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消息传回我们大院，整个家属区都沸腾了。我爸，一个在部队干了半辈子后勤的老兵，激动得一晚上没睡好，半夜还爬起来，把我那身崭新的常服又给熨了一遍，边熨边念叨：“卫国，这可是师长，还是女师长！你小子可得给我争气，别出一点岔子！”

那年我十九岁，刚刚从新兵连下来，就被分到了师部，给新来的女师长当警卫员。

消息传回我们大院，整个家属区都沸腾了。我爸，一个在部队干了半辈子后勤的老兵，激动得一晚上没睡好，半夜还爬起来，把我那身崭新的常服又给熨了一遍，边熨边念叨：“卫国，这可是师长，还是女师长！你小子可得给我争气，别出一点岔子！”

我嘴上应着“知道了，爸”，心里却揣着一只兔子，七上八下的。

师长名叫林岚，她的办公室在师部大楼的三楼，最里头那间。第一次去报到，是老班长带我去的。我站在那扇厚重的木门前，紧张得手心全是汗，连呼吸都觉得多余。

老班长敲了敲门，里面传来一个清亮又沉稳的声音：“请进。”

我们推门进去。办公室很大，很整洁，空气里有股淡淡的墨香和樟木的味道。一个穿着军装的女人正坐在办公桌后，低头批阅文件。她没有抬头，只是用余光扫了我们一眼。

“报告师长，警卫员李卫国前来报到！”我用尽全身力气喊出这句话，声音大得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她这才放下手里的笔，抬起头来。

我当时就愣住了。来之前，我把女师长想象成了一个不苟言笑、眼神锐利如刀的“铁娘子”。可眼前的林师长，看着不过四十出头，面容清秀，眉宇间虽然有军人的英气，但更多的，是一种书卷气的温和。她没有化妆，皮肤是那种常年锻炼才有的健康色泽，眼睛很亮，像含着两汪深潭，能把你的心思一眼看穿。

她看着我，微微笑了笑，那笑容很淡，却像春风一样，把我心里的紧张吹散了大半。

“小同志，别紧张。叫李卫国是吧？好名字，保家卫国。”她的声音很好听，不疾不徐，“以后就在这儿工作了，辛苦你了。”

“为首长服务！不辛苦！”我赶紧又是一个立正。

她摆摆手，示意我放松。我的警卫工作，其实很简单，甚至有些枯燥。每天负责师长办公室的安全和勤务，接接电话，送送文件，保证她工作的时候不受打扰。

林师长是个极度自律的人。每天早上六点，她会准时出现在操场上，跑五公里，雷打不动。她的办公室，永远是一尘不染。文件分门别类，笔筒里的笔永远是笔尖朝下。她的话不多，尤其是在工作的时候，整间办公室常常只有她翻动纸张的沙沙声和墙上挂钟的滴答声。

我站在门外，像一棵笔直的白杨树，守护着这一方安静。有时候，透过门上那块小小的玻璃，我能看到她的侧影。她会长时间地凝视着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么。那一刻，她不像个手握重兵的师长，倒像个心事重重的普通女人。

第1章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部队的生活，就像一口精准的钟，每天在固定的时间敲响固定的节奏。

我很快就适应了警卫员的身份。每天清晨，天蒙蒙亮，我就已经把师长的办公室打扫干净，暖瓶里灌满热水，茶叶备好。林师长喜欢喝龙井，水温要正好，烫了伤味，凉了无香。这些都是老班长教我的。

林师长对我，说不上亲近，也谈不上疏远。她交代工作时，言简意赅，从无废话。我完成了任务，她会点点头，说一句“好”或者“辛苦了”。我们之间，隔着军衔，也隔着年龄和阅历，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

但偶尔，这条平行线也会有片刻的交汇。

那是一个夏天的午后，知了在窗外的树上声嘶力竭地叫着，搅得人心烦意乱。林师长那天下午没有外出，一直在办公室里写一份很重要的报告。我守在外面，昏昏欲睡。

突然，内线电话响了。我一个激灵，赶紧接起。是师长，她的声音听起来有些疲惫：“小李，你进来一下。”

我推门进去，看到她正揉着太阳穴，面前的稿纸上画满了修改的痕迹。

“师长，您找我？”

她指了指桌上的一个白色瓷杯，说：“帮我冲一杯浓茶，要很浓的。”

我注意到，她面前的烟灰缸里，已经有了好几个烟头。我心里“咯噔”一下。部队里都知道林师长不轻易抽烟，除非是遇到了天大的难题。

我没多问，拿着杯子去水房。我抓了一大把茶叶放进杯里，用滚烫的开水反复冲泡，直到茶汤变成了深褐色，才小心翼翼地端进去。

她接过茶杯，抿了一口，眉头似乎舒展了一些。她没让我出去，而是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轻声问我：“小李，你是哪里人？”

