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角书报观察日记，在消逝与重生间再拾纸张温度

摘要：常见的墨绿色铁框、被杂志报纸堆叠覆盖的门板，对太多人而言，报刊亭都有着无法被消磨的深刻记忆。电影《甜蜜蜜》里，李翘与黎小军在纽约街头一家报刊亭前重逢，随着邓丽君去世的登报新闻触发爱情的记忆与命运的交汇，电影《帕丁顿熊》里，每个早晨小熊都向报刊亭的Kitts小姐

常见的墨绿色铁框、被杂志报纸堆叠覆盖的门板，对太多人而言，报刊亭都有着无法被消磨的深刻记忆。电影《甜蜜蜜》里，李翘与黎小军在纽约街头一家报刊亭前重逢，随着邓丽君去世的登报新闻触发爱情的记忆与命运的交汇，电影《帕丁顿熊》里，每个早晨小熊都向报刊亭的Kitts小姐问好……放眼全球，报刊亭曾是城市信息流动的脉搏，从上世纪初香港的第一个报纸档，到如今不断被拆除、仅存的些许还被饮料矿泉水塞满的街角店面，它们静立在城市一隅，倾听了太多街头巷尾的寒暄与低语，也见证了作为生活与文化资讯媒介的纸媒在时代洪流中的兴起与衰落。

曾经，各类刊物滋养着喜好迥异的读者，令报刊亭像风向标一样指示文化动向，成就知识与信息的交汇，镌刻文化浪潮的翻涌。如今，数字时代席卷全球，报刊亭走远、消逝、成为“时代的眼泪”……可那些现存的、已堪称弥足珍贵的报刊亭，凭借那股可以被感知、可以被触摸的温度，令一些人，始终惦念着这一情感符号和怀旧美感。

巴塞罗那、米兰、伦敦等各大城市昔日的街角，开始蜕变出新的面貌，以独立微型书店、咖啡馆、公益画廊等形态，成为温暖的社交绿洲与充满个性的文化空间。报刊亭不再只是小小亭子，人们在这一个个小而美的文化空间里，拓展出更多可能，用那股微小却笃定的力量，对抗数字洪流，摇曳珍贵微光。

这一次，我们邀请来自全球不同城市的作者，以独立视角记录当地的街角日常，分享他们的“城市日记”。我们想邀你一起重新聚焦这些小小的阅读空间，重拾人与城市的连接。步履匆匆之余，从街角开始，关于书与报的一次驻足、一次翻阅、一次交谈，也许就能成为一份联结、一种回望、一场温度。

清晨，一杯吧台边一饮而尽的espresso，再顺手在街角报亭带上一份《Corriere della Sera》《La Repubblica》或橘色的《Il Sole 24 Ore》，若逢世界杯，则常常见到粉红色的《La Gazzetta dello Sport》早早售罄——这是米兰成年人的日常仪式：咖啡、报纸与穿梭的人流。报亭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或许可以算得上是某种“米兰往事”，手机屏幕取代纸页翻动，报亭褪色如老照片般被收进记忆，但如今它们正悄然复兴，不仅是售卖新闻的窗口，更化身为独立书店、邻里客厅或街头文化舞台，这种回归既是对往昔的温柔致意，也是对未来城市生活的温情提案。

位于米兰Lambrate区的AEdicola Lambrate报刊亭

摄影 © Alessandro Mitola for Monocle

当我静坐下来，开始试着思索关于“意大利报刊亭”，首先便不由自主地被唤起嗅觉与听觉的记忆——报纸的油墨味、咖啡的浓烈香气，连同报纸沙沙的翻动声与报亭老伯稍显粗粝但亲切的Buongiorno。凭借擦肩而过、瞬间瞄到的报刊名称与颜色，然后去揣测某人的兴趣、职业，甚至政治取向，何尝不是属于那个年代的一种有趣游戏。

那时，究竟是何时？大约从15年前开始，智能手机的普及悄然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城市肌理。根据意大利报刊发行协会（FIEG）统计，过去二十年间，报刊亭数量从36000个锐减至约11000个，近六年内停业比例超过30%，报纸销量同样大幅下降。

