台用户的黏性，从而实现红色文化对青年学子的塑造力。此外，还可以多方位打造红色文化教育对学生的浸润环境，让理论和实践融为一体。学校应积极开展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实践活动，在实践过程中用眼睛记录红色事迹、用双脚丈量红色历程、用头脑萃取红色精华。比如，井冈山大学开展红色走读、社会实践活动，鼓励学生前往革命根据地进行实地调研，并将学生实践成果发布在学校公众号，设立红色走读账号，真正做到了红色文化教育的润心无声。
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加强思政教师队伍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思想政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关键在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思政课教师，要给学生心灵埋下真善美的种子，引导学生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思政课老师作为红色文化和学生之间传播的桥梁，既要不断提升自身的专业知识水平，拓宽自己的专业深度，又要使传播内容跟上时代的发展，践行文化对学生塑造的时代重任。学校可以“建立思政课实践教学教师轮训制度。通过培训全覆盖、定期开展集体备课、教学研讨活动、教学示范课展示等交流活动来不断提升队伍综合能力”。
（五）“三业”融合，强化红色文化传播竞争力
推动红色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行业融合发展，让红色文化浸润人心，是提升红色文化竞争力的重要路径。
要积极打造红色文化旅游品牌，力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近年来，红色旅游的热度逐年攀升，“必须非常重视红色旅游资源的开发，发展红色旅游，努力发挥其传承红色文化的功能，形成在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中传承红色文化、在传承红色文化中促进红色旅游资源开发与保护的良性循环和良好格局”。生态游、自驾游、民俗体验等旅游形式层出不穷，红色文化旅游产品供给不断增长。公众在旅游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接受红色文化的熏陶，为旅游业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提升了红色文化竞争力。“从旅游的角度而言，红色文化与景观不仅是旅游商品，更是独特而富有价值的文化吸引物与教育资源”，可以深度开发红色旅游文化的衍生产品，如纪念币、纪念徽章、明信片等。它们作为一种物质符号，能融入人们的生活中形成特定的红色记忆，以增强红色文化传播的影响力。
创新红色文化传播板块，与当下青少年同频共振。伴随着社交媒体成长的新一代，游戏和娱乐成为他们的新社交方式。以“剧本杀”为代表的体验类游戏近年来备受青少年喜爱，“从2019年小微创业的零星绽放，到2020年备受资本关注，截至2021年‘剧本杀’在中国已发展为一个玩家过千万，市场规模超过150亿的娱乐新兴产业”。对此，政府和相关部门应转变传播思路，将红色文化与“剧本杀”相结合，在剧本中融入红色历史人物和红色故事情节。“剧本杀”是以线下体验为主，玩家在人际传播的关系中将剧本中的情节进行演绎，红色文化与之相耦合的优势在于玩家可以通过角色扮演沉浸其中，深切体会红色历史人物的情感和了解整个故事脉络，在游戏中体验另一种“红色人生”。此外，还“可以由政府定制采购‘剧本杀’作品，加强红色文化物质、非物质资源与‘剧本杀’的结合”。一方面吸引更多的剧本创作者根据红色文化进行创作，让“剧本杀”市场愈加“红色化”；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年轻群体铭记历史、树立正确‘三观’，并传播、弘扬主流价值”。
（六）内外融合，强化红色文化传播的国际影响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在全媒体时代，信息爆炸式、裂变式增长，中西价值观激荡碰撞，思想观念多样多元多变，西方思潮泛滥成灾，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在这样的思想和舆论背景下，红色文化的当代价值与现实意义更加凸显。”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红色文化又是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推动红色文化走向国际是中国文化传播者必须承担的时代责任。传播好中国红色文化，讲好中国红色故事，有助于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既要走出去，也要引进来。我国主流媒体可以和国际媒体如英国广播公司（BBC）、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联合制作以红色文化为主题的电视剧、纪录片等节目，从国际视角讲述红色文化，扩大红色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比如，国内首部和国际联合制作的红色之路探险体验纪录片《勇敢者的征程》，既结合了本土历史，又融合了国际元素，在跨文化传播背景下实现了文化的共通，使红色文化在国际传播中的影响力得到提升。此外，还可以邀请国外知名学者、专家以第三视角对红色文化进行宣传和解说，打通国内外的共通意义空间。比如，美国记者斯诺撰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便是将中国共产党故事成功带入国际社会的典型案例，消弭中西方文化传播隔阂，突破了国际社会对红色文化的认知局限，极大地提升了中国共产党的国际形象。既要拓宽传播渠道，也要用好传播窗口。我国主流媒体应积极入驻国际社交平台并熟悉各个平台的规则，然后根据用户的观看偏好发布关于红色文化的内容，以多元化的呈现方式保持固定的更新频率。比如，新华社在Instagram上保持稳定的内容更新已经拥有超162万“粉丝”，有力地扩大了中国红色文化的影响力。此外，还可以通过与自媒体平台进行深度合作，将红色文化传播“出海”。比如，李某在短视频平台中用一系列中国传统符号向世界讲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因此，可以在保持其原有风格和基调的基础上与之共创红色内容，实现官方红色文化宣传阵地与民间红色文化宣传的有机融合，强化红色文化国际传播力度。
来源：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