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革命的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它凝聚了中华各民族的力量与智慧。在这场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少数民族同胞绝非旁观者，而是深度参与者与贡献者。从早期共产党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到土地革命时期建立革命武装与根据地，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
中国革命的历程，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史诗，它凝聚了中华各民族的力量与智慧。在这场为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斗争中，少数民族同胞绝非旁观者，而是深度参与者与贡献者。从早期共产党人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到土地革命时期建立革命武装与根据地，再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少数民族以热血和生命，在各个历史阶段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为新中国的诞生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党成立之初，少数民族先进分子就主动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革命的早期开拓者，为党的建立和早期发展注入了民族力量。
1.1 邓恩铭（水族）：党的一大唯一少数民族代表
邓恩铭，1901年出生在贵州荔波水族的一个贫寒家庭。自幼勤奋好学的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1917年，邓恩铭远赴山东求学，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次年，他以优异成绩考入山东省立一中，开始接触《新青年》《新潮》《北京大学日刊》等进步刊物，自此真正走进新思想新文化的世界。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济南学生热烈响应。邓恩铭满怀热情投入到学生运动中，不仅编印、散发传单，进行街头演讲，积极参加抵制日货运动，还主动到各校开展组织联络工作。在此期间，他结识了山东省立第一师范的学生代表王尽美等，这些志同道合的青年成为日后革命的中坚力量。
1920年6月，邓恩铭当选为山东省立一中学生自治会领导人兼出版部部长。同年秋，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在山东的学习与研究，他与王尽美等人秘密建立了济南共产主义学会，并发起组织了研究革命理论的团体——励新学会。1921年春，在上海、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影响与帮助下，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成功发起成立共产党组织，这成为山东党组织的雏形，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已有 8名成员。
1921年7月，邓恩铭与王尽美作为山东济南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奔赴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深度参与了党的创建过程。值得一提的是，邓恩铭是中共一大13名代表中唯一的在校中学生，也是唯一的少数民族成员。此后，1922年1月，邓恩铭前往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和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有幸受到列宁的亲切接见。
回国后，他投身于山东最大的煤矿——淄博矿区的工作，在不懈努力下，成功成立中共淄博矿区支部。1923年4月，邓恩铭受济南党组织委派，前往青岛筹备建立党、团组织。他与共产党员王象午取得联系，于当年8月建立了青岛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中共青岛组，并担任书记。在此期间，他还积极筹建青岛青年团的组织。为获取活动据点，邓恩铭找到曾任济南中学老师、时任胶澳商埠职业学校校长的王静一。在王静一的帮助下，他得以住在学校，并广泛接触学生，传播革命真理，使这所学校迅速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
1923年1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青岛支部在胶澳商埠督办公署成立。至 1924年12月，青岛的共青团员人数已发展到33人。1925年2月，中共青岛组党员人数发展至13名，候补党员11名，并改称中共青岛支部。1925年2月，胶济铁路局上层发生内讧，邓恩铭与王尽美抓住这一时机，成功发动胶济铁路和四方机车厂工人举行全厂大罢工。
