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塑词与物的关系——论李洱的新现实主义写作

摘要：李洱认为：“小说家就是在处理词与物的关系。”①这种观点颇为独特。因为从“人的文学”“人民文艺”及“文学的主体性”这三个与现代文学转型密切相关的话题中可见：中国现代小说的重心一直是处理“人的问题”。李洱却主张小说家注重语言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弱化

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990年代以来当代小说的古典文学资源研究”（22BZW153) ;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红色经典’评书改编本整理及研究”（24YJCZH434） ;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的跨媒介传播”（2023CWX043）研究成果关键词：现代小说;现实主义创作;新现实主义作者简介：张则天，河南科技学院文法学院讲师，河南大学文学院博士后。李洱认为：“小说家就是在处理词与物的关系。”①这种观点颇为独特。因为从“人的文学”“人民文艺”及“文学的主体性”这三个与现代文学转型密切相关的话题中可见：中国现代小说的重心一直是处理“人的问题”。李洱却主张小说家注重语言与物质世界的关系。不仅如此，他还试图弱化人/主体性在小说创作中的地位，将曾沦为小说背景的客观事物拉至前景，如他曾谈道：“作者的主体性暂时后撤，所谓虚己应物。”②与此相应，其小说也常显露出一种物本倾向：描述事物细节较多，讲述人物命运较少③。
李洱并非文坛首位在现实主义创作中呈现“物性”转向的作家。近年来，王安忆《天香》《考工记》、贾平凹《山本》、李锐《太平风物》、张翎《流年物语》、董启章《天工开物栩栩如真》等作品都显露了以物喻世的古典倾向。学者们发觉这批写物小说与中华古典文化的孳生关系后，试图借助它们构建中国当代“名物”小说诗学。略显遗憾的是，目前研究聚焦的作家，如王安忆、贾平凹，皆未形成明晰、系统的写物方法论。与此不同的是，作为一位擅于总结经验、转化理论的学者型作家，李洱系统整合了现代小说理论与古典博物学资源后，不仅从叙述方式、叙述语言、批判方式等角度阐明了重塑词物关系的方法论，还深刻思考了如何在现实主义创作中重新配置词（语言）、物（物质世界）、人（主体）之间关系的问题。他提出的小说观念打破了刘再复将作者、人物、读者的主体性置于客观世界之上的主体中心论，对1990年后文坛现实主义创作因过度凸显“主体性”引发的一些问题有纠偏之效。梳理、总结关于李洱“词与物”的小说理念，探究他形成此观念的历史缘由，既有助于深化李洱小说研究，亦有利于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建构。

一、革新叙述方式：恢复“词”对“物”的准确表述

1991年，于坚在《拒绝隐喻》中悲怆地说：“现代已被人们意识到，但人们说不出来。而合法的话语系统，不能言说已抵达它手边的存在。这种危险的状况将使一个现代的中国在失语中一任他语宰割。”①在于坚看来，当时不少写作者总使用“隐喻”表达主体模糊的感受，这种“词不及物”的叙述方式导致了汉语写作关联现实时有效性的缺乏。同年，黄浩在《文学失语症——新小说“语言革命”批判》中，亦认为1980年代中后期小说家们过量使用隐喻、象征等语言修辞技巧，致使小说普遍表述不清现实②。张卫中后来也指出，新时期小说的语言探索在拓展汉语叙述边界的同时，忽视了小说语言关联现实有效性的建构③。这种现象源于1980年后文学主体性的强调及语言本体论的盛行，作家们为表现心灵真实打破了词物对应的关系④。不过“失语”状况显然是在1990年后才凸显出来的。市场经济开展后，中国的现实语境变得十分复杂。在这种情况下，“词不及物”的言说方式是难以讲明现实存在的。

