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摘 要：苏轼生前曾书《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金山寺住持佛印为之刊行并流传于世。历经劫难，国内北宋苏轼写刻本早已不存，然日本尚藏两部，为北宋元祐年间福州等觉院僧人所刻者。该经除了正文，还有蒋之奇序、苏轼以及等觉院僧人跋尾，兼具重要的文物和艺术价值。本文将考证其传入
摘 要：苏轼生前曾书《楞伽阿跋多罗宝经》，金山寺住持佛印为之刊行并流传于世。历经劫难，国内北宋苏轼写刻本早已不存，然日本尚藏两部，为北宋元祐年间福州等觉院僧人所刻者。该经除了正文，还有蒋之奇序、苏轼以及等觉院僧人跋尾，兼具重要的文物和艺术价值。本文将考证其传入日本的经过，并探析苏轼书写该经的前后事迹。
关键词：苏轼写刻本 日藏宋刊 楞伽阿跋多罗宝经
引言：一段书林佳话
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此不妨引出一则书林佳话与笔者的研究往事，以说明之。宋人胡仔（一一一〇—一一七〇）《苕溪渔隐丛话后集》跋[1]称，其家藏有北宋宣和四年（一一二二）刻本《靖节文集》，是苏轼去世（一一〇一）二十年之后的刊本。胡仔家藏本虽是苏字，但他认为是“学东坡书”所为。清钱谦益（一五八二—一六六四）似曾见北宋刊苏轼（一〇三七—一一〇一）写刻本《陶渊明集》，他在跋[2]宋刻《渊明集》中传出如下消息：第一，北宋苏轼写刻本《渊明集》，书刻俱佳，在晚明已属“稀世之宝”。第二，苏轼有“读书多手钞”习惯，类似《渊明集》的写刻本必定不少，但多已不传世。第三，倘若文嘉（一五〇一—一五八三）所鉴不虚，《渊明集》真为北宋刊苏写刻本，则明末清初此本尚存。据胡、钱二人所言，证实北宋刊苏写本陶集确实存在。唯钱、胡二人所见是否为同版苏写本，则不得而知。据清毛扆（一六四〇—一七一三）所言，[3]其外祖父家似曾藏有北宋刊苏写本，但遇火焚毁已不存世。也是同样问题，不知毛扆外祖父家藏本与胡、钱二人所言说的是否同版？毛扆汲古阁后确曾据宋绍兴年间覆刻本重刻苏写本《陶渊明集》，此事亦见毛跋，其中还讲述了一段他鉴定古籍时的佳话。然而可以确认，他所见到者并非北宋本，而是所谓“从苏本翻雕者”的南宋绍兴翻刻本，毛扆特意从朋友顾湄（伊人）处借来，请其师钱梅仙手摹一本。汲古阁重刻本或据钱梅仙手摹之本上板，[4]后之清代中晚期所出的各类苏写本，大约皆源自汲古阁本。据毛跋所言，汲古阁重刻本所依据的本子，之前应至少经历了北宋苏写本、南宋翻刻本与清钱梅仙摹本三道复制过程，即便原刻本真从苏写本出，然能否完好地保存原来面目？在重刻、翻刻与摹写过程中字迹是否失形？确实都有疑问，况且所谓北宋苏写本，倘若出自北宋宣和本，即胡仔家藏本系统，那么胡仔对其作出的“学东坡书”之判断则又是不能不考虑的因素，如非苏书而是学苏书则性质完全不同。总之，源既可疑遑论其流？这是现今有关《陶渊明集》宋刊苏写本所知的基本状况。[5]二十多年前，笔者因撰《中国古籍の板刻书法》[6]一书，需广泛搜集宋元明清各时期的古籍版刻书迹资料以资研究之用。在搜集到的宋代版刻书迹部分中，唯缺宋名家写刻本之例证。尽管自古书林有北宋苏写本《陶渊明集》的传闻，但笔者却苦寻未果，只好用清翻刻汲古阁本权作苏写本之间接例证。[7]传说中的北宋曾有苏写本，但现今是否存世？后来的各种翻刻重刻是否可靠？皆不得而知。所以引出《陶渊明集》这段书林故事，意在说明宋刊苏写本之珍贵难寻，而此苏写本《楞伽经》之价值与重要性，固不待言。它于公元一〇八五年初刻于镇江金山寺，一〇八八年又重刻于福州等觉禅院，洋洋洒洒五万余字的宋刊苏写本，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写刻本之一，具有文献学术与文物艺术的双重价值。众所周知，北宋初期雕版印刷开始大规模普及的同时，也使得刊行法帖的风气盛行，而后者的功用不仅传播文字内容，也还有保存文字形态的功用。可以说，这件宋刊苏写本《楞伽经》是这一双重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对后世影响深远。著名学者范景中先生曾经说过，精美珍贵的古籍“既是文献又是艺术，既是研究又是鉴赏的物件，既可以用学术的眼光又可以用艺术的眼光看它”[8]。这句话用以称赞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当之无愧。一
