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麦家新作：“每个人都在力不从心地活着”

摘要：进入花甲之年，麦家忽然“高产”了起来。去年才刚出版了“故乡三部曲”的第二部《人间信》，眼下又有新书问世：他的第一本访谈录《痛苦是条虫》，已在这个夏末与各位读者见面。

麦家61岁了。

进入花甲之年，麦家忽然“高产”了起来。去年才刚出版了“故乡三部曲”的第二部《人间信》，眼下又有新书问世：他的第一本访谈录《痛苦是条虫》，已在这个夏末与各位读者见面。

这是一本迥异于麦家以往作品的“人生告白”。它谈了很多，从童年时的创伤谈到成名后的迷茫，从创作时的“灰头土脸”谈到转型期的“捉襟见肘”。它谈得又很少，讲来讲去，无非讲了两件事：痛苦，以及与痛苦的和解。

人生海海。但凡落进人间，这就是绕不过去的两件事。

从2007到2025，18年的跨度，八篇“探底”般的对话，构成了本书客观的视野。时间在他的心里流过，有一些秩序在崩塌，又有一些希望在顽固生长，彼此拉扯，反复对抗。

痛苦就是这样一种对抗。面对痛苦，有人遮掩，有人沉沦，有人迷狂。谁都想疗愈自己的创伤，可单单是揭开伤口这件事，就足以疼得人龇牙咧嘴，大汗淋漓。

我们会惊讶地看到，在《痛苦是条虫》里，麦家真的向我们揭开了他那些沉痛的回忆——真的是每一篇。但同样惊讶的是，读完之后，留在我们心中的不是狂风大作，而是难得的，清澈的平静。

痛苦是一条虫，总是钻进心灵里的空洞，看上去不存在，我们却不敢随意翻动。

这是43岁的麦家给自己的警报。

18年过去了，一如既往痛苦的18年。但他终于能慢慢直视它们，直面内心的幽暗，最后大声说出：痛苦，不过是一条虫。

这是61岁的麦家给我们的忠告。

许多人知道麦家，是从19年前的电视剧《暗算》开始的。这部根据麦家同名小说改编并由他亲自编剧的电视剧，豆瓣评分高达9.0，至今仍是中国谍战题材影视剧的巅峰之作。

两年之后，《暗算》又为麦家摘得了第七届茅盾文学奖。其实满打满算，到那一年麦家总共才出版过三本长篇小说，并且无一例外，都是谍战题材。

麦家

相较于其他60后作家，麦家开始写作的年纪并不算晚。但当上世纪80年代，余华、苏童、格非等人已经在先锋文学的荒野中奔驰时，麦家却身处军营之中，“还在暗地里趴坑”。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解密》，从1991年开始写起，一写就是11年，生生把一个年轻小伙写成了年近四十的中年人。

这部作品的字数其实并不多，总共也就20万字。周期如此漫长的原因，竟是它被反复退稿多达17次。

就我主观来说，因为是刚刚开始写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可能写作技术、经验都在考验我，但我觉得有另外一个巨大的考验：我这个小说本身，它的写法包括这种敏感题材，对编辑也是一种考验……没有哪个编辑愿意为我——一个无名的写作者——来冒险。

彼时的麦家，才刚刚来到文学殿堂的门口张望，对文学潮流的风向，特别是“先锋性”的理解还在缓慢生长。一位编辑看完《解密》的稿子后，大半夜找到他说：

麦家啊，现在是什么年代，现在是一个反英雄的年代，你怎么能还在写英雄？塑造一个无名英雄？

麦家对此并非一无所知。他生于1964年，从记事起就被裹挟于那几年的狂热与混乱之中，他和其他读者一样，也早已看厌了“假大空”的英雄。只不过，他想要敲碎作为偶像的完美英雄，代之以身体上、精神上乃至命运上有明显缺陷的英雄，而先锋文学却更为激进地进入了“私语化写作、自由写作、身体写作，甚至是下半身写作”的阶段。先锋作家们以高昂的探索精神和渴望与世界拥抱的热切抓住了时代的情绪，唯独麦家，还割舍不掉那“不合时宜”的英雄主义。