2024年，米兰Lambrate区Via Conte Rosso一处经营了七十年的老报亭贴出 “停业出售” 牌子。作为常客的广告人Paolo Iabichino深感痛惜，在LinkedIn发文控诉报亭的消失意味着社区文化纽带断裂和公共精神衰退。此帖迅速获得4万多次互动，唤起广泛共鸣。这成为AEdicola Lambrate计划的起点。

AEdicola Lambrate的4位创始合伙人

摄影 © Alessandro Mitola for Monocle

Casino Royale乐队主唱Alioscia Bisceglia及妻子Martina、Tod’s集团特别项目负责人Michele Lupi相继加入。他们自掏腰包共同买下报亭经营权，招募年轻记者Alessandro Ghidini做日常经营与策划，发动社区居民参与修复。他们的共同理想与豪赌，是将这座重生的报亭打造成文化事件、独立书店与社区聚会的发生地，成为激发邻里交流的社区节点。它承载着对深度阅读的守望，也成为城市中连接人与文化的微型引擎。

相似的探索与实践，并非孤立事件。过去十年间，意大利各地的报刊亭现象逐渐引发关注，在不同城市中冒出如文化绿洲般的奇迹。

位于佩鲁贾的Edicola 518

图片 © Edicola 518

从意大利中部的佩鲁贾开始，一座伫立于老城台阶上的传统报摊，被改造为Edicola 518——专注于独立出版与印刷美学的街头书店。每逢暖季，报亭以四平方米空间为舞台，将“书”作为公共议题的引子，邀请嘉宾展开对谈塑造当代“街头文化沙龙”的独特形态。在佛罗伦萨Campo di Marte的绿荫下，Periodicō 11:11报刊亭由独立书店Todo Modo接手运营，引入精选国际书籍与专业读物，并以开放的姿态举办社区活动。回归AEdicola Lambrate所在的米兰市，运河之畔的Edicola Radetzky是全城唯一留存至今的Liberty风格铁艺玻璃报亭。自2016年起，“理想城市计划”将它转化为当代艺术展示的微型公共空间。这些曾经的新闻驿站，在民间或者政府不同力量的推动下，作为城市文化支点努力地存活着，尝试着连接过去，现今，或许将来。

AEdicola Lambrate

摄影 © Alessandro Mitola for Monocle

今年4月，罗马市政官网公布一项决议，旨在保护和提升全市的报刊亭。政府层面的觉醒，无疑为行业注入新希望。然而，某些具体措施亦被激烈质疑，例如有地区政府将幸存的报刊亭转型为“多功能亭”，不仅售卖报刊，还提供食品、饮料等商品。根据拉齐奥大区现行法规，报刊亭销售商品中至少60%为出版物，剩余40%则由经营者自由决定。

意式甜蜜生活，有部分的怀旧复兴情结。庆幸的是，新一代报刊亭经营者们在乌托邦式的理想寄托背后，展现出谨慎而理性的实践姿态——在慢节奏的国度中，保持清晰而持久的目标。

通过AEdicola Lambrate一年多的运营，“亭主”Alessandro坦言，最大的“投资回报”并非财务数字，而是人与文化之间的温度串联——在每日与社区的互动中，年轻的他不止找到了职业生涯的出口，也重新找回了四季更替与城市作息的节奏感。

Paolo Iabichino

摄影 © Alessandro Mitola for Monocle

作为联合创始人，Paolo Iabichino深知，报刊亭的持续运作依赖于创始人不急求经济回报的心态。同时，我也自问，如果报刊亭的存续能像足球赛事般受到瞩目，在关键一秒，会否有更多力量为它 “射门夺分” ？这份对未来的期许，也是报刊亭满怀希望的一份呼吁，让深度阅读与思想碰撞，通过报刊亭的有限空间，为城市居民打开无界的精神天空。

圣米歇尔大道的春雨里，马尔克斯喊 “大师”，海明威回 “朋友”，中间隔着的除了街景，便是索邦大学旁那些绿色铁皮箱。塞纳河左岸的旧书摊总这样，把时光叠进书脊里。戴老花镜的摊主守着铁皮箱，锁一开，19世纪的羊皮封面、夏加尔的签名版画，甚至《盖茨比》的旧版本就亮出来。海明威和老板娘讨价还价的光景，乔伊斯在莎士比亚书店码字的晨昏，都浸在河风里。这里的旧海报比报纸更像历史——阿佳妮的剪影挨着戴高乐的新闻，猫王唱片封面映着圣母院的飞扶垛。河水淌过百年，铁皮箱一锁一开，就把大师们的时代，轻轻递到你手里。