日藏北宋刊苏写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略称“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初刻于北宋元丰八年（一〇八五）苏轼（一〇三七—一一〇一）五十岁时；重刻于元祐三年（一〇八八）苏轼五十三岁时，刻印时均在苏轼生前，为北宋刊印的苏轼写刻本无疑。宋刊苏写本《楞伽经》的意义在于：第一，这件宋刊写刻本，在现存的古籍中极为罕见，在古籍版刻史上其学术价值与艺术价值非常高。第二，这件宋刊写刻本，在中土已失传九百多年，然而却在东瀛独存。可以说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发现。所以介绍这件珍贵的文化瑰宝，非常具有必要性。第三，尽管苏轼一生抄书甚多而抄经尤其多。[9]但遗憾的是宋刊写刻本能够留存至今者十分稀少，存者亦多为后世翻刻重刻，至于宋刊苏轼写刻本可谓凤毛麟角。宋刊苏轼写刻本《楞伽经卷》（部分） 日本东福寺藏
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在中国早已失传，故对此知之者不多，今所存者大抵为后世辗转翻刻者。据《云门山志》[10]云：鼓山经板最多，为海内外所无者，如苏东坡为金山寺所写《楞伽经》，无一懈笔，每字必带笔一二圈，为东坡一生杰作。北宋椠，藏之金山寺。鼓山得初拓本，募精工铸枣梨，与金山本不辨。这里记录了福州鼓山涌泉寺曾得宋刊元丰初印本，曾据以翻刻，并谓其逼真度与元丰原本不相上下。再据谢水顺《福州鼓山刻经》称，在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鼓山涌泉寺，确曾有翻刻苏写本《楞伽经》之事，应该就是《云门山志》所云“与金山本不辨”的翻刻本。谢水顺说：清康熙初年，鼓山住持道霈禅师精通佛学，在涌泉寺辟永通斋，专事雕刻佛经……苏轼在北宋元丰八年（一〇五八）手写的《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当时镇江金山寺曾据真迹摹印，原本极为难得。康熙五年（一六六六）道霈觅得宋椠，由监院道宗募款影抄精刻。全经四卷，每半页八行，行十七字，字径约1.4cm，正书，略带行意，世称善本。[11]清康熙五年翻刻苏轼写本《楞伽经》（部分）
二
最早发现苏写本《楞伽经》者，是日本近代佛教美术与藏经学者小野玄妙先生（一八八三—一九三九）。他在一九二九年发表的《北宋元祐二年18版蘇東坡書楞伽經に就いて》[13]论文，对苏写本做了初步的介绍与考察。之后又有日本学者吉井和夫在论文《蘇東坡書写〈楞伽経〉攷》[14]中，对相关人物与事迹以及苏写本在书法史上具有的意义与价值等方面，做了更进一步的研究。在中国，由于对这部宋刊苏写本知之者甚鲜，几乎未有相关的研究[15]。通过小野论文可知，出于编《大正藏》[16]需要，小野等人在京都东寺[17]查阅所藏大藏经时，意外发现了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小野的论文在研究方面则较为简略，发表以后并未引起日本学界的重视，以致长期未见相关研究信息。在此期间，仅见于昭和四十五年（一九七〇）在京都佛教各宗学校连合会所举办的《第五十六回大藏会展观目录》出现了图版，注明如下：“1中国の部楞伽经四卷ノ内ニ宋版（重文）东福寺藏”，而上方则标明此次展观会场所在地东福寺。由此可知，日本至少有两处藏有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分别藏于东寺和东福寺（略称“东寺本”“东福寺本”）。
《第五十六回大藏会展观目录》册子
每日新闻社于一九七七年出版的《重要文化财》二十一册[18]第一一四页、第一一九页中，作为日本的“重要文化财”分别收录东寺本和东福寺本[19]图录，并附文字说明。之后每日新闻社又在一九九八年出版了《国宝重要文化财大全》七册[20]第七二二页、第七二九页中，也同样收入东寺本与东福寺本，图片与文字说明与《重要文化财》大致相同，唯东寺本的卷末苏跋图版较《重要文化财》多前四行，少后四行。图片应是同版拍摄，或在排版时据版面位置稍做了调整。笔者得知日本京都的东福寺藏有宋刊苏写本，经询问得知《楞伽经》因年久失修，已送有关机构修复，于是笔者又去修复机构寻问[21]，对方的回复是，对于重要文化，不能提供全部胶片，但局部可以。于是选择了卷首、卷中和卷末共六帧图片。就中日两国正式公开的资料而言，这六帧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数量最多的、最清晰的图片。
《重要文化財》21册P114东寺藏
《重要文化財》21册P729东福寺藏
