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青年周恩来革命活动的精神意蕴是什么？用周恩来自己所说的8个字可以概括为“多思多虑”“推求比较”。多思：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多虑：抱有怀疑、质疑的态度。“推求比较”追求真理的决心，大量阅读报刊、图书，认真、细致考察各种理论之后，才选择马克思主义。一旦认定就不会变
文／李海文
少年周恩来
青年周恩来革命活动的精神意蕴是什么？用周恩来自己所说的8个字可以概括为“多思多虑”“推求比较”。多思：勤于思考，善于思考。多虑：抱有怀疑、质疑的态度。“推求比较”追求真理的决心，大量阅读报刊、图书，认真、细致考察各种理论之后，才选择马克思主义。一旦认定就不会变了。“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周恩来于1898年3月5日生于江苏淮安，祖籍浙江绍兴。绍兴是出师爷的地方。周恩来的祖上四代都是师爷。他祖父迁居淮安，活了近60岁，后由师爷晋升为知县。
周恩来祖父只和二哥在淮安置办了一所房子，没有地产。周恩来的父亲虽说到绍兴学习了3年的师爷，但是学得不好，能力差。他写得一手好字，只能做低级的红笔师爷（负责抄写），不能养家。大约1905年，祖父去世后，家里失去主要的收入，家境开始衰败。
祖父生有四个儿子，周恩来有一个伯父、两个叔父。伯父没有儿女。大叔父腿瘸，不能出门做事。小叔父有肺病，生命垂危。周恩来出生半年，小叔父周贻淦病故，为了安慰新婚的婶母，由祖父母做主，深明大义的父母将他过继给周贻淦夫妇，由嗣母陈氏抚养，过继为子。从此他称嗣母为娘，称亲生父母为干爹干娘。由于嗣父母早逝，从三四十年代起周恩来改称自己的父母为爸爸妈妈。这前后有一个变化。陈氏出身于书香门第，知书达理，通晓诗文。她将周恩来视为命根子，精心抚养教育。周恩来从4岁起开始认字和背诵唐诗，这种文化启蒙，使他的理解能力和接受能力从幼儿时起就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几十年后，周恩来还深情地说：“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周恩来的生母万氏，出生于官宦人家，从小受父亲影响，学会了处理复杂纠纷的能力，处事干练，考虑问题细密周到。大家庭总有各种纠纷，常常请万氏调解。她总是耐心地听两边的人将情况说清楚后，才发表意见，使双方都能心服口服。处理这些事情，她常常带着周恩来。周恩来说：“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周恩来学会了兼听则明的处事方法。
在两位母亲的爱护下，周恩来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好静、好学、开朗、善解人意。博大的母爱、过分的仁慈，使他多了些女性的柔韧，少了些男性的粗野。
周恩来9岁时两位母亲相继去世，父亲在外地谋生，收入微薄，不能养家。周恩来当家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处理嗣母的丧事。当时，生母万氏的丧事刚刚办完不久。万家因是官宦之家，对这件事要求很严格。他们不顾周家破落的窘况，坚持按照封建家族的旧规矩来办，不但要求为死者买了楠木棺材，还对出殡时要多少人吹打，多少和尚念经，多少人送葬等都作了严格的规定。父亲没有办法，只好把万氏的棺椁寄厝在清江浦的一座庵内。直到许多年后，周恩来的父亲有了一些积蓄，才将灵柩移回淮安县安葬。陈家对嗣母的丧事没有提出什么要求，但万氏丧事在前，处理不好难免要引起族人的一些非议。周恩来不理睬周围的议论，主张一切从简，当即将嗣母的灵柩移回淮安与嗣父合葬。这种违抗世俗的做法，在封建社会中对一个9岁的孩子来说是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两位母亲的丧事花了很多钱，周家欠下了很多债务。丧事办完后，周恩来领着两个年幼的弟弟回到淮安老家，同大叔父周贻奎一家一起生活。大叔父身有残疾，不能下地。周恩来是长孙，便成为家中要紧的男子，从小就得为家事操劳，养成了很强的责任心。
那时几乎每天都有债主上门来讨债，要利息。周恩来不得不到处借钱来维持这个家。更糟糕的是，家境虽然破落，但封建家族的旧习俗还存在。大家族中矛盾重重，关系复杂，生老病死样样需要应酬。为了记住这些事情，他在家中的墙上贴了一张纸，记下亲戚朋友的生日和忌日，到时候就是靠典当、借钱也要把礼送到。债务天天逼着，钱却没有，几口人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净了，卖也卖光了，借又没处借，赊又无处赊。这种生活压得周恩来喘不过气来。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过了一年多。周恩来后来还时常回忆起这段生活，不无感慨地说：“这家真难当啊！”为此，他办事处处小心，因而从小养成多思、多虑、周到、细致入微的办事风格。
