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本书不仅是单纯的科普作品，更是一部真正的思想史漫谈。就连作者自己也很难准确定义它——它到底是一场噩梦，一出闹剧，一则寓言，一篇讽刺文学，一场心灵游戏，一场赌局，一句讽喻，一种观点，还是对一切观点的讽刺？或许，只有游历了八大领域的诸多人类思想，才能找到答案。
爱因斯坦的说法更是犀利：“有两种事物是无限的，一是宇宙，二是人类的愚蠢，但宇宙我还说不准。”
这本书不仅是单纯的科普作品，更是一部真正的思想史漫谈。就连作者自己也很难准确定义它——它到底是一场噩梦，一出闹剧，一则寓言，一篇讽刺文学，一场心灵游戏，一场赌局，一句讽喻，一种观点，还是对一切观点的讽刺？或许，只有游历了八大领域的诸多人类思想，才能找到答案。
傻瓜的数量是无限的
（愚蠢）
“傻瓜的数量是无限的”，在《福音书》的一版不靠谱的译本里有这句论断，译者自己就是最鲜明的例证。爱因斯坦的说法更是犀利：“有两种事物是无限的，一是宇宙，二是人类的愚蠢，但宇宙我还说不准。”至少他指出了宗教思想与科学思想之间的一个共通点。
与其计算一个只能在比喻意义上表现为无限的数字，我们更应尝试理解“蠢人”的本质。这个词在拉丁语中指的是惊讶的、震惊的、呆若木鸡的、不知所措的、茫然的人。作为意义的延伸，还能表示失去行动能力，或至少失去正确行动能力的人，因为现实对其加诸击昏效应，而使其暂时或永久性“茫然无措”。
根据愚蠢是蔓延至整个世界还是只停留在某些部分的边界内，蠢人可以分为普遍的或者特定的。前者就像这个世界本身一般，是唯一的；后者则可以是各种各样的，数量相当于世界被划分的数量。从尤维纳利斯到卡夫卡，讽刺作家一一针对各种类型和它们的子类型之愚蠢开火。
对愚蠢最完整的阐述出现在古斯塔夫·福楼拜没写完的遗作《布瓦尔与佩库歇》中。按照作者的意图，作品应该分为两册，一册讲述两位主角布瓦尔与佩库歇的故事，另一册则是他们汇编起来的庸见词典。实际上，当福楼拜于 1880 年去世时，第一册的写作基本已经完成，第二册却还只有一些片段。
两册书之间的区分其实并不是那么清晰。主角的故事只是一个借口，用来引出分布在各个领域的大人物，每章涉及一个领域，包括农业、自然科学、考古、历史、文学、政治、爱情、哲学、宗教、教育和社会改革。幸运的是，数学不在此列。
对福楼拜来说，不太明确的是：一方面，愚蠢是存在于话题本身还是存于对它们的大众化阐述中？另一方面，究竟是布瓦尔与佩库歇蠢到没有能力对逐渐获得的知识进行有效的利用，还是说这件事在客观上的不可能实现就显得很蠢？也许答案正是所有这些因素的集合，因为作者曾想用“科学方法的失败”作为作品的副标题，并在写给路易·布耶的信中谈道：
愚蠢之处就在于想要得出结论。我们明明是一条线索，却希望了解情节。
同样不太明确的是，福楼拜自己是置身愚蠢之外的旁观者，还是一位当局者？他对马克西姆·杜·坎普如是说：
我想要制造那样一种疲惫无聊的感觉，让这本书的读者相信作者就是一个蠢蛋。
而雷蒙·格诺的《符号、数字和字母》（Segni, Cifre e Lettere，由卡尔维诺汇编的意大利语译文集，1981年出版）一书的再版序言提出：
布瓦尔对哲学和世界的思考，对宗教和哲学态度的批判，正是福楼拜自己的观点。
因此，福楼拜可以说“布瓦尔先生就是我”，就像他曾经对《包法利夫人》的表示一样。实际上，他曾用其他的方式表述说：
布瓦尔与佩库歇充斥着我的头脑，以至于让我变成了他们！他们的愚蠢就是我的，是我引爆了愚蠢。
恰如萨特为其撰写的传记之标题，福楼拜自幼就被视为“家族中的白痴”。显然，愚蠢与“白痴”有很大的关系。“白痴”（idiot）在希腊语中表示“私人的”，形象地描述了一个只生活在自己的世界而不管大众之世界的人。
因此，愚蠢的不仅仅是布瓦尔与佩库歇，还有作者自己。而他们为百科全书式的愚蠢词典所收集的各种蠢事不外乎一些思维定式、流行思想以及所有人都认同并且不断重复的愚蠢想法。如此看来，根本不可能做出一个完整的目录，因为它将会与埃施朗公司（美国的一家全球网络管控服务公司）的档案一样庞大，记录了全人类所有的谈话。即便有什么遗漏也不必担心，它很快又会重新出现在书籍、报纸、广播电视节目和网络上。
