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2025年3月，香港商人李嘉诚以228亿美元将巴拿马运河两大港口出售给美国财团的事件，掀起了一场关于“商人是否应有祖国”的全民讨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媒体发文质问：“商人有没有祖国？” 这一发问，不仅指向香港商界的历史认知偏差，更揭示了全球化退潮时代企

2025年3月，香港商人李嘉诚以228亿美元将巴拿马运河两大港口出售给美国财团的事件，掀起了一场关于“商人是否应有祖国”的全民讨论。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在社交媒体发文质问：“商人有没有祖国？” 这一发问，不仅指向香港商界的历史认知偏差，更揭示了全球化退潮时代企业家身份认同的深层矛盾。

巴拿马运河作为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的“咽喉要道”，承载全球6%海运贸易量，中国21%的货船依赖此航道。自1997年起，李嘉诚旗下企业和记黄埔通过公开竞标获得巴拿马港口经营权，续约至2047年。然而在美国政府施压下，这项持续30年的中巴合作项目戛然而止。表面看是商业交易，实则暗含地缘政治博弈：特朗普政府多次以“中国控制运河威胁美国安全”为由施压巴拿马，甚至威胁动用武力。这种背景下，港口易主不仅关乎企业利润，更涉及国家战略资产流失的风险。

正如梁振英所言：“没有祖国的商人只会沦为没有父母被人欺凌的孩子。” 美国商人始终以国家利益为先，美国政府通过《反海外腐败法》《芯片法案》等制度将资本与国家战略深度绑定。反观某些香港商人，长期受殖民历史影响，误将“在商言商”等同于无原则逐利，忽视了商业行为背后的国运关联。

香港长达156年的英国管治史，塑造了特殊的商业文化生态。殖民政府通过《英皇制诰》《皇室训令》等制度，将香港商人纳入大英帝国的经济附庸体系。1997年回归后，部分企业仍未摆脱“经济归经济，政治归政治”的思维定式。这种认知偏差在李嘉诚身上尤为典型：其商业帝国从塑胶花起家，逐步扩张至52国，却始终秉持“纯粹的商人”信条。

此次港口出售引发争议的核心，在于战略资产与国家安全的矛盾。巴拿马运河控制权易手后，美国可通过限流、加费、数据监控等手段卡住中国海运命脉。广东某新能源企业测算，若美国征收“政治附加费”，其年物流成本将暴增8000万元。更严峻的是，交易包含港口智能调度系统和船舶安检数据库移交，这些数据可能成为美国制裁中国企业的精准武器。

国务院港澳办转载的《莫天真 勿糊涂》一文直指要害：“面对大事大义大节，企业当想清楚站在哪一边。” 这让人想起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霍英东顶着港英政府压力，组织船队为内地运输物资；2003年他将南沙开发区土地以每亩1元“卖”给国家，践行“赚十块留三块，七块回流祖国”的祖训。相比之下，某些企业家的选择显得格外刺眼。

当前台海局势敏感复杂，商业行为更需严守国家立场。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任何企图分裂国家的行径都注定失败。在这个大背景下，企业家尤需警惕商业行为被政治势力利用。

以港口交易为例，若类似操作发生在台湾地区，后果将不堪设想。2016年民进党当局曾试图将高雄港股权出售给日资企业，企图通过“经济切割”制造“一中一台”假象，最终因大陆强烈反对而流产。这警示我们：涉及主权问题的商业决策，必须考虑“是否会被分裂势力利用”“是否损害国家核心利益”。

梁振英强调“中国商人与国家的关系同理于美国”，这正是对“爱国者治港”原则的延伸。近期美国通过《台湾冲突遏阻法》，鼓动台当局购买军火、发展“不对称战力”，已有台企在美胁迫下中断与大陆合作。这些案例表明，没有国家力量庇护的商人，终将成为强权博弈的牺牲品。

在全球产业链重构的当下，中国企业家的责任已超越单纯盈利：

战略自觉：需清醒认识“卡脖子”领域的商业行为已具备政治属性。华为顶住制裁坚持研发海思芯片，中远海运拒绝出售希腊比雷埃夫斯港股权，都是守住战略阵地的典范。

底线思维：建立类似欧盟《关键实体韧性法案》的审查机制，将港口、能源等纳入国家安全评估。2024年中国出台《外商投资安全审查办法》，正是防范战略资产流失的制度探索。

价值引领：学习霍英东、曹德旺等企业家精神。福耀玻璃在美国建厂时坚持“工厂可以搬，核心技术必须留在中国”，展现了中国企业的骨气。

​国务院港澳办《伟大的企业家都是铮铮爱国者》一文指出：“与虎谋皮终将反噬自身。”这既是警告，也是期许。当美国试图通过“印太经济框架”重构供应链时，中国企业更需要把根扎在祖国的土壤里。

李嘉诚出售港口引发的争议，本质是全球化退潮下的价值碰撞。从巴拿马到台湾，从TikTok到华为，无数案例证明：没有国家作为后盾的商业成功如同沙上筑塔。

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节点，企业家应当明白——资本可以跨境流动，但商人必须有祖国。这不是道德绑架，而是生存智慧。正如梁振英所言：“美国商人只会做符合美国利益的事，中国也同理。”当商业利益与国家利益同频共振时，企业才能获得可持续的发展动力，才能真正成为“时代的弄潮儿”。

来源：萌动的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