我没想到她会问这个，赶紧回答：“报告师长，我是河北农村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

“有父母，还有一个妹妹，在读高中。”

“想家吗？”

这个问题，像一颗小石子，突然投进了我平静的心湖。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当兵两年，我从没跟人说过这个“想”字。在部队，想家是懦弱的表现。可被她这么一问，那些压在心底的思念，就像决了堤的洪水，一下子全涌了上来。

我想起了我妈做的手擀面，想起了我爸那双粗糙的大手，想起了我妹扎着马尾追在我身后喊“哥”的样子。

我强忍着，声音有些发颤：“不想。当兵的，四海为家。”

林师长睁开眼，静静地看着我。她的目光很柔和，仿佛能穿透我那身坚硬的军装，看到我内心最柔软的地方。

她没有戳穿我，只是轻轻叹了口气，说：“我也是从你这个年纪过来的。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家，才是根。”

说完，她拿起茶杯，又喝了一口，然后指了指桌上的一张照片，说：“那是我儿子，跟你差不多大，在哈尔滨读大学。”

我顺着她指的方向看去，那是一个相框，里面是一个穿着白衬衫的年轻男孩，笑得阳光灿烂，眉眼间和林师长有几分相像。

那一刻，我忽然觉得，她不再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师长，而是一个和我母亲一样的，会想念自己孩子的母亲。

她似乎也意识到自己说得有点多了，便挥挥手，让我出去了。

我回到外面的岗位上，心里却久久不能平静。我开始明白，再坚强的人，内心深处也有一块属于家庭的柔软角落。林师长也是如此。

从那天起，我再看她，眼神里除了敬畏，又多了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亲近。我会在她长时间工作后，不声不响地为她换上一杯热茶；会在她深夜还没离开办公室时，悄悄去食堂给她打一份夜宵。

我做的这些，她都看在眼里，但从不多说什么。只是偶尔，她会抬头对我笑一笑。那笑容，依然很淡，却足以温暖我这个异乡游子的心。

第2章 一句话的分量

真正改变我人生轨迹的，是97年秋天发生的一件事。

那段时间，部队正在为即将到来的香港回归做着各种准备，训练任务异常繁重。林师长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更是忙得脚不沾地，连续好几个星期都吃住在办公室。

那天晚上，将近十一点，师部大楼已经一片寂静。我守在门外，正琢磨着要不要提醒师长休息，办公室的灯突然“啪”的一声灭了。

我心里一惊，以为是跳闸了。可走廊的灯还亮着。我赶紧敲门：“师长，您没事吧？”

里面传来林师长镇定的声音：“没事，好像是灯泡坏了。你进来看看。”

我推门进去，打开手电筒。果然，天花板上的灯管一头已经烧黑了。

“我去后勤处找个新的来换上。”我说着就要往外走。

“别去了，”林师长叫住我，“这么晚了，别折腾人了。明天再说吧。”她说着，从抽屉里拿出两根蜡烛点上。

烛光摇曳，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我看到她桌上堆积如山的文件，心里很不是滋味。没有灯，这工作可怎么做？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开口了：“师长，要不我试试？我在家的时候，经常帮我爸弄这些。”

我爸是个电工，虽然只是个半吊子水平，但我从小耳濡目染，换个灯管、接个电线之类的小活儿，还是没问题的。

林师长有些意外地看了我一眼，烛光下，她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探究。

“你会？”

“会一点。”我有些不好意思地挠挠头。

“那好，你注意安全。”她没有多余的客套，直接同意了。

我从储物间找来梯子和工具。办公室的吊顶很高，我踩着梯子上去，小心翼翼地拆下烧坏的灯管。林师长就站在下面，一手扶着梯子，一手举着蜡烛为我照明。

那一刻，气氛很奇妙。她是师长，我是士兵，可是在这寂静的深夜，在这一上一下之间，我们仿佛只是两个在合力解决一个生活小难题的普通人。烛光温暖，她的手很稳，我的心也很稳。

很快，我从隔壁空置的办公室里拆了一个好的灯管换了上去。合上电闸，“啪”的一声，整个办公室瞬间恢复了光明。

我从梯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有些得意：“好了，师长。”

林师长看着重新亮起的灯，脸上露出了难得的、发自内心的笑容。她看着我，眼神里满是赞许：“小李，看不出来，你还有这手艺。”

我被夸得脸一红，嘿嘿傻笑：“跟我爸学的，一点皮毛。”