在研究方面，继小野文问世约半个世纪之后，一九八五年吉井和夫发表了论文《蘇東坡書写〈楞伽経〉攷》详细讨论了苏写本。吉井论文从书法艺术与书法史的角度，重点阐述苏轼写刻本的意义与价值，其中也涉及其他相关问题的讨论，包括作者的一些推测与感想。论文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部分主要叙述苏轼元丰年间，围绕着张方平[22]（一〇〇七—一〇九一）所藏《楞伽经》在金山寺写刻的经历，叙述了当时政坛背景、苏轼的处境踪迹、访友交游等方面的大致脉络以及《楞伽经》的禅宗教理。其中作者就明人释惠凯《金山志》[23]中所引苏跋“轼曰‘此经在他人尤为希世之宝，况于公乎？请家藏为子孙无穷之福︐”这段话做了相应推测。按，苏轼这段话确实罕见于诸文献，如《苏轼文集》以及宋刊苏写本等，均已删除不存。至于其中原因，吉井认为苏轼此话，意味着他曾一度婉拒写经的委托，其原因或与当时政治状况与苏自身去向尚不稳定有关。第二部分介绍了北宋时期刊行《一切经》以及传入日本的大致状况，并对当年小野未能见到的日本宫内省图书寮所藏本予以确认：开元寺本与元祐版苏轼写刻本不同，包括蒋之奇序和苏轼跋在内，其字迹均非苏写。第三部分，简要说明了宋刊《一切经》的现存状况，而且大部分现存于日本及其原因。并指出中国（乃至欧美）所存福州版大藏经稀少，且多为零页断简。同样历代笔记目录等相关的记载著录等亦不多见。第四部分主要谈苏轼的书法艺术以及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并以《楞伽经》书风与传世苏轼书迹作比较，充分肯定其艺术价值。总之，吉井的论文是迄今为止最全面也最具有深度的研究论文。[24]
以下以小野、吉井二文为基础，仅就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本身以及先行研究未能注意到的相关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
三
日本东福寺所藏苏轼写刻本《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全文四卷，五万余字[25]，皆为苏轼手书上板镌刻以成者，其后所附苏轼“书楞伽经后”[26]（略称“苏跋”）节录如下：
轼游于公之门三十年矣，今年二月，过南都见公于私第。公时年七十九，幻灭都尽，慧光浑圆；而轼亦老于忧患，百念灰冷。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而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元丰八年九月日，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兼管内劝农事骑都尉借绯苏轼书。
此跋叙述了写刻《楞伽经》的缘由始末：先由张方平（“公”）授苏轼此经，并捐钱三十万，以刻印流传于江淮。金山寺（今镇江）佛印了元（一〇三二—一〇九八）[27]则劝苏轼，索性亲手书写《楞伽经》一遍，以苏轼写刻本形式广为流传。由此可见，此经本确系苏轼写刻。苏轼跋称其于元丰八年于金山寺书写《楞伽经》并藏版“金山常住”，意即永存于金山寺。
略低苏跋一字格后，附福州东禅寺等觉院诸僧契璋、潜洞、绍登、冲真元祐三年四行跋尾以及衔名：
此经流布到福州，即元祐三年二月也，等觉禅院乃命工摹勒镂板，安之本院法宝毗卢大藏，愿此殊勋，与物同济。
都句当□契璋
同句当住庆成院赐紫沙门潜洞同句当住文殊院沙门绍登
都劝首住等觉院慧空大师冲真
宋刊苏轼写刻本《楞伽经卷》（部分） 日本东福寺藏
据跋尾可见，此经本元祐三年二月传至福州等觉院后，即由等觉院组织僧人据以镂板翻刻，并纳入该院法宝毗卢大藏中保存。今观元祐本《楞伽经》虽是元祐重刻，但书风依旧保存苏字面貌。跋尾称刻完后，元祐版就藏于等觉院“法宝毗卢大藏中”。按，等觉院是福州东禅寺的别院，为北宋时期南方一处重要的刻经场所，约自北宋元丰三年（一〇八〇）始，其住持冲真等高僧募资刻经，至崇宁二年（一一〇三）共刻经六千多卷，这些经书被称之为“崇宁万寿大藏”[28]。宋元丰版苏写本《楞伽经》就是在此重新翻刻的。
据等觉院僧跋知现存的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并非元丰八年原刻本，而是在三年之后的元祐三年时重刻本。僧跋称“此经”流布到福州，当指元丰刻本；元祐三年等觉院“摹勒镂板”者即今所能见到的元祐重刻本。由此可以断定，元祐版乃据元丰版重新摹刻者，排除了依据苏轼手写底本直接摹刻上版的可能。由于两种版本在刊刻的时间上仅隔三年，更从今所见元祐版字迹与逼似苏字等因素来看，不难推测，福州东禅寺等觉院所获元丰原刻本必定是形神兼备、不下真迹一等的初刻初印本，而福州东禅寺等觉院的元祐版是据元丰版初刻初印本摹刻而成。
四
据目前所知，日本至少有两处藏有宋刊苏写本：东寺和东福寺。以下对东寺本和东福寺本做进一步探究。
（1）东寺本