《应物兄》李洱著

李洱当时也对汉语写作反映现实的效果感到不满。1990年后，他在小说中塑造了一种“失语”的诗人形象，以《午后的诗学》中的费边为代表。费边随口溜出来一句话就是“诗学”，但其表述和现实情况总对应不上。他想当面羞辱老婆的出轨对象，却绕来绕去说不出来，只能屈辱地困在诗学牢笼里。这应是李洱对当时文坛“失语”现象的影射。后来他谈到汉语写作中的问题时更是直言道：“我们用比较复杂的视角来对应我们脑子里日益复杂的沟回”⑤，因而说不清楚现实问题。他觉得好的语言应是极其直接的，所以作家说：“在词与物之间建立一种有效联系，来建立起一个能够阐释自己的逻辑关系。这个工作，就是作家最重要的工作。”⑥因此，李洱主张以写作的准确性恢复词物之间的直接关系，使语言有效反映现实。他认为：“准确是作家的唯一美德。”⑦他所谈的“准确”首先是：“在词和物之间要建立起一种非常直接的联系。”⑧他是指汉语叙述要有还原物象的能力，李洱认为这是对古汉语“象形”精神的传承。汉字作为象形文字，在诞生初刻，就企图使观者看字见“物”。李洱因此觉得：“中国的象形文字，就是一种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文字。”⑨他主张汉语写作者应传承这种象形传统，重塑词物间的有效联系。其次，李洱认为准确的语言要避免“陈词滥调”对词物间真实关系的遮蔽⑩。他所谈的“陈词滥调”概念源于哈韦尔，于坚曾将其释为某种形而上意义对词语的遮蔽。具体而言，“朝阳”就可视为一种“陈词滥调”，它的滥用导致人们提起它时，总想到某种积极向上的状态，而非真实的朝阳，可见某种“形而上意义”遮蔽了真实的物象。因此，准确的语言要清除“陈词滥调”，让词与物回归到直接有效的所指关系。在创作实践中，李洱极为注重在叙述中准确还原物象。他认为自己描述“物”的方式与“李安用120帧方式拍电影相似”I1，要逐帧展示物的高清细节。如他在《应物兄》中描绘蜈蚣：“腰已经断了，但它每只脚都还抓着一团东西，内容很丰富，有泥团，有苍蝇，有蚂蚁，或者是一截细细的树枝。”I2他对蜈蚣采用了一种“分解式”描述。什克洛夫斯基在《词语的复活》里认为：“对于习见的词语我们已经没有感觉，看不见它，而知道它。”I3李洱通过分割、放大词语对应的物象，充分刺激读者的视觉感，企图使读者在高精度的画面展示中，在语词上直接看到物象。这种对日常事物的局部细节展示，是为了以大量高清物象的积聚，使现实世界准确地显现于文本内容之中。李洱还创造性延续了加缪《局外人》中“透明”的言说形式，以清除“陈词滥调”，从而使词准确书写物①。具体而言，他有三套“透明”书写现实的方案。其一，在没有交代清楚叙述人背景时，叙述主要在具象的物态和事态中展开，并试图摆脱道德、文化思想等“形而上”概念对小说语言的隐形控制，从而使语言原生态地还原现实。如《喑哑的声音》《二马路上的天使》等典型呈现了这种叙述模式。这些小说直接由一系列放大的物象、不连贯的生活镜头拼接而成，剥离了传统故事讲述方式中的逻辑线索，生活的本来面目被客观、理性地呈现出来。其二，明确交代叙述人的身份背景及讲话的对象、语境后再讲故事。如《花腔》专设阐明叙述时间、地点、讲述者、听众、记录者的部分。这是在提醒读者注意叙述者话语中所使用的修辞往往是受其身份、职业、时代文化背景影响的，以此去除叙述者话语可能对读者造成的遮蔽，从而达到“透明”效果。其三，叙述语言中不随意使用修饰词。李洱的小说常连翻几页也见不到几个形容词，因为他“洁化”了语言②。他仅会在十分必要的情况下使用一些个人创造的修辞，如他曾在《破镜而出》中形容天空为“鸽灰色”，这是一种在具体文本语境中产生的修辞，是人物直观灰暗天空时说出的语词，不属于对真实之物的遮蔽。在李洱对语言的层层“清洁”之后，其叙述话语才能呈现“透明”效果。

《花腔》李洱著

总而言之，李洱所谈的“准确”即是语词直接面向现实事物。无论是在描写中精准还原物象，抑或是在叙述中打造“透明”效果，都是使“词”直接触及真实之“物”的方式，亦是削弱作者凌驾于文本之上的“主体性”，从而完成客观叙述的方法。在这种叙事模式下，词与物之间才能构建直接、有效的联系，即李洱所期望的：“关注小说叙事与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对应关系，并尽力呈现出这种对应关系。”③