这种经历，让周恩来对封建家庭十分反感。毛泽东一再向人推荐《红楼梦》。当许世友上将说这是“吊膀子”的书没有意思时，毛泽东对他说，看5遍才能看懂。他还说，这本书里讲的是阶级斗争。而喜爱文艺的周恩来很钟爱越剧《红楼梦》，却很少向别人推荐这本书。因为周恩来早在童年，早在封建的大家庭里已深知《红楼梦》中的滋味。他对侄子周华章说：巴金写了一本《家》，将来等我退休了，也写一本名叫《房》的书。他写《房》就是揭露封建大家庭。正是这种饱含艰辛的生活激发了他对封建世俗的憎恨，锻炼了他的意志和能力。他作为国家总理的当家本领，或许在儿时的磨炼中已经萌芽。
周恩来12岁到东北，辗转各地求学。1905年，日本、俄国为了争夺在中国的利益，打了日俄战争。这场战争在东北大地上打了一年零八个月，清政府宣布中立。此后，辽宁成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东北人民备受压迫和耻辱。在东北，周恩来对民族危亡有了切肤之痛。
东北经济发展很快，当时已有了铁路和现代工厂。随着经济的发展，东北的文化和思想各个方面也十分活跃。周恩来关心时事，常常看《盛京时报》以及邹容的《革命军》等出版物。有一天，老师在课堂上提问：“读书是为了什么？”有的同学回答：“帮助父母记账。”有的说：“为了个人的前途。”而周恩来与众不同，站起来大声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他对家庭的责任心升华到对祖国的责任心，树立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决心。
1913年，周恩来随伯父到天津，考取南开中学。这个学校虽办在天津，但是用欧美的课本，聘请英美教师，用外语授课。南开中学校长张伯苓参加过中日甲午海战，经历过战败的耻辱。他决心教育救国，潜心学习欧美的教育体系，立志培养一代新人。张伯苓办学极其认真、严格，所设课目不仅有国文、外语、历史等文科，还有算学、物理、化学等理科。周恩来正是在这里受到了全面系统的近代科学基础教育。他不仅学习到新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思维方式。这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高级干部中是为数不多的。
通过4年的刻苦学习，周恩来取得优异成绩，学习体会到事物是唯物的，事物的发展是辩证的。这种教育为他一生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周恩来受过科学、系统、全面的训练，已经可以认识、理解、跟上世界科技的潮流。他深刻认识到科技对现代化的重要性。1956年1月14日，周恩来就提出知识分子“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他说，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依靠体力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后来反右派斗争，1958年反“反冒进”，周恩来受到批评。三年困难时期，调整政策。
1962年3月2日，周恩来在国家科委召开的全国科学工作会议和文化部、中国剧协召开的全国戏剧创作座谈会联席会议上，作题为《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再次提出知识分子问题，指出：“不论是在解放前还是在解放后，我们历来都把知识分子放在革命联盟内，算在人民的队伍当中。”3月6日，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在这次会上讲话，提出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帽。性格率直的陈毅讲了许多周恩来不便讲的话，一语道破。周恩来领导成功研制“两弹一星”，并布局大飞机、核潜艇、芯片……
另外，南开中学的不少课程是请外籍教师用英文讲授的，因此周恩来到三年级就可以读英文原著，这为他日后读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所以，周恩来较早地接触到了马列主义的著作。
天津是九河下梢，常常发大水，灾民流离失所。他在作文中写道：“踯躅途中，睹乞丐成群，则思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现实生活逐步使周恩来认识到辛亥革命的不足。他曾在全校的讲演比赛中批评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当时社会上流行实业救国、教育救国，这对他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与实业相比，教育是根本。他看到中国贫弱，认为要学习德意志、日本，实行富国强兵的“军国主义”和“贤人政治”。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战败，他放弃了“军国主义”。1918年2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已经招各国反对了（日本不算）。难道我们还要步他的后尘吗？”“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
1917年9月，19岁的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由天津登轮船赴日留学。
