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影响封建王朝2000年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其地位和名号极其响当当。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便晋封为中华圣人，华夏大地遍布孔庙孔院，朝圣者络绎不绝，香火绵延万里。

作为影响封建王朝2000年的儒家创始人孔子，其地位和名号极其响当当。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孔子便晋封为中华圣人，华夏大地遍布孔庙孔院，朝圣者络绎不绝，香火绵延万里。

正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孔子能在死后400年享受如此荣光，与之前吃了诸多的苦是分不开的。

夹谷之会，孔子为数不多的高光时刻

1.孔子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传播儒家的途中，先被追杀，后被吐槽“丧家之犬”，更被老农吐槽“四体不勤五谷不分”

虽说孔子的儒学本限于祭祀这样一个场合（儒本意是祭祀），根本无法匹配治国之道，但孔子作为一个思想丰富、口才了得、形象上乘的儒者，在日常工作中渐渐积攒起了自己的声望，再加上他精通周礼、知识渊博，使得孔子的名气越来越大。

发觉了自己长处的孔子开始琢磨着“入世”，于是他基于祭祀过程中容易煽情的优势，发展出了以尊礼、尚义和控情为目标的儒学思想：“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

并且借助于对周制精通的先天优势，孔子以周礼非文化传承人身份自居，提出“周德尽在自身”的说法，成功吸引了一大批粉丝慕名前来学习拜访，巅峰记录达到了学子三千的恐怖规模。

有了名气，拜会孔子的达官贵人也多了起来，上至春秋第一霸的齐国，下至名不见经传的卫国，国君无不亲自接待孔子，向其探讨治国之策。

可惜由于孔子厌恶战争，提出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政治主张过于理想化，导致孔子不被重用且频频被驱逐，甚至招致杀身之祸，如传道于宋国时，不仅一如既往被驱逐，还招致时任大司马的司马恒魋的追杀。

孔子路过郑国时，弟子走散，满眼无助的孔子只能站在城郭的东门下干着急，被一郑国人看了嬉笑孔子为“丧家之犬”；孔子与子路走散时，子路询问干活的老农孔夫子去了哪里，老农只是回怼了一句：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枉为人师。

经历诸多挫折的孔子终于向现实屈服了，因此晚年他提出了“知天命”和“畏天命”的思想，并且有着“迅雷风烈必变”的身体感官激烈反应，显示出了孔子对政治报复难以实现的坦然和无奈，这进一步加深了孔子对“生死有命富贵在天”的宿命感。

2.夹谷之会，孔子震慑齐国，收获成果巨大

当然，作为一个古代处于巅峰状态的名人，孔子的一生不可能这么糟糕，也有其难得的高光时刻，这便是：夹谷之会。

周敬王二十年（鲁定公十年），孔子任职大司寇，鲁国国君与齐国开盟会。盟会的礼仪刚刚过后，齐国请求奏“四方之乐”，手拿羽毛的夷狄乐人上台表演。

孔子一看快步上前，当众斥责：“我们两国举行友好盟会，怎么会有夷狄的音乐？赶紧撤走。”见有违礼制，齐景公顿感心虚便驱逐了夷狄乐人。

后齐国请求奏“宫中之乐”，一个身材矮小的侏儒上台进行捧逗表演，一时气氛活跃了不少。孔子又是快步上前，当众斥责：“百姓胆敢蛊惑诸侯，罪当诛，执法官赶紧执行死刑。”鲁国官员当场腰斩了侏儒，“手足异处”。

回到宫中的齐景公后怕不已，对着身边之人大声责骂：“你们天天让我看这些夷狄表演，我自己都不知道违反礼制，使我得罪了鲁国国君，被孔子当场抓了个正着，这如何是好？”自感“礼”不如人的齐国于是主动归还了侵占的汶阳、龟阴等三地，鲁国大胜。

夹谷之会虽说是孔子职业生涯中最响当当的高光时刻，但殊不知，在巨大荣光背后，却暗藏危机，孔子的儒家迎来了其空前的大败。

夹谷之会：孔子的“大胜”，儒家空前的“大败”

1.“礼工具化”被认为是程朱理学的“杰作”，实则孔子才是“始作俑者”

毫无疑问，“礼工具化”非常遭人嫉恨，后世均将儒家束人思想、牢笼人才，致使出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死气沉沉场面归结于程朱理学的“功劳”，认为程朱理学打着礼的旗号行束缚人性之实，使得儒家之礼堕落成为了“吃人的礼教”。

其实，“礼工具化”的首创者不是别人，正是孔子。夹谷之会上，不论是夷狄舞乐还是侏儒表演，都是齐国的“四方之乐”和“宫中之乐”，齐景公经常听的乐曲，并没有故意羞辱鲁国的意思。

但孔子却瞅准对方“不知礼”的空挡，以“礼”为武器攻击和羞辱齐国，本质上也属于“无礼”之举，为后世别有用心之人依葫芦画瓢攻击政敌找到了“杀手锏”。

为此，后世儒者与人辩论往往不是依据事实，而是猛地进行人格羞辱，如诸葛亮不论是舌战群儒，还是骂王朗，都是大爆黑料、口吐芬芳，为中华文明走向仇恨深渊打下了坚实基础。

2.与自己的诸多主张相违背，儒家建立天下大同的“人设”崩塌，孔子之后的“堕三都”果然破产

相比于其他“种族”，儒家更能让人接受的地方在于：它不急功近利，更没有私心，而是以天下大同为目标，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公心著称，颇有世界公民的意味，这也为儒家立“教人向善”、“全民和谐”的文明人设贡献了力量，为此，很多儒家信徒坚信“文明只在华夏，华夏只有儒家”，就是这个道理。

但在夹谷之会中，孔子显然就没有当好世界公民的角色，面对齐国上演的夷狄之乐和宫中之乐，按照儒家之设定，孔子理应站在齐鲁一家的角度，善意提醒齐国国君，此举违反礼制了，赶紧撤。

相反，孔子却将礼为工具攻击羞辱齐国，给齐景公留下了鲁国想要争霸的惊悚感，这就表明：孔子根本就没想着怀揣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任的公心，而是不遗余力为鲁国谋私利，这还是儒家设想的“天下大同”吗？还是孔子坚持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吗？

其次，孔子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提倡君要遵守君道，臣要遵守臣道的“正名”之说，可是在夹谷盟会上，孔子却以一个外国臣子身份，无视鲁国国君的存在，以一个国君该有的姿态斥责别国百姓言行不端，甚至还敢定死罪当众执行，这大大逾越了君臣之道。

众所周知，给臣民定罪是国君才有的权力，故而历代权臣为了获得定罪权，总要走一个形式：让傀儡皇帝加九锡之礼，九锡之一的斧钺象征着诛杀有罪之人。权臣只有获得了这个礼器方能定死罪。

作为周礼传承人的孔子不可能不知道这个礼，纵使他有外交执法权，也断然不能给百姓定死罪还当众执行。故而夹谷之会，孔子违背了自己提出的“君臣之道”，也逾越了自己推崇的礼制。

此举之后，儒家原形毕露。故而孔子想借着夹谷之会的巨大余威成“堕三都”之事，却因为儒家人设崩塌，礼之武器二次无用定律发挥作用，不出意外失败了。

来源：历史中的科学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