二、转换叙事内容：以“词物之变”展现“时代之变”

李敬泽曾谈：“当今中国文学面临的考验，从根本上说，是如何书写和表现我们这个时代。”同时他也指出其中难度：“一切都在与时俱进地变化着，而且越来越复杂，远远超出一个人经验和感知的边界。”④这种“个人经验的边界”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以往现实主义写法的失效。现实主义小说自诞生以来就试图通过讲述某个人的经验/故事展现时代特征。但这种书写方式，在面对中国1990年后复杂的现代性境况时存在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如1990年代后兴起的新写实主义因仅局限于个人生活中的“一地鸡毛”，缺乏社会广度和历史深度，而逐渐淡出文坛。“现实主义冲击波”虽涉及了重大现实问题，却被批评：“以主人公的视角为唯一视角，以他们的道德为唯一道德”⑤，因而被质疑其反映时代问题的可靠性，在世纪末退出文学生产现场。由此可见，在多变的现代社会中，个人经验确实难以全面反映时代经验。那么能否以其他方式书写时代变化呢？对此，李洱察觉到日常生活中的词语衍变，以及物的微观变化能更好地反映时代之变。一日他与几个朋友闲聊时，发现：“‘三围’这个数字化概念，显然是晚近的事，但其中折射出历史的许多变化。”⑥如其所说，“三围”这个词语的兴起是国内女性审美开始受到西方审美标准、媒体营销炒作诱导的重要标志，亦是群众公开凝视、讨论身体的发端。可见词语的产生、流行及消亡常常是时代变化最迅速、敏捷的反应，其背后存在巨大书写空间。李洱由此体悟到“词”亦可以反映时代变化。此外，李洱看史料时，十分关注器物、人物表情、服饰等细节①，显然他很重视器物与时代变革间的隐秘关联。李洱还曾在一访谈中声称他要通过小说：“把整个世界的知识收集到一起，成为一条夜航船。”②可见他要效仿《夜航船》，在知识、地理、民俗、器物描述中显现时代变迁③。李洱还曾总结道：“一个传统的再造和延续，都是在词与物的关系上做文章。”④这也是他的写作理念之一。