五卅运动前后，邓恩铭又组织领导了以青岛日商纱厂工人同盟大罢工为主的工人运动，这场运动持续了3个多月，成为五卅运动的先导。然而，白色恐怖很快笼罩岛城，邓恩铭遭到当局通缉。1925年11月，山东地方委员会机关被敌人破坏，邓恩铭不幸被捕入狱，在狱中遭受了残酷折磨。后因在狱中染上肺结核，经地下党组织多方设法营救，才得以保外就医。1927 年4月，邓恩铭前往武汉参加中共五大，会后还应毛泽东邀请，在其主办的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1929年1月，邓恩铭因事回济南，却再次被捕。尽管多次尝试越狱，但均未成功，最终邓恩铭等10余位同志被敌人残忍杀害，年仅30岁。邓恩铭作为早期少数民族党员的杰出代表，打破了 “革命仅由汉族推动” 的认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在各民族中的强大号召力，为党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珍贵的革命火种。
1.2 其他早期少数民族革命者
同一时期，还有许多少数民族先进分子投身革命。蒙古族的多松年、乌兰夫，他们在内蒙古地区积极开展秘密革命活动，宣传党的主张，为党组织在内蒙古的发展奠定基础。乌兰夫后来更是成为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壮族的韦拔群，在 1921 年回到家乡后，积极从事农民运动，先后组织 “改造东兰同志会” 和 “国民自卫军”，并三打东兰县城，这是中国现代农民革命运动史上较早的一次武装斗争，为后来的革命斗争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些早期少数民族革命者，在各自的地区宣传党的主张，组织群众参与反帝反封建运动，为后续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他们的贡献开启了少数民族参与中国革命的新篇章，是中国革命早期不可或缺的力量。
土地革命时期（1927 - 1937年），少数民族群众在党的领导下，组建专属革命武装、参与红军长征、建立少数民族苏维埃政权，成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支撑力量。
2.1 少数民族红军武装：土家族、苗族等的 “红色力量”
2.1.1 土家族红军：湘鄂西根据地的 “中坚支队”
提起湘西，贺龙闹革命的历史至今让人热血贲张，可谁知道，这位一位功勋卓著的开国元帅，他身上就有一半白族人的血统，还有在他闹革命过程中，白族人大理参加他的革命队伍，为革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与作出了伟大的贡献。
尤其在后来贺龙在创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过程中（今湖北、湖南西部，白族、土家族聚居区），土家族人等少数民族同样积极响应党的土地革命号召，组建了多支红军武装。其中，由土家族首领陈连振、陈宗瑜父子领导的 “巴归兴（巴东、秭归、兴山）红军独立团”，是鄂西最早的少数民族红军队伍之一。陈连振出身贫苦，深知百姓疾苦，早年便对封建统治和剥削深恶痛绝。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连振、陈宗瑜父子在巴东地区举起革命大旗，他们以土家族聚居的山村为依托，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号召贫苦农民起来反抗压迫。由于父子俩在当地威望颇高，很快便召集了数百名土家族青年，组建起 “巴归兴红军独立团”。该部队以土家族战士为主体，最多时达1200余人。在战斗中，他们充分发挥熟悉地形、勇猛善战的特点，先后参与攻克巴东县城、保卫湘鄂西根据地等战斗。在一次保卫湘鄂西根据地的战斗中，面对数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队，独立团战士们毫不畏惧，凭借着对家乡的热爱和坚定的革命信念，利用山区复杂的地形，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游击战。他们时而设伏袭击敌人的运输队，时而夜袭敌人的营地，使敌人疲于奔命，多次成功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 “围剿”，为根据地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
2.1.2 苗族、侗族红军：左右江根据地的 “骨干力量”
1929年，壮族领导人韦拔群等人参加领导 “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红七军）。韦拔群领导创建的 “右江农军”，是红七军的重要补充力量。在右江地区，他拥有极高的威望，他组织的农军以壮族等少数民族群众为主体，熟悉当地地形和民情。在根据地建设和战斗中，右江农军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不仅参与保卫根据地的战斗，还积极协助红军开展土地革命，为广大农民分配土地，使农民群众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群众参与革命的热情，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后来，红七军在转战到中央苏区的过程中，苗族、侗族群众踊跃参军，占红七军早期兵力的近三分之一。 另外，侗族革命者中，龙大道、粟裕是二个好榜样。龙大道，1928年5月任中共浙江省委常委、浙江省委代理书记。大革命失败后，浙江各地党组织和工农运动遭到严重破坏，龙大道大力恢复党的组织，发展革命力量。1931年1月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忠贞不屈。2月7日晚在上海龙华司令部刑场壮烈牺牲。他在上海期间，积极组织工人运动，为争取工人权益而努力奋斗。他深入工厂，与工人群众打成一片，宣传革命思想，组织罢工斗争，给反动统治以沉重打击。
