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华大地广袤无垠，有史以来，既存在着南北、东西的地理差异和区域的发展不平衡，也存在着东西、南北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民风、民俗，以及不同的文化等。千百年来，在中华辽阔的疆土上，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商贸等，各民族的民风、民俗和文化，不断进行着交流、交融，
中华大地广袤无垠，有史以来，既存在着南北、东西的地理差异和区域的发展不平衡，也存在着东西、南北不同的民族和不同的民风、民俗，以及不同的文化等。千百年来，在中华辽阔的疆土上，通过迁徙、聚合、战争、和亲、互市商贸等，各民族的民风、民俗和文化，不断进行着交流、交融，形成了今天中华的博大、恢宏文化，而南北、东西丰富的多元状态，是中华文化的一大特点。因此，新疆的“西域特色”文化，就是中华博大、恢宏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可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尤其是“三股势力”即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暴力恐怖势力，为了分裂、肢解中国，蓄意歪曲历史、混淆是非。他们编造谎言，极力抹杀新疆是中国固有领土的事实，否定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多文化交流、多宗教并存等真实域情，妄称新疆为“东突厥斯坦”，企图把新疆各民族和中华民族大家庭、新疆各民族文化和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等割裂开来，鼓噪新疆“独立”。新疆地处欧亚大陆，是我国的一个多民族聚居区域，从汉代起，中原文化与古西域文化就在这里开始互相碰撞、交融，和谐共生，并造就了今天其丰富多彩的西域特色文化，因此，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版图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新疆的各族人民，自古以来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成员。而新疆老银币，作为我国西域文化与西域商贸经济交流“要素”的一类重要货币，其上百年的流通、以及极具特色的“币体”风格，既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交融，更是新疆自古以来就是我国领土的一类具体物证。
首先，新疆老银币诠释着“货币”的要义。按照货币理论，货币具有许多属性和功能。比如货币具有政治属性即：不同政党、不同年代，有不同的货币，例旧中国的银圆，国民党时期的金圆等。货币具有流通功能：商品具有流通功能，但是货币流通功能更强，只需要信任。货币还具有地域性：不同地区，可以有不同的货币。现代货币理论的奠基人之一、著名货币哲学家齐美尔，对货币哲学和货币理论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他的货币理论包括有货币的本质、货币的三个功能、货币与信用的关系、以及货币政策等。其中在“货币的本质”方面认为，“货币的本质在于它所代表的信誉和权利，而不仅仅是它的实际价值。”在“货币与信用的关系”上，齐美尔理论是“货币本质上是与信用联系在一起的，即货币的价值来自于人们对其所代表的权利的信任。货币与信用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的，信用产生并影响货币的数量和价值。而货币的流通量和价值也反过来影响着信用的产生和发展，因此，货币政策中考虑到信用因素的重要性，维护信用的稳定对于保持货币金融的稳定和发展至关重要。”笔者认为，上述的货币理论，其核心要义有两点：一是政治属性也或说是国家属性；二是信任属性也或说是归属属性。我们放眼看历史，从先秦时期，新疆与内地就有着经济交流和联系，内地的丝绸传入新疆，新疆的玉石输入内地。汉朝统一西域之后，西域与内地的经济贸易的往来更加紧密，丝绸之路畅通，内地与西域商品流通范围扩大，丝绸之路日益繁荣，内地的大量钱币在新疆流通，并且，在新疆出现了汉文和当地少数民族文字合璧的双语钱币，如“汉佉二体钱”，而新疆与内地贸易不断，并将大量当地产品如玉石、牲畜等输入内地。无论在统一还是分裂割据时期，新疆与内地都形成了持久而良性的互动与交流，从而使新疆的经济纳入了古代中国的整个经济系统中，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隋唐时期，丝绸之路经济贸易出现空前的繁盛，唐朝货币大量流入西域，同时唐朝还在安西（今库车）铸造了“大唐建中”、“大唐大历”钱币等。清朝统一新疆后，新疆社会更趋稳定，商品经济开始新的繁荣，为中原与内地的经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大大丰富了中原汉族人民和新疆各民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新疆老银币作为货币，从清朝开始在南北疆流通，先后流通了上百年。