《重要文化财》第一一四页著录东寺本图版[29]如下：“（楞伽经卷第4〈东禅寺版苏轼写刻本〉帖尾）”“205宋版一切经6087帖京都教王护国寺折本装（大般若经卷第128.3×112.2cm南宋时代）”《重要文化财》后索引ⅳ:“楞伽经卷第4〈宋版教王护国寺一切经のうち〉りょうがぎょう教王护国寺.京都”。另据《东寺一切经目录》卷上[30]第一一〇三页著录：“楞伽阿跋多罗宝经四卷九十二纸上五经十卷（《解节经》一卷十一纸、《相继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一卷十八纸、《缘生初胜分法经》二卷二十三纸、《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二卷二十二纸）同帙。”
（2）东福寺本
《重要文化財》第一一九页著录东福寺本图版[31]如下：“宋版楞伽经4帖京都东福寺折本装各27.0×11.2cm南宋时代。”《重要文化財》后索引ⅳ:“楞伽经〈宋版〉（りょうがぎょう）东福寺.京都。”
宋刊苏轼写刻本楞伽经卷（部分） 东寺本
宋刊苏轼写刻本楞伽经卷（部分） 东福寺本
由以上二本的著录来看，有以下几个问题有待于明确：第一，从现有的图版可以确认，二寺藏本为同一版本。第二，根据二寺所藏本的著录信息，东寺本为《一切经》中的一种，[32]收录在大般若经卷第一、第六〇八七帖中；东福寺本为单独的一部经本。第三，二者皆为折本装，东寺本九十五纸，版式尺寸28.3×112.2cm。这与东福寺本尺寸27.0×11.2cm不同。按，东寺本因与前四经（《解节经》《相继解脱地波罗蜜了义经》《缘生初胜分法经》《分别缘起初胜法门经》）同帙，很可能对版式略异的手书体的《楞伽经》未作单独尺寸测算，而是依照前四经的统一尺寸做了著录。故东寺本《楞伽经》应以单经的东福寺本尺寸为准。经本正文每页五行，行十二字。由于未见东福寺本全本，但所提供的胶片皆标有拍照张数页码，卷末页码止于三十四，知全本一共有三十四张（拍），每张（拍）六页，据以推测全经（正文加序跋），合计二〇四页，分装为四册[33]（即《重要文化财》所著录的“四帖”）。不知《重要文化财》著录东寺本的“九十二纸”，具体一纸为多少页？若为二页，则东福寺本按一纸二页（对折）试算，共有一〇二纸，比东寺本“九十二纸”多出十纸五页了。未见实物，详情不得而知。第四，二寺所藏本著录均误定为“南宋时代”，如前所论，宋刊苏写本《楞伽经》确为福州东禅寺等觉院“摹勒镂板”，此结论小野、吉井论文已非常明确，无须再议。至于致误原因，可能出在东寺所藏《一切经》大多为南宋绍定五年（一二三二）时印本[34]，而北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因与南宋刻本前四经同帙，遂将《楞伽经》误录成南宋本了。后来《重要文化財》也循此误，以讹传讹，皆著录成南宋本。其实，东福寺本当初也并未确定南宋，只是笼统定为宋刊，[35]或因见东寺如此著录，遂从改为南宋著录也未可知。[36]
由于公开的图版有限，所知信息大致如上，至于其更加具体的详情，不得而知。以下就东寺本与东福寺本相关问题略做推测。
第一，苏写本《楞伽经》前有蒋之奇序，后附福州东禅寺等觉院僧跋，虽皆为苏轼手书体，但可能并非苏轼手写。
从时间上看，原版刻于元丰八年，三年后的元祐三年福州东禅寺等觉院的元祐镌版，即据元丰八年版所刻。所以前后蒋之奇序与东禅寺等觉院僧跋都不应出现在元丰版中。因为蒋序中明言“之奇尝苦楞伽经难读，又难得善本。会南都太子太保致政张公施此经，而眉山苏子瞻为书而刻之板，以为金山常住。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持以见寄……”这说明元丰版已付梓刊行，而了元又专门寄赠蒋之奇，故蒋序应写于元丰版之后。至于等觉院僧跋，已署年月“元祐三年二月”，则此跋更无可能出现在元丰之时。笔者推测，有以下两种可能：一是等觉院据福州传来的元丰版重刻时加上蒋序和等觉院僧跋尾，但由于字体不统一，影响版面整体的美观，为统一版面字迹风格，元祐镌版时又请苏轼补书了蒋序和僧跋。第二是集苏字或仿书苏体。从字体上观察，蒋序字体僵硬呆板，与经文正文的苏轼字迹比较差异甚大，很像是模仿苏体写刻上的，[37]而等觉院僧跋尾似更近苏字，是否请苏轼补书？皆不得而知。
第二，关于东福寺本传入日本的推测。日本东福寺开山鼻祖为圣一国师圆尔辩圆（一二〇二—一二八〇）曾于南宋端平二年（一二三五）入宋，寻访名师求法，最终至杭州登径山，拜大师无准师范（一一七七—一二四九）为师，与师朝夕相处，勤修佛法凡六年，于淳祐元年（一二四一）修成回国。他在中国学佛修法时广收典籍，回国时带回经卷书籍一千余卷，[38]携归者自然皆为宋版书籍。检东福寺网站主页“文化财书迹典籍栏目”，其中著录的包括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在内的宋刊书籍，就有十五部之多，其中列入国宝者有“宋版《太平御览》、宋刊本《义楚六帖》”，其他宋刻也列为重要文化财。[39]也许其中的北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就是圆尔辩圆当年从中国带回的一千余卷中的四卷也未可知，若然，则《楞伽经》传入日本的具体时间应该在淳祐初年左右。这只是推测，详情不得而知。然而如下推证，似亦存在南宋时从广州传入日本的可能性。