她走到办公桌边，没有马上坐下工作，而是拉开椅子，示意我也坐。这可是头一遭，我紧张得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

“坐吧，别拘束。”

我小心翼翼地在椅子边上坐了半个屁股。

她给我倒了杯水，自己也端起那杯早已凉透的浓茶，看着我，很认真地问：“卫国，你将来有什么打算？退伍之后，想干什么？”

这个问题，我又一次被问住了。

打算？我哪有什么打算。来当兵，就是为了让我爸妈在村里人面前有面子。最好的打算，就是在部队提干，或者转志愿兵，能干多久干多久。要是干不成，就退伍回家，用部队发的安置费娶个媳妇，然后像我爸一样，种地，或者去城里打工。这是我们村里大多数当兵的男孩走的路。

我把这些想法，结结巴巴地跟她说了。

她静静地听着，没有打断我，也没有评价。等我说完，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是不是觉得我的想法太没出息了。

然后，她看着窗外深沉的夜色，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对我说：

“小李，人这一辈子，不能光靠一身力气吃饭。力气，有使完的时候。”

她顿了顿，转过头，目光灼灼地看着我，一字一句地说道：

“手艺，才是跟你一辈子的东西。有门手艺，走到哪里，都饿不着。”

这句话，像一声惊雷，在我脑子里轰然炸开。

我以前从没想过这些。在我们村，男人的价值就体现在力气上。能扛多少斤麻袋，能犁多少亩地，这就是本事。手艺？那是城里人才琢磨的事。

可林师长的话，却像一把钥匙，突然打开了我脑子里一扇尘封已久的大门。门外，是一个我从未想象过的世界。

我呆呆地坐在那儿，反复咀嚼着“手艺”这两个字。

林师长看我愣神的样子，笑了笑，站起身，拍了拍我的肩膀：“行了，不早了，你快去休息吧。今天，谢谢你。”

我机械地站起来，敬了个礼，退出了办公室。

回到宿舍，我躺在床上，翻来覆覆，一夜无眠。林师长那句话，就像一颗有魔力的种子，掉进了我的心里，开始生根，发芽。

“手艺，才是跟你一辈子的东西。”

我的人生，从那个晚上开始，悄悄地拐了一个弯。

第3章 心里的那颗种子

林师长那句话，就像往平静的湖面投下了一颗石子，虽然当时只是泛起一圈涟漪，但那涟漪却一圈圈地荡开，再也无法平息。

从那天起，我的眼睛开始不一样了。

我开始留意身边那些有“手艺”的人。

师部里管车辆的王班长，一手修车的绝活儿远近闻名。再难搞的毛病，到他手里，听听声音，闻闻味道，就能判断出个八九不离十。大家都说，王班长这手艺，退伍了去地方开个修理厂，指定发财。

炊事班的老马，别看他五大三粗，一手白案的功夫出神入化。他揉的面，蒸出来的馒头又白又软，层层分明，嚼起来还有一股甜味。听人说，市里最好的馆子都想高薪挖他。

甚至，就连家属院门口那个配钥匙、修鞋的老师傅，我都开始用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他。以前觉得他不起眼，风吹日晒的，挣点辛苦钱。现在再看，他坐在小马扎上，眯着眼睛，手里拿着锉刀，专注地打磨着一把钥匙的齿痕。那份专注，那份从容，不就是一种安身立命的底气吗？

我开始想，我的手艺，能在哪儿呢？

我把我自己从头到脚扒拉了一遍。力气，我有。队列，我走得好。枪，我打得准。可这些，离开了部队这片土壤，还剩下多少价值？我总不能退伍回家，给村里人表演正步走吧？

我第一次对自己的未来感到了恐慌。一种前所未有的，实实在在的恐慌。

那段时间，我变得沉默寡言，心里像压着一块石头。

林师长似乎看出了我的变化。她没有直接问我，但给我的工作，却悄悄多了一些“技术含量”。

比如，她办公室那台老式的收音机信号不好，她会让我去琢磨琢磨；打印机偶尔卡纸，她也让我去处理。她甚至找来一些部队内部关于机械维修、电路基础的旧书，放在办公室的书架上，对我说：“小李，有空可以翻翻，艺不压身。”

我明白她的用意。她是在用一种无声的方式，鼓励我，引导我。

我一头扎进了那些书里。那些枯燥的电路图，那些复杂的机械原理，在我眼里，却像是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看得如痴如醉，常常在哨位上站岗的时候，脑子里还在琢磨一个零件的构造。

一个周日，我轮休，揣着攒了两个月的津贴，第一次走进了市里的旧货市场。

那里人声鼎沸，充满了生活最原始的气息。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被一个角落里的小摊吸引了。

