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跟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学相比,王凌云自知底子薄,基础差,所以学习比较上心,希望家人给他寄些学习用品:“我已知我的学习是落后的,就是我的一切都比不上同学们,现在只有加紧努力,没有其它,因而我希望你有暇时再与我买一本小字典。矛盾论解说一本(李达注的),实践论解说一
功德林战犯的文化水平普遍较高,他们大多出身于黄埔军校或其他著名军事院校,或者有其他方面的较高学历,能够进行系统的理论学习和教学。
如廖耀湘(第9兵团司令,少将)曾被刘伯承元帅点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担任教员。
跟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同学相比,王凌云自知底子薄,基础差,所以学习比较上心,希望家人给他寄些学习用品:“我已知我的学习是落后的,就是我的一切都比不上同学们,现在只有加紧努力,没有其它,因而我希望你有暇时再与我买一本小字典。矛盾论解说一本(李达注的),实践论解说一本(李达注的)。”
“希望你有暇时,给我买两本笔记本寄来(记笔记用的,再就是写东西起稿用的,不要好的,或者你买十张油光纸开成(每张十六开(卷住寄来亦可)。”
“再与我买一本初中用的,我是高中用的国语读本两本。(这是因为我过去作文脑子里没有底子,现在学习中,很想写东西,但也有机会写东西,一因自己脑力太差,一因我脑子里没有一篇文章的样儿,无论什么样子的体材脑子里都没有一篇,但也不懂标点符号。我想熟读二十篇或三十篇的小说文章之后,脑子里有了各种体材的小作廊(原文如此),我想写东西时要比较好一些。……我们图书室里书是很多的,毛主席的文选一二三集都有,可我的文化低,我希你一定与我买到以上的要求。”
“再买油光纸五张每张开成十六开,一并寄来。(这是因为我写东西非起草稿不能写,是起草稿用的)特复。”
除了认真学习,王凌云生活上比较简朴,日常花销力求俭省。
前文写过,沈醉在这里初次见到王凌云,发现他衣服上的补丁都要比其他人多。还有一次,王凌云让儿子为自己买两本笔记本,叮嘱不要好的。
长子王国伟给他寄来两本,王凌云回信说,“你来信及笔记本都收到了,笔记本不但质量好,而且意思更好,一本是和平万岁日记,一本是建设日记,两本合起来的意思就是和平建没万岁,使我无限的兴奋愉快,……我初看到这两本日记时,我觉得质量太好,化钱太多还有点不同意,但又仔细玩索后,我又觉得这两本日记对于我的学习改造是帮助很大的,它能促进我的写字进步,它能促进我的学习进步,我要好好努力学习。”
此外,王凌云积极参加劳动,前面写过他经常为小组挑热水、挑饭。所以,也逐步培养起劳动观念。
“我要坚决靠拢政府靠拢人民,努力改造,能改造有成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能在农场里做一个小工,也觉得是光荣幸福的。但是又觉得自己罪恶大,不立大功不能赎罪,因而我也愿在解放台湾消灭蒋贼美帝的斗争中立功赎罪,以报答党和毛主席及广大人民。”
因为在各方面表现积极,王凌云被推举为学习委员。
王凌云在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新中国成立后,对战犯的政策是“不审不判不杀,给予人道主义待遇,组织政治学习和参加劳动改造,待时机成熟后再酌情提出处理办法”。
1956年,毛主席说,“对一切反革命分子,都应当给以生活出路,使他们有自新的机会。这样做,对人民事业,对国际影响,都有好处”。
1959年9月14日,毛主席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书面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的时候,特赦一批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1959年12月4日,功德林迎来了第一次特赦,杜聿明、王耀武等人十人在这次被特赦。
据沈醉回忆,未得到特赦的人表情各异,回到寝室连饭也吃不进去,“两大桶白面馒头吃去不到三分之一,还剩下一桶多退回去。”之后的座谈中,很多人都想不通,为什么自己不在特赦之列?思来想去,还是自我对照,是否符合“关押已满十年,确实改恶从善的,予以释放”的标准。
1960年11月28日,第二次特赦中,李仙洲、沈醉等名列其中。
前两批特赦的“同学”,特赦时大都在五六十岁,年龄最小的沈醉也有46岁,从年龄上来讲,找工作是不具优势的;更重要的事,他们之前都是国民党高级官员或将领,在那个年代,特殊的履历使其很难找到一般的工作。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的特殊过往也是一种宝贵的财富——只要能用其所长。周总理在接见第二批特赦战犯时,就勉励他们放下思想包袱写回忆录,表示:“只要能如实把自己的经历写出来,就是为编写历史提供了宝贵的素材,这就是对人民、对祖国做了有益的事情。”
所以,他们大都安排担任全国政协文史专员等职务,这种安排,无疑是最合适的。
六十年代第一批文史专员
从1950年1月被俘算起,在押11年的王凌云,已经是花甲之年了。他何时能进入特赦名单呢?
来源:历史记录大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