第三，东福寺本第一页蒋序末有小字印记“广东运使曾寺正舍”一行，略向左下方倾斜。北宋建中靖国元年（一一〇一）刻本《过去现在因果经》[40]，有认识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本。其中有一行印记“广东运使寺正曾噩舍”亦略向左下方倾斜，可见两印记是同一人曾噩之物。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刻本《过去现在因果经》卷（部分）
据《广东通志》《福州府志》卷之三十七以及《淳熙三山志》等记载可知，曾噩字子肃，福州人，官至大理寺正、广东转运使。[41]曾噩是福州人，应与东禅寺等觉院有所关联，或就是他将《楞伽经》《过去现在因果经》等崇宁藏经本带到了广东，再从广州传至日本，时间应该也在南宋。
通过以上校勘可以得出如下结论：苏写本《楞伽经》中蒋之奇序和等觉院僧跋，不一定是苏写，可能是仿苏或集苏字。
五
宋刊苏写本《楞伽经》前有蒋之奇序文八十行，后有苏轼跋文四十五行，苏跋之后又有等觉院僧刻经跋尾及衔名各四行。检《苏轼文集》卷六十六“书楞伽经后”收苏跋全文，写于“元丰八年九月”，苏轼时官职为“朝奉郎、新差知登州军州”。此前苏轼曾因“乌台诗案”[42]被贬黄州（今湖北黄冈），在那里度过了五年被管制生活及长达一年的量移汝州（今河南汝州）之旅途。元丰八年，苏轼在量移汝州路途中经过南都（今河南商丘），并拜访了张方平，而苏轼手抄《楞伽经》之缘起，即因张方平。苏跋所言“今年二月过南都见公于私第……”，可见元丰八年二月苏曾往南都见了张方平。苏轼在南都居住多久且处理何事？据孔凡礼《苏轼年谱》所记如下：
（元丰八年）正月十九日，答徐州（开元寺僧法明）简，报得请居常（今江苏常州），时已至南都。
（同年）二月十八日，葬弟辙保母杨氏于南都东南三里广寿院之西。
在南都，张方平以整理文集事相委；方平授《楞伽经》使印施江淮间，授所藏禅月罗汉十六轴使施之；方平谈及内庭文字；晤方平子恕，或赋《西江月》。
（同年）三月戊戌（初五日），神宗卒，皇太子煦即位，是为哲宗。
代张方平（安道）进神宗功德疏文。（在）张方平座上赠眼医王彦若。
作《神宗皇帝挽词》。
（同年）离南都，赴常州。四月六日，过灵璧刘氏，为画丑石风竹。[43]
在此之前的元丰七年（一〇八四）四月，苏轼告别黄州友人，带着家人踏上量移汝州的路途。[44]苏轼一行乘船沿长江一路向东，来到阔别多年的江南地区。汝州虽然离汴京（今河南开封）较近，便于朝廷起用，但在苏轼心中，太湖边的常州才是他向往的理想之地。苏轼曾三次上书，请求宋神宗恩准其居住常州，但因前两次上书皆未准，遂继续向汝州进发，直到元丰八年抵达南都，方得知神宗已准常州居住，遂有原路返回常州的计划。
张方平为北宋仁宗朝重臣，神宗熙宁新政推行后，张氏逐渐淡出朝政。元丰八年时他已年近八十，在南都养老。张方平有四子，前三子早逝，幼子张恕时为应天府（南都）通判，尽管“朝廷数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45]，一直陪侍在其父亲的身边。除了幼子常在膝下，张氏女婿王巩也居住南都，王巩与苏轼为莫逆之交，苏轼在寄给王巩的书信中也时常问候张方平的近况。
此次苏轼在南都大约住了两个月，拜访了阔别多年的恩师张方平，彼时张方平年事已高，特别是目力不佳。据《苏轼年谱》记张方平座上有眼医王彦若，据苏诗《赠眼医王彦若》注“彦若，乐全先生门下医也”。[46]可知张晚年患有眼疾，不能亲自撰写文稿。比如神宗驾崩的进功德疏文之类，亦只能托付亲知代笔。《苏轼年谱》记“在南都，张方平以整理文集事相委；方平授《楞伽经》使印施江淮间”这一段记录，与苏跋“公以为可教者，乃授此经，且以钱三十万使印施于江淮间”对应。可知元丰八年二月间，张方平确曾把整理个人文集事托付于苏轼，并且把其生平收藏珍爱的文物等，也一并交付给苏轼，这其中就包括了他所珍藏的《楞伽经》四卷。
关于张方平获《楞伽经》故事，如蒋之奇序所云“张公自二司使翰林学士出守滁。一日，入琅琊僧舍见一经函，发而视之，乃《楞伽经》也。恍然觉其前身之所书，笔画宛然，其始神先受之甚明也”。[47]“故《金刚经》以是盛行于世，而《楞伽经》遂无传焉。今之传者实自张公倡之。”颇有传奇色彩。关于张方平获经故事，在当时流传甚广，且越传越神奇，除了寺志外，还散见于各类笔记之中。[48]比如北宋释惠洪（一〇七一—一一二八）在《冷斋夜话》卷七中也有记录，名为《张文定公前生为僧》：