周恩来赴日本之前写了一首诗：“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这首诗表明周恩来追求真理的决心。从中也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此时还没有定型。
10月，周恩来入日本东京神田区东亚高等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准备报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或东京第一高等学校。这两所学校均是清政府指定的大学。周恩来到日本首先要补习日文，过语言关。
1918年1月8日，周恩来接到家信得知大叔父周贻奎去世的消息，心中悲痛。他还思念母亲，夜里再读母亲的遗诗，眼泪忍不住要流下来。思乡之情、长子的责任，再加上独处异国他乡，他一度相信“无生主义”。“无生主义”认为一切现象之生灭变化，都是世间众生虚妄分别的产物，本质在于“无生”，修得无生，即是涅槃，即熄灭生死轮回而后获得的一种精神境界。
但是，现实生活教育了周恩来，很快他的思想发生转变，重新阅读了陈独秀等人创办的《新青年》杂志。2月1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2月17日，他在日记中将这一变化称为“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垄断资本利用欧美帝国主义忙于战争暂时无暇东顾的机会，疯狂地在亚洲进行军事、政治和经济扩张。战争使日本消除了自明治维新以后在经济上的不利情况和当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使资本主义急剧地膨胀起来。1914年至1918年，以军火工业为中心的工矿业生产值增加3倍以上，进口贸易也增加将近3倍。
此时，日本在政治、社会和文化各领域出现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思潮，以改革日本法制为目标的政治运动兴起。
周恩来到日本后不久，俄国爆发十月革命，爱尔兰、捷克、匈牙利等国也都爆发了革命，欧洲革命进入高潮。这些革命极大地鼓舞了日本的社会主义者和工人、先进知识分子。他们以共鸣、希望的笔触介绍十月革命，公开地发表于报端和刊物上。如《露西亚评论》杂志介绍俄国的各党派时，还提到列宁的名字。周恩来阅读了这篇文章。文章从1812年十二月党人讲起，在关于十月革命的内容中提到列宁。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十月革命的介绍是很粗浅的，但是对周恩来的震撼不可小视。周恩来在1918年4月23日的日记中作了大约800字的追记，写道：“过激派的宗旨最合劳农两派人的心理，所以势力一天比一天大。资产阶级制度、宗教的约束全部打破了。世界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恐怕要拿俄罗斯做头一个试验场了。”
周恩来在日本读了美国记者约翰·里德到苏俄采访后写的著名报道《震撼环球的十日》和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神髓》、河上肇的《贫乏物语》等介绍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图书。他十分关注有关十月革命的报道，对马列主义学说的介绍以及对无政府主义、基尔特主义、日本新村主义的介绍。他还利用一切机会接触社会、接触群众，向到过苏俄的日本海员了解海参崴（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情况，了解苏维埃的情况。他对十月革命、苏维埃、红军及苏俄国内战争的了解远远超过国内的青年人。
周恩来喜爱的格言是：与有肝胆人共事，于无字句处读书。到日本之后，他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而是事事都用求学的眼光看，留心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以此来了解日本的国情。波及日本全国的“米骚动”，使他更加关注社会问题。从此，周恩来开始重新认识日本，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社会。
周恩来（中坐者）在南开学校与同学的合影
1918年8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向西伯利亚进军，武力干涉俄国革命，兵力最多时达7.3万人。日本为了筹集军粮，大量征购粮食，引起粮价暴涨，引发了“米骚动”。7月23日，富山县新川郡鱼津町从事搬运工作的家庭主妇们，为要求降低米价同地主资本家进行说理斗争。白永桥镇数百名贫苦的渔家主妇聚集起来，愤怒地包围了投机的米店，要求降低米价，否则放火烧毁米店，并和前来镇压的军警发生冲突。暴动很快就波及神户、名古屋、横滨、东京等大城市和农村小镇。愤怒的群众到处袭击囤积居奇、哄抬米价的大米批发商和交易所，形成强大的革命风暴。不少地方的暴动群众捣毁警察局、财阀公司，并提出“打倒寺内内阁”“降低米价”等口号，从8月3日到10日，有120多个地方发生暴动。从8月26日起，福冈和熊本的煤矿工人也开始了暴动，并与军队对抗，捣毁矿山办事处。反动政府大肆进行搜捕，到9月30日呈报到司法省的被拘押人数达6325人。这次斗争共延续3个多月，参加暴动的人数达1000万人以上，席卷1道3府38县（占全国3/4地区）。虽然最终被镇压下去，但迫使大军阀寺内正毅下台。