摊主是个戴着老花镜的老师傅，头发花白，身形瘦小。他的摊位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破旧的钟表。有挂在墙上的大摆钟，有放在桌上的老座钟，还有一堆散落的、已经停止走动的手表。

我蹲下身，看着那些精巧的、布满灰尘的零件。齿轮、游丝、发条……它们像一个个沉睡的精灵，静静地躺在那里。

老师傅看了我一眼，慢悠悠地问：“小伙子，当兵的吧？想买块表？”

我摇摇头，指着一堆散乱的零件问：“师傅，这些坏了的，还能修好吗？”

老师傅推了推眼镜，拿起一个怀表的机芯，用一个小镊子轻轻一拨，那停止摆动的游丝，竟然奇迹般地又颤动了起来。

“用心，就能。”他淡淡地说。

那一刻，我心里的那颗种子，终于破土而出，找到了它要生长的方向。

就是它了！

修钟表！

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可是个精细活儿，比修车、修电器要难上百倍。我一个农村出来的、习惯了摸枪杆子的愣头青，能行吗？

可这个念头，就像藤蔓一样，疯狂地缠绕着我的心，再也挥之不去。

我觉得，修理钟表这件事，有一种特别的魔力。它不仅仅是让一个停摆的东西重新走动，更像是在和时间对话。那些被修复的滴答声，是生命的延续，是技术的传承。

这不就是林师长说的“手艺”吗？一门可以跟自己一辈子的手艺。

我攥紧了口袋里的津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我用几乎所有的钱，从老师傅那里买了一堆报废的钟表机芯和一套最基础的修理工具。

抱着那堆“破烂”回部队的路上，我的心跳得飞快。我不知道这条路对不对，也不知道能走多远。

但我知道，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浑浑噩噩地过下去了。

我的人生，需要一个精准的“齿轮”，来带动未来的“指针”。

第4章 螺丝壳里做道场

我的“学艺”生涯，是在一种近乎秘密的状态下开始的。

部队纪律严明，我不能因为个人爱好影响了本职工作。我把那些“宝贝”藏在床下的一个旧木箱里，只有在夜深人静，战友们都睡熟之后，才敢偷偷拿出来。

宿舍熄灯了，我就打着从后勤借来的小手电，蒙在被子里，像个搞地下工作的特务。

那真是一段“螺丝壳里做道场”的日子。

钟表的世界，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那些比米粒还小的螺丝，比头发丝还细的游丝，对我这个习惯了扛枪握锹的大手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一开始，镊子在我手里总是不听使唤，要么是用力过猛，把零件弹飞，要么是手一抖，把刚安好的齿轮又碰倒。我常常为了找一个弹飞的螺丝，趴在地上用手电照着，把床底下的陈年老灰都翻个遍。

有好几次，我几乎要放弃了。深夜里，看着一桌子拆得七零八落、再也装不回去的零件，我烦躁得想把它们统统扔掉。

可每到这时，林师长那句“手-艺，才是跟你一辈子的东西”就会在我耳边响起。

我想象着她那双沉静而有力的眼睛，仿佛在看着我，鼓励我。我便会深吸一口气，重新坐下来，耐着性子，从头再来。

我把在部队训练时练就的毅力和专注，全都用在了这方寸之间。我学着控制呼吸，让自己的手腕保持绝对的稳定。我对着从旧书摊上淘来的钟表维修手册，一个一个零件地去认识，去拆解，再尝试着组装。

失败，是家常便饭。

成功，则能带来巨大的喜悦。

我记得，我第一次成功地将一个最简单的机芯拆开又完整地装回去，当看到那摆轮重新欢快地跳动起来时，我激动得差点在被子里喊出声来。

那种感觉，不亚于第一次实弹射击打出十环。

我的这点小秘密，终究还是没能瞒过林师长的眼睛。

有一天，她递给我一个方盒子，说：“小李，这是我父亲留下的一台老座钟，德国货，有些年头了，早就不会走了。听王班长说你最近在琢磨这个，你拿去看看，不用有压力，修不好也没关系。”

我打开盒子，心里猛地一颤。

那是一台非常漂亮的核桃木座钟，虽然蒙着灰尘，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精致和贵气。看得出，这件东西对她意义非凡。

她这哪里是让我“看看”，这分明是一场无声的考校。

我把座钟捧回宿舍，就像捧着一个千斤重担。我的战友们都围过来看热闹，七嘴八舌。

“卫国，行不行啊？这可是师长的东西，别给弄坏了。”

“就是，这洋玩意儿，金贵着呢，弄坏了可赔不起。”