一旦了解了愚蠢的普遍性，对其进行理论化就变得容易了。第一位尝试者是沃特·皮特金（Walter Pitkin）， 1932 年他出版了《人类愚蠢史导论》，阐明了三条愚蠢的基本法则：
（1）蠢人的数量是无限的。
（2）权力基本上掌握在多少有些蠢的人手中。
（3）个人的能力及其愚蠢往往同时存在。
1976 年，卡洛·奇波拉的杂文《人类愚蠢的基本法则》中法则的数量上升为五条。该文后来收录于文集《愉悦不逾矩》。这五条法则是：
（1）蠢人的数量经常被低估。
（2）一个人愚蠢的概率独立于他的其他任何特性。
（3）愚蠢会损人，但并不会利己，甚至还会害己。
（4）蠢人的潜在危害常常被低估。
（5）各种各样的人中，蠢人是最危险的。
奇波拉第三法则，实际上是对愚蠢的一种定义，它的变式可以用来定义第五法则提到的其他各类人。准确地说，智者是那些能同时利人利己的人；轻率者是利他却害己之人；掠夺者则是那些损人利己的人。
在这样精确的定义下，损人损己的愚者是危险的，甚至是所有可能中最危险的。因为与优化利益的智者相反，愚者会破坏利益而扩大灾难。除了是最危险的，蠢人也是最普遍存在的。这说明我们的世界，这片能与（伏尔泰笔下的）潘格罗士及与他同样愚蠢的人和谐共处之地，是所有潜在世界中最糟糕的一个。
叛逆的思想家
（戴森）
在每个世纪，像弗里曼·戴森这样天赋极高、学识渊博、文采斐然又天性不羁的人物，都是屈指可数的。
这些特性混合所爆发的能量使他赢得了 2000 年的邓普顿奖，以表彰其在科学与宗教之间起到的桥梁作用；身为科学家又长于诗歌的戴森， 1996 年获刘易斯·托马斯奖；又因物理学领域的成就获得 1981 年的沃尔夫奖；甚至 1965 年还与诺贝尔物理学奖擦肩而过，只因每次最多只能有三人获奖。那年获奖的是理查德·费曼、朱利安·施温格和朝永振一郎，而非在年仅 26 岁时，便已能做出费曼图，且能证明另两位的运算实际上描述了同一个理论——所谓的量子电动力学（缩写为 QED ）——的弗里曼·戴森。
这些奖项可能会让人以为戴森是一位神学家、文学家或是物理学家，能自由出入另外两个领域。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位数学家。泰伦提乌斯有一句名言：humani nihil a me alienum（凡人类之事我无所不通）。很显然戴森就是这样的多面手。他写作了许多伟大的著作，每一本都闪耀着其智慧、学识、文采和个性。
戴森在《武器与希望》中讨论了军备问题，《生命的起源》中探索了生物学理论，《全方位的无限》中畅谈了未来主义科学，而关于自己的生活他则用了一本《宇宙波澜》来讲述。
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叛逆的科学家》。之所以说最后一本，是因为年近九十的戴森公开表示不会再写新书。该书是他的创作中内容最广泛、最出色的作品之一，收录了他给《纽约书评》的供稿。《纽约书评》是很有影响力的文化期刊，不拘泥于发表流行、简短而肤浅的媒体评论，而是致力于以内涵厚重深刻的评论文章解读作品和思想。
戴森的这个指涉自我又充满狡黠暗示的书名完美地诠释了他对于科学和科学家的信念。他所定义的叛逆，是“无论在西方还是东方，对于本土优势文化所设置的限制的反抗”。自然，有很多科学家，甚至可以说是科学家中的大部分，接受了或是屈从于“服务于人民”的理念，但这本书同他们无关。
戴森眼中的英雄另有其人。例如，电影《死亡诗社》中，与学校的既定教学方式及校长作对的虚构形象——老师。或者真实存在的詹姆斯爵士（Lord James of Rusholme），戴森从小就从他那里学到“拥有一个叛逆的灵魂与在严格的学术训练下坚持探索并不矛盾”。换言之，无论所谓的正派学者怎么想，叛逆与专业能力在知识分子身上是可以共存的。
正如人们所想，书中没有那些屈从于宗教或政治势力的科学家的传记，比如不情不愿的伽利略还有自愿奉献的约翰·冯·诺依曼。它感兴趣的是那些喜欢异端邪说的人，比如艾萨克·牛顿，或是反战的和平主义者，比如诺伯特·维纳。而关于作者自己，《叛逆的科学家》就是他的自我宣言。