《导师死了》李洱著

为此，李洱特意学习了古典文学中借词或物隐晦言说时代兴衰的写法。在品读《红楼梦》时，李洱注意到黛玉出场时，曹雪芹苦心孤诣地在房间中“设置”了一个美人觚。觚在商周时期既是酒器，亦是礼器。其容量本身很小，然而，与时推移，其形制及容量越来越大。朱熹认为这喻示着“礼”的丧失。《红楼梦》中觚已成为案上的摆设之物，这是曹雪芹在讽喻他所处时代“礼失于诸野”的境况。李洱在多个访谈中称赞此写法玄妙无穷。除此之外，古诗文中以“语词”勾连典故，借古鉴今的例子不胜枚举。李洱在《应物兄》中特意安排李商隐的诗出现两次，这是他对中国古典文学中用典之法的致敬和传承。在小说创作中，李洱试图挑选寓意深远的“词”与“物”进入文本。他认为：“真正的现代小说家，无一不是符号学家，他必须熟悉各种文化符号，必须训练出对文化结构和历史结构的直觉。”⑤经其筛选后的词物碎片往往具有历史或文化深度，使其小说在日常叙事中亦能体现时代变迁之感。具体到其创作实践中看，李洱几近浑然天成地将词的“流变”，即词义衍变、新词产生、古词消失的过程融入小说之中，并借此写出时代之变。例如，《应物兄》中有一情节：应物兄著作的书名被出版商季宗慈私自篡改为“孔子是条‘丧家狗’”，他火冒三丈，引《说文》指出“犬”与“狗”作为自谦词与贬义词的区别。但不精通古文字的季宗慈觉得二字无区别，且觉得用“狗”来形容孔子也无不妥之处。二人分歧实际上反映了“狗”的词性在现代社会有所变化。李洱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社会现象。确实如此，近年来产生的新汉语词汇中，“狗”作词素时已非贬义，而接近中性词，如当代年轻人自称“单身狗”“美剧狗”等。“狗”词性的转变，是宠物在现代社会地位急剧上升导致的。李洱在《应物兄》中特意安排了与此相应的情节，一只名为“哈登”的狗不仅拥有仆人，还有保镖、专车、司机、保姆。这种现象反映了时代新变。相关资料显示，2019年中国宠物消费市场规模高达2024亿元⑥。饲养宠物的人群主要是城市青年，作为脱离乡土熟人社会的第一代，他们普遍在都市生活中感到孤独，养宠物作“精神寄托，丰富感情生活”⑦。可见“狗”词性的变化反映了传统乡土社会瓦解后，人们情感需求的变化，亦可见李洱在词语衍变中书写了时代悄然变化的端倪，并倚靠词语在微观日常中展现了时代特征。“词”从根本上说其实是物的“表象”，“物”的时代沉浮，即它在日常生活中出现频率及重要性的变化，亦可照亮新的时代困境。《白色的乌鸦》聚焦于“毛发”，串联起一系列破碎的生活镜头。陈洁历时两星期于卧室的梳子上收集了“42根头发”。她想通过毛发辨认丈夫是否出轨，而丈夫则以为她因掉发而失落。这些症状反映了现代都市人典型的“毛发焦虑”。有趣的是，李洱在小说中隐晦地指出“毛”在古代是微不足道的存在。“毛”作为词素常出现在鸡毛蒜皮、轻如鸿毛、吹毛求疵等词语中。两相比对下，现代人对“毛发”过度关注现象，显得耐人寻味。它反映了当代人的新生存焦虑。古时老百姓主要担忧能否吃饱穿暖。现代人的焦虑则源于对完美家庭和外表形象的追求。所以大众才会对“毛发”这种微小事物如此敏感。李洱敏锐地抓住“毛发”在现代社会症候式存在，指出当下社会人们内心焦虑不安的精神特征。可见李洱在日常之物中也研析出了时代新变的征兆。

《饶舌的哑巴》李洱著

类似于笔者上述提到的“词”与“物”，在李洱小说中多如繁星。李洱确实想让它们在整体上呈现一种星云密布之势，从而多视角、多维度、全景式地展现时代之变。如在《饶舌的哑巴》中，李洱借语词“樨”指出当下伪劣产品横行的现象。在《寻物启事》中，李洱以一块被替换为刀具的手表指出当代人漠视生命价值的心理倾向。在《花腔》中，李洱以凤凰牌香烟、劳改农场、忠字舞等“物”呈现了中国1960年代的时代特征。《应物兄》中“词”“物”数量更是蔚为大观。就“词”而言，李洱借程先生之口诠释“螽”甲骨文的含义，以重提中国传统家庭观及伦理观；借芸娘之口谈论《诗经》中逝去之词“卬”的含义，影射现代人人格的物化和分裂……就“物”而言，李洱用名为“柏拉图”的黑猫哀叹现代社会纯粹理念的消逝；用“布里丹之驴”和“儒驴”的比对指出当下一些知识分子善于思考却耽于行动的愚蠢行径……以众多“词”“物”全方位反映时代之变，可见李洱是个“反本质主义者”。他不认可传统现实主义试图用一个故事或某种人性表现时代本质的写法，而试图以“词”与“物”为中介，反映社会百态，就像他所认可的小说形态：“万物兴焉，各居其位，又地位平等。大狗叫，小狗也要叫。狗咬狗，一嘴毛。”①所谓“大狗叫，小狗也要叫”，就是大主题要讲，小现象也要说。小说中不仅人要发出声音，动物也要发出声音。从而使“言行与万物得以自在流转，互相组合。作者的主体性暂时后撤，所谓虚己应物”②。

三、有效介入现实：以“词”命名“物”