我没说话，只是小心翼翼地擦去座钟表面的灰尘，露出了里面刻着的一行德文。

那几天，我把所有的业余时间都投入到了这台座钟上。我不敢贸然拆解，而是先翻遍了所有能找到的资料，研究这种德式机芯的构造。

我发现，它的结构比我之前接触的任何一个机芯都要复杂和精密。很多零件的咬合方式，是我闻所未闻的。

整整一个星期，我把自己关在那个小小的世界里。白天，我依然是那个笔挺的警卫员；晚上，我就变成了和齿轮、发条较劲的学徒。

我拆拆装装，画了十几张结构图，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一根连接擒纵叉的微型轴承，因为年久失修，已经磨损断裂了。

可是，到哪里去找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却又至关重要的零件呢？

我跑遍了市里的钟表店，都找不到匹配的。那个旧货市场的老师傅也摇摇头，说这种老德国货的零件，早就停产了。

就在我快要绝望的时候，我想起我爸。他虽然是个半吊子电工，但也是个爱琢磨的手艺人，车间里有些小型的车床和工具。

我抱着万分之一的希望，写了封信回家，详细地画出了那个零件的尺寸和形状，精确到毫米。

剩下的，就是漫长的等待。

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往收发室跑。终于，半个多月后，我收到了父亲寄来的一个火柴盒大小的包裹。

打开一看，里面静静地躺着一个用砂纸打磨得锃亮的小零件，和我画的图纸一模一样！

信里，父亲用他那歪歪扭扭的字写道：“儿啊，你让我做的这玩意儿，真比绣花还难。我用咱厂里最好的钢材，熬了两个通宵，给你车了仨，你试试哪个合用。在部队好好干，别净琢磨这些没用的。”

我捏着那个冰凉而沉重的小零件，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

我爸嘴上说着“没用”，却为了我这个“没用”的爱好，熬了两个通宵。这就是中国的父亲，爱得深沉，从不挂在嘴上。

那个晚上，我用颤抖的双手，将那个带着父亲体温的零件，小心翼翼地安装进了座钟的机芯里。

上弦，拨动摆轮。

“滴，答，滴，答……”

那沉寂了不知多少年的声音，清脆地、有力地，在寂静的宿舍里，重新响了起来。

第5章 无声的考校

我抱着修好的座钟，站在林师长办公室门口，心情比第一次来报到还要紧张。

我敲了敲门。

“进来。”

林师长正戴着老花镜，在看一份军事地图。她抬头看到我怀里的座钟，眼神里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惊讶。

我把座钟轻轻地放在她的办公桌上。

“师长，修好了。”

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座钟那清脆悦耳的“滴答”声，不疾不徐，均匀而沉稳，像一颗健康的心脏在有力地跳动。

林师长摘下眼镜，没有立刻去看钟，而是先看了看我。

她看到我布满血丝的眼睛，看到我指甲缝里没洗干净的油污，也看到了我眼神里那份藏不住的、期待被认可的兴奋。

她什么也没说，只是伸出手，轻轻抚摸着那光滑的核桃木外壳，就像在抚摸一位久别重逢的老友。

她的目光，最终落在了钟摆上。那黄铜的钟摆，一左一右，有条不紊地晃动着，将时间一秒一秒地分割开来，也仿佛连接起了过去和现在。

“我父亲以前最喜欢坐在书房里，听着这个声音看书。”她轻声说，声音里带着一丝怀念，“他走后，这钟也就不走了。我请过好几个师傅看，都说没法修了。”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很复杂，有欣慰，有赞许，还有一丝我当时读不懂的感慨。

“卫国，你是怎么修好的？”

我便一五一十地，把如何研究图纸，如何发现问题，如何求助父亲，如何制作零件的过程，都跟她说了一遍。

她听得非常认真，不时地点点头。

等我说完，她沉默了片刻，然后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我。

“这是修理费，你拿着。”

我赶紧摆手：“不不不，师长，我不能要！我……”

“拿着。”她的语气不容置疑，但并不严厉，“这不是给你的报酬，这是对你手艺的尊重。一门手艺，是有价值的。你父亲为你熬了两个通宵，这份心意，不能用钱来衡量，但这份劳动，必须得到认可。”

我愣住了。

“手艺的价值”，这又是一个我从未思考过的概念。

我犹豫着，接过了那个信封。信封不厚，但我感觉沉甸甸的。

林师长看着我，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灿烂。

“好样的，卫国。你通过了我的‘考校’。”

