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1年咸阳市东汉成任墓地中出土了两尊小型青铜佛像，材料报道后国内外学界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是十六国时期造像，因该墓早年被盗而混进墓室。本文在系统收集早期金铜佛像材料和对分析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讨论了与成任村出土青铜立佛像断代最有关系的三组例证及其年代关系，认为此像从艺术风格看确属东汉晚期。2021年5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市渭城区北杜街道成任村发掘了一处东汉家族墓地，在M3015中发现了2尊小型青铜佛像，一尊为独体立像，另一尊为五佛组合像。墓地中的6座墓排列有序，并有类似的构造和葬制，其中M3019出土了有延熹元年（158年）朱书纪年的陶罐，将此墓地确定为东汉中后期[1]。与简报同时发表了《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一文，根据考古出土原境将2尊铜像定为东汉晚期作品，认为其发现“改写了中国古代出现独立的供养佛像的历史，将这一历史从三国至东晋十六国时期（3～5世纪初期）提前至东汉晚期（2～3世纪），提前了百余年”[2]。这项考古材料自公布以来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也引出了不同的看法。据笔者所见，迄今发表的4篇文章和1篇讲话均认为2尊佛像并非东汉作品，而是十六国时期（304～439年）的造像；它们之所以出现在成任墓地中是因为该墓早年被盗，佛像由于某种原因混进墓室[3]。这种“一边倒”的看法造成一个印象，似乎两像原来的断代已被否定，应改定为十六国时期。但笔者认为对于如此重要的考古发现需要格外审慎。特别是由于早期金铜佛像的发展牵涉到复杂的跨文化研究，是学术界长期研讨的对象，更需要在持续积累研究资料的基础上，进行不断深入的讨论。为此，笔者在芝加哥大学博士研究生Alice Casalini的协助下，对海內外收藏的早期小型铜佛像案例进行了系统收集，从中选择了与成任立佛断代最有关系的三组例证，并对早期金铜佛像的一般性分析方法进行了反思。在此将思考过程和结果求证于方家，希望能够引出更多的讨论[4]。一、与成任立佛像断代有关的三组例证上面提到的认为成任立佛像非东汉作品的文章，都在检验实物的基础上从五个方面进行了讨论：（1）将之与考古发现的汉代至三国时期的佛像在形态、工艺和功能等方面进行比较；（2）将之与现存定为十六国时期的金铜佛像进行形态、铸造技术和造像风格等方面的比较；（3）将之与古代印度和中亚地区的早期佛像，特别是贵霜时期的犍陀罗和笈多时期的秣菟罗造像进行形态、手印、服饰等各方面的比较；（4）梳理有关佛教在中国早期流传的文献以说明佛像的使用情况；（5）征引考古发掘中所见的盗墓者将十六国时期佛像遗落在汉墓中的例子，以说明成任村佛像属于同类情况。从研究方法看，这五方面中的前三项确实是推断佛像年代的必由之路。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用于比较的三类材料——即汉代至三国时期的佛像、十六国金铜佛像，与古代印度和中亚地区的早期佛像——都有着各自的复杂历史问题，其年代和文化属性是学者们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题目。这些文章一方面确实举出了不少早期佛像作为比较性证据，但这些佛像大多不具有明确年代，并且跨越了铜、石、陶等材质范畴——而我们知道不同材料和技术与作品的形态及艺术风格密不可分。另一个问题是研究者把主要焦点集中于汉地佛像传统，对印度和中亚佛像的发展线路关注较少。李雯雯和朱浒的文章在这方面做的较好，但把主要注意力集中在3～4世纪之后的例证上，对1～2世纪的早期印度和中亚铜佛像则一带而过。这里，笔者希望提出研究中国早期单体金铜佛像的三个基本观点，虽然均非创见，但作为讨论的基础有必要重新申明并加以简短解释。第一个观点是由于这些金铜佛像都是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因此需要放在汉地和印度/中亚这两个持续互动的佛教文化和艺术传统中进行观察。美国已故资深佛教美术学者玛丽莲·瑞（Marylin M. Rhie）在其重要著作《中国和中亚的佛教艺术》（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中将此观点明确作为该书的方法论宗旨，通过对不同地点的案例进行细致分析，找出中外作品之间的异同与互动痕迹[5]。