不过在一些传记中，戴森也不吝笔墨地描绘他的同事身上所体现出的人性之复杂，罗伯特·奥本海默和爱德华·泰勒均在此列。因为对他们十分了解，戴森有能力将他们的形象描绘得立体而丰满，而不仅仅是客观中立地讲述有关他们的故事。
叛逆者中的翘楚、令戴森倾注了最多个人情感来赞颂的，必定是理查德·费曼。年轻的戴森在致父母的一封信中将其描述为“一半天才，一半荒唐”。老年的戴森则在该书的“智者”一章中描述他是“一只狐狸”，与如同“豪猪”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相反。因为：
狐狸有许多诡计，豪猪却只有一个；狐狸对一切好奇，豪猪感兴趣的却不多；狐狸在地表奔跑，豪猪则喜欢往深处挖掘。
20 世纪的科学界群星璀璨，但只有爱因斯坦和费曼（也许还有斯蒂芬·霍金）成了大众偶像。戴森认为原因在于：
科学家要成为偶像，只有天赋是不够的，还得善于在大众面前表演，得到他们的赞颂，消除天才与普通人之间的阻隔。
但偶像还得知道如何传递智慧。戴森在费曼的两本书中找到了智慧：《这个不科学的年代》，他为其写了评论；以及《发现的快乐》，他在序言中承认“因偶像崇拜而爱上这个男人”。
前一本书中，费曼公开表示“要求学生无条件相信的宗教和认为一切皆可探讨的科学之间存在矛盾”。他觉得两者能和谐共存的唯一解决方案是令宗教模棱两可，没有精确的教义：这与天主教全然相反。
对于获得了邓普顿奖的戴森来说，这也是一个核心问题。在《叛逆的科学家》中有四分之一的内容有关宗教。他认同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史蒂文·温伯格的观点“善者行善，恶人作恶，欲使善者作恶，则需宗教”。不过他补充“要让恶人行善也需要宗教”。
他关于科学与宗教之间矛盾的看法很明确：“科学探讨事物，神学研究话语。无论在何处，事物的运转规则是不变的，而话语却不是这样。”至于所谓神迹，往往很容易印证“利特伍德定律”：如果我们将一件发生概率低于百万分之一的事件定义为神迹，那么每个普通人身上发生神迹的节律是每月一次。可与此数据相较的是教会认证的卢尔德神迹发生频率，即每两年不足一次。
上面我们提及的关于科学史和宗教的话题占据了本书约一半篇幅。另有四分之一内容是关于“战争与和平”的问题，这个部分时效性相对较弱，因为其目的在于补充《武器与希望》，令苏联解体前受限的几章文字得以面世。
最令人兴奋的内容则散布在该书余下的四分之一中，在那里戴森将自己最具魅力的一面悉数呈现。关于最近发现的一封牛顿的书信，戴森讲述了其中透露出的牛顿对洛克政治思想的影响，让我们领略了他在专业领域之外的学识。他还提及了另一项最近的发现：在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地轴经历了 90° 旋转，交换了赤道与子午线。
至于他的未来主义想法，他曾梦想基因工程可以制造出能够实现自我供给并代谢废物的人造生物：例如，能够从海水中获取金元素，分泌出金珍珠的牡蛎，还有为消化二手车制造出的动物。又如，只要我们用无须大气层亦可生长的树木绿化了整个银河系，宇宙中的生物就可以生存在彗星上。
《叛逆的科学家》还探讨了许多有趣的话题，有许多值得记忆的文章。但最重要的是，它构成了身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和叛逆者之一的戴森那激情澎湃的道德论辩。这位叛逆者勇敢地观察到：
市场对基础技术的评判，依据的是该技术达到既定目标所需的功效，但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个目标是否值得达成。
这位科学家也敢于断言：
为富人生产玩物的科学是邪恶的，为穷人提供必需品的科学才是好的。
总之，我们享用着他惊人的智慧，学习着他渊博的学识，赞赏着他雄辩的话语，也接受着他令人兴奋的桀骜。此般头脑世间少有，能与其著作媲美的书籍同样难觅。
来源：好奇心精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