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许多古代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皇帝龙颜大怒，一声令下，“将某某流放”，从此，被流放之人的命运仿佛就被宣判了终结。

在许多古代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场景：皇帝龙颜大怒，一声令下，“将某某流放”，从此，被流放之人的命运仿佛就被宣判了终结。

流放，这个在古代刑罚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惩罚方式，究竟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残酷与复杂？

古代的流放之地，常选在东北、海南岛、新疆等地。

以东北的宁古塔为例，这座在清代赫赫有名的流放之城，位于今天的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从首都北京到宁古塔，直线距离超过1200公里，在没有现代交通工具的古代，这段路程堪称天堑。

清代的宁古塔，与如今人口约240万的繁华牡丹江截然不同，那时它是不折不扣的蛮荒之地。土地开发程度极低，可用耕地稀缺，建筑也极为简陋，主城城墙不过是用石头随意垒起的矮墙，连基本的防风功能都难以实现。

出城之后，更是荒无人烟，走上几天都难见一个活人。

而宁古塔的气候，更是恶劣到了极点。开春到农历四月，电闪雷鸣频繁；5月至7月，阴雨连绵不断；8月中旬便开始大雪纷飞，9月初河水就已结冻。

漫长的冬季，雪落即冰，离开屋子和炉火，便有性命之忧。

被流放之人，前往宁古塔的路途堪称一场噩梦。他们大多只能徒步前行，前往千里之外的目的地，往往需要花费大半年时间。

一路上，劳累、饥饿、病痛如影随形。

清朝给流放者的口粮，按照牢里犯人的标准供应，每日仅8两。坐牢之人无需劳作，这点口粮勉强维持生命，可流放者却要不停赶路，饥饿感可想而知。

押解的兵丁也并非善类，长途跋涉的辛苦让他们将怨气撒在流放犯身上，辱骂、虐待、殴打、勒索等行为屡见不鲜。许多流放犯还未抵达目的地，就因饥饿、折磨和疾病死在了路上，甚至有一半以上的人倒在了途中。朝廷对此习以为常，很少追究。

若是政治犯，得罪了权贵，死在路上的概率更是高得惊人。

即便流放犯历经千辛万苦，安全抵达宁古塔，等待他们的也绝非安逸生活，而是无尽的苦难。宁古塔虽地处蛮荒，却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满清皇族祖宗六兄弟曾居住于此，因此清朝派有披甲人驻守。

被流放者判刑时，常被加上“与披甲人为奴”的字样。男的要承担繁重的苦力劳动，妇女家眷则负责洗衣做饭，甚至还要供披甲人享乐发泄。

披甲人长期驻守此地，内心本就充满怨气，对待流放犯毫不留情，不听话就打，敢逃跑就杀。

清顺治十四年的科举舞弊案，让大批有嫌疑的考生被流放到宁古塔，其中就包括著名诗人吴兆骞。他详细记录了宁古塔的生活：每天四五点就得起床，前往田里劳作，直到日落才能收工，且没有休息日。

辛苦种出的粮食，绝大部分要上交给披甲人，自己只能留下勉强维持生命的口粮。

宁古塔地处边疆，时常面临土著盗匪和沙俄的侵扰。

一旦战争爆发，流放犯就会被编入披甲人的部队，被迫上前线，直面生死考验。在宁古塔，相当一部分流放犯被判处永世不得入关，他们远离故乡，在冰天雪地中度过余生，这对于安土重迁的古人来说，精神上的打击巨大。

在古代，流放的威慑力仅次于死刑，它将严酷的自然环境、漫长路途的危险、苦役兵役的折磨以及心灵上的打击相结合，从多个角度对罪犯进行惩罚。

尽管流放对于个人而言是残酷的，但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却有着意想不到的影响。

大量流放者迁移到宁古塔，客观上促进了当地的发展。他们带来了先进的种植技术，让宁古塔的耕地面积在乾隆年间翻了10倍，粮食品种也大幅增加；带来了房屋建造技术，改善了当地的居住条件；还带来了中原文化，使宁古塔逐渐有了文明的气息，甚至还开设了几十家贸易货栈。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其他流放之地。

苏轼被贬至海南时，发现当地百姓生活极为落后，不会打井、不会种地、生病不知吃药。苏轼亲自找水脉打井，教百姓耕地播种，引进药材，还开办学堂教书讲课。

在他的努力下，海南的文化教育得到了极大提升，他的学生考中了举人，打破了海南科举的历史。

林则徐被流放到新疆，看到当地百姓生活困苦，便大力推动农业建设。

他跑遍大半个新疆寻找可开垦的农田，研究出减少蒸发的水井，解决了灌溉问题，将大片荒野变成沃土。如今新疆的林公井、林公车、林公林等，都是对他功绩的纪念。

古代流放，是一段充满苦难与挣扎的历史，也是文明传播与交融的过程。

那些被流放的人，在残酷的命运中，以自己的方式为荒蛮之地带来了希望与改变，他们的故事，值得我们铭记与深思。

文本来源@赛雷三分钟 的视频内容

来源：古书奇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