原来，她一直都知道。她知道我的迷茫，知道我的探索，甚至知道我面临的困境。她把这台对她意义重大的座钟交给我，既是一次考验，也是一次最深沉的信任和托付。

她相信我能行。

“卫国，”她收起笑容，郑重地对我说，“你很有天赋，也很有毅力。这是一条好路，坚持走下去。”

然后，她话锋一转：“不过，光靠自己摸索，是野路子。要想真正把这门手艺学精，得有系统的理论，有名师的指点。”

她拉开另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几本崭新的书。

《瑞士钟表维修教程》、《机械计时仪器原理》、《精密仪器制造与维修》。

这些书的封面都是外文，印刷精美，一看就价值不菲。

“这是我托人从北京买的，还有一本字典，你对照着看。我知道你高中毕业，底子不差，肯下功夫，一定能看懂。”

我捧着那几本沉甸甸的书，感觉像是在做梦。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师长，谢谢师长……”

“别谢我，”她摆摆手，“路是你自己选的，也是你自己走出来的。我只是恰好在你需要的时候，帮你推了一把。”

她顿了顿，又说了一句让我记了一辈子的话。

“卫国，记住。技术、良心、传承，这三样东西，是一个手艺人安身立命的根本。无论将来你做什么，都不能丢了这三样。”

技术，良心，传承。

这六个字，像烙印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

从那天起，我学习钟表维修，不再是偷偷摸摸的个人爱好了。林师长默许了我在完成工作后，可以在她的办公室里看书、实践。

她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成了我最好的课堂。

我白天站岗，晚上看书。遇到不懂的，就查字典，一个词一个词地啃。周末休息，我就去市里找那位老师傅请教。老师傅看我肯学，又拿着这么专业的书，也愿意倾囊相授。

我的技艺，在飞速地进步。

时间，就在那“滴答”声和翻书声中，悄然流逝。

98年的秋天，我服役期满了。

我面临着人生中第一个重大的选择：是续签志愿兵，留在部队，还是脱下这身军装，回到地方？

第6章 脱下军装的那一天

做出退伍的决定，比我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部队是我成长的熔炉，这里有我亲如兄弟的战友，有我敬重如师如母的首长。这身绿色的军装，早已长在了我的身上，成了我皮肤的一部分。

连队的主官找我谈了好几次话，希望我能留下来转志愿兵。我的军事素质过硬，又是师长的警卫员，前途一片光明。

我爸在电话里，更是把我说了一顿：“你小子是不是傻！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要？回来干啥？回来跟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吗？你修那几个破表能当饭吃？”

父亲的质问，战友的挽留，都让我无比动摇。

有好几个晚上，我一个人跑到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想把脑子里的矛盾和纠结都甩出去。

留下来，是一条安稳的、看得见未来的路。

走出去，是投身于一个完全未知的世界，前途未卜。

最后，是林师长帮我下定了决心。

她把我叫到办公室，开门见山地问我：“想好了吗？”

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的眼睛：“报告师长，我……我还在想。”

“想什么？”她追问，“是舍不得这身军装，还是害怕外面的世界？”

一针见血。

我沉默了。两者都有。

她站起身，走到窗边，看着楼下训练场上龙腾虎跃的士兵们，缓缓说道：“卫国，部队是个好地方，它能把一块铁炼成钢。但它不是所有人的归宿。有些人，天生属于战场；而有些人，他的战场，在更广阔的地方。”

她转过身，目光温和而坚定：“你已经找到了你的‘战场’。那方寸之间的机芯，就是你的阵地。你的枪，是镊子和螺丝刀。你的敌人，是时间的磨损和机械的故障。在那里，你一样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战士’。”

“不要怕。你从部队带走的，不只是一身力气和几句口号，你带走的是纪律、是毅力、是永不服输的精神。这比什么都重要。”

她的话，像一剂强心针，打消了我心中最后的一丝疑虑。

是啊，我怕什么呢？我掌握了一门手艺，我拥有在部队磨砺出来的品格。我的人生，不应该只有一条路。

“师长，我想好了。”我抬起头，目光坚定，“我申请退伍。”

林师长欣慰地笑了。

办手续的那几天，我的心是空的。我去跟朝夕相处的战友告别，跟带我入行的老班长告别，跟炊事班的老马告别，跟修车的王班长告别。每个人都拍着我的肩膀，说着“常联系”、“混好了别忘了兄弟”的话。我们笑着，眼圈却都是红的。

最后，我去跟林师长告别。

那天，她没有穿军装，而是穿了一件很普通的蓝色便服，让她看起来更像一个邻家的阿姨。

她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递给我一个沉甸甸的布包。

我打开一看，是一套崭新的、德国产的钟表维修工具。每一件都泛着金属的冷光，像一件件精美的艺术品。

“这……”我惊得说不出话来。我知道这套工具的价格，几乎是她好几个月的工资。

“别拒绝。”她说，“这是我对一个手艺人的投资。我相信，你不会让我失望。”