李洱接受访谈时曾说：“关于给事物命名，你知道，这几乎是每个作家的愿望。”③物，以及物集合而成的世界，皆在语言中获得名称后才能被人类生活所接受。人类用语言介入现实最原始的方式就是命名事物，如海德格尔所谈的：“语言凭其给存在物的初次命名，把存在物导向语词和显现。”④始终相信“文学在任何时代都是一种介入性力量”⑤的李洱，也致力于用小说为事物命名。他认为：“小说是一种特殊的命名方式。”⑥其诸多小说书名都是对现实生活的命名。李洱早期写作就有以“关键词”衍生小说的倾向。李洱在《导师死了》中，用形容词“凌空欲飞”描述导师自杀前的准备动作。此词源于阿多诺的名言：“当你因为思考而说话，试图说出你的某个观念，那相反的观念其实已经凌空欲飞。”⑦格非谈当时：“李洱对这个词简直着了迷，每天都要唠叨个没完。有时他还亲自示范‘凌空欲飞’的具体姿势”，格非甚至怀疑“整部小说都是从这几个字中衍化而来”⑧。“凌空欲飞”虽不是李洱发明，但由此可见具有理念意义的关键词对其写作的影响。不过，挪用哲理词汇作为关键词衍生小说，是李洱早期写作观念不够成熟时的做法，很快他便具有了成熟的“命名”意识。后来在阅读中，李洱发现了以“词”命名“物”对作家的重要性。他阅读《百年孤独》时，注意到开头有一句话：“许多事物都尚未命名，提到的时候还须指指点点。”⑨他认为这句话透露了马尔克斯的豪情，他是在用自己的方式给事物命名。阅读《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时，李洱察觉到米兰·昆德拉安排特丽莎和托马斯突然死于车祸，是作家的关注点已由人物的生死命运转移至对当代经验的命名。他还谈过：“如果说，托尔斯泰用自己的文字为他的时代命名，那么，这个时代的作家，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为自己的时代命名。”①克里普克在《命名与必然性》一书中强调命名不能随主观偏好任意实施，而需具备逻辑性、科学性，要仔细参看实际世界的情况②。李洱也有一套自己的命名法则。一是在当代生活“现场”，为新鲜、活泼的经验命名，而非以历史回望姿态追溯式命名。李洱觉得经验非陈旧往事而是“活泼的印象”。他不写反映重大历史进程的史诗，而聚焦小人物们即时、新鲜的日常生活片段进行历史化想象，以完成对时代的命名。在《喑哑的声音》中，孙良受邀去济州大学开讲座，活动末尾向听众们介绍“人文精神大讨论”并推销其著作。这篇小说发表于1998年，“大讨论”的余温还暂未消去，李洱以身陷时代中又冷眼旁观的“局内人”姿态书写了知识分子一边在高台上呼唤人文精神回归，一面迅速融入商业逻辑的分裂状态，并将这种“声”与“行”不相谐的状态命名为“喑哑的声音”。二是以世界、历史为参照系，对中国式现代性经验进行命名。顾彬曾指出，中国文学在世界边缘化的原因之一在于现代以来中国作家难以做出对中国关切之外更超越性的思考③。《石榴树上结樱桃》热销德国，原因在于能在创作上体现世界视域的中国作品并不多。但李洱非常关注“不同语言、不同文化背景相互作用下的现代性问题”④，并觉得中国卷入全球化浪潮后，其特有经验才得以显现。李洱对全球化语境下现代政治制度与古老乡村文化糅合发生的新现实，以及农民在乡镇改革中呈现的新存在状态进行审视，并将之命名为“石榴树上结樱桃”，以凸显全球化复杂语境中不断发生裂变、位移的乡村文化。