另外，日本政府为了解决国内的问题，到中国大量购米，造成中国米价飞涨。这是五四运动爆发的经济原因。
周恩来看到资本主义社会暴露出来的严重矛盾，对日本社会越来越失望。这个失望不仅仅是对日本的失望，也是对正在崛起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失望，从而为他日后经过“反复推求比较”，最后确定共产主义的信仰奠定了基础。
现实的斗争转移了周恩来的视线，打断了他对新思想的探索。5月初，北洋政府出卖国家主权，和日本政府准备密签军事协定，中日联合出兵苏俄，镇压革命。事情泄露后，激起广大留日学生的愤慨，不少留学生愤而回国，不少积极分子成为次年五四运动的骨干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周恩来积极参加了留日学生的爱国组织“新中学会”，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反对中日军事协定的斗争中。
周恩来日文水平能听懂并能交流，具有读写能力。但因在南开中学学习的数理化均是英文，他的这些课程的日文水平较差。周恩来于1918年3月4日至6日投考东京高等师范学校，7月2日至3日投考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均没有被录取，没能得到官费名额。1919年3月，周恩来得知南开学校将成立大学部的消息后，于4月中旬由神户乘船离开日本回国。
周恩来先到东北，不久回到天津参加五四运动，成为天津的学生领袖。1919年6月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7月12日，为扩大即将创刊的《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的影响，在《南开日刊》发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发刊旨趣》。文中在评价五四运动时，把它同日本的“米骚动”、朝鲜的独立运动并提，认为“这都是受世界新思潮的波动，在东亚历史上增加些国民自觉的事绩”。宣布《会报》将“本‘革心’同‘革新’的精神立为主旨”，“本民主主义的精神发表一切主张”，“介绍现在最新思潮于社会”，“对于政府的政策有指导同监（督）的责任”，对于社会生活、各种学术进行“公允正确的批评”，等等。
7月21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报》正式创刊。刊名下方用英文写着：“民主：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的箴言。”周恩来在创刊号上发表他起草的社论《革心、革新》，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号召。
革心就是改造自己，自我革命，不断学习新思想、新知识，提高自己的修养、道德、水平。革新，就是改造社会。这是周恩来所遵循的两个原则。这四个字贯彻五四运动始终，也贯彻周恩来的一生。
8月初，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宣布全省戒严，残酷镇压当地的爱国运动。8月23日，在天津各界联合会发出要求北洋军阀政府严惩马良，解除戒严，以谢国人的通电后，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共同商定派出刘清扬、郭隆真等10名代表赴京请愿。同日，天津代表和北京代表一起前往总统府递交请愿书，要求惩办马良以平民愤，遭军警拘捕。8月26日，北京、天津学生三四千人，齐集总统府门前请愿示威。28日遭到军警驱赶毒打，请愿群众的现场总指挥马骏等人被捕。周恩来闻讯后，即和张若茗等率领天津学生五六百人赶到北京，连日在总统府外露宿请愿，要求释放被捕代表，并发动舆论支持示威斗争，积极开展营救活动。在全国舆论的一致声讨下，北洋军阀政府被迫于30日释放全部被捕代表。周恩来称其为“全武行”。他后来谈到自己思想转变过程时说：“北京的‘全武行’于我也非常有帮助。”
9月2日，周恩来从北京乘火车返回天津。归途中，和郭隆真、张若茗、谌小岑等男女学生代表总结请愿斗争的经验教训，提出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两个团体中选出一些骨干分子组成一个更严密的团体，从事科学和新思潮的研究，并出版一种刊物。这一倡议得到大家的赞同。回津后，开始筹建觉悟社。
