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嘉陵江畔，北碚城区对岸，曾有个名为“黄桷”的破落小镇，其间有一处开阔平地，当地人称之为“下坝”。上世纪30年代，复旦大学师生一路辗转，西迁至重庆，最终落定此地建校复课，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取其谐音，改“下坝”为“夏坝”，意为华夏之坝。

在嘉陵江畔，北碚城区对岸，曾有个名为“黄桷”的破落小镇，其间有一处开阔平地，当地人称之为“下坝”。上世纪30年代，复旦大学师生一路辗转，西迁至重庆，最终落定此地建校复课，著名教育家、复旦大学教授陈望道取其谐音，改“下坝”为“夏坝”，意为华夏之坝。

从1938年到1945年，复旦大学在夏坝度过了八年岁月。师生们弦歌不辍，追求进步，书写了复旦校史上光辉的一页，名不见经传的夏坝也声名鹊起，与沙坪坝、江津白沙坝，以及成都的华西坝并称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四坝”。

▲国立复旦大学重庆旧址陈列馆。记者 齐宏 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重庆成为陪都，北碚被划为迁建区，接纳了大批内迁的学术机构和院校。1938年初，复旦大学几易校址，最终选择在有着千余亩平坝的夏坝立校。

▲1938年复旦大学迁至北碚东阳夏坝建校。

“现在的登辉堂其实都是在之后才建起来的，最开始，这里什么都没有，连教室都是借来的。”熟知此段历史的当地居民回忆说，复旦大学迁来初期，教师和学生们大多借住在当地人的家中，民众们相当支持复旦办学，不但借出黄桷小学教室和店堂堆栈，就连供奉河神的庙堂紫云宫也腾出来供学校使用。

但对于一所综合性大学来说，这样的规模着实不够。于是校方代表请来当地名流与土地的管业者，开诚布公地与对方交换了意见。“国难当头，复旦要办学，我们自当尽到绵薄之力。”到会的人们或是允诺捐赠土地，或是愿意租佃、被征，就这样，经济紧张的学校没有花费过多钱财就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1938年5月，复旦大学正式复校，当时的规模是4个学院，16个学系。1939年，复旦新校舍破土动工。第二年，根据校训命名的4栋学生宿舍建成，分别为博学斋、笃志斋、切问斋、近思斋。1942年，复旦大学由私立改为国立，取自校长李登辉之名的办公楼“登辉堂”也建成了。

随着办学条件的改善，复旦有了自己的图书馆、科学馆、新宿舍，后来发展为拥有文、理、法、商、农5个学院、27个系科的综合性大学，培养了3000多名优秀学生，陈望道、周谷城、顾颉刚、洪深、曹禺、方令孺、叶圣陶、童第周等著名作家和学者在此执教育人，郭沫若、邵力子、翦伯赞、老舍、姚雪垠等也曾来校讲学或演讲。彼时落破的乡坝，成了光耀一方的学术殿堂。

▲复旦大学开学典礼

“那一天，敌人打到了我的村庄，我便失去了我的田舍、家人和牛羊。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我仿佛闻到故乡泥土的芳香……”“九·一八事变”后，一首《松花江上》迅速唱遍大江南北，“七七事变”后，另一首抗日救亡歌曲《嘉陵江上》同样唱响全国各地，曲名即为创作地点，也就是在夏坝的嘉陵江边。

▲嘉陵江上曲谱

《嘉陵江上》诞生于1939年，词作者是作家端木蕻良。端木蕻良出生于辽宁省，1938年，他与同为作家的妻子萧红抵达重庆，进入复旦大学新闻学系任教。

寓居北碚期间，相对平静的生活为端木蕻良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很好的环境，也更激起了他对家乡的眷念与悲怆的情绪。

▲30年代的温塘峡口金刚碑码头

一天，诗人方殷来探望端木蕻良，两人谈及时下广为传唱的《松花江上》。端木认为，这首歌写得太悲戚伤感，希望能有一首激发人们斗志的歌曲。方殷建议：“既然这样，不如你来写一首激昂的词，我再请人谱曲。”

▲端木蕻良、贺绿汀

在那之后，端木蕻良与萧红每每行走在嘉陵江边，望着滔滔江水和生机勃勃的校园，还有同样具有生命力的碧树青草，再思及沦陷的家乡，想到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他满腔的怒火油然而生，于是提笔写下散文诗《嘉陵江上》。“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枪弹底下回去。我必须回去，从敌人的刺刀丛里回去。把我那打胜仗的刀枪，放在我生长的地方。”

此后，方殷将这首诗转交给在育才学校任教的贺绿汀，深受触动的贺绿汀尝试了多种谱曲方法，最终谱写出这首接近于歌剧咏叹调的独唱曲。

《嘉陵江上》很快便传唱开来，从嘉陵江畔传遍抗击侵略者的祖国大地，传唱到反法西斯正义斗争的各个战场。

1940年，陈望道来到北碚，在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42年，他被任命为新闻系主任。期间，陈望道恢复了原有的“复旦新闻通讯社”，募捐筹建复旦大学新闻馆，创办《中国学生导报》，令新闻系成为当时该校民主力量最强的系。

在当时，尽管复旦大学没有通电，但新闻系会在每周六固定举行新闻晚会。这是当时全校最受关注的盛会，甚至连重庆报纸上也可见到相关的报道。新闻晚会共举办了上百场，每周的主题都不同，多是围绕当前的热门话题展开，学子们秉烛夜谈，或关注时事、或探讨学术，他们追求进步的信念，给深沉的黑夜带来了光明。