张文定公方平为滁州（今安徽省滁州市）日，游琅琊，周行廊庑，神观清净，至藏院，俯仰久之，忽呼左右梯梁间，得经一函，开视之，则《楞伽经》四卷余，其半未写。公因点笔续之，笔迹不异。味经首四句曰：“世间相生灭，犹如虚空花。智不得有无，而兴大悲心。”遂大悟流涕见前世事。盖公前生尝主藏于此，病革，自以写经未终，愿再来成之故也。公立朝正色，自庆历以来，名臣为人主所敬者莫如公。暮年出此经示东坡居士，坡为重写，题公之名于其右，刻于浮玉山龙游寺。[49]
惠洪与苏轼或有交往，他曾探寻苏轼的游踪，与苏轼门人往来颇密，书中记述苏轼故事达五十多种。此文提到张方平曾续写残缺的《楞伽经》，笔迹与原本无异，且曰经“刻于浮玉山龙游寺”，即佛印所在的金山寺，记事略详于苏跋及蒋序，然未提及苏轼托佛印刻经事。此外，苏轼门人李之仪（一〇四八—一一一七）亦谈及过此事：
苏少公尝为其先公书是经与人，以荐冥福。长公则因张安道述梦中事作《楞伽经》，已镂板矣，今在金山，其他皆未尝见也。在中山时谓予曰：“早有意写华严经，不谓因循，今则眼力不逮矣，良可惜者，子能勉之否？”予亦仅分黑白，每有愧于斯言也。后偈近似郭功甫家张长史帖。[50]
李之仪记述张方平曾向苏轼“述梦中事”。按，宋人喜记梦中语，溢而为诗文。蒋之奇序文云张氏“恍然觉其前身之所书”、惠洪《张文定公前生为僧》之所指，或即方平梦中之事。总之，李之仪亲眼见过苏写本《楞伽经》则是事实。
然而当时张方平所获《楞伽经》，确为稀世善本，故他一生亦极珍贵之。张方平晚年笃信佛学，发愿施舍，出资三十万嘱托苏轼将《楞伽经》刊版印刷，欲使广为流传。因苏轼得允常州居住，这也是促成此经能“印施江淮间”的因缘。
苏轼在南都回常州途中，也遇见不少僧人，如元丰八年四月“至扬州，过寿宁寺，见文觉显公；晤云师无著”；五月一日“留题扬州竹西寺”；五月“徐州开元寺僧法明来相别，以张方平所授禅月罗汉十六轴赠之”。[51]或许刻经事关重大，应托故人。到达瓜州（在今江苏扬州）以后，苏轼的方外好友金山寺住持佛印了元前来相迎，苏轼始将刻经之事相托。于是佛印建议苏轼抄写经文，镌板刊行，因为此举既能增加《楞伽经》名气，又有利于长久流传。苏跋云：“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曰：‘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说的就是此事。
元丰八年五月苏轼即将到达常州，朝廷终于传旨，命其知登州（今山东蓬莱），于是他暂将家人安顿在真州（今江苏仪征），自己一人前往常州贬所上谢表之后，再返真州。真州与金山仅一水之隔，同年六七月间，苏轼频繁往来于两地之间，抄写《楞伽经》之事，应该就此间完成的：“轼乃为书之，而元使其侍者晓机走钱塘求善工刻之板，遂以为金山常住。”苏轼手书《楞伽经》镌刻上板后，板藏金山寺，成为寺中常住宝物。尽管如此，这部元丰版苏写初刻本今已不存，其详尚无从知晓。例如，今能够见到的元祐刊苏写本，是否与元丰版的形式完全一致？元丰版中是否有蒋之奇序与苏轼跋？从理论上来说，元丰版应该没有蒋序苏跋，因为蒋序开头已明确说明：“会南都太子太保致政张公施此经，而眉山苏子瞻为书而刻之板，以为金山常住。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持以见寄，之奇为之言曰。”这说明元丰版刻好之后，佛印禅师寄赠蒋之奇，蒋见后才写的这个序。但蒋序具体写于何时？佛印赠寄元丰版予蒋、苏二人又在何时？解决这些具体问题，尚需对蒋之奇、佛印了元二人参与《楞伽经》的经过做一番梳理。
六
蒋之奇为《楞伽经》所撰序文写于何时？与苏轼的关联如何？据《楞伽经》东福寺本列出蒋之奇的官职为“朝议大夫、直龙图阁、权江淮荆浙等路制置盐矾兼发运副使、上护军、赐紫金鱼袋蒋之奇。”其中由“发运副使”可以锁定大致时间。据《宋史》蒋之奇传：历江西、河北、陕西副使。之奇在陕西，经赋入以给用度，公私用足。比其去，库缗八十余万，边粟皆支二年。移淮南，擢江、淮、荆、浙发运副使。元丰六年，漕粟至京，比常岁溢六百二十万石，锡服三品。请凿龟山左肘至洪泽为新河，以避淮险，自是无覆溺之患。诏增二秩，加直龙图阁，升发运使。凡六年，其所经度，皆为一司故事。元祐初，进天章阁待制、知潭州。[52]可知他在江淮荆州发运司任职凡六年，期间曾由发运副使升为发运使，元祐初年升任天章阁待制、知潭州（今湖南长沙）。蒋之奇升任发运使之事，宋人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八十五所载：此据王岩叟朝论增入。吕大忠正月七日除陕西运副，十月二十八日依旧陕西运副，其间不见改除。