不管是汉朝时的双语钱币，还是唐朝大量进入西域的货币，以及清朝时新疆铸造的银币等钱币，无论是从货币的政治属性上讲，还是从南北疆各民族人民对汉唐货币和新疆老银币等的信任上讲，都表明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国家属性和自己的归属属性。因此，我们从“货币”理论这个“视角”，也得到充分证明，即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其次，“餉銀币”催生于清朝“协餉治理新疆”之政。1759年，清政府完全平定了西北边疆的叛乱和割据势力，乾隆皇帝取“故土新归”之意，将西域改名新疆。为了有效的管辖新疆地区和掌控驻军，在新疆实行了军府制，设立伊犁将军，采取军政合一的行政管理手段，管辖天山南北。军府制需要强大的财政做后盾。有关资料表明，统一之初，全疆的总人口有30余万人，常驻的军队约4.5万人。清著名学者魏源考证，高峰时新疆驻军人数曾达七、八万之多，新疆每年需要的军政费用为白银200余万兩，而新疆全年货币形式的税赋收入，仅有白银10余万兩。新疆的财政收入主要用于发餉，既便是作为吃饭财政，这点收入也远远不够。清时，朝廷有调度天下财政的“协餉”之制,即从有余省分的钱粮中指拨一部分，解运于不足省分,此谓酌盈济虚。于是，新疆便成了“协餉治理”的受益地区。清政府规定，新疆的所有财政收入都留归新疆各地使用，新疆地方财政的收支差额问题，则通过内地省份的“协餉”解决。有文载，从1760年开始，清政府每年从内地调拨“协餉”200万至300万兩白银，当时，全国有25个省级行政区，除黑龙江、西藏等十个财政比较紧张的省外，其他省以及粤海关、闽海关、江海关、江汉关等海关，都要分担新疆所需的财政支出。“协餉”大部分用于了驻新疆清军官兵和办事人员的工资及日常行政开支，还有一部分用于道路建设和水利等公共工程。遇到大事时，清中央政府还会拨出专款支持，称为“专餉”。这种财政运行政策，实际上是把新疆行政管理的财政负担，建立在中央财政的基础之上，减轻了当地少数民族群众的负担，并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专家研究考证，1760年至1911年，清政府拨给新疆的协餉和专餉，总计高达四亿兩白银。由于“协餉”和“专餉”绝大部分用于军政开支，是给新疆的驻军官兵及管理人员发餉，所以，在新疆迪化钱币铸造局和喀什钱币铸造局，专门铸造发行了“餉銀币”（附图 ），在喀什钱币铸造局铸造了“湘平銀幤”（附图 ）。“餉銀”以及“湘平”银币的铸行，正是“协餉治理新疆”之政策的集中体现，也是清廷管理新疆的历史见证。
第三，新疆老银币的文字与纹饰是文化大融合的“结晶”。新疆老银元主要由迪化银元局、喀什银元局、阿克苏银元局铸造。币的正面有纯汉字、汉回双文（附图 ）、汉回满三文、汉字加花饰、汉回文加花饰（附图 ）等五种主要版式。币的背面有回文加花饰、盘龙云饰、花卉及枝叶加盘龙云饰、缠枝藤蔓纹加盘龙云饰、花卉纹与汉回文加盘龙云饰、回文加花卉及枝叶饰、回文加双旗饰、汉文加双旗饰等八个主要版式。其中，所有铸币都采用汉文和回文双语标注，以此“融合”形式，显示银币的“铸造局、钱币的计重、年代”等重要元素。而辅之的各种花卉、枝叶、藤蔓、盘龙云饰等，在不同的币种和不同的铸造局，有不同的形式和组合。以笔者的观察，新疆老银币上采用的主要花卉为梅花、菊花、五星花（附图）。在中华传统中，这三种花卉都体现有美好的寓意。菊花，因花期长，被视为有延年益寿之意，所以，菊花纹象征着长寿。梅花，能老干发新枝，又能御寒而开，古人用以象征生命不老不衰，是花中寿星。同时，梅瓣为五，民间藉此表示 “梅开五福”，“五福”即福、禄、寿、喜、财，具有祈盼幸福生活的吉祥寓意。五星花，又称繁星花、星形花，其花朵呈现鲜红色，花形近似五角星，寓意五福同寿、花开富贵，象征着家庭幸福、和谐、和睦等。特别是在新疆老银币的许多币种中，都有中国龙云纹饰。龙，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图腾，它既是民族的统称，又承载着深厚的传承意识。因此，在旧中国，龙纹是权力、尊贵和吉祥的象征，其寓意涵盖了吉祥、尊贵、守护以及国家和民族等。流通在新疆这块广袤的西域地区、以汉回两种纹饰标注、辅之以三种花卉和龙云文的老银币，铸造并发行了上百年，既充分体现了汉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的融合，更体现了西域少数民族对大中华文化风俗的认同，以及对政权统治者的认同。
第四，“天罡”俗称也贯穿有民族“心路”。“天罡”一词为维吾尔语音译。在清代史上，“天罡”一词也作“腾格”，两个词为一音之转。“天罡”原本是南疆传统的白银秤量单位，与“天罡星”含义无关。“天罡”称谓，初始于阿古柏侵占南疆。其时，阿在南疆创铸了每枚值银五分的“天罡”银币。清朝统一新疆之后，因回文中金币称作TILLA，汉译为“铁刺”，银币称作TANGA,汉译为“天罡”或“腾格”，铜币称作PUL,汉译为“普尔”。于是，“天罡”一词被人们转换成了一切银币的代名称。在旧时的新疆，除１９４９年新疆省造币厂铸行的壹圆银币外，其余的新疆老银币，不管币面是什么钱文，在新疆民间都被统称为“天罡”。并且，按照大小和计重不同，在民间还有“大天罡”和“小天罡”之分称。清朝时的新疆，各民族把清廷治理下铸造发行的银币都认同为“天罡”，并在日常生活中，使用它们进行物品交易，本质上反应的就是一种民心所向，其行动和行为，真实地体现了新疆各民族人民的“心路”归属，即自己是中华民族大家庭成员中的一员。
注：文中凡是考证具体钱币的表述，采用原币文字即“大写”字，凡是泛述的文字，用简化字。所以，文章中会有类似“钱”与“錢”或“银”与“銀”等的同时存在。
来源：云卜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