《痛苦是条虫》-目录

17次退稿对一个创作者的打击是巨大的，对于新人作者来说，更是如此。倘若麦家在中途彻底灰心放弃写作，那作为今日一大重要文学流派的谍战文学，将远远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所幸的是，麦家坚持了下来，并且还在与编辑的一次次拉锯中，完成了极痛苦，却极有效的磨炼。

容金珍的故事，一稿比一稿精彩。而一开始渴望“向传统和正常的小说挑战”的麦家，却最终“向容金珍和他的故事投降”。人物的命运里迸发出难以遏制的悲哀，它会包裹读者，当然会更紧密地包裹住作者。看起来是容金珍疯了，但麦家说，“我也变疯了”。

因为有无数次的“力不从心”，所以这本书写了十一年。生活中我也常常“力不从心”，因为我生来不自信，也因为在生活面前，我们作为人太弱小了。我经常安慰自己：每个人都如此这般“力不从心”地活着，以此来鼓励自己别灰心丧气。

很难分辨，作者与人物，是谁的痛苦影响了谁。我们只能从后来的一些片断中听取个中“风声”：写作《人间信》时，他决定在杭州近郊的山中闭关，时常通宵未眠，整夜整夜地写，写着写着就泪流满面，直至大声痛哭起来。

《痛苦是条虫》-内页

笔像一把锄犁，把灵魂翻了个底朝天。痛苦这条虫子，明晃晃出现在作者眼前。

直到2002年，《解密》才获出版，随即引起读者间的热潮，登上了当年长篇小说排行榜的第一名。

到底，人们还是需要英雄的吧。38岁的，已经离开军营的麦家这样想。

有人曾说，作家往往会延续他在第一部作品里的风格。对于2011年以前的麦家来说，确实如此。

《解密》为他带来了迟到11年的成功，也框住了这位“中国谍战文学之父”此后近十年的创作。从《暗算》到《风声》，麦家笔下的英雄都是悲剧性的，没有一个笑到最后，“曾经的掌声和鲜花最后都变成了眼泪”。

更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麦家将重写视为创作过程的重中之重。《风声》最初只是他创作的一个电视剧的剧本，后来改写成了中篇小说《密码》。之后，麦家又将它扩展成了一部十几万字的长篇，结果却被出版社以“没有新意”为由无情地退回了。

失望的麦家把书稿锁进抽屉，一放就是大半年。直到后来有一天，他发现《圣经》中的几个福音其实是从不同的人之口讲同一件事，就产生了许多的新东西，由此萌生了“复调叙事”的灵感。

从某种意义上说，历史就像风声一样飘忽不定，真假难辨。至于谁的说法是真，你自己去判断吧，所谓历史就是一些不同的讲述，我们永远无法抵达它的真相。

重写到最后，就成了《风声》。随着同名改编电影在2009年上映，麦家的热度达到了创作以来的顶峰。

这是个荣誉，也是个牢笼。彼时谍战小说已呈井喷之势，刺激眼球的作品走马观花般登场。在《风声》之后，麦家又出版了《风语》和《刀尖》两部长篇小说，却接连遭遇了滑铁卢。

对我的写作，你（指王德威教授）担心这种题材难以为继。说实话，当时我看了你那个话，心里嘿嘿一笑，我一定要继续下去，有一天碰到你我会说，王教授你看错了我。

（《风语》《刀尖》）事实证明是失败的作品，我现在都羞于提起。那确实是进入了一种自我重复，不幸被你言中……我无法超越自己，只能做自己的矮子，要么自我重复，要么一路下滑。有一天当我认识到这个的时候，我决定马上停下来，现在（2018年）我已经7年没写东西了，因为我没找到新的突破口。

回过头来看，其实在第二年（也就是2019年），麦家的转型之作《人生海海》就出版了，他并非如对谈中所言，七年未写。麦家这么说，大抵还是出于痛苦中的自谦，甚或自我怀疑。事实上，彼时在他的电脑中已有三部作品，但他并没有急于发表来“证明自己”，只是等待，等待一个真正的灵感袭来，好让他将书稿再度重写。

