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作者·命运

摘要：就文学现象而言，理论上讲是先记住作品才记住作者的，比如我们先知道《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才先后知道了他们的作者分别是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和曹雪芹，而且随着对作品的认知加深，才对这些作者有所了解。那么反过来，当你对这些作者了解加深之后

作品·作者·命运

就文学现象而言，理论上讲是先记住作品才记住作者的，比如我们先知道《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才先后知道了他们的作者分别是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和曹雪芹，而且随着对作品的认知加深，才对这些作者有所了解。那么反过来，当你对这些作者了解加深之后，也对相应的作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彼此互动，成为对这些作者和作品的更多了解。这是一般的情形，也就是对普通读者而言。可事实却不完全是这样。许多的时候，你问到某人，是先有作家还是先有作品？他们似乎稍加思量之后就会回答你，当然是先有作家，也就是有了作家才有那些相应的作品，于是在说到作家的时候振振有词，而在谈到具体的作品时，除了一些响当当的书名或者名篇而外，大多数的时候是付之阙如的，也就是对一些作家的名头知道的挺多，而对具体的作品则有些渺茫了。若是是在专家领域或者在文学领域，有时候情况要复杂得多。那就是要么知道作品而不知道作家，要么是知道作家而不知道作品，更多的时候是读者对于一些相隔稍稍久远的作家，可能一脸茫然，也可能张冠李戴，说不清楚。一些研究者乃至学者，也不能对所有的作家都清楚，除了自己主攻的研究领域，许多的时候是语焉不详的。那么，在作者和作品的问题上，最终你打量过去，就如同大河奔流一样，所有的作者和所有的作品都有一个归宿问题，如同孔老夫子所说，“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这种现象，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作者和作品的命运，这几乎是难以回答的问题，也是在文学史和比较文学上无法回避的问题。有时候想一想，这当中，可能还有一些趣味，还有一些话可说。虽说世事难料，虽说卑微如你，但是探看一番，也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

就命运而言，作者和作品是相得益彰的。一个人，热爱文学，而且痴迷创作，他仰观俯察，思考构思，有表达的欲望，而且有一定的才能，于是就写出一篇作品，或者出版一本文学书籍，发表和出版之后，被人们所阅读，所知晓，所看重，就渐渐地有小有名气；若是不断地持续写作，就被人广为知晓，有比较大的名气，或者很有名气。这是一个幸运儿的成功路径。有时候，一个人经历了什么，或者对于所处的时代和生活有了体验，亦或者时代对他有了触动，让这个人写出了好的或者比较好的文学作品，也就是说时代造就了文学，也造就了作家。这两种情况，就属于作者和文学的正相关，是通常的情形，叫相得益彰，彼此呼应，共同成就，于是有一批一批的文学作品，也有一个个的作家。

在命运的牵引中，文学作品和作家，许多时候呈现着并不一致的复杂关系。前人说过，“时代不幸文学幸”，“生活不幸作家幸”；这是有些异常的文学现象。也就是说，在有些时候或者有些地方，具体到某一个作品和作者，时代的不幸，时代的悲哀，却不一定是作品和作者的不幸。在那样的时代，在那样的作者身上，不幸的时代，不幸的生活，往往给作者观察和体验生活的时机，给了一个作者得天独厚的良机，于是就有独特的感受和独特的表达，也就有文学作品的呼啸而出，也有作品的逆势奔涌。比如唐代的安史之乱，这是那个时代的不幸，却有杜甫对那个时代的独特体验，有诗圣杜甫的凄美诗歌，也有了他的一路狂歌，所谓的“我自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而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黑暗，却有但丁的《神曲》，有他史诗般的诗歌飞扬。在中国，文革是苦难的，可正因为如此，也有伤痕文学，有寻根文学，也有对苦难的超越，这是文学的母题，更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时候，文学作品和作者，二律背反地形成某种复杂的命运走向，要么成为史诗，要么成为绝唱，要么成为值得反思的文学现象。比如司马迁遭受人生的奇耻大辱，写出千古绝唱的《史记》；鲁迅先生处于漫长的黑夜，却有对于国民精神的体察和写照，他的《呐喊》，他的《彷徨》，他的《故事新编》，还有大量的杂文，正是对国民劣根性的揭露，更有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和呼唤。

文学作品和作者之间，有时候是沉寂的很久，有时候是特定历史时期下的命运交叉，好比博尔赫斯所说，是“小径分叉的花园”，剪不断，理还乱。这种现象比较复杂。在西方，现实和理想往往并不是正相关，很多时候是黑暗压抑着光明，人性在苦难中挣扎，而文学的力量，作家的精神光芒，常常交织着，纠结着，彼此苦斗和博弈，产生一些优秀的文学作品，比如莎士比亚，比如托尔斯泰，比如契珂夫和高尔基，都是那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他们书写现实，预言未来，昭示心灵，让人类的爱得以播撒。在中国，刘心武的《班主任》，卢新华的《伤痕》，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何士光的《乡场上》，都有着作者和作品之间复杂的凸显，值得人久久地体味。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他的《秋之惑》，一个从特定年代乡村女子身上挖掘丰富的精神元素，一个从联产承包之后的精神困惑，写照男女精神上纠结，还有不舍。

文学作品和作者之间，又是悲欣交集的命运纠结。这里讲一个文学故事。当年，何士光在遥远的梨花屯（其实就是他生活了二十二年的贵州遵义地区凤冈县琊川区东风公社东风大队）教书，妻子周乐碧、女儿何小倩还有岳母都是农村户口，属于“一头沉”。在如此的环境下，他既要教书又要干农活，还在夜晚的油灯下孜孜以求地读书写作，他写了不少，包括数十篇短篇小说、长篇小说《似水流年》和中篇小说《草青青》，都装在抽屉里。按照他后来说的，这些作品他设计过三个结局，一个是永远都不能发表，沉睡在抽屉里；一个是许多年之后经过修改能够发表；第三个结局是有一部分可以发表。结果是世道变了，改革开放，他的这些作品修改后都得以发表，而且广为人知。那么如此的结局，按照何士光自己的话说，你的写作，你的作品，就有自己的命运，随着时代的变化会有所不同。再后来，他还在读书，还在写作，尤其是修佛修道之后写下的另一些作品，都陆续地发表和出版。比如他的《烦恼和菩提》一书，比如他的《今生：经受与寻找》和《今生：吾谁与归》，都得以出版，因为遇到弘扬传统文化的时机。2023年，八十一岁的何士光写出具有提炼和浓缩意义的《留言八十一岁》，似乎不好再发表了，但是在2024年底，《香港文艺》看上了这个稿子，并于2025年第一期发表，这用何士光先生自己的话说，也是“作品有自己的命运”，也就不是作者、作品和命运的孤证了。除此之外，文学作品和作者之间几经周折才能面世，这方面的例子也不是绝无仅有。比如曹雪芹的《红楼梦》，当时苦苦写成只有手抄本，五十年之后石印一部分，一百年之后才全部刻印，再后来名满天下，如今不知道印刷和出版了多少个版本，造就家喻户晓。另如普鲁斯特的多卷本长篇小说《追忆似水年华》，当年第一卷书稿无人接受，而今也不是成了名著、乃至价值不菲吗？

文学作品有自己的命运，作者也有自己的命运，有时候互相可以知晓，许多时候则是作品一旦写成，作者就无力决定其命运，它们偶有碰面，之后犹如滔滔流水，沿着各自的流向一路向前。这没有办法，也难以掌控，是无可奈何的事情，对此你只能一声长叹，无法说清。

（ 2025,3,11，写讫于天音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