侗族革命者粟裕，湖南会同人。是杰出的军事家，开国十大将军之首。 1927年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南昌起义，后进入井冈山，参加历次反“会剿”和全部五次反“围剿”战争。长征时留在南方组织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期间，任新四军第二支队副司令员、江南指挥部和苏北指挥部副指挥。1941年任新四军第一师师长，后兼第六师师长。解放战争期间，任华中野战军司令、华东野战军副司令、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等职，主要指挥高邮战役、陇海线徐（州）海（州）段战役、苏中战役、孟良崮战役、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委、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1955年9月27日，被授予大将军衔，并授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2.2 红军长征中的少数民族支援
1934—1936 年红军长征期间，途经苗、瑶、壮、彝、藏、回等 10 余个少数民族聚居区，少数民族群众以 “倾囊相助” 之态支援红军。
2.2.1 彝族 “歃血为盟”：助力红军顺利过彝区
1935年5月，红军抵达四川大凉山彝区，彝族首领小叶丹（果基部落领袖）在了解红军 “民族平等” 主张后，与红军将领刘伯承举行 “彝海结盟”。当时，红军面临着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尽快通过彝区，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然而，由于历史上的民族矛盾和隔阂，彝区局势复杂，红军的前行面临诸多困难。红军将领刘伯承深知，要顺利通过彝区，必须取得彝族同胞的信任和支持。他主动与小叶丹沟通，向其阐明红军的宗旨和民族政策，表达了对彝族同胞的尊重和团结的诚意。
小叶丹被刘伯承的真诚所打动，他看到红军纪律严明，对彝族同胞秋毫无犯，与以往的国民党军队截然不同，于是决定与红军结盟。两人在彝海边举行了庄重的结盟仪式，刘伯承按照彝族习俗，与小叶丹歃血为盟，结为兄弟。此后，小叶丹组建 “中国夷（彝）民红军沽鸡（果基）支队”，亲自带领彝族同胞为红军带路，护送红军主力通过彝区，避免了红军陷入 “彝汉冲突” 的困境，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争取了宝贵时间，成为红军长征途中民族团结的一段佳话，为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重要保障。
2.2.2 藏族 “牦牛革命”：支援红军过雪山草地
在川陕甘藏区，藏族群众为红军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支援。红军长征进入藏区时，面临着恶劣的自然环境和物资匮乏的困境。藏族群众怀着朴素的情感和对红军的信任，纷纷伸出援手。他们为红军提供粮食（青稞、酥油）、向导和运输工具（牦牛）。在阿坝地区，数千藏族群众参与红军运输队，他们赶着牦牛，驮着物资，跟随红军穿越雪山草地。许多藏族青年直接参军，如藏籍红军战士天宝，后成为西藏自治区首任主席。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藏族群众与红军同甘共苦，甚至用 “挖野菜、煮皮带” 的方式与红军共渡难关。在一些地区，藏族群众将自己家中仅有的粮食拿出来送给红军，为红军战士抵御饥饿提供了支持。在翻越雪山时，藏族向导凭借对地形的熟悉，带领红军避开危险的路段，使红军能够安全通过。在过草地时，牦牛成为红军重要的运输工具，帮助红军运送物资和伤病员。藏族群众的支援成为红军 “过雪山草地” 的重要后盾，为红军保存了有生力量，助力红军完成了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
1931 - 1945 年抗日战争中，少数民族组建多支抗日武装，在华北、西北、西南等敌后战场开展游击战争，与汉族同胞共同抵御日本侵略者，其中以回民支队、蒙古族抗日武装最具代表性。
3.1 回民支队：华北敌后的 “铁血之师”
3.1.1 马本斋与冀中回民支队
回族将领马本斋于 1937 年组建 “回民抗日义勇队”，1938 年改编为 “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部队成员 90% 以上为回族。马本斋出生在河北献县的一个贫苦回民家庭，自幼目睹了家乡人民遭受的苦难和压迫，心中早早埋下了反抗的种子。
卢沟桥事变后，日本侵略军迅速侵入他的家乡，烧杀抢掠，无恶不作。马本斋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侵略者的仇恨，在家乡组织起回民抗日义勇队，他号召回族同胞团结起来，拿起武器，保卫家乡，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暴行。由于马本斋在当地回民中威望颇高，且其抗日主张得到了广大回民的认同，义勇队很快便发展壮大起来。