摄影 © Céline

1957年一个春雨的日子，加西亚·马尔克斯初次见到海明威——那时马尔克斯未及而立，是个记者，只出版过《枯枝败叶》；海明威年将58岁，三年前刚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又二十四年后，也就是马尔克斯得诺贝尔文学奖前一年的1981年，他在《纽约时报》回忆这段往事：在圣米歇尔大道上，马尔克斯隔街对海明威喊了一声“大师！”海明威回以“再见，朋友！”当时马尔克斯说，海明威混在“索邦大学和旧书摊当中”。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两位大师隔街递话的春天已成传说。但你现在去到马尔克斯所提的地方，还能看到这些：索邦大学的旧校舍（摇摇欲坠的木楼梯，音乐教室里的钢琴声），以及塞纳河左岸的旧书摊。

广义的塞纳河左岸很长：整条左岸，都可以算是“左岸”。但如果要讨论海明威的、马尔克斯的、萨特的、杜拉斯的、咖啡馆的左岸，那大概：波伏娃桥、奥斯特里兹车站到植物园那一片，就不太算了。哪里算正经左岸呢？大概沿着河，过了叙利桥，看得见巴黎圣母院背后的飞扶垛了，河岸边出现绿色旧书摊了：就是左岸了。

摄影 © Barry Talley

左岸和旧书摊，相辅相成。所谓巴黎左岸旧书摊，实是一大片分格绿色铁皮箱，沿河岸一路绵延。夏日天气好时，书摊上树影斑斓。摊主们——许多戴着老花镜——环伺一旁，等着游客挑选，间或跟几个老主顾感慨生意难做，说几句旁人未必懂的切口，一边摇头感慨世道人心。

这一套是何时开始的呢？大概16世纪吧，巴黎就有小贩在新桥叫卖旧书，当时曾经一波三折：据说路易十三时，流动书摊取消过又恢复过，路易十四朝也如此反复。一直到19世纪，拿破仑忙碌于军政之余，觉得还是该让巴黎人民读书，于是批准在塞纳河沿岸设置永久性书摊，使书摊得以普及，成为穷学生和穷作家的乐园。整个左岸，遂成为巴黎巨大的户外图书馆：十二个码头，几十万本书堆这儿。到1860年代，巴黎市府对旧书摊实施特许经营权，只有个条件：不许卖新书，只许卖旧书刊和旧玩意儿。到1930年代，旧书摊开始用规格统一的绿色铁皮箱：长不得超过2米，宽0.75米，靠河边、靠岸边，书箱打开的高度，各有规制。

图片由张佳玮提供

然而书打哪儿来的呢？说来话长。经营旧书摊的书商，都是很老派的人，许多是退休老人，其中卧虎藏龙。教授、作家、歌手、画家、普通工薪阶层，也有些纯是小众爱好者。他们淘各种奇奇怪怪的东西，除了书，也有老画报、老硬币、老邮票、老明信片。他们也知道互联网时代完全可以上网卖书，但他们就喜欢这样子。

海明威在他著名的《流动的盛宴》里，写过1920年代的巴黎旧书摊。说河岸边的书摊里，有时能廉价买得到新出版的美国书。左岸的银塔餐厅顶上，有些房间那时还出租，租客在银塔吃饭时还能打折。那些房客忘带走或懒得带走的书，仆人都拿去不远的河岸书摊卖了。而爱书的人们，花不了几个法郎就能从老板娘那里买到手。

当然，旧书摊不止卖旧书，也卖旧海报与旧报纸。一眼看去，像是历史书：披头士全盛期的海报、载有戴高乐逝世新闻的报纸、玛丽莲·梦露的照片、猫王的唱片封面……时代的流行，传奇的影迹。抬起头，塞纳河水流动不绝，巴黎圣母院依然在修缮。变与不变之间的一切，历历在目。

巴塞罗那的第一家报刊亭诞生在150年前，而如今，4位生活在这里的异乡人，用咖啡香与独立杂志将其再次唤醒。与许多怀旧项目不同，News & Coffee并非单纯依赖情怀存活。来自阿根廷、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的创始团队为这些报刊亭注入了活力，并且在时髦和传统之间找到了平衡。从巴塞罗那到马德里、伦敦，他们用报纸与杂志重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在数字化的洪流中逆流而上。

