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老农扭头，见是个戴草帽的青年，笑着答：“正好顺路，上来吧。”王扶之翻身坐上车板，尘土被车轮扬起，像极了昔日行军时的硝烟，只不过这回他不想惊动任何人——他只是一个归乡的游子，不是凯旋的将军。

“大叔，往南岔村还能搭个座不？”1953年初夏的午后，阳光把土路晒得发白，王扶之拎着一只帆布包追上前方那辆吱呀作响的驴车。

老农扭头，见是个戴草帽的青年，笑着答：“正好顺路，上来吧。”王扶之翻身坐上车板，尘土被车轮扬起，像极了昔日行军时的硝烟，只不过这回他不想惊动任何人——他只是一个归乡的游子，不是凯旋的将军。

驴车晃晃悠悠，父子俩却没急着相认。王扶之故作随意地问了句：“大叔贵庚？”“六十二咯。”老农抽着赶驴鞭子，声音里带着北方农人的爽朗。接着他提起一个已经离家十八年的儿子，“十二岁就跟队伍走了，至今生死未卜。”

这话像一枚子弹击中王扶之的胸口。十八年、十二岁，这些数字与他本人重合得过分精准。目光从父亲斑白的发梢掠过，他强忍激动，没有立刻表明身份，只把手里的皮包攥得更紧。

时间在车辚辚声中往回折。1919年，王扶之出生于陕北一个穷困小山村，母亲早逝，父亲王顺义靠给地主放羊糊口。日子紧到头发缝里都抠不出油，但父亲还是硬挤出三个月学费，把小王送进私塾。那三个月的《三字经》《百家姓》，后来救了他的命——不少粗心的炮兵因为不会看坐标而丧生，他却能在地图上精准点出目标。

1935年深秋，红军路过村口。那些人不抢牛、不拿粮，还帮老人挑水。十二岁的王扶之被触动，用一根羊鞭换来红军文书的一句“能走就跟上”，从此再没回头。他记得报到那天，文书随口念出“扶危济困、匹夫有责”八个字，他便干脆把名字改成了“王扶之”。

初入队伍，没有枪，只有一杆梭镖。夜袭中，他用梭镖捅翻国民党哨兵，摸到第一把汉阳造。枪托上残缺的刻字至今印在他手心的纹路里。1936年调测绘队，抗战期间辗转太行、冀中，当过情报员、通讯员，也在白刃冲锋里被刺刀划破肩膀。那道伤口后来在冬天总隐隐作痛。

抗日胜利，他随部南下入江淮，接着又进入东北。松花江畔的零下三十度把钢枪冻得像冰棍，一触即粘皮，可他还是咬着牙攻克了大小兴安岭外的多座碉堡。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他被记个人特等功，却来不及回家。

朝鲜战争的敲门声更急。1950年，他以一一五师副师长身份跨过鸭绿江。三年里，安东、铁原、上甘岭皆留下他的足迹。1952年秋，敌机一枚巨弹把作战坑道整个掀翻。山体塌陷那一下，他只觉得脑门“嗡”地炸开。有几秒，他以为自己到阎王殿报到。

昏迷醒来，左腿被横梁死死压住，耳朵全是尖锐啸声。他呼喊战友，只得到两声虚弱的回应。黑暗中，他剥开碎石、木渣，一寸一寸挪动。38小时后，工兵连挖开石缝，看见三具还能抽动的身影。这段“死里逃生”的经历后来被志愿军总部当作范例写进简报，彭总批了句：“活着就是奇迹！”

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他决定再不拖延，一定要见父亲一面。于是才有此刻驴车上的沉默对坐。

天色微暗时，南岔村的土坯房轮廓映入眼帘。王扶之跳下车，蓄积多时的疑问终于冲口而出：“大叔，您儿子叫啥？”

“王硕。”老农的语气带着抹不掉的惆怅。

帆布包应声落地，王扶之双膝一软，低声喊了句：“爹，是我。”父亲的手抖了一下，赶紧把缰绳塞给儿子，自己翻下车来，粗糙的手掌在他脸上摸了又摸，“真、真的？”一句“我娃回来了”堵在喉咙，最后化成两行泪。

村口并无锣鼓，也没有礼花。夜风吹得榆叶哗哗响，像在为迟到的重逢伴奏。王扶之扶父亲坐回车板，自己握鞭疾走，疾走。十八年的距离，在这一刻被压缩到不足三里地。

小院门槛还是那块旧青砖，只是碎了一个角。父亲推门时手有些颤，灯芯草燃起时，王扶之看见墙上多了两幅毛主席像，一旁还贴着村里分田到户的榜单。父亲指着榜单上的名字说：“咱家也分三亩地，你娘在天之灵能放心了。”

简陋的炕桌上摆不了丰盛菜肴，只有一盘咸菜、一碗糠面粥。父亲连声道歉：“好吃的都送公粮了。”王扶之端起碗：“打了这么多年仗，能吃热粥已是福气。”这一碗，他喝得格外小心，似怕一漏嗓，旧日记忆就会从碗里淌出来。

夜深，父子并肩躺在土炕上。父亲忽然轻声问：“你在外头当什么官？”王扶之想了想，只说：“给解放军拿张地图、打几杆子炮的闲差。”他没说自己马上要被授予少将军衔，怕父亲听不懂，也怕显摆。父亲回应了一声“当兵就好”，便沉沉睡去，他看见岁月在父亲额角刻出的深沟，反而更加笃定——所有荣誉都比不上这一晚的安稳呼吸。

第二天清晨，王扶之托人捎信给县里，请求给父亲办一次体检，还在院子里支起靶标，教几个娃娃打军体拳。孩子们围着问：“王叔叔，你真见过美国兵？”他笑着点头，“见过，也揍过。”那神情不像在炫耀，而是顺带提起了一段必须扛在肩上的责任。

临行前，他把早已准备好的500斤公粮票交到父亲手上，又塞给生产队一沓本子，“娃们读书得用”。父亲想推回去，他说：“是组织发的抚恤，大伙该拿。”

离别的时候没有煽情的话。父亲只是拍拍驴车栏板：“出门在外，保重身体。”王扶之敬了个标准军礼，然后背起帆布包。转过村头，他回望一眼——父亲还立在路口，衣衫随风，像一棵老枣树纹丝不动。

两年后，即1955年授衔典礼，王扶之在北京换上新制军装。肩章上的金星熠熠生辉，他却想起南岔村那盘咸菜、那碗糠面粥，还有驴车上的尘土。有人拍他的肩说：“王将军，合影！”他笑着站定，心里默念：爹，娃没给你丢人。

战后岁月里，他常用那趟探亲的故事提醒年轻军官：做兵，先做个有人味儿的人；打仗，别忘了给家里报平安。他说这话时不讲大道理，只拍拍对方后背：“别学我，十八年没信，差点让父亲以为我进了枉死城。”

如今，南岔村的老宅早已翻建，驴车也成了拖拉机。村口那颗老枣树却依旧，每年秋天枝头挂满红果。路过的人若细看，能发现树干上刻着一排模糊小字：王扶之，1953。正是那次重逢后，他顺手刻下的。时间把刻痕磨平，却抹不掉一名军人对故土、对父辈最朴素的牵挂。

来源：阿米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