1938 年，在党组织的引导和支持下，马本斋率队参加八路军，所部改编为冀中军区回民支队。回民支队在冀中平原开展游击战，创造了 “诱敌深入”“围点打援” 等灵活多变的战术。在一次战斗中，马本斋得知日军一支运输队将经过某村庄，他精心策划了一场伏击战。他先派出小股部队佯装袭击日军运输队，引诱日军主力部队前来救援。当日军主力进入回民支队的伏击圈后，马本斋一声令下，战士们从四面八方发起攻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经过激烈战斗，回民支队成功歼灭日军一部，缴获了大量物资。回民支队先后作战 870 余次，歼灭日伪军3.6万余人，攻克敌人据点200余个，被八路军冀中军区誉为 “无攻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
马本斋的母亲为拒绝日军 “劝降” 而绝食牺牲，母子二人的抗日气节成为民族精神象征。1941年8月27日，日本侵略军为了逼迫马本斋投降，抓走了他的母亲白文冠。日军妄图利用马本斋的孝心，逼迫他就范。他们动用各种手段，对马母进行威逼利诱，试图让她给马本斋写劝降信。然而，深明大义的马母宁死不屈，她坚定地表示，绝不能让儿子背叛国家和民族。在被囚禁期间，马母开始绝食斗争，最终以身殉国。马母的英勇行为极大地激励了马本斋和回民支队的战士们，他们怀着对敌人的满腔仇恨，更加坚定地投入到抗日战斗中，为保卫祖国、为母亲报仇而奋勇杀敌。
3.1.2 其他回民抗日武装
除冀中回民支队外，山东、陕甘宁边区等地也组建了回民抗日游击队（如 “渤海回民支队”“陕甘宁回民抗日骑兵团”）。这些回民抗日武装在各自的地区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他们破坏日军交通线，袭击日军据点，保护群众转移。在山东地区，渤海回民支队经常活跃在日军的交通要道附近，他们巧妙地破坏日军的铁路、公路设施，切断日军的物资运输线，使日军的后勤补给陷入困境。同时，他们还利用熟悉当地地形的优势，对日军据点进行突袭，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在陕甘宁边区，回民抗日骑兵团凭借骑兵的机动性，在广袤的草原和沙漠地区与日军周旋。他们经常深入敌后，侦察日军情报，为边区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
在一次战斗中，回民抗日骑兵团得知日军一支巡逻队将经过某地区，他们迅速制定作战计划，提前设伏。当日军巡逻队进入伏击圈后，骑兵团战士们如猛虎下山般冲向敌人，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战斗，成功消灭了这支日军巡逻队，极大地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抗日信心。这些回民抗日武装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重要力量。
3.2 蒙古族：草原上的 “抗日屏障”
3.2.1 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蒙古族武装
1938年，八路军120师在内蒙古大青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蒙古族群众组建 “蒙汉抗日游击队”，由蒙古族将领乌兰夫、奎璧等领导。乌兰夫等蒙古族共产党人深知，要在大青山地区开展抗日斗争，必须团结蒙古族和汉族群众，共同抵御外敌。他们积极发动蒙古族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组织起蒙汉抗日游击队。游击队以骑兵为主要作战形式，充分发挥蒙古族骑兵擅长骑射、机动性强的特点，在草原上开展 “破袭战”。他们经常袭击日军的据点和运输队，破坏日军 “蒙疆自治政府” 的统治。
在一次战斗中，蒙汉抗日游击队得知日军一支运输队将经过大青山某山谷，他们迅速集结部队，提前在山谷两侧设伏。当日军运输队进入山谷后，游击队战士们从两侧发起猛烈攻击，一时间枪声大作，日军运输队陷入混乱。经过激烈战斗，游击队成功摧毁了日军的运输队，缴获了大量军用物资，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同时，游击队还积极保护蒙汉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每当日军前来 “扫荡” 时，他们都会提前通知群众转移，并与日军展开周旋，让群众的损失降到最低。在蒙汉抗日游击队的努力下，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发展，成为日军难以攻克的 “草原堡垒”，为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支撑。
3.2.2 蒙古族爱国人士的支援
蒙古族王公贵族中也涌现出不少抗日力量。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早期虽曾与日军合作，但在与日军的接触中，逐渐认清了日军侵略中国、妄图分裂内蒙古的真实面目。尤其是看到日军对蒙古族文化的破坏和对蒙古族群众的压迫后，德王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他意识到，与日军合作不仅无法实现 “内蒙古独立” 的幻想，反而会让蒙古族陷入更深的苦难。于是，德王开始暗中联系抗日力量，为八路军提供情报和物资支持。在一次关键的战斗中，德王得知日军将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 “扫荡”，他立即派人将这一重要情报传递给蒙汉抗日游击队，使游击队提前做好了战斗准备，成功粉碎了日军的 “扫荡” 计划。