她指着工具盒里一把最精细的镊子，说：“记住，你的手，以后要比外科医生还要稳。你的心，要比机芯里的游丝还要静。对待每一块送到你手里的表，都要像对待一个生命。”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把这句话刻在了心里。

临走前，我站在办公室门口，最后一次为她整理好桌面，倒满热茶。

我转过身，朝着她，行了一个我军旅生涯中最标准、最用力的军礼。

“师长，谢谢您！”

千言万语，都汇聚在这一个军礼，这一声感谢里。

她站在那里，身姿笔挺，也朝着我，端端正正地回了一个军礼。

“去吧，李卫国同志。保重！”

我转过身，强忍着泪水，大步走了出去。我没有回头，我怕一回头，就再也迈不开脚步。

那天，我脱下了军装。

我知道，我脱下的，是身份；带走的，是灵魂。

我的人生，下半场，开始了。

第7章 生活的本来面目

回到老家，迎接我的，是父亲那张写满失望的脸。

“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跑回来拾掇这些破铜烂铁，你脑子让驴踢了？”他指着我带回来的那堆工具和零件，气得胡子都在抖。

母亲则在一旁偷偷抹眼泪，一个劲儿地劝我：“卫国，要不你再去找找关系，看看还能不能回部队去？”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也怪怪的。别人家的孩子退伍回来，要么安排了工作，要么拿了笔不菲的安置费。我倒好，两手空空，还带回来一堆“不当吃不当喝”的玩意儿。

一时间，我成了村里的“反面教材”。

我没有过多地去解释。我知道，跟他们说“手艺的价值”、“人生的战场”，他们是无法理解的。

我能做的，就是证明给他们看。

我把家里一间闲置的、堆放杂物的西厢房收拾了出来，刷了白墙，装了明亮的电灯，又请木匠打了一张结实的工作台。

我的“精工钟表维修铺”，就算开张了。

没有鞭炮，没有庆贺，甚至连一块像样的招牌都没有，我只是用毛笔在红纸上写了几个字，贴在了大门上。

开张的第一个月，没有一单生意。

生活，终于向我露出了它最真实、也最严酷的面目。它不像部队，只要你努力训练，就能得到嘉奖。在社会上，努力，只是最基本的东西，它不一定能换来成功。

那段时间，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我每天坐在工作台前，反复练习拆装那些报废的机芯，耳边却充斥着父母的叹息和邻居的闲言碎语。

我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做错了？

就在我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我想起了林师长。

我想起她深夜里伏案工作的身影，想起她面对困难时沉稳的眼神，想起她对我说过的“技术、良心、传承”。

我不能倒下。如果我现在放弃了，我就辜负了她的期望，也辜负了我自己曾经付出的所有努力。

我咬着牙，顶着压力，继续坚持。

没有生意，我就把附近几个村子所有亲戚朋友家的旧闹钟、坏手表，全都免费拿来修。我不收一分钱，只求练手的机会，也求一个口碑。

渐渐地，村里人开始知道，李家那个当兵回来的小子，手巧，能把不走的表修得走起来。

真正的转机，来自镇上粮站站长的那块上海牌手表。

那块表是他的宝贝，戴了二十多年，前段时间摔了一下，彻底不走了。他拿去县城里最好的修表店，老师傅看了都直摇头，说里面的一个关键齿轮崩了牙，没得换，修不了。

有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跟他提起了我。

站长找到我的时候，一脸的不信任。他看着我这个简陋的铺子和我这张年轻的脸，撇着嘴说：“小伙子，县里的老师傅都修不好，你行吗？”

我没多说，只是接过表，让他三天后来取。

那三天，我几乎没合眼。我把那块表拆开，发现问题比想象的还严重。那个崩了牙的齿轮，确实没地方配。

唯一的办法，就是自己做一个。

我想起了父亲为我车零件的那个夜晚。我拿出林师长送我的那套德国工具，找出最硬的钢材，点亮台灯，用锉刀一点一点地打磨。

那是一个比绣花还要精细的活儿。我要在直径不到五毫米的齿轮上，打磨出十几个大小均等、角度精确的齿。手不能抖，心不能乱。

整整两天两夜，我锉坏了十几个半成品，手指被磨出了血泡。

终于，在第三天凌晨，一个完美的齿轮，在我手中诞生了。

我把它装进机芯，上油，调试。

当那根红色的秒针，再一次平稳地、有力地在表盘上转动起来时，我浑身的疲惫一扫而空。

三天后，站长来取表。当他看到自己那块失而复得的“老伙计”又在腕上“滴答”作响时，他震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