等待是漫长的，孤独的，痛苦的，不知何时会来到，也不知来者是自由，还是新的牢笼。

在《解密》的末尾，容金珍在笔记中说道，“一只笼子在等待一只鸟”。

命运会捉住每一个，渴望摆脱命运的人。

《人生海海》就是这样一种命运。

这是麦家第一次在长篇小说里回望自己的故乡，自己的童年。值得一提的是，这本书也是他在距离老家富阳不到40公里的杭州城里写完的。

这并不是什么巧合。2008年，声名正盛的麦家离开寓居了十余年的成都，回到了自己出生长大的地方。没有什么“衣锦还乡”的桥段，他这次返乡只有一个原因：父亲病了。

此前数十年，麦家同父亲的关系并不好，甚至称得上是恶劣。包括对于老家村里，他也是恐惧多过眷恋。原因其实也很简单，童年时代在故乡的生活，给他心中留下了一道长不好的伤疤。

麦家的父亲是个“反革命”，时常被人押着在村里游行，外公是地主，爷爷是个基督徒。在“文革”期间，这样家庭的出身意味着什么，无须再过多赘述。有一回下雪，麦家想把教室里的窗户关上，老师却讥讽道，“你头上戴着那么多顶黑帽子还冷？”

还有一次他和同学打架，原本想着找父亲哭诉，却被赶来的父亲当着同学父母的面狠狠扇了两个大耳光，“鼻梁打破，血流满脸”。

《痛苦是条虫》-内页

这种毫无尊严的生活几乎快要压倒了12岁的麦家。他开始写日记，把所有悲伤和痛苦填进日记本里，越写越难过，越难过越写。到17岁，为了改变家里的政治地位，他想都没想就报考了军校，甚至在报考时都不知道那里到底教什么。

命运推着他往前走。那是一所培养情报员的学校，麦家阴差阳错地接触到了常人难以触及的领域，日后的“谍战三部曲”正是由此发端。更重要的是，他在军营里读到了平生第一本外国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他说，“我看到这本书，觉得跟我的日记很相似，就开始尝试写小说”。“麦家”之名的一大来由，正是对这本书的纪念。

时间一晃多年，麦家自己也变成了父亲。这个新身份或许“重写”了他的童年，当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病的消息飞抵成都，他终于决定回家。

父亲更老了，认不出人。房间里却摆着麦家写的书。他想要同父亲和解，却最终没能等来那个机会。

2011年，父亲走了，走在了《刀尖》交稿的前三天。命运面无表情地关上了那扇门，把麦家锁在了里面。

痛苦爬满了他的昼夜。他写不下去了，童年那一页再也无法翻篇了。整整三年时间，他只字未写，甚至发了个微博，说以后再也不写谍战了。

一直到三年后，《解密》在海外爆火，他被拉着去各处演讲、访谈，聚光灯重回这个年届五十的男人面前。他又重新抓起了笔。

故乡的影子就在我的停顿过程当中慢慢凸显出来。或者说，我回到了过去的过去，最初的过去，上校的故事就在那儿等着我。

“上校”的原型故事其实简单得很。有一回，他们一群小孩去给村里搬砖，碰见一个隔壁村的大人，挑着一担粪，在百十米外的田埂上向山脚下走去。

“阳光下他浑身发亮，腰杆笔挺，步子雄健”，这是陌生人给麦家的第一印象，但也几乎是全部的印象。之所以说是“几乎”，是因为有个似乎很了解他的高年级同学揭了他不光彩的底：他是个光棍，当过志愿军，在战场上把“棍子”打坏了，只剩下半截。

这个再未谋面的黑影，最终成了故乡记忆里的那个“英雄”。命运的锁匙有时就只有那么点儿大，有的人穷其一生，也飞不出那顶看不见的笼子。

现实本身并不迷人，像那个黑影，我不相信他能经历那么多；从他到上校，像一滴颜料到一幅画，我要给出去很多。这决定我要有很多，包括人生感悟，包括文学经验。所有作家都声称自己在描写现实，但许多作家只是在写实在的作品，而非现实的作品……真正现实的作品不是指生活现实，而是文学现实，它是天真的，迷人的，高于生活现实，又融于现实生活。

历经七稿，麦家带着一本《人生海海》回来了。没有人再说他是“类型文学作家”。他本来也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