《石榴树上结樱桃》李洱著

三是追求“学理性命名”，进行学者型写作。李洱认为命名：“对作家的要求其实很高，作家有必要进行一些学术训练，历史学的、社会学的、心理学的训练，不然，你不会有那种命名能力。”⑤“午后的诗学”是李洱接续加缪“正午的阳光”及哈韦尔后革命思想理念，针对1990年后知识分子群体依附于过去的知识体系，无力提出新话语的处境所提出的命名。“悬浮”是李洱在海德格尔所言的沉沦者在“无根基状态中跌落”⑥思想上，对一代人主见不明、胆怯懦弱、随着时代沉浮的状态所提出的命名。“抒情时代”是李洱借鉴格蒙·鲍曼观点，对知识分子在商品逻辑下陷入非理性状态、集体“抒情”所做出的命名。可见，以命名建构词与物之间的同一性，在小说与时代之间建立有效关系，是对作家写作伦理、人文素养、智识能力的严峻考验，是李洱孜孜以求的写作境界。上述可见，“命名”是一种理性思辨活动，与主体感性写作有很大区别，它能使小说更有效地介入现实。描述主体对生活的感受，只是对现实较为表面化的揭示，而“命名”则致力于穿透日常生活的表象，用语言揭露事物的实质。萨特早已指明“命名”介入现实的作用：“说出名字就是揭示，而揭示就是改变。”⑦他认为写作者对现实进行深刻反思后，以“命名”的方式将世界的未知呈现给世人，才达到了文学介入现实的目的。李洱以创作实绩回应了萨特的期待。也因此，李洱的创作在真正意义上践行了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

