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部的文学地图里,词语生长出怎样的独特想象?|新批评

B站影视 港台电影 2025-03-18 19:41 2

摘要:在当代汉语写作场域中,韩松落以其独特的跨界书写姿态构成了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从专栏作家到小说家,从娱乐评论到西部叙事,从每日三千字的专栏作家到新锐小说家的身份蜕变,这位西北作家始终保持着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凝视与诗意重构。他的文字始终游走于大众文化与严肃文学、地域

当我们在文学史脉络中审视这位作家时,既能发现其对汪曾祺“人间送小温”传统的继承,亦可辨识出其对“70后”作家群叙事范式的突破。

在词语的荒野中夜行

韩松落小说的跨界叙事与精神地理学

文 / 王顺天

在当代汉语写作场域中,韩松落以其独特的跨界书写姿态构成了值得关注的文学现象。从专栏作家到小说家,从娱乐评论到西部叙事,从每日三千字的专栏作家到新锐小说家的身份蜕变,这位西北作家始终保持着对日常生活的深度凝视与诗意重构。他的文字始终游走于大众文化与严肃文学、地域经验与普遍人性、现实解构与诗性重构的张力之间。这种多维度的叙事实验,使其作品既承载着消费时代的文化症候,又暗含对文学本体的回归与超越。

韩松落的写作起点始终扎根于对日常经验的深度勘探,保持着对“生活褶皱”的敏锐触觉。在早期专栏写作中,他以“娱乐考古学”视角解剖明星生态,在《我们的她们》等随笔集中,他将明星叙事转化为微观社会学标本。这种将大众文化现象置于福柯式“知识考古”框架下的书写方式,实质上是对娱乐工业神话的解构手术,当他在剖析这些明星生存境遇时,并非简单呈现八卦轶事,而是以本雅明“灵光消逝”的批判眼光,揭示文化工业对人性真实的遮蔽。当转向小说创作时,这种祛魅意识进一步升华为对社会褶皱的显微观察。《晚春情话》中失踪者的群像、《鱼缸与霞光》里低频噪音引发的精神崩解,皆以卡夫卡式的荒诞感,揭示现代人存在的悬浮状态。作家尤其擅长捕捉制度性暴力对个体的规训。在《我父亲的奇想之屋》中,三代人跨越半个世纪的命运被编码进工厂家属院的集体无意识:墨绿色羽绒服与军大衣的色彩差异,成为挑战同质化生存的微小起义;《雷米杨的黄金时代》里冒名高考事件,则撕开了教育体制背后的身份政治伤口。这些叙事将布尔迪厄的“象征暴力”理论具象化,展现权力如何通过日常细节完成对主体的驯化。

不同于传统西部文学对壮阔景观的浪漫化想象,韩松落的西北叙事具有现象学还原的特质。他笔下的西北荒野、崎岖山路、白杨树、青稞地,不再是抒情客体,而是转化为承载集体记忆的精神装置。《春山夜行》中反复出现的城乡结合部场景,构成德勒兹意义上的“块茎空间”——卡拉OK厅的霓虹灯影与戈壁滩的星空并置,长途巴士的汽油味与芨芨草的苦涩交织,这种混杂性空间成为观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棱镜。作家对“候鸟人群”的持续关注,使其创作具有人类学田野调查的质地。《五怪人演讲团》中的民间艺人巡演、《写给雷米杨的情歌》里南下广东的逐梦青年,这些流动的身体构成齐美尔“外来者”理论的当代注脚。更值得关注的是其“失踪叙事学”——《晚春情话》中蒲一林的寻亲、李志亮的出走,实质是将地理迁徙转化为精神救赎的仪式。当人物走向荒野时,西部地理不再是背景板,而是成为重构主体性的炼金场,这使韩松落的西部书写超越了地域文学范畴,直指存在主义的终极命题。

作为都市报专栏黄金时代的亲历者,韩松落的创作始终带有媒介杂交的基因。其小说中保留的专栏体特质——碎片化叙事、即时性观察、跨文体拼贴——非但没有削弱文学性,反而形成独特的叙事势能。《写在练习本上的小说》采用“导演评论音轨”式结构,将创作过程与文本并置,这种元小说策略打破传统叙事的闭合性,邀请读者参与意义生产。在《农场故事》中,散文式的意象罗列与小说情节相互渗透,使文本获得《草叶集》般的韵律感,实现惠特曼式“自我之歌”的本土转化。这种文体实验背后,是作家对文学传统的隐秘对话。《晚祷》中瘟疫背景下的秩序追寻,暗合加缪《鼠疫》的存在之思;《红鞋》里孤独女性的自我完成,则延续了萧红“生死场”的性别视角。更值得注意的是其对《聊斋志异》的当代重写——笔名“松落”取自蒲松龄自序:“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魍魉见笑。”作品中反复出现的志怪元素(如《我父亲的奇想之屋》中的异度空间),将古典奇幻传统植入现实肌理,创造出魔幻与纪实交织的美学范式。

韩松落

韩松落的文学地图始终标注着精神分析的坐标。童年经历的家族创伤(狂暴的父亲、患病的母亲)化作文本中的结构性母题:《妈妈的语文史》里咒骂语言的悖论性怀念、《雷米杨的黄金时代》中逃离重组家庭的永恒冲动,这些私人记忆经过艺术蒸馏,升华为一代人的集体无意识书写。作家拒绝将创伤简化为控诉材料,而是通过诗性转化使其获得救赎可能。当《晚春情话》中的母亲凝视白塔幻想平行时空时,当《鱼缸与霞光》里心理医生的对话成为解冻记忆的切口时,创伤叙事便从个体经验跃迁为普世性的存在隐喻。这种转化机制在作家对“时间政治”的处理中尤为显著。其小说常将重大历史事件(唐山地震、下岗潮、新冠疫情)折叠进私人时间:《我父亲的奇想之屋》以四十八年跨度对应共和国史,《鱼缸与霞光》用人物年龄标记时代坐标。这种将宏观历史微观化的叙事策略,使个体命运成为解码时代密码的密钥,在阿甘本所谓“同时代性”意义上,实现了历史创伤的审美救赎。

韩松落的创作实践,为理解当代中国文学提供了独特的方法论视角。其作品中的双重叙事维度——对日常经验的解构性观察与对存在诗意的重构性书写——构成消费主义时代的文学抵抗策略。这种抵抗不是先锋派的决裂姿态,而是采取本雅明“拾荒者”的智慧:在文化废墟中采集碎片,在生活褶皱里打捞光晕。当我们在文学史脉络中审视这位作家时,既能发现其对汪曾祺“人间送小温”传统的继承,亦可辨识出其对“70后”作家群叙事范式的突破。或许正如《晚春情话》封面那朵怒放的异域之花,韩松落的文学意义正在于:在同质化叙事盛行的当下,证明差异性的美学可能——不是所有作家都要唱同一首歌,重要的是找到属于自己的乐章。

(作者系青年评论家)

新媒体编辑:傅小平

配图: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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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文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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