这种多维度的分析和比较可说是研究佛教艺术跨文化传播的一般性方法，对理解早期金铜佛在汉地的发生和发展具有更直接的意义。第二个观点是金铜佛像的跨文化发展造就了多种样式和传统，对其研究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在个案分析的基础上确定这些样式和传统。具体方法是首先根据形态特征把单独案例聚合为组群，随后对这些组群进行三方面的延伸研究：一是在组群内部进行风格分析以寻找演变的线索；二是寻找组群之间的联接和差异；三是将这些组群与其他材料及类别的佛像（如石雕、舍利函等）进行比对。由于已知金铜佛中只有极少数有纪年铭文，这些工作的一个目的在于建立佛像在图像和风格方面的相对关系，进而根据纪年标本建立起年代序列。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不同地区的早期金铜佛像受当地宗教、文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其发展变化必然沿循了多条路径而非单线轨道。因此研究者需要对单线“进化论”模式保持警惕，充分考虑佛教艺术发展中的多元性和地域性。第三个观点是需要不断精化研究早期金铜佛像的手段，寻找最能反映时代性和地区性的形式因素。从这个角度看，目前对成任村佛像的断代研究往往着眼于佛教造像的一般图像学特征，主要是姿态、面相、手印、袈裟式样等方面。这种观察当然是必须的，但我们也需要充分估计宗教偶像的程式化倾向，往往在漫长时期中沿循既定的图像法规。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更敏感地反映出特定时代性和地区性的因素并非是一般的图像学样式，而是用以表现这些样式的艺术手法。如佛陀所着袈裟自佛像产生之始就形成了若干式样，在之后的漫长历史中延续下来，但表现这些式样的手法则是灵活多变，反映出不断变化的审美趣味和对佛陀身体的观念。侦测这些变化的手段是美术史学科的“形式分析”（formal analysis）方法。（一）三组早期汉地金铜佛像我们首先选取了与成任立佛像断代工作直接有关的早期汉地金铜佛实例，根据形态特征纳为三组。第一组以成任墓地出土立佛像为核心（图一，1），并包括深圳金石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尊金铜立佛像（图一，3）和日本私人收藏的一件类似立像（图一，2）[6]。有学者已经指出最后这件作品与成任立佛像有着十分清晰的关系：两像尺寸相近（成任村佛像高10.5厘米，日本私人藏佛像高9.3厘米）、手印相同、发髻均为馒头形且平滑无纹。如果把金石艺术博物馆藏佛像也加入考虑的话，可以看到三者的背面都做凹陷状，敞露出铜像的内腔，背后胸部中央都铸有固定背光用的突出条形榫，可见原来的装配和使用方式一致。摘要：2021年咸阳市东汉成任墓地中出土了两尊小型青铜佛像，材料报道后国内外学界有不同看法，一些学者认为是十六国时期造像，因该墓早年被盗而混进墓室。本文在系统收集早期金铜佛像材料和对分析方法进行反思的基础上，讨论了与成任村出土青铜立佛像断代最有关系的三组例证及其年代
1. 成任墓地出土2. 日本私人收藏3. 深圳金石艺术博物馆藏
三像对袈裟的表现都沿循相似的“斜襞”样式，佛陀颈下均有松弛的环领，衣褶从左肩向右放射，在右胸前形成V形的“波谷”。但金石艺术博物馆佛像对衣纹的表现更加程式化；相比之下，日本私人收藏佛像与成任立佛像更为接近，衣褶凸起较高，而且以弯曲的线条显示流动的感觉。但二者在艺术风格上仍有不同：成任立佛像的衣纹更为灵活多变，模拟柔软的织物材料并透露出衣下的身躯起伏；而日本私人收藏佛像的衣纹则粗细和疏密大体相同，流动感不强，佛陀两臂上的阶梯状衣褶突出地显示出固定化和程式化的倾向。从成任立佛像到日本私人收藏佛像再到金石艺术博物馆藏佛像，三者的艺术手法反映出从“自然主义”（naturalistic）到“风格化”（stylization）的变化，即从对客体的再现转变为对既定艺术样式的模拟。第二组包括各地美术馆收藏的一批数量可观的中国早期金铜佛像。比较知名的见于河北博物院、甘肃博物馆、天水市博物馆、西安文管会、日本和泉市久保惣纪念美术馆、美国纳尔逊—阿特金斯美术馆等处[7]。近年在甘肃泾川和河北石家庄北宋村出土的两例，进而显示了佛像和华盖、佛光、趺座等配件的完整组合（图二，1、2）[8]。这些佛像都宽额高髻，双手上下重叠于腹前作禅定印，趺坐于方形佛座之上。最醒目的一个特点是袈裟衣褶在胸前构成平行的U形线条，显示出强烈的图案化倾向。刻有纪年铭文的几个标本为这批铜像的流行时期提供了可靠的年代标志，其中最早的是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坐像，有后赵建武四年（338年）纪年，确定了这类佛像的年代上限（图二，3）[9]。日本大阪市博物馆藏北夏胜光二年（429年）和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北魏正光二年（521年）2尊造像，则证明这类铜像的流行一直延续到5至6世纪（图二，4、5[10]）。以往常把这些作品混称为“十六国金铜佛”，是不够严谨的。1. 甘肃泾川出土2. 河北石家庄北宋村出土3.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4. 日本大阪市博物馆藏5. 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