为了改善新闻系的办学条件，1944年4月，陈望道发起筹建新闻馆的社会募捐活动。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陈望道四处奔波筹款，最终募集到150多万元。第二年4月5日，新闻馆落成，这是当时中国高校的第一座新闻馆。《新华日报》发来“为新闻自由而奋斗”的贺电，《新民报》记者廖毓泉赠送对联:“复旦新闻馆，天下记者家。”从此，“天下记者家”成为复旦大学新闻系的代名词。

新闻馆占地约30亩，集教学、科研、实验于一体。值得一提的是，馆内有一台可以收听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收音机，大批进步青年聚集在此，如饥似渴地聆听着来自解放区的声音，新闻馆因此也被誉为“夏坝的延安”。

在陈望道的鼓励和影响下，由中共南方局青年组直接领导的进步学生社团“中国学生导报社”，在陈望道居住的“潜庐”创办了《中国学生导报》。王朴等复旦学子受陈望道的影响，也走上了为信仰奋斗终身的道路。

▲潜庐-复旦新闻系主任陈望道旧居及《中国学生导报》社旧址

▲复旦学子王朴

作为抗战时期的“文化四坝”之一，复旦大学不仅有浓厚的学术氛围，还是大后方的“红色堡垒”。

复旦大学刚迁到北碚时，校内还没有中共党员，但不到半年，就建立了第一个地下党支部，民主风气在当时国内的高等学府中首屈一指，被中共南方局誉为“学校工作的典型和模范”。

在“文化四坝”中，因为复旦身处政治环境和人文环境都相对良好的北碚，具备了开展学生运动的优良条件，学生们从建立同乡会、同学会、布置各种壁报、开展学术团体为契机，包括共产党党员在内的进步学生逐渐进入学校系会与学生会。正是有了这样的基础，以复旦为基地的全国性学生报纸《中国学生导报》出版发行了，一个跨校的青年革命组织“民主青年联盟”（简称U.D.Y）也诞生了。

在那时的大环境下，难免有特务、反动派来校宣扬反动言论，屡屡打压进步学生。然而正是有着陈望道、张志让、周谷城、洪深、万家宝（曹禺）等一批进步教授的鼎力坚守，学校的进步势力才能保持坚毅不倒。

历史学教授周谷城曾痛击国民党政权，称“民主的潮流不是任何人，任何党派，甚至任何国家能阻挡的！”；搞戏剧的洪深教授也曾在全校大会上慷慨陈词，抨击国民党政府，主张响应中共的号召；法学院院长张志让在课堂上公开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把进步思想传播到学生们的心中。

在中共的号召下，不少进步学生奔赴抗日前线，奔赴解放区，他们当中涌现了许多英勇的革命战士，在激烈的斗争中，他们或是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或是将青春的热血挥洒在武装起义的战场上，或是牺牲在血腥的屠刀之下。请牢记他们的名字吧——杨奚勤、王兰骏（王朴）、陈以文、石文钧、胡其芬、胡作霖、艾文轩、张永昌、唐慕陶、何柏梁……烈士长已矣，他们把短暂的青春谱成了一首可歌可泣的英雄篇章，成为复旦校史上永恒的丰碑。

▲复旦进步学生欢送“读书会”骨干沈大经、白汝瑗、拱德明等人去延安。

复旦在碚的8年，有过许许多多次的生离与死别，其中最为伤痛的是孙寒冰教授罹难事件。

1940年初，孙寒冰由港抵渝，时任学校教务长。此时正值侵华日军对大后方疯狂袭击，北碚就曾遭遇过多次轰炸，其中最严重的一次是1940年5月27日，此时距孙寒冰到夏坝任职仅有4个月。

当时同在复旦任教的胡风记录下惨剧发生的经过——那一天中午，27架日机呼啸而至，疯狂地投下了百余枚炸弹。“炸弹就像带翅膀的飞鸟，纷纷向下降落，等我们听到轰轰的响声时，四面天空已乌黑一片，尘土飞扬。”

那次轰炸夺走了孙寒冰的生命，汪兴楷、朱锡华、刘晚成等师生也在炮火中遇难，当时的朝阳镇（今朝阳街道一带）、黄桷镇（今东阳街道黄桷片区一带）两处共有101人身亡，损失惨重。

孙寒冰罹难时年仅37岁，因为多年来坚定不移地投身爱国事业，并且精于讲学，因而获得了各界的尊重与敬佩。他逝世后，复旦全体师生为其举办了盛大的追悼会，文化界的众多著名人士也撰写了大量悼念文章，夏衍就曾在悼文中痛呼：“一个勇敢地讲真的‘中国话’的人消失了！”

后来，孙寒冰便长眠在夏坝后山，守望着他深爱着的校园。1944年，新落成的复旦科学馆以“寒冰科学馆”为名，作为永久的纪念。1987年末，孙寒冰墓被迁至登辉堂附近，新建了墓园，并存留至今。

当然人们所经历的离别远不止这些，在一次又一次伤痛中，复旦人擦干血泪，迎着光明一路走了下去。

1945年8月15日，这是一个令全体中国人难忘的日子。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满载着胜利喜悦的捷报迅速传遍夏坝，师生们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是夜，大家点燃灯笼与火炬，环校游行庆祝，狂欢三日方休。

赶走了侵略者，人们追求真理与正义的脚步仍未停歇，师生们与特务的抗争仍在继续。直到第二年秋天，在碚的复旦师生东下返沪，复旦夏坝校址由留川的校友创办了相辉学院。又一段新的历史由此开启……

总编辑：李绚

副总编：卫庆秋 王倩瑶

审核：骆灰月

来源：北碚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