9月16日，在草厂庵天津学联办公室召开的觉悟社成立大会上，周恩来被推举为会议的主持人。第一批社员20人，打破男女界限，男女各半。这20人基本是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和天津学联的骨干，基本都是学生。觉悟社后来发展了2名社员。社员中后参加共产党的有马骏（烈士）、周恩来、郭隆真（烈士）、邓文淑（邓颖超）、刘清扬、张若茗、李震瀛（反对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与党失去联系）、赵光宸（后脱党，曾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成为学者的有薛撼岳、关锡斌、胡维宪、李锡锦、谌伊勋（小岑）、谌志笃、张淑文、周之廉（后从事教育，定居美国，其妹是聂绀弩的夫人）、潘世纶、郑季清、李毅韬、吴瑞燕。很多人到国外留学，有的留居国外。张嗣婧因屈服家庭的包办婚姻于1923年早逝。
当时在中国出现了400多种鼓吹新思潮的刊物，宣传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无政府主义、日本新村主义、基尔特主义、工读互助主义等。每个刊物的周围都团结了一批有志、有为的年轻人。
觉悟社成立后，即成为天津学生爱国运动的领导核心。1919年11月25日出版的《北京晨报》，评论觉悟社是“天津学界中最优秀、纯洁、奋斗、觉悟的青年结合的小团体”，“可以说是天津的小明星”。
1919年12月，觉悟社会议决定社员用抽签的办法各取一个代名，为通信的代号或者发表文章的笔名。周恩来为5号，谐音“伍豪”；邓颖超为1号，谐音“逸豪”；刘清扬为25号，笔名为“念吾”；等等。
为什么以号取名？邓颖超回忆：“那时是百家争鸣，各种思潮都有。我们也是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表明大家都是平等的，四海之内皆兄弟。”
1920年1月29日，周恩来等领导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群众公推总指挥周恩来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4人为代表进去见省长。4人竟被拘捕，在署门外的请愿学生亦遭武装军警镇压，重伤50余人，造成“一·二九”流血惨案。
2月6日，周恩来和于方舟、郭隆真、张若茗等被押往警察厅。
4月5日，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谌志笃、邓颖超等24人到警察厅，要求替代被拘代表。杨以德被迫同意他们与被拘代表见面。警察厅禁止被拘代表与外界接触的限制被突破。4月7日，警察厅被迫把周恩来等21名代表移送河北地方检察厅看守所。
此后经过斗争，除2名女代表外，大家可以同住一处，自由往来，并争得一定范围的阅读书报和通信的自由。难友们组织起来，推举处理众人事务的各种委员，制定起居时间表和学习课程表。每日起床后做柔软体操一次，上午预备接受检厅讯问，下午读书，晚上研究社会问题和开娱乐会。4月16日，难友们公举马千里、于方舟、周恩来主办读书团，并为“永久研究社会问题委办”，带领大家开展学习活动，研究各种社会问题。
4月28日，被拘代表举行纪念国耻日集会，周恩来讲述山东问题的始末。
5月4日，周恩来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五四’纪念。回想去年今天学潮突起，引得这一年来的学潮起伏，有无穷的感触。”“将来的希望，尤隐隐约约在各人脑中颤动不已。”
5月10日，晚间全体会议，议定每星期一、三、五开演讲会，由难友们分别介绍世界新思潮。
5月12日、26日，时子周介绍世界工业革命史和世界政治革命史后，举行特别讨论会。讨论的结果认定“今后的目的，注重在社会的根本改造”。讨论社会服务问题。认为出狱后应当进行的工作：商界组织商业研究所；社会举办向平民灌输知识的小报；学生成立演讲团，向城市或乡间演讲适合于平民的、有系统的知识，并组织平民教育团，利用课余时间加入各界的组织，灌输各种知识。
5月28日、31日，6月2日、4日、7日，在晚间演讲会上，周恩来分5次向全体难友介绍马克思学说中5个专题：关于历史上经济组织的变迁和马克思传记、马克思学说中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总论和阶级斗争史、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价值学说、马克思学说经济论中的资本论和资产集中说。从题目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已经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书，对马克思主义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但是他仍没有确定信仰，仍在对各种学派、思潮进行推求比较。6月6日，马骏介绍安那其学说，即无政府主义。这个活动并不表示周恩来已信仰马克思主义，而是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多于国内的很多青年才俊。
7月17日，周恩来与难友出狱。后来，周恩来向友人谈起自己的思想转变过程时说：“思想是颤动于狱中。”
本文为《党史博览》原创
未经许可不得转载、摘编等。侵权必究。
来源：党史博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