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他对那场由他推动的那场巨大社会运动所必然面临的艰难局面，包括理解他主张的人可能不断减少，支持他的力量可能逐渐稀疏，而各种抵触、疑虑乃至直接的反对力量会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蔓延，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并非茫然不知。
当我们尝试走进毛泽东晚年那段充满复杂思考的岁月，感受他在中南海深夜的灯光下批阅文件的身影，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清晰浮现了。
他对那场由他推动的那场巨大社会运动所必然面临的艰难局面，包括理解他主张的人可能不断减少，支持他的力量可能逐渐稀疏，而各种抵触、疑虑乃至直接的反对力量会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滋生蔓延，这种历史发展的趋势，并非茫然不知。
恰恰相反，这种可能出现的局面，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是他基于深刻洞察早已预见到的现实。
这份预见从何而来？源于他一生对历史规律的透彻研读，更源于他像一位经验丰富的医生，精准地诊断出了当时中国社会肌体深处那道尚未愈合的根本性裂痕。
这也是很多人在研究毛选和毛泽东晚年思考过程中所困惑的问题，今天我就结合所写的系统解析毛选及马列等著作（可私信购买）的方法论来分享思考，
新中国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简单说就是大家一起当家作主，共同拥有重要的生产资料，劳动者参与管理，分配力求公平公正，这个新的根基算是立起来了。
但是，光有根基还不够，房子需要屋顶和墙壁，需要一套与之匹配的“控制系统”。
这套“控制系统”是什么？就是人们脑子里的想法，也就是意识形态，以及这些想法在现实中形成的规则和做法，也就是政治法律制度等上层建筑。
问题就出在这里。新的根基是社会主义的，但许多人的脑子里，特别是不少掌握权力的干部脑子里，装的还是旧时代的“操作系统”。
还是封建时代那种“当官就高人一等”的等级观念，资本主义世界那套“私人利益至上”、“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旧逻辑。
这就好比给一台崭新的电脑强行装上了老掉牙的、满是病毒的操作系统，运行起来能不卡顿、不出问题吗？新机器的躯壳里，流淌着旧时代的血液。
当时的毛泽东，正是敏锐地看到了这个根本性的撕裂。
新中国是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废墟上艰难站起来的，那些腐朽的旧观念、旧习惯、旧文化的幽灵，深深扎根在党内、各级干部身上、甚至渗透到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根基之深、生命力之顽强，远超想象。
他知道，要真正动摇这些深埋在人们灵魂深处的“思想顽石”，将要面对的是何等庞大的阻力网络，会遭遇怎样激烈的抵抗。
因此，在他决定启动这场旨在改造思想观念的伟大斗争时，他就异常清醒地预见到：随着斗争的步步推进，必然会越来越多地触及人们意识深层的旧想法、旧习惯，乃至撼动那些与之紧密相连的既得利益格局。
这个过程里，困惑、不理解、抵触甚至公开反对的情绪会不断滋生蔓延。最初站在一起的人们，会因为理解和立场出现差异而慢慢分化。
这条路，只会越走越艰难，充满荆棘。这种趋势，就是由他决心要发动的这场改造人的思想的斗争本身所具有的极其顽固的性质所决定的。
他特别关注法律领域的状况。这里的情形，更让他确信了矛盾难以调和的残酷本质。
他深谙法律的本质：“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
在他眼中，法律绝不可能悬浮于阶级斗争之上。当两个阶级的根本利益水火不容时，法律只能是统治阶级用以维护自身地位的盾牌与利剑。
资产阶级有自己的法，用以巩固其秩序；无产阶级也必须锻造自己强有力的法律武器，坚定捍卫劳动者的生存权和发展权。
他忧心地注意到，那些认为可以仅仅通过技术性地修改、补充法律条文就能消弭阶级之间根本冲突的想法，是何等的不切实际。
其他国家发生的动荡，也印证着他的判断：当阶级矛盾激化到无法掩盖时，无论法律文本表面看起来多么“完善”、“周详”，其实际作用只能暴露无遗，它显得那样无力，根本无法弥合社会肌体底层的根本分裂。