据朱光庭所云，则大忠盖尝改除发运，而实录失不载也，政目亦不载。大忠改除发运当考。除发运当是谓蒋之奇，在八月四日。杜纯以元丰八年十二月，以权发遣河北运判为运副，元佑元年七月二十八日改。刑部外郎范祖禹，八月六日以著作郎兼侍讲。[53]此文系年在元丰八年八月，则知蒋之奇升任发运使，或在该年八月四日。然同卷以下又记：“（八月）庚子，江淮荆浙等路发运副使蒋之奇言：‘江、淮、荆、浙六路捕到私盐，除官给盐犒赏钱外，更于犯人名下别理赏钱，并依条先以官钱代支。︐”或是蒋之奇言事时诏尚未下，故仍称“发运副使”也未可知。蒋之奇元祐初年升任天章阁待制、知潭州，其具体年月史载不详。据《长编》卷三百七十九曾记录朝议罢免其任，在元祐元年（一〇八六）六月八日：元祐元年六月……甲午……监察御史韩川、孙升、左正言朱光庭奏：“伏闻蒋之奇自权发遣运江、淮，忽除天章阁待制、知潭州。之奇小人不足以当斯任，伏望寝罢，以协公议。”御批：蒋之奇除待制、知潭州告可只今进入，如已发出，即却行勾，收三省进呈罢之。（政目八日罢之奇待制、潭州指挥，元指挥在五月二十六日。）[54]从“蒋之奇自权发遣运江、淮，忽除天章阁待制、知潭州”这一记述分析，此任命应在免职之前不久，即蒋之奇除天章阁待制、知潭州应当在元祐元年六月前后。这份任职敕书《蒋之奇天章阁待制知潭州制》为苏轼所撰，收录在《苏轼文集》卷三十八。元祐元年三月，东坡起为中书舍人，故有制草之命。蒋之奇罢潭州任后不久，改知广州。《宋史》蒋之奇传：元祐初，进天章阁待制、知潭州。御史韩川、孙升、谏官朱光庭皆言之奇小人，不足当斯选。改集贤殿修撰、知广州。蒋之奇知广州的制书也由苏轼草拟，可见两份制书的书写时间较为相近。[55]此外，英州（今广东英德）碧落洞有蒋之奇离任广州经过此地的题名，落款时间为元祐四年五月二十日，[56]依照宋人三年一任推算，蒋之奇知广州应在元祐元年六月左右。由此来看，蒋之奇任职江淮荆浙发运副使的时间大致可定，应在元丰二年到元丰八年八月之间。结合蒋序之“眉山苏子瞻为书而刻之板。以为金山常住。金山长老佛印大师了元持以见寄”的表述来看，蒋之奇的序文大约写于元丰八年五月到八月之间。所谓“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简称为江淮荆浙发运使，或称江淮发运使，发运使乃六路漕运之长官，其下属有发运副使、发运判官等。发运司是衙署，而江淮荆浙发运司的治所在真州。[57]元丰八年六、七月间，苏轼正居真州，且往来于金山、真州之间。因此他与蒋之奇的日常往来，或对促成经卷的刊刻起到一定的作用。北宋时期，朝廷对文字刊版把关较严，其时，转运司、发运司除了负责漕运、监督官吏，还负责审查地方文字刊版的事务。苏轼与时任发运副使的蒋之奇为故交。因此《楞伽经》的刊刻或得力于蒋之奇的支持，故苏轼请蒋之奇写经卷序文。另外，元丰八年八月蒋之奇升任发运使时，苏轼曾上书致贺。[58]长官升迁下级致贺，乃北宋人常例。苏轼在贺启中，除了恭贺套语外，还将“祖师”“佛事”等礼佛语运用其中，不难想见，苏轼一边抄《楞伽经》一边回复贺信时，尚不忘以佛寄意。七
元丰八年五六月间，苏轼带着张方平所托付刊版印施的《楞伽经》，来到润州，并在此间停留了两个月左右。期间他与金山寺主持佛印见面，并以刻经之事相委托，佛印认为：“印施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苏轼听从了佛印的建议，将五万多字的《楞伽经》抄写了一通，可见金山居住的两个月时间里，苏轼忙的是抄经之事。值得一提的是，佛印为何说“刻印有尽”，若书而刻之则无尽。”“印施”义即雕版印行，为何“有尽”，而“书而刻之”则能“无尽”呢？佛印或许寓意苏轼书贵重，能使《楞伽经》传之不朽。抄完经后，佛印派弟子晓机专程到杭州请良工将经文刻成印版。八月中旬，苏轼动身前往登州赴任。八月末，在赴任登州，途经扬州召伯埭时，苏轼曾收到佛印的来信，并且回了信。[59]信简内容如下：轼启。人至，辱书，承法体佳胜，离扬州日忙迫，不复知公在郡也，但略见焦山耳。今承示喻，知世外人[60]尚劫劫如此，吾辈何足道耶。妙高诗聊应命耳，仆不知大颠如何人，若果出世间，岂一退之能轻重哉。今日过召伯埭，自此入尘土侠猾之乡矣。回望山水间，麾麈妙谈，岂可复得？唯千万为众自重。不一一。轼再拜佛印禅师足下。八月二十九日。结语
对于日藏宋刊苏写本《楞伽经》的大致情况，就笔者所知，粗略考述如上。其中还有很多不明确之处，都有待于今后继续讨论。根据小野论文推测，日本京都的醍醐寺和知恩院均藏有《一切经》，至于是否为元祐版，详情不知。但不妨设想一下，如果醍醐寺与知恩院也存藏，那么日本仅京都就有四处藏了四部宋刊苏写本，那将是一个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观与奇迹！注释：
