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社会高速发展、国际交流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不同文明体系的深度对话，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话语，解决国际对话中的理论“失语”问题，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在社会高速发展、国际交流日益紧密的背景下，如何通过不同文明体系的深度对话，构建具有文化主体性的理论话语，解决国际对话中的理论“失语”问题，是当前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
3月14日，在《山东外语教学》编辑部主办的融媒体栏目“半日茗”云说第十期“我们如何不‘失语’？——文明互鉴与文学自主知识体系构建”中，与会学者提出，我们要摒弃简单的“拿来主义”思维，建构既能回应本土现实问题，又能参与全球知识对话的自主知识体系。
破解理论“失语”现象
长期以来，中国文学理论研究面临“失语”现象，表现为过度依赖西方理论范式而忽视本土话语体系的建构。早在20世纪90年代，一批中国学者就提出中国文学理论研究的“失语症”问题，深刻揭示了中国文学研究特别是文学理论领域长期存在的依附性困境：在构建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过度依赖外来理论范式，导致本土理论话语的缺失。
浙江工商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蒋承勇认为，在探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话语体系创新、学术体系重构等重大命题时，理论话语的主体性问题仍亟待解决。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必须坚持文明互鉴基本原则。从理论建构的维度来看，文明互鉴为破解“失语”困境提供了方法论指引。此前学术界主要关注外来理论的本土化问题，而在当代语境下，理论建构不仅需要更具开放性的视野，还要注重保持本土理论的主体性。
建构外国文学研究自主知识体系的提出，有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明确的目标追求。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查明建认为，长期以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处在“学徒阶段”，无论在研究主题还是理论方法上都显得原创性不足。其症结在于以理论为上，依循理论按图索骥，到文本中去强行“开发”能套用该理论的问题，而不是从文本出发发现文学问题。这样的“文学研究”既缺乏文学性和审美性，也离中国文学越来越远。
在当前外国文学研究中，用西方一个“新理论”阐释文本或者一种文学现象，是比较常见的现象。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陶家俊表示，理论“失语”现象本质是学术话语权的结构性失衡。我们应建立双向对话机制：既要立足本土文化立场激活阐释的主体性，也须在跨文明比较中提炼文学理论范畴。
建构自主知识体系需保持文明互鉴
当用西方理论范式解释异域经验时，往往遭遇解释力匮乏与主体性危机的双重挑战。蒋承勇认为，建构文学自主知识体系需保持文明互鉴。事实上，从历史维度考察，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转型始终植根于文明互鉴的实践基础。文明互鉴的本质在于不同文明间的平等对话。这种跨文明对话机制强调不同文明间的双向交流与互学互鉴，共同推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构建。因此，无论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还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创新，都必须置于人类文明新形态构建的宏观视野下展开。
建构文学自主知识体系，要在文明互鉴的深层逻辑中完成知识生产的范式革新。在查明建看来，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存在的问题，一是对西方理论的套用缺乏原创性，二是与中国文学相脱节。我们要以原创理论和研究成果体现中国的学术贡献，基于中国立场，在外国文学研究中凸显“中国文学意识”，以中国文学为出发点研究外国文学，助力中国文学的发展。
文明互鉴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范式参照。陶家俊表示，理论创新需超越简单的概念移植，在文明对话中实现创造性转化。此外，文学研究需回归经学传统以重构知识合法性。在数字人文与学科融合背景下，当代文学边界亟待突破虚构性文本的狭义界定，须以文明整体观重新定位文学的多维面向。主体性层面要立足中华文明特质确立价值坐标，知识论层面应超越文体分类的固化模式，方法论层面须建立跨学科阐释体系。
探索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路径
与会学者认为，在坚持文明互鉴原则的同时，要深入探索理论创新的实践路径：既要保持开放的理论视野，又要强化本土文化的主体意识；既要避免理论移植的简单化倾向，又要防止文化本位主义的封闭性。只有在文明对话与理论创新的辩证统一中，才能实现文学理论话语的真正自主性。
蒋承勇认为，在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应保持主体性自觉。所谓“自主”绝非文化孤立主义的同义语，而是指涉立足本土文学经验、融通古今中外理论资源的创新性整合。既要对“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进行当代理论重释，也需在术语翻译、理论移植过程中实施严格的语义考古学考察，通过概念史梳理与语境还原消解语义损耗。只有坚持中华文化主体性，建立具有弹性的对话机制，才能在全球化学术场域中实现中国理论话语创新性发展。
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立场”既要有学术创新，又要与中国文学相结合。这两者应如何统一起来？在查明建看来，自觉运用比较文学方法是有效途径。外国文学研究的“中国文学意识”在研究中所体现的，就是比较文学方法的自觉运用，即有机地将所研究的内容与中国文学联系起来。
要立足本土经验，重新审视中国文学现代性，建构具有批评意识的理论框架。陶家俊认为，现代学科体制内的文学研究往往陷入碎片化认知误区，须将中国现当代文学置于世界文学场域中考察，透过早期译者、作者的跨文化实践以及创作经验，探析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生成。这种现代性的核心特质在于批判性反思，持续彰显中华文化主体意识的觉醒过程，为当代文论“失语”症诊断提供历史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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