毛泽东一直在思考：人们的行为究竟是被什么驱动的？无形中的思想和观念，就像牵引木偶的丝线。
“鞍钢宪法”中提出的“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在他心中不仅仅是一条规定，更是一块检验人的思想归属的试金石。
他热切盼望看到这样的干部和工人：他们从心底里觉得自己是工厂这个集体的主人，认同劳动的尊严和平等的价值。
当这条规定在现实中推行遇到实际问题或阻碍时，他们的本能反应是积极寻找解决困难的办法，让规定从纸面落到车间田头的实处。
然而，现实残酷地向他展示了另一面：不少干部头脑中，那种“当官就是高人一等”、“理应坐在办公室发号施令”的封建官老爷意识依然浓重，觉得工厂的命运就该由“有本事”的老板和管理专家们决定，利润如何分配也该由少数人拍板。
当推行“鞍钢宪法”遇到波折或暴露出弊病时，这些人立刻觉得这条规定本身就是多余的、不切实际的，是束缚手脚的低效率做法，应该赶快废止。
这种观察，使他完全理解了1962年前后那股主张解散生产队、包产到户的“单干风”又是为何能在部分干部中兴起。
在人民公社这种带有社会主义性质的新型集体生产组织初期遭遇具体困难时，部分身居要位的干部，其反应不是去思考如何改进制度、促进集体经济的健康发展，而是急不可待地主张分田单干、解散集体。
在毛泽东看来，这绝非仅是工作方法的争论，而是潜伏在部分干部思想根子里的陈旧意识，对崭露头角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猛烈反扑。
他清晰地感受到旧势力卷土重来的巨大威胁。这一切，让毛泽东常常彻夜难眠。
他在党内谈话中流露出内心深处的巨大忧虑：“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
他强调，这绝非关乎他个人的权威，“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是为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
这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是他心中最深切的恐惧。他沉重地问周围的同志：“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无数为革命献出生命的战友身影在他脑海中浮现，政权可能变色、社会主义道路可能被歪曲的可怕图景纠缠着他。他绝不能容忍旧的思想逻辑将革命先烈用鲜血换来的成果引向歧途。
因此，在那股“单干风”的逆流暂时被遏制后，他果断地部署了“四清运动”，也就是清工分、清账目、清仓库、清财物。
他的意图很明确：试图通过教育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揭露和批判错误的思想作风，努力从思想这个根子上为社会主义原则扫清障碍。
但是，改造人的思想观念，其难度超出了预期。尽管方向是对的，运动的具体操作却严重偏离了轨道。
他原本期望的依靠广大群众进行监督教育，结果却演变成由上而下派出的庞大工作队在封闭状态下进行神秘调查。
他痛心地看到，这种脱离群众的官僚化运作模式，非但没能有效地触动那些真正掌握基层权力、被旧思想严重侵蚀的核心干部层，反而挫伤了大量勤恳工作的基层干部和普通社员的积极性。运动的初衷被严重扭曲，变成了一场形式主义的过场。
毛泽东后来尖锐地指出了这种错位，称之为“形‘左’而实右”。
这场尝试的挫折，让他更加刻骨铭心地体会到仅仅依靠行政命令和组织手段，不真正发动起广大人民群众来辨识、批判并在日常实践中清除那些顽固的旧思维方式，就不可能真正挖掉旧思想意识的根系。
四清运动的曲折历程，使他更清醒也更沉重地认识到思想领域改造的极端艰巨性，也促使他将目光聚焦到更深层、更具全局影响力的思想阵地，整个文化宣传领域。
毛泽东的目光投向整个社会思想界。当四清运动的锋芒未能成功清理文化思想领域的积弊时，他看到了一个更危险、更关键的问题：那些本该承担起教化人心、凝聚社会共识、引领前进方向的文学、艺术、出版和宣传机构，正散发出背离社会主义原则的腐朽气息。
他仔细审阅有关文艺界的报告和情况反映，失望和忧虑在心中升腾。
1963年底，他在一份报告上写下严厉的批评：“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