他捏着我的手，激动地说：“小伙子，神了！你真是神了！多少钱？”

我按照市价，报了一个公道的价格。

他二话不说，从口袋里掏出钱，还多给了我二十块。

“多的，是给你的手艺的！你这手艺，值这个价！”

这句话，和当年林师长说的话，何其相似。

从那天起，我的名声，一下子在十里八乡传开了。

第8章 时间里的回响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

我的“精工钟表维修铺”，从村里的西厢房，搬到了县城最繁华的商业街。铺面不大，装修得古朴雅致，一块黑底金字的牌匾，是我请县里最好的书法家写的。

我不再是那个毛头小子李卫国，而是大家口中受人尊敬的“李师傅”。

我结了婚，有了孩子。我的儿子，今年也十九岁了，正在读大学，学的也是精密仪器制造。

我的生活，谈不上大富大-贵，但很安稳，很踏实。我靠着这门手艺，养活了家人，赢得了尊重。父亲早已不再说我“脑子让驴踢了”，逢人便骄傲地宣称：“我儿子，是玩‘时间’的艺术家。”

这些年，我修过数不清的钟表。有价值连城的古董百达翡丽，也有不值几块钱的普通电子表。但在我眼里，它们没有贵贱之分。

我始终记得林师长的话：对待每一块表，都要像对待一个生命。

因为每一块停止走动的表背后，都有一段凝固的时光，一份焦灼的等待。我做的，就是让时光重新流动，让等待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我坚守着“技术、良心、传承”的准则。我的收费公道，从不欺客；凡是我修过的表，都保修一年；我对每一个细节都力求完美，就像当年在部队叠“豆腐块”一样。

我也带了几个徒弟。我对他们很严厉，不仅教他们技术，更教他们做人的道理。我告诉他们，手艺人，丢了什么，都不能丢了良心。

2015年的秋天，一个穿着军装的年轻人走进了我的店铺。

他很年轻，和我当年一样，脸上还带着一丝青涩。他拿出一块很旧的军用手表，小心翼翼地放在柜台上。

“师傅，您能修这个吗？这是我首长的表，对她很重要。”

我拿起那块表，只看了一眼，心头就是一震。

这块表的样式，我太熟悉了。当年，林师长腕上戴的，就是这一款。

我打开后盖，在机芯的一个隐秘角落，看到了一个用针尖刻下的、小小的“岚”字。

是她！

我的手，不受控制地抖了一下。

“你……你的首长，是林岚吗？”我声音发颤地问。

那个年轻的军官愣住了：“师傅，您认识我们林副司令？”

林副司令！

原来，她已经升任军区副司令了。

那一刻，二十年的时光仿佛在我眼前飞速倒流。我又看到了那个在深夜里点着蜡烛工作的身影，又听到了那句改变我一生的话。

我强压住内心的激动，问：“首长她……她还好吗？”

“首长很好。她快退休了。这块表跟了她几十年，前几天突然不走了，她念叨了好几次。我听说县城里您是最好的师傅，就给送来了。”

我点点头，说：“你放心，交给我。”

我没有告诉那个年轻人我和林师长的往事。

我关了店门，一个人在工作台前，坐了整整一个下午。

我把那块表，当成我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作品来对待。我把它拆解、清洗、上油、调试……每一个步骤，都充满了敬意。

我仿佛在通过这些冰冷的零件，与我那位远方的、从未谋面的恩师，进行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我在向她汇报。

报告师长，我没有辜负您的期望。我靠着您教我的道理，用自己的手艺，堂堂正正地站在这片土地上。我有了自己的“阵地”，成了自己“战场”上的优秀士兵。

一个星期后，我把修好的表交给了那个年轻人。我分文未取。

年轻人很过意不去，我对他笑了笑，说：“替我给你们首长带一句话。”

“什么话？”

“就说，一个退伍的老兵，祝她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年轻人走后，我拿出那个珍藏了二十年的布包。里面那套德国工具，依然光亮如新。

我拿起那把最精细的镊子，它在灯光下，闪烁着沉静而坚定的光芒。

我的人生，就像一块复杂的钟表。而林师长，就是那个在最关键的时刻，为我拨正了指针的人。

她随口说出的一句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而我，用这一生的时间，去践行那句话里的分量和期许。

窗外，阳光正好。我的铺子里，几十块钟表正发出和谐悦耳的“滴答”声。

那是时间的声音，也是我，无悔人生的回响。

来源：渝鲜生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