巴塞罗那News & Coffee

还记得上一次拿起报纸是什么时候吗？在巴塞罗那，去街上报刊亭买报纸并不落伍，甚至有点新潮。2019年，Pablo Pardo和Gautier Robial发起News & Coffee时，并未想到它能延续至今。彼时当地三分之一的报刊亭已被废弃。两位创始人为同一家餐厅工作，一个负责店铺的实际运营，一个负责品牌的商业策略。Pablo注意到，行业的衰落让这些亭子成为了时代的遗物，他决心拿出阿根廷人的“胆识和直觉”。亲身上阵，说服身边人一起加入这场这个报刊亭的运动。

他们说服了咖啡机供应商与身边伙伴加入，Gautier的妻子Yaël负责杂志选品。理念简单：保留报刊，加入高品质咖啡和其他“顺理成章的东西”，让报刊亭成为生活节点。五年过去，News & Coffee甚至走出巴塞罗那，在马德里、伦敦、巴黎等城市落地，售卖来自23个国家的120余种报纸和独立杂志，并在一方小亭中提供精品咖啡，也推出小型live表演和独立音乐人精心制作的播客歌单。

杂志、咖啡与音乐

对于报刊亭行业，2025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News & Coffee在5月正式入驻巴黎，Gautier在采访中惊喜地告诉我，“80%收入来自杂志售卖。”尽管没人看得懂日语，但来自东京的时尚杂志《POPEYE》仍是当之无愧的销售冠军，“那种像和纸一样的触感，还有精美的设计和插图，就像你把东京这座城市捧在手里一样。”与此同时，前不久在上海，最后一家东方书报亭宣布将在今年年底结束营业，为一个时代的落幕画上迟来的句号。坚守这家书报亭长达37年之久的“爷叔”姜俊，曾是一位日售报纸60万份的“卖报状元”。他不理解，为什么上海能开出一万多家咖啡店，却容不下一家报刊亭。

如果让我们向世界上其他大型城市望去，不难发现，答案既残酷又现实，因为读书看报确实已经是属于上个世纪的休闲娱乐。在社交网络时代，仍然被忙碌的都市人所需要的报刊亭，与其说是一个传播新闻和信息的地方，更像是一个城市中公共的第三空间。

Gautier分享，他做这份“慢生意”的秘诀在于精致和极简的商业模型——加盟，只与当地最有经验的报刊亭管理者合作，而他们需要提供周边社群及店铺的运营指导和出色的杂志选品，“就像黑胶唱片在流媒体的冲击下还能够保持一定的格调和受众，杂志也是。”

位于伦敦粮仓广场的News & Coffee

是由Heatherwick Studio于2002年设计的四个售货亭之一

与一般怀旧项目不同，News & Coffee并非靠情怀存活。团队通过杂志、报纸和咖啡维持收支平衡，甚至走出国门。其咖啡选用单一产地精品豆，杂志选品位列全球前列。为了进驻巴黎，团队成员停薪三个月，自愿压缩生活开支，靠团队默契和韧性支撑项目。对他们而言，淘汰的不是报刊亭，而是墨守成规的模式。

在英语中，报刊亭的名称news kiosk中的“kiosk”一词源自古波斯语的“宫殿”，经由法语演化为“亭子”的代称，这个词本身便带着公共与交流的意味。Gautier在我们的对话中反复强调，城市灵魂在街角，不在手机屏幕，“分歧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讨论的空间。”在伦敦地铁年客流量超过2300万的换乘大站Holborn，News & Coffee仍然坚持着“烦人”的打招呼和寒暄，但只要一千人中有一个人说，我今天提前出门坐地铁，只为能有这五分钟自己的时间，“那这就是我们的成功，”Gautier说。通过一杯咖啡的时间，人们会翻开一本不曾见过的独立杂志，与店员或同样驻足的陌生人聊上几句。这种从街角延伸出的微妙联系，正是团队坚持的理由——它让品牌有了灵魂，也让社区重新拥有了温度。