四、重建现实主义理论：调整词、物、人的关系

究其实质，李洱的“词与物”式小说观，即在叙述方式上强调词与物的准确对应，在文本内容上增加有文化意蕴之词与物的比例，在批判方式上借助理性思维筛选语词命名新物象，其目的是在创作中弱化“主体性”的存在，强化语言及事物的本体在文本中的存在地位。其本质是在现实主义创作中重新配置词、物、人关系。换言之，即作家重新处理语言、物质世界、主体三方在小说中显现的关系和位置。先前在理论层面对三者关系做出大幅调整的学者是刘再复，他提出：“我们可以构筑一个以人为思维中心的文学理论与文学史研究系统。”“把人的主体性作为中心来思考。”①其主体中心论将作者、人物、读者的主体性置于客观世界之上，强调创作主体对物质世界及语言的支配能力，以及人物主体在文本的中心位置。然而，李洱的“词与物”式小说观则认为创作主体需要充分尊重语言的历史性以及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使语言、物质世界、主体在小说中平等、和谐地交融。李洱是察觉到1990年后文坛创作过度凸显主体性，致使小说反映现实的广度、深度锐减后，逐渐形成的这种小说理念。新时期后，不少作家书写现实时，主要从个体感受出发，而不是将社会问题/事物现象的滋生缘由、变化过程作为写作基点。不论是卫慧《上海宝贝》中的下半身写作，抑或是“现实主义冲击波”中刘醒龙的“分享艰难”，再或是贾平凹《废都》中的“唯有心灵真实”。这些作品更关注大时代下个体经历特殊社会事件时的心灵体验，而非事物现象本身，因而没有全方面、多维度地展现社会现象发生时事物的显现及变化，更难以深究问题本质②。于是，大约在1990年代末，李洱开始探索一种聚焦于“物”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在华语文学“年度杰出作家”的获奖感言中，李洱谈道：“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日渐意识到，我们面对的现实与博尔赫斯面对的现实几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我们只能努力寻找与我们的现实相对应的那个词，用它来形容我们纷纭变化的现实，用它来描述我们的警觉，我们的希望。”③重新理解“现实”显然是李洱此段征程的首要一步。他在这段话中谈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现实”，一种是现代主义所追求的“内在的现实”，另一种是李洱重新发现的“外在的现实”。其视点脱离了传统现实主义至现代主义以来作家一直关注的人的世界，并随之舍弃了对“社会本质”“人性本质”等问题的探究，而聚焦于时代发展中纷纭变化的物象。在此时的李洱看来，“人的问题”只是现实中的一部分，而非全部。在其随笔《文学碎语》中，他更清晰地表述了这种观点：“语言，更具体地说文学语言，不应该仅仅停留在对人性的描述上。人性就在那里，你写与不写，它就在那里。”④这是从封闭的个人世界中走向大千世界的李洱，亦是从“新启蒙”话语体系中涅槃重生的李洱。这种创作观念的转换意味着作家价值观的升华，李洱决定用一种聚焦于“物”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回应肩上承担的中国使命。在华东师范大学举办的“北山讲堂”中，他清晰地宣明：“对中国作家而言，我们的物，对词发出了召唤，这是真实和有力的召唤，你无可回避。”⑤李洱恰是在这种反思中，以“词与物”为基点，重新建构了一种新现实主义小说理念。我们可从真实性、客观性、批判力三个重要维度检验其有效性。其一，真实性问题。此理念倡导“物”替代“人”承担起现实主义“真实性”诉求。相较于通过人的活动展现社会现象，直接清晰地呈现类型丰富、数量庞大的物象，反而能更准确地再现社会变化过程。并且，借人的活动展现社会全貌有局限性，而博物能更好地满足现实主义“社会百科全书”的诉求。此外，以“物”为中介展现的“人”还能更加真实。海德格尔早说明过：追问“人”，不如追问“存在”，追问人在日常生活中频繁打交道的物⑥。其二，客观性问题。此理论要求作者主体性后撤，成为词物间“透明”的中介，使叙述具有“客观性”。“后撤”意味着作者不“强权统治”文本，而让万物发声，让其他文本中的语词也进入文本，使多重话语共同言说现实。“透明”意味着作者十分注重提醒读者注意叙述者的存在，以使读者不受叙述者话语的遮蔽。以此，李洱极力清除传统现实主义创作中作者主观倾向性可能造成的诸多问题。其三，批判力问题。此理论借“词”与“物”在史诗消逝的年代重担起现实主义的批判力量。作者在“词”与“物”串联起的过去、当下及未来中，在个人/时代，现实/历史，现代精神/传统文化的相互映照中，让蕴藉着民族记忆、文化力量的“词”与“物”再度发声，批判今日现实；在语言命名“物”的理性思辨中，穿透混沌生活的表象，使小说重获批判现实的能力。可见，这种小说理念既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特征，又一定程度上克服了现实主义的内在顽疾。饶有意味的是，这种小说理念与20世纪初期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萌芽”期的发展方向有诸多合拍之处。虽然新文学先驱们大声疾呼“人的文学”。但在实际创作中，因受“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古典文学运思机制影响，新发掘之人之“主体性”并未完全抹除文本中“物”或“词”的地位。以鲁迅作品为例，其小说诸多点睛之笔都是靠词物书写运化而来，如《孔乙己》中借一“茴”字透出时代变迁之感，再如《肥皂》《头发的故事》等都以“物”为主角揭露世间怪相。除鲁迅外，同时代的周作人、张爱玲、废名都是写物圣手。这一代作家既有古典文学素养，又有现代文学视野，二者能在他们创作中得到一种平衡，其突出表现就是词、物、人的深度交融、和谐统一。由此看来，李洱所强调的词、物、人深度交融实质上是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有机统一。自启蒙思想兴起后，人之主体性在小说创作中逐渐统领了词、物，造成词与物关系的分裂。这种现象在1990年后的文坛愈加严重。而李洱想弥合这种分裂，让传统性注入现代小说，就像他所说的：“我也越来越认识到传统的重要性，意识到小说要解决的问题，是尽量填平传统与现代、有限与无限、身与心、词与物的鸿沟。”①所谓“身与心”是现代主义关注的人的问题，“词与物”则是古典文学的内在结构，“填平鸿沟”是指在“词与物”的古典结构中嵌入对“人的问题”的追问，以达到传统与现代的平衡。这使他的现实主义创作既有着“古典主义”的底子，也有“现代主义”的奥义。虽然李洱的“词与物”式小说理念不能解决当下现实主义创作面临的所有难题，但可以促发我们转换视角，重新思考时下创作问题。现实主义概念自舶来后，就与“人的文学”挂钩。时局所迫中，“人”成为划分新旧文学的标准，古典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观念、理论、技巧由此发生难以弥合的断裂。而转换成“词与物”视角后,反而能打通古典与现代之间文学创作的脉络，使当代作家更好汲取古典文学精华。此外，有关文学创作中词、物、人的问题及其具体实践方法还有诸多值得拓展、研究的面向。近些年来西方作家及学者也注意到小说中物的“社会建构能力”以及语言的历史性②。相较于国外“物学”较为短暂的发展历程，中华积淀了两千年的名物文化。国内作家及学者应充分发掘、整合名物资源，尽力完成现代化转换，并以此契机形成中国特色文学理论。原载于：《当代作家评论》2025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