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韦庄写秦妇吟，其中有诗句“一斗黄金一升粟。”有的版本写作“一斗黄金一斗粟。”陈寅恪非得计较“一”字的是非，一口气列举了十六条史料，证明“斗粟”“斗米”是唐人习称，而后又引宋人记载，说明“斗”“升”二字隶书相似，因此很容易误“斗”为“升”。可末了却以巴黎图书馆馆
古代诗歌具有朦胧性的特征，并不能完全用科学的方法去解析，不然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也不会体会到古诗朦胧的美。
韦庄写秦妇吟，其中有诗句“一斗黄金一升粟。”有的版本写作“一斗黄金一斗粟。”陈寅恪非得计较“一”字的是非，一口气列举了十六条史料，证明“斗粟”“斗米”是唐人习称，而后又引宋人记载，说明“斗”“升”二字隶书相似，因此很容易误“斗”为“升”。可末了却以巴黎图书馆馆藏敦煌卷子为据，肯定这句诗还是应该做“一升粟”才对，因为“一斗黄金一斗粟”，是唐人习语。不足为奇，韦庄用“升”字，乃是“故甚其词，特意形容之笔”。考证了一圈，绕了一个大弯子，又回来了，没必要这样考证。他曾经考证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妓女有多少岁，在长安属于几流妓女，甚至考证出白居易那天晚上到底没上她的船。从《琵琶行》来看当时唐朝的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还要论证“移船相近邀相见”的“船”是“主人下马客在船”的“船”，而非“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船”。也就是说，是白居易邀请那妇人上了他送客的船，而不是白居易登上了那位妇人的船。陈寅恪的研究有一种刨根问底的意思，非得从文学作品来考证政治和经济关系，考证历史原因，还要考证当时的风俗习惯，怎么说都有一些跑偏。因为诗歌本身具有一定的朦胧性，并非完全说得那么明白，仅仅从只言片语来考证当时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风俗，怎么说都不是恰当的，即便引入了很多其他的资料旁证，也不一定能充分说明问题。
诗歌具有一定的朦胧性特征，并不是写得那么明白。而这种朦胧性正是文学的特征，写得非常清楚了，就不叫文学作品了，成了大白话，没有更多的内涵，也不会产生很多引申义，当然就不会流传久远。语言文字本身就会产生歧义，即便是一个字，放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也会体现不同的意思，就更别提文字很多的文学作品了。诗歌本身讲究语言的凝练性，讲究节奏的跳跃，并不能完全按照人们的逻辑思维来判断。诗歌体现的是一种语言的美，一种节奏的美，一种意境的美，一种情感的美。一般读诗的人会从一个角度来判断，就是从内容的角度判断，从内容升华出情感，由情感升华到意境层面。倘若品诗，就要品诗的语言和节奏，而不能囫囵吞枣。古诗本身就具有内容和情感的朦胧性，正是这种朦胧性让很多读者感受到了独特的美。古诗就像一面镜子，映照读者的内心。读者想要在诗中读到什么情感，就会得到什么情感，哪怕出现了严重的误读，读者也认为自己读的是对的。诗人作出诗歌之后，只要发表出去，诗歌就不属于他的了，只属于读者。倘若诗人想要纠正读者的阅读偏差，就一定是徒劳的，甚至会闹出笑话。
读者读到古诗之后，会产生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并不一定完全理解作者的初衷，也不一定理解作者煞费苦心遣词造句的辛苦。读者只是在诗中读到了内容和情感，读到了语言和节奏的美，读到了自己想读到的内容，体会到了自己想体会到的情感，而这种自己的认识往往是偏差的，甚至和诗人的初衷背道而驰，但又有什么关系呢？读者有自己的阅读自由，不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即便看到了作者的解说，看到很多学者教授的解说，也不一定认同他们的说法。有些学者讲究精益求精，总是陷入牛角尖，喜欢把诗歌各种意向都具体化。剥离了诗歌本身的朦胧性，似乎就可以用科学的方法来验证诗歌的真伪，甚至得出诗人真实的情感，也能看到诗歌产生年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等，算是“窥一斑而见全豹”，以小见大。其实这种分析诗歌的方法是错误的，因为用科学的手法来分析诗歌本身就不对，诗歌不是科学，只是一种文学作品，必须用文学的方法来体验，就是通过文字来领悟诗歌的内容和情感，分析诗歌的语言和节奏。可以查找历史资料，可以进行个人化的推演和研究，了解作者的生平，了解当时时代的特征，而不能用科学的手法从一字一句反向推倒，那样会陷入僵化的思路，有着机械唯物主义的论调。
张继写“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人们只需要体会诗歌的情感和意境就可以了，没必要非得验证“月落乌啼霜满天”是晚上几点，也没必要非得追究打鱼的人为何半夜不睡觉，更没必要通过这个现象来深究当时的社会风俗和人们的生活水平。倘若有人追究姑苏的称号是什么时候开始的，追究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是什么意思，还算有一些文学的意味，有一些历史考证的意思。倘若因此来判断寒山寺的高度是多少，钟声到底是多少分贝，能传到多少人的耳朵里，就严重跑偏了。李白写“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故人当然是指孟浩然，可以由此来查找史料，查看李白和孟浩然的关系。当然后代人起码知道，李白和孟浩然有过人生的交集。李白仰慕孟浩然，写一首诗相赠。倘若非得研究烟花三月中几号下扬州，那天到底是风力几级才能刮得动船帆，就算是跑偏了。杜甫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可以根据杜甫的生平来推算写这首诗的时间，却并不能分析下雨的时间是几月几号，也不能分析当时的风力是几级。当然也有人分析“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只是一种对偶的手法运用。当时杜甫是否真的在雨夜中行走，是否真的看到了江船上的渔火，是否是为了对偶的手法故意这样写，当然就成了不能了结的公案。诗歌本身具有一定的朦胧性，并不能做科学化的研究，只能去阅读内容，体会情感，感受诗歌的意境。可以搞对比阅读，可以结合当时诗人的经历和生活状况来分析诗歌，却并不能从一字一句倒推，非得深究当时的客观形势，就容易剥离诗歌的朦胧性，变成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分析，当然就离题万里了。
古诗具有朦胧性的特征，并不能说破，说破就不叫诗了。正是因为古诗的朦胧性，让古诗有了蕴藉的属性，有了含义丰富的内容和情感。同样一首古诗，高兴的人读出了高兴，悲伤的人读出了悲伤，缠绵的人读出了缠绵，愤怒的人读出了愤怒。正是有了古诗的朦胧性，才有了古诗的多义性，才让古诗成为了文学作品，具有了艺术品味。切不可剥离古诗的朦胧性，不可运用科学手段分析古诗，而应该从艺术的角度来分析古诗，可以结合历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合民俗学，结合文化学甚至人类学、生物学的知识，但不可死板，仍然要以古诗的内容和情感为主要依据，以古诗的文字为主要依据，而不能随意发挥，更不能先定一个主题，然后找证据。有一个诗人说得明白：“要想读懂诗就不要读诗。”读古诗也是如此。自己理解是什么就是什么，倘若愿意研究，就可以查一查史料，可以查一查关于古诗的研究文章，但不必拘泥。读到了古诗的朦胧性，感受到了某种情感，就算是有所得，没必要剥离朦胧性进行所谓的科学研究。
来源：铁剑帮帮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