除了德王，更多的蒙古族牧民则以最朴素的方式支援八路军。在大青山根据地周边的草原上，蒙古族牧民们积极为八路军捐粮、捐马。他们将自家储存的牛羊肉、奶制品拿出来，送到八路军的营地；不少牧民还主动将自己的马匹捐赠给游击队，以增强骑兵的战斗力。有些牧民甚至放弃了自己的游牧生活，加入到八路军的运输队伍中，冒着生命危险为根据地运送物资。据统计，仅绥远（今内蒙古中部）地区就有近万名蒙古族群众参与抗日，其中数千人加入八路军、新四军，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了蒙古族同胞的爱国情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贡献了力量。
3.3 其他少数民族的抗日贡献
3.3.1 壮族：桂南会战中的 “本土防线”
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发动了桂南战役，迅速占领了南宁等地。面对日军的侵略，壮族群众纷纷行动起来，组建 “抗日自卫队”，配合国民党军队开展抗日斗争。在昆仑关战役中，壮族群众展现出了强大的爱国热情和战斗力。昆仑关地势险要，是南宁通往柳州、桂林的重要门户，日军在此部署了精锐部队防守。为了配合国民党军队夺回昆仑关，壮族抗日自卫队承担起了侦察敌情、破坏日军交通线、运送物资和伤员等重要任务。
在战役打响前，壮族自卫队的队员们利用自己熟悉当地地形的优势，潜入日军阵地附近，搜集日军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等情报，并及时传递给国民党军队，为军队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战斗过程中，自卫队队员们冒着枪林弹雨，在日军的封锁线上开辟通道，将粮食、弹药等物资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前线。同时，他们还积极救助受伤的士兵，将伤员抬下战场进行救治。仅南宁周边就有5万余名壮族群众参与支前，他们手持锄头、大刀等简陋武器，在日军的后方开展袭扰活动，破坏日军的通信设施和补给线，让日军首尾不能相顾。在壮族群众的大力支援下，国民党军队最终成功夺回昆仑关，取得了桂南会战的重大胜利，沉重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
3.3.2 朝鲜族：东北抗联的 “骨干力量”
东北地区的朝鲜族群众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组成部分，约占抗联总兵力的20%。在艰苦卓绝的东北抗日斗争中，朝鲜族战士们表现出了顽强的斗志和不怕牺牲的精神。抗联将领李红光（朝鲜族）是抗联创始人之一，他出生于朝鲜京畿道，后随家人迁居中国东北。九一八事变后，李红光目睹日军对东北人民的残暴统治，毅然投身抗日斗争。他积极组织朝鲜族和汉族群众，成立抗日武装，开展游击战争。
1932年，李红光参与创建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后该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李红光任参谋长。在他的领导下，游击队在长白山地区开展了多次成功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1935年5月，在与日军的一次战斗中，李红光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5岁。李红光的牺牲并没有让朝鲜族战士们退缩，反而更加坚定了他们抗日的决心。
在东北抗联的队伍中，朝鲜族战士们在雪地露营、粮食断绝的极端条件下，依然坚持与日军作战。他们穿着单薄的衣服，吃着草根、树皮，甚至煮皮带充饥，但始终没有放弃反抗。在一次冬季战斗中，一支由朝鲜族战士组成的小分队被日军围困在长白山的密林中，他们凭借着对地形的熟悉和顽强的意志，与日军周旋了数天，最终成功突围。朝鲜族战士们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东北抗日斗争作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 “长白山的抗日火种”。
1945-1949年解放战争中，少数民族群众或直接参军、或参与土地改革、或支援前线，成为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重要力量。他们在不同的战场上，以不同的方式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贡献着自己的力量，谱写了一曲曲民族团结的赞歌。
4.1 少数民族武装参与解放作战
4.1.1 内蒙古骑兵师：东北战场的 “快速纵队”
1946年，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在党的领导下，组建了 “内蒙古人民自卫军”，后改编为 “内蒙古骑兵师”。这支部队以蒙古族骑兵为主体，同时也有汉族、回族等其他少数民族战士加入。内蒙古骑兵师组建后，迅速投入到东北战场的战斗中，成为东北野战军的一支重要 “快速纵队”。
在辽沈战役中，内蒙古骑兵师承担了侦察、突袭、牵制敌人兵力等重要任务。战役打响前，骑兵师的侦察兵们伪装成牧民，深入国民党军队的后方，搜集敌军的兵力部署、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等情报。他们骑着快马，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穿梭，克服了恶劣的天气和复杂的地形，及时将情报传递给东北野战军司令部，为野战军制定作战计划提供了关键依据。