他忧心如焚地写道：“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
特别让他痛心疾首的是报告中的一点：“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这绝非主观臆断，而是基于大量具体材料得出的沉重结论。
到了1964年中，他的焦虑有增无减。
他再次在一份文件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
更让他感到事态严重的是报告所反映的：“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他发出了严厉的警示：“如不认真改造，那么到了将来某一天，它就可能会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1956年匈牙利事件中裴多菲俱乐部的角色，像一个沉重的警告符悬在他的心头。
这意味着，他判定掌控着社会思想传播命脉的这些文化主管机构，不仅在思想内容上严重偏离社会主义方向，其组织本身甚至可能演化为危及政权稳定的异己力量。
在深夜的灯光下，批阅着这些报告和文件，他的判断愈发清晰：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迫切需要与之完全适应、充满活力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作为支撑。
然而，现实是掌管着社会文化生产、引领社会思潮的领导核心部门，却被一整套陈旧的、过时的思想体系、审美趣味和背后盘根错节的利益结构牢牢把持着。
它们不仅未能为新生的经济基础服务，反而在不断地传播、宣扬与之根本对立的价值观，这在他眼中是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巨大背叛。
他与掌控这股力量的人之间，隔着一道在思想意识上无法弥合的深刻鸿沟。他清醒地预见到，要撼动这些盘踞在思想文化核心阵地上的既得利益群体及其所固守的旧文化堡垒，必将迎来他们极其猛烈、有组织的抵抗和反扑。
形势日益紧迫，刻不容缓。毛泽东看到这个社会思想意识的“总闸门”出现了严重故障，直接威胁着政权的根基和未来走向。
1965年的秋天，寒意渐深，他下定了最终的决心：战役的突破口，必须选择在这个影响范围最深远、决定人们“脑袋怎么想”的意识形态主战场。
11月，承载着他深思熟虑的判断和决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经姚文元执笔后，在《文汇报》上正式发表。文章的矛头直指文艺界某些人利用历史题材映射现实、宣扬背离社会主义思想的错误倾向。
这一声信号枪响，标志着后来那场巨大社会运动的正式开始。选择从这里突破，是因为他要解决的核心矛盾，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迫切要求清理、改造为其服务的上层建筑特别是其中腐朽过时的思想意识部分，斗争最直接的战场就是掌管人们思想意识的这些关键部门。
这场战斗本身的内在逻辑，就决定了这一点。
他非常清楚，当批判的利剑指向这个盘踞着复杂利益和观念的思想文化堡垒时，必然会剧烈冲击许多人的固有认知、挑战他们的社会地位及其附着于其上的实际利益格局。
因此，在这篇文章发表之前、在运动大幕开启之际，他就对这场斗争必将引发的剧烈社会震荡、以及他个人置身于这场风暴中心极可能面临的局面，已经有了异常清晰、异常冷静的预见。
也就是开头所说的，支持的力量可能逐渐稀疏、理解他的人可能减少、反对和误解的声音将如同潮水般上涨汇集。
夜深人静时，毛泽东常伫立窗前。他对历史走向的洞察力让他明白，难道他对这场洪流的去向和自身在其中的处境毫无准备？答案早已在他胸中翻涌。
那句后来在党内高层流传开来的话，反映了他当时的心境：“我是准备跌得粉身碎骨的，那也没有什么要紧，物质不灭，不过粉碎罢了。”
这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讲词，是他对个人结局最深刻的预见，也是最决绝的承担。
他清晰地看到，要解决这个攸关国家前途的根本矛盾，彻底清除寄生在思想文化核心领域的旧势力及其所携带的腐朽意识形态，必将是一场极其困难、极其广泛、触及灵魂深处的重大斗争。
这场斗争波及的人数众多，其激烈程度难以估量，所交锋的是人们思想深处最顽固的根基。这场风暴不可避免地会撕裂一张由复杂的现实利益、社会地位和根深蒂固的思想观念共同编织成的巨大网络。
风暴卷起的反击和报复力量，也必然是广泛而有力的。