第三组包括2件佛像，一件是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金铜坐像（高32.3厘米）（图三，1[11]），另一件是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形状相似、但尺寸不及一半的坐像（高13.5厘米）（图三，2[12]）。两像均做中亚人面容，宽额细目、高髻束发、唇上生八字须，盘坐于台形座上，双手上下相叠做禅定印，袈裟的衣纹都作从左向右流动的“斜襞”样式。但二者也有显著的区别。从图像特征看，前者肩背上发出焰光，宝座正面中心有宝相花，两旁夹以双狮，座左右侧面各有供养人像。这些细节均不见于东京国立博物馆佛像。两像并显示出截然有别的艺术风格：哈佛大学坐像不但将佛陀面容塑造得有如真人肖像，对袈裟的表现也尽力模拟柔软织物，通过起伏的表面透露出下面覆盖的躯体和四肢。而东京国立博物馆佛像则完全缺乏这种写实的愿望和敏感性，胸部衣纹草率刻成，两臂衣褶层层堆砌，以简化的形式模拟已存的式样。1.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2. 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二）三组佛像的形式关系下一步工作是对这三组金铜佛像进行比较以探寻之间的关系。首先把包含成任立佛像的第一组与以建武四年佛像为代表的第二组进行比较，可以看到两者在表现手法上相差很大，甚至可以说显示出几乎对立的艺术风格。以对袈裟和佛陀身体的表现为例，成任立佛像上的灵活多变、模拟织物的衣褶（图四，1）在第二组铜像上全然不见，代之以图案化的衣纹和对佛陀躯体的概念化处理（图四，2）。值得重视的是，后者所显示的这种概念化倾向是传统上定为“十六国”金铜佛的共同特征。学者对这类佛像出现的社会和宗教背景进行了研究，将之与一度统一中国北方的后赵羯族政权（319～351年）联系起来[13]。以建武四年佛像为代表的这种概念化艺术风格是在这个特殊历史条件下产生的，随即成为一种影响深远的模式，甚至重塑了对斜襞式样的表现，如原日本新田市收藏的“十六国”佛像以概念化风格表现斜襞衣纹（图五[14]），与成任立佛像的意趣大相径庭。在笔者看来，目前并无坚实证据把这组金铜佛和成任立佛像联系起来，将后者定为十六国时期产物。恰恰相反，二者在艺术风格上的截然不同，说明成任立佛像并非是十六国时期产物。1. 成任墓地出土2. 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博物馆藏3. 美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
图五日本新田市藏“十六国”佛像
进而把第一组和第三组佛像进行比较，特别是把成任立佛像与哈佛大学美术馆藏金铜佛放在一起，可以看到二者在对袈裟和身体的表现上要接近的多：两像的“斜襞”袈裟样式和松缓的圆领均相对接近，衣纹都从表面上凸起且富于流动性，衣料之下也都透露出佛陀的身躯起伏（图四，3）。虽然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佛像的制作更为精致，对面部特征和其它细节进行了细致的刻画，但两像都力图强调雕塑的立体感，具有明显的自然主义倾向，在艺术表现上属于同一风格系统。二、与中亚早期金铜佛像进行比较第二组包括的十六国以降的金铜佛都是典型的汉化佛像，具有强烈的中原风格（图二），与中亚早期佛像的差别相当大。第一组和第三组之间的类似则指向与中亚早期金铜佛像的近缘关系。后者中最早的一例是现存大英博物馆的“毗摩兰舍利盒”（Bimaran Reliquary），1833～1838年间发现于阿富汗贾拉拉巴德西部毗摩兰村2号佛塔遗址中，盒壁上以浮雕形式表现佛陀、梵天、帝释天和菩萨。立姿佛像有中亚人相貌，唇上生八字胡、波浪形束发，右手持无畏印，举至腰部的左手握袈裟一角（图六，1）。根据发现时伴出的钱币，多数专家将其定为公元1世纪[15]。与此物有关的另一舍利函1908年出土于巴基斯坦沙赫吉基台利遗址，由于铭文中有迦腻色伽王（127～151年在位）名号而被称为“迦腻色伽王舍利函”，但一些学者认为其为迦腻色伽继承人胡毗色伽王统治期间（155～187年）的产物。函顶中间为立体的释迦牟尼坐像，手姿与前像相同，通肩大衣有着宽松的衣领，胸前的U形衣褶向一侧稍倾，在腹部形成V形“波谷”（图六，2）。虽然此器不如毗摩兰舍利盒制作精致，佛像的姿态也比较生硬，但服饰仍显示出放松和流动的感觉，在两旁的梵天和帝释天立像上更为明显。1. 毗摩兰舍利盒与盒壁上的浮雕佛像2. 迦腻色伽王舍利函与函顶立佛和胁侍