在战斗过程中，内蒙古骑兵师利用骑兵机动性强的优势，对国民党军队的侧翼和后方发起突袭。在一次战斗中，骑兵师接到任务，要牵制国民党军队的一个机械化师，为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的进攻创造条件。战士们骑着战马，手持马刀和步枪，向敌军发起冲锋。尽管敌军拥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骑兵师战士们凭借着勇猛无畏的精神和灵活的战术，不断袭扰敌军，使敌军无法顺利前进，成功完成了牵制任务。
在平津战役中，内蒙古骑兵师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北平（今北京）周边地区开展游击活动，破坏国民党军队的交通线和补给线，防止敌军逃跑。同时，骑兵师还积极配合东北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的主力部队，对国民党军队形成包围之势。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内蒙古骑兵师共歼灭国民党军队50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为东北全境解放和华北地区的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
4.1.2 新疆少数民族：粉碎 “分裂阴谋”，迎接解放军进疆
1949年，随着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推进，新疆地区的解放成为当务之急。然而，国民党反动派和境外势力不甘心失败，试图策划 “新疆独立”，分裂中国领土。在这关键时刻，新疆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进步人士挺身而出，发动 “新疆和平起义”，粉碎了敌人的分裂阴谋。
维吾尔族领袖包尔汉当时担任新疆省政府主席，他深知新疆的稳定和统一对国家的重要性。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和境外势力的拉拢和威胁，包尔汉始终坚定地站在祖国统一的立场上。他积极与新疆的其他少数民族领袖和爱国人士联系，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形势，动员大家支持和平解放。哈萨克族领袖赛福鼎・艾则孜也积极响应包尔汉的号召，他利用自己在哈萨克族群众中的威望，组织哈萨克族青年成立 “新疆保卫和平民主同盟”，开展反对分裂、支持和平解放的活动。
1949年9月25日，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率国民党军队通电起义；9月26日，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省政府通电起义，新疆宣告和平解放。随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1兵团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王震的率领下，顺利进驻新疆。在解放军进疆的过程中，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给予了大力支持。他们为解放军提供粮食、水源和向导，帮助解放军克服了新疆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复杂的民族情况。在一些地区，少数民族群众还自发组织起来，保护解放军的物资运输队，防止国民党残余势力的破坏。新疆的和平解放，不仅维护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也为新疆各民族的团结和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2 少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与群众支援
4.2.1 西南少数民族：支援 “解放大西南”
在云南、贵州、四川等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区，苗族、彝族、藏族群众积极参与土地改革，推翻封建土司制度，同时组建 “支前运输队”，为解放军运送粮食、弹药，成为 “解放大西南” 的重要力量。
在土地改革中，西南少数民族群众深受封建土司制度的压迫，他们迫切希望能够获得土地，摆脱贫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改革运动，正好顺应了群众的需求。在党的宣传和组织下，苗族、彝族、藏族群众积极参与到土地改革中来。他们纷纷起来揭发封建土司的罪行，要求没收土司的土地和财产，并按照人口平均分配。在土地改革的过程中，少数民族群众还成立了农会，自己管理自己的事务，提高了自身的政治觉悟和组织能力。通过土地改革，西南少数民族群众不仅获得了土地，还彻底推翻了封建土司制度，实现了社会制度的变革，为西南地区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 “解放大西南” 的战役中，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组建的 “支前运输队” 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西南地区地形复杂，山高路险，交通不便，解放军的物资运输面临着巨大的困难。