正是基于这场斗争旨在解决的核心矛盾的极端深刻性和颠覆性，认同他主张的人群会不可避免地分化减少，站在他身边给予支持的人会变得寥寥，而反对的壁垒会不断加高增厚，这在他心中，是这场深刻社会变革必然要支付的代价，是历史车轮碾过时无情碾碎的轨迹。
呈现在他眼前的，是两个充满痛苦的选择。
一个选择是后退一步，容忍那些依附在新社会躯体上的旧思想、旧势力继续存在、缓慢扩散，眼睁睁看着它们一点点地啃噬他为之奋斗半生建立的社会主义的根基，任凭它的颜色逐渐暗淡，前进的方向发生偏转，最终可能滑回熟悉的旧轨道。
另一个选择是顶住所有山呼海啸般的压力，即使明知前路孤独艰难、代价空前沉重，也要奋不顾身地奋力一推，试图斩断旧思想的链条，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彻底扫除深层障碍，防止它滑入历史上无数新政蜕变消亡的覆辙。
他选择了后者，一步未曾犹豫。
是什么力量支撑他做出如此沉重的抉择？答案只有一个：熔铸在他血液中的对中国人民深沉的责任感。
他内心有一个无比坚定的声音在回响：我这样做，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想到的是这片广袤土地上的人民，他们曾经历经苦难，他们渴望并且真心选择走社会主义这条道路！
他更深感一份重如泰山的历史责任：无数同志和先烈为了建立这个新中国，倒在了血泊之中，有谁在认真掂量这份牺牲的重量？我无时无刻不在掂量这个重量！
在无数革命者用鲜血和生命铸就的誓言面前，在亿万人民对未来充满热望和信任的目光面前，国家的命运、政权的性质、未来的方向，其分量早已超越了他个人生死荣辱的天平。
纵然清晰地预见到自己可能被推向前所未有的孤立境遇，他依然选择将全部的身心之力汇入那历史的巨流，试图将它导向他坚信最能代表人民根本长远利益的航向。
光阴流转，风尘落定。站在今天回望，那场覆盖了整个神州大地的社会运动本身及其复杂的社会后果，已经化作历史研究者案头需要仔细梳理的厚重卷宗。
然而，毛泽东当年殚精竭虑要去搏斗、要去解答的那个最深层次的问题：
一个刚刚在旧时代废墟上搭建起社会主义基本结构的年轻国家，究竟要依靠怎样的不懈努力、凭借何种力量，才能彻底摆脱那无处不在的、从思想意识深处到制度运转实践都残留着的厚重的旧时代阴影？
特别是，如何在人们的精神世界深处、在权力机构的运行逻辑中、在整个社会的思想氛围里，真正建立起能够稳固支撑、积极促进新型生产关系的思维模式和价值体系？
如何能让掌握着国家机器和社会思想引导权的庞大队伍，始终忠实于服务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和社会主义事业的远大目标，而不至于蜕变为脱离人民的特权阶层，甚至成为复辟旧秩序的催化剂？
这个根本性问题，并未随着运动的结束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今天，当人们重新审视那段历史，思考党的建设、思想引领、防止脱离群众等重大课题时，其深层脉络，不正与当年毛泽东试图奋力解决的那个历史命题存在着某种联系吗？
它提醒我们，一个社会制度的稳固，不仅需要坚实的经济基础，更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深入人心的思想灵魂。
也许正是这种穿越时空的思考，在历史尘埃落定多年之后，促使一些新一代的年轻人开始主动地、带着求索的目光，重新翻开那套《毛泽东选集》。
他们尝试拨开层层的误解和时间的面纱，去真切地理解那个风雷激荡年代的运动起因，理解那个人在极度复杂的局势下所做出的重大抉择和他内心深处那份沉重的考量。
他们在那些墨色尚未褪尽的字里行间寻找的，绝非仅仅是尘封的历史碎片，更是在探寻一个永恒追问：当一个社会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建立起一套旨在解放人民、实现平等发展的崭新制度框架之后，究竟需要怎样强大的思想武装和坚韧不拔的实践探索，才能确保它永不褪去其革命的本色、永不变质、永远朝向它为之诞生并誓死为之奋斗的最广大的人民群众？
年轻一代这份发自内心的探索过程本身，恰恰最为有力地印证着毛泽东当年倾注全部心力试图解决的那个根本命题。
也就是如何在时代洪流冲刷过的基础之上，最终在人们的思想灵魂最深处，构筑起一座真正属于人民自己的、坚不可摧的精神殿堂，意义深远，分量沉重。
来源：以心印心Pr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