把这些早期贵霜佛陀形象和成任墓地出土及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佛像进行比较，可以看到它们属于一脉相承的艺术风格，定型化程度尚不强，都对佛陀的面相、姿态和袈裟采取了不同程度的松弛和写实的态度，与第二组中的“十六国”铜像判然有别。在此，我们需要再次考虑哈佛大学金铜佛的断代问题，这是因为在所有现存汉地金铜佛中，此像具有最明显的印度和中亚因素，其年代因此成为确定早期佛像传播的一个关键。这个问题是学者们长期讨论的对象，比较谨慎的做法——也是哈佛大学美术馆采用的说法——是将此像定为3至4世纪，但有关论证都比较简短。对其研究最力的是玛丽莲·瑞，在《中国和中亚的佛教艺术》中以20多页做了极为详细的分析和比较，最后将此像时代确定为2世纪中后期，公元160年左右[16]。在她举出的多项比较材料中，笔者认为以下三项最有说服力。首先从佛像的面容看，玛丽莲·瑞将哈佛金铜佛（图七，1）与两类形象进行了比较，一是被称作“赫拉欧斯钱币”上的肖像（图七，2），二是卡尔查延（Khalchayan）遗址出土的“武士”像（图七，3）。赫拉欧斯（也写作Heraios，Heraosh或Miaos）是月支首领，钱币学家Joe Cribb将这种钱币定为1世纪中期。卡尔查延遗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苏尔汗达利亚州（Surxondaryo）境内，“武士”像的年代也是1世纪中叶。这两个形象与哈佛金铜佛相比，确如玛丽莲·瑞所说，在面容、鼻型、下巴、眼睛、胡须等方面都有很强的可比性。1. 美国哈佛艺术博物馆藏金铜佛像头部2.“赫拉欧斯”钱币3. 卡尔查延遗址出土“武士”像
第二种形象来自于汉代的西南地区，代表作品是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出土的青铜摇钱树残片，上面留存有佛陀的正面趺坐形象（图八，1[17]）。虽然体型微小，但明确显示出佛像的突出眉弓、尖下巴、唇上的八字胡须，以及圆环形的双臂，与哈佛金铜佛近似（图四，3）。这项考古资料的重要性在于证明这种胡人形象的坐佛在2世纪后期已经传入中国，并被吸收进地方上的丧葬文化。1. 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出土摇钱树残片上的佛像2. 哈特拉地区发现的Ubal雕像及衣褶局部
如果说以上两项比较是在“图像”层面上进行的（在这个层面上还可以注意到哈佛金铜像与“毗摩兰舍利盒”佛像在面容上的相似，比较图六，1和图七，1），第三项材料则关系到艺术表现的手法。玛丽莲·瑞注意到哈佛金铜佛有一个独特的形式特点，即在胸部和双臂的凸起衣褶顶端加刻阴线（图四，3）。这种做法在4世纪之前的雕塑中极为罕见，目前仅发现于安息的哈特拉（Hatra）地区，其中一尊带铭雕像表现137年去世的Ubal，为这种特殊风格提供了确切年代（图八，2）。在笔者看来，由于这种雕刻风格在年代和地区上的特殊性，这一比较很有说服力，玛丽莲·瑞也主要是根据这项材料决定了哈佛大学金铜佛的时代。哈特拉的繁荣期在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成为丝路上的一个宗教和贸易中心。基于这些和其它证据，玛丽莲·瑞提出哈佛大学金铜佛的原型并非如原来认为的那样出自犍陀罗中心地区，而是与中亚西部沿丝绸之路的佛教文明有着更直接的关系。上文对哈佛大学金铜佛与成任立佛像的风格比较显示出两像在艺术表现上属于同一系统，都强调雕塑的立体感，对袈裟的描绘特别显示出共同的写实倾向。玛丽莲·瑞对哈佛金铜佛的断代因此支持成任立佛像确为2世纪中晚期作品。而成任墓地佛像的出土，也为其断代增加了一个最直接的证据，表明二者所属的佛像系统在2世纪中后期或更早已经延伸入中国内地，产生出不同形式的“华化”作品。三、结 论在以上讨论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总结出以下几件关键作品的大致关系，勾划出早期金铜佛像发展的轮廓：“毗摩兰舍利盒”制作于1世纪，上面的浮雕佛像是目前所知的最早金属佛像，在风格上也显示出最强的希腊化影响。