苗族、彝族、藏族群众纷纷响应党的号召，加入到支前运输队中。他们背着背篓，赶着马帮，冒着生命危险，将粮食、弹药等物资从后方运送到前线。在贵州毕节地区，有 10 余万苗族、彝族群众参与支前。他们翻山越岭，日夜兼程，即使在遇到国民党残余势力的袭击和破坏时，也毫不退缩。在一次运输任务中，一支苗族运输队遭到国民党残余势力的伏击，队员们为了保护物资，与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尽管有队员牺牲，但他们最终成功将物资送到了前线。西南少数民族群众的支援，为解放军 “解放大西南” 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加速了西南地区的解放进程。
4.2.2 广西壮族：配合 “解放广西”
1949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一部，兵分三路向广西进军，发动了解放广西的战役。在战役中，壮族群众积极配合解放军，组建 “桂滇黔边纵队”，参与攻克柳州、南宁等城市，同时开展 “清剿残匪” 斗争，为广西的解放和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
“桂滇黔边纵队” 是由壮族、汉族等少数民族群众组成的一支革命武装，成立于1947年。在解放广西的战役中，边纵队队员们利用自己熟悉当地地形和民情的优势，为解放军充当向导，提供情报。他们带领解放军穿越广西的崇山峻岭，避开国民党军队的封锁线，迅速逼近柳州、南宁等重要城市。在攻打柳州的战斗中，边纵队队员们与解放军并肩作战，他们深入敌军阵地，破坏敌军的防御工事，为解放军的进攻打开了突破口。在南宁解放后，边纵队又承担起了 “清剿残匪” 的任务。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和地方土匪在广西各地作乱，严重威胁着社会秩序和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边纵队队员们深入农村和山区，发动群众，开展剿匪斗争。他们采取灵活的战术，对土匪进行围追堵截，先后消灭了多股土匪势力，使广西的社会秩序得到了迅速恢复。
在整个解放广西的过程中，壮族群众还积极参与支前工作。他们为解放军提供粮食、蔬菜、肉类等物资，帮助解放军解决后勤问题。同时，壮族群众还主动为解放军抢修道路和桥梁，确保解放军的行军和物资运输畅通。在广西各地，到处都能看到壮族群众支援解放军的身影，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广西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从党的一大水族代表邓恩铭点燃革命火种，到土地革命时期土家族红军、苗族侗族红军在根据地浴血奋战，彝族 “彝海结盟”、藏族 “牦牛革命” 支援红军长征；从抗日战争时期回民支队、蒙古族抗日游击队在敌后战场英勇杀敌，壮族、朝鲜族群众积极投身抗日斗争，到解放战争时期内蒙古骑兵师驰骋东北战场，新疆少数民族粉碎分裂阴谋、西南和广西少数民族支援解放作战，少数民族同胞始终与汉族同胞并肩作战，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 “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深刻内涵。
可以产，少数民族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多方面、深层次的。在政治上，少数民族先进分子早期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发展，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少数民族地区的传播，为党制定正确的民族政策提供了实践基础；在军事上，少数民族组建的革命武装，成为中国革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各个历史时期的战斗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为革命的胜利提供了军事保障；在群众基础上，少数民族群众的广泛参与和支援，使中国革命获得了最广泛的群众支持，形成了全民抗战、全民解放的强大力量。
这些贡献不仅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保障，更奠定了新中国 “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 的政治基础。它深刻证明了 “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 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遵循。
在当今时代，回顾少数民族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对于我们进一步加强民族团结、维护国家统一、推动各民族共同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我们要铭记历史，传承和弘扬各民族在革命斗争中形成的团结奋斗精神，不断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共同努力。
来源：谷新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