然而，这样的模式是否可以无缝移植到其他文化语境？Gautier坦言，他并不确定。他们曾经试图进入法国的马赛，但遭遇失败，目前正在与美国几个城市的合作也仍在商榷中。但能确定的是，尽管每个城市有自己的节奏和性格，人们渴望信息、交流与认同的心情，是一样的。从上海的东方书报亭到巴塞罗那的News & Coffee，即便形态在变，报刊亭所承载的温度与意义，值得被一代又一代人接力保存。

2012年6月25日清晨，我第一次在香港光顾路边报纸档。加班做完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完成首次手控交会对接的新闻并与同事们一起宵夜后，回家经过铜锣湾骆克道，看到刚出炉的报纸整齐摆放。老板热情招呼：“早晨哥哥仔，新鲜热辣喔，送你两包纸巾！”我递过十蚊鸡（十块钱港元），翻到自己写的版面，一边走一边欣赏。老板又喊：“饮多咗啊？要唔要水？”“都好哦。”心中暖了一下。此后十余年，深夜与凌晨的报档，成了我放工路上的小站，不仅能直观比较各大报章头条，还能听到老板有一搭没一搭地发表金句见解，颇具人情味。

香港中环码头旁的报刊亭

摄影 © 子秋

比起便利店，报档或许显得简陋和落伍，但是便利性不输，且性价比更高。一大支仅售六块港元的纯净水就足以让报档的“烟火气”更浓。在香港报业发展的全盛时期（1980至1990年代），街头有超过2500个报档，据称销量最好的报档一天能卖出逾千份报纸。

维基百科资料显示，香港第一个流动报摊出现于1904年，位置在山顶缆车的花园道站，开香港报纸档先河。“报馆在该处设立报纸档是因为早期的报纸是英文，而半山和山顶的居民大部分为外籍人士。在报纸档出现之前，报纸是由报贩以沿途叫卖的方式售卖。”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市区的街头随处可以看到报纸档，尤其是在各大茶楼门口，家长去饮茶前，顺便在报纸档买一份报纸，而年幼的子女则会买《老夫子》或《儿童乐园》等漫画刊物。饮茶与读报成为很多香港市民的习惯。

树仁大学新闻与传播学系荣休系主任梁天伟教授所著《数风流人物——香港报人口述历史》中提到一段有趣的往事，当年茶楼门口的报纸档有“租报纸”的服务，甚至出租“写真集”。一桌八至十人共阅一本，循环出租反而增加了报贩收入。除了各类刊物之外，前市政局于1990年决定放宽准许持牌报贩所售卖商品的政策，容许他们兼售纸巾、香烟、糖果等8类小商品。为了保障报档的收入，香港食物环境卫生署在2009年又扩至12类，包括蒸馏水、饰物、利是封和电话储值卡，且价格通常低于便利店，因而颇受市民欢迎。

油麻地街角的报刊亭售卖多种小商品

摄影 © 子秋

互联网普及让纸媒逐渐没落。香港中文大学2020年进行的一项调查称，逾七成港人通过手机获取新闻，纸报销量日渐下滑。政府对报档管理严格，牌照费每年逾4000港元，还需遵守小贩规例。再加上烟草税上调、年轻人不愿入行，报档后继无人。2019年立法会会议记录显示，全港仅剩390个报档，其生存环境可谓举步维艰，

在尖沙咀、中环等人流密集区，昔日随处可见的报档如今大幅减少。带朋友寻找报档文化，却常在白天难觅营业店面。报档逐渐淡出，数量减少到无法提供便利时，民众也不再依赖它。但，报档又有何错？

有市民在接受采访时直言，对报档式微感到惋惜，虽然常看网络新闻，但认为纸媒专业严谨、公信力高，仍会每天读报。拯救报档需要各界协力。香港报贩协会积极与政府沟通，为仅存的约300个持牌报档争取空间，并鼓励自我革新。

2013年业界建议在报摊安装电子屏宣传商品，并提供免费WiFi，翌年政府接纳方案。一些报贩认为，尽管生意受冲击，但报档多位于闹市，既有地理优势又有物价优势。若能放宽规限，报档可借数码科技转型为旅游文化资讯站，既卖商品，又服务游客和市民。随着旅游业复苏，有报贩笑言自己几乎成了“旅游大使”，一天接待近百个问路，“如果报档更漂亮，能兼做旅游文化据点，那当然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