几十年至百年之后，这一佛像系统已在中亚和东亚各地获得不同形式的发展，例证包括“迦腻色伽王舍利函”、哈佛大学艺术博物馆藏金铜佛像、成任立佛像，以及何家山摇钱树残片上的佛像，时代大体在2世纪至3世纪初，各像的异同既显示出佛像在表现手法上的共性也表现出不同地区的发展。金石艺术博物馆和日本私人收藏的2件立佛与成任立佛像属于同类但时代略晚；东京国立博物馆坐像是对哈佛大学美术馆藏金铜佛进行简化的产物。这3件佛像的时代因此大约在3世纪左右。建立于4世纪初的后赵政权带来以建武四年佛像为代表的新金铜佛样式，存世和发掘的多个例证说明其流行之广泛和影响之深远。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1]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咸阳成任墓地东汉家族墓发掘简报[J].考古与文物，2022(1).
[2]冉万里，李明，赵占锐.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J].考古与文物，2022(1).
[3]据笔者所见，迄今发表讨论文章包括
a.阳新.关于咸阳东汉墓出土铜佛的年代分析[EB/OL].https://www.sohu.com/a/528200435_772510.
b.姚崇新.关于咸阳成任东汉墓出土金铜佛像的几个问题[J].文博学刊，2022(2).
c.李雯雯，朱浒.咸阳成任墓地出土金铜佛像风格研究[J].中国美术研究，2022(3).
d.何志国.咸阳出土“东汉青铜佛像”献疑[J].中原文物，2023(6).
e.金玟求.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考古的推断[EB/OL]./https://www.163.com/dy/article/H1P4A5U70514R9P4.html.2022年2月下旬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联合举办了“发现中国最早的金铜佛像”线上讨论会，金玟求先生观点见于第一场会议纪要。
[4]成任村出土的五佛组合像属于另一类作品，不在本文中进行讨论。
[5]Marylin M. Rhie. Buddhist Art of China and Central Asia(vol.1)[M]. Leiden, Boston and Köln: Brill，1999-2010:72-73.她在该书第一卷中多次提到这个观点。
[6]崇建.金铜佛像[M].台北：度假出版社，1994:21.此像据称原由东京美术学校校长正木直彦收藏，目前所在不明。京都国立博物馆藏有另一件小型金铜佛立像，手印与金石艺术博物馆佛像相同，但佛像背后的状态不知，而且袈裟的样式不同，因此没有放在这组中。
[7]何志国.早期佛像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205-215.
[8]a.赵荣.长安丝路东西风[M].西安:三秦出版社，2018:图版四.
b.李宝才.文物证史——北魏立国前后的河北因素[J].文物天地，2021(10).
[9]张帆.胡朝佛风:十六国时期鎏金佛像艺术的发展[J].美术研究，2018(5).
[10]金维诺.中国美术全集:宗教雕塑(1)[M].合肥:黄山书社，2010:40，37.
[11]同[10]:42.
[12]朱棒.再论甘肃泾川铜器窖藏出土金铜佛像的年代及相关问题[J].美术观察，2021(2).有的学者将台北故宫博物院和日本新田氏旧藏的2件佛坐像也归入此组，但实际上相差较大。
[13]同[9].
[14]同[10]a.
[15]Susan L. Huntington. Early Buddhist Art and the Theory of Aniconism[J]. Art Journal 1990(4):401-408.对此像的时代历来有许多不同意见，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3至4世纪不等。将其定为3至4世纪的意见均建立在一个假设上，即如此成熟的人像形佛陀不可能在此之前出现。Susan L. Huntington曾专文总结，但执此说的学者现已不多，多数人同意1世纪中期或1世纪的说法。
[16]同[5]:71-94.
[17]绵阳博物馆.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东汉崖墓清理简报[J].文物:19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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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