[1]（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陶靖节”条云：“余家藏《靖节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阳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画乃学东坡书，亦臻其妙，殊为可爱。不知此板兵火之余今尚存否？”前出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2]（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十五跋坡书陶渊明集条：“北宋刻《渊明集》十卷，文休承定为东坡书。虽未见题识，然书法雄秀，绝似《司马温公墓碑》，其出坡手无疑。镂版精好，精华苍老之气，凛然于行墨之间，真稀世之宝也。西蜀雷羽津见之云：‘当是老坡在惠州遍和陶诗日所书。︐吾以为笔势遒劲，似非三钱鸡毛笔所办。古人读书多手钞，坡书如《渊明集》者何限？但未能尽传耳。先生才大如海，不复以斗石较量。其虚怀好古，专勤笃挚如此。吾辈无升合之才，慵堕玩愒，空蝗粱黍，读古人书，未终卷，欠申思睡，那能缮写成帙？每一翻阅，辄兴不殖将落之叹，未尝不汗下如浆也。癸未夏日，书于优昙室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按，文休承即文嘉，字休承，号文水，文徵明（一四七〇—一五五九）之子。吴门派代表书画家，精古书画鉴别。
[3]清康熙三十三年（一六九四）汲古阁重刻宋绍兴年间覆刻本卷后附毛扆识语称：“先君尝谓扆曰：‘汝外祖有北宋本陶集，系苏文忠手书以入墨板者。为吾乡有力者致之，其后卒烬于火。盖文忠景仰陶公，不独和其诗，又手书其集以寿梓，其郑重若此。此等秘册，如隋珠和璧，岂可多得哉！︐扆谨佩不敢忘。”按，“先君”即指其父毛晋（一五九九—一六五九）。毛晋字子晋，号潜在，别号汲古主人。常熟人。明末著名藏书家、出版家、刻书家、文学家、经学家。
[4]（清）毛扆识语云：“一日晤钱遵王，出此本示余，开卷细玩，是东坡笔法；但思悦跋后有绍兴十年跋，缺其姓名，知非北宋本矣。而笔法宛是苏体，意从苏本翻雕者。初，太仓顾伊人湄，赍此书求售，以示（钱）遵王。遵王曰：‘此元板也，不足重。︐伊人曰：‘何谓？︐遵王曰：‘中有宋本作某，非元板而何？︐伊人语塞，遂折阅以售。余闻而笑曰：‘所谓宋本者宋丞相本也，遵王此言，不知而发，是不智也；知而言之，是不信也。余则久奉先君之训，知其为善本也。︐伊人知之，遂持原价赎之，颜其室曰‘陶庐︐，而乞当代巨手为之记。余谓之曰：‘微余言，则明珠暗投久矣，焉得所谓陶庐者乎！今借余抄之，可乎？︐业师梅仙钱先生书法甚工，因求手摹一本，匝岁而后卒业，笔墨璀灿，典刑俨然，后之得吾书者，勿易视之也……甲戌四月下澣，汲古后人毛扆谨识。”同上。
[5]关于《陶渊明集》的版本问题比较复杂，有许多问题待考，与之相关考论较多，其中日本学者送冈荣治文.范建明译.《陶渊明集》版本小识[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1).梳理与考论皆较详细，可供参考。
[6]祁小春.中国古籍板刻书法例说[J].京都：《立命馆文学》第549号，立命馆大学人文学会，1997.
[7]祁小春.中国古籍の板刻书法[M].大阪：东方出版，1998.
[8]引自范景中先生在中国嘉德二〇一八黄丕烈旧藏宋拓石刻孤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
[9]关于苏轼手抄佛经方面的研究，可参考刘金柱.苏轼抄写佛经动因初探[J].佛学研究，2003(00).北京：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
[10]岑学吕.云门山志：第五篇“中兴”一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
[11]谢水顺.福州鼓山刻经[J].文物，1983(8).
[12]（清）道霈，字为霖，别号旅泊，又号泛庵，福建建安（今建瓯）人。福州鼓山涌泉寺第六十五任住持。
[13][日]小野玄妙论文.北宋元祐二年版蘇東坡書楞伽經に就いて[J].最早载于佛典研究，第一卷第五号，1929.后收入小野玄妙著.佛教の美術と歴史[M].东京：大藏出版，1937.
[14]中田勇次郎先生頌寿記念論集刊行会编.東洋藝林論叢[C].东京：平凡社，1985.
[15]笔者对苏轼写刻本《楞伽经》曾有介绍。见祁小春.古籍版刻书迹例说[M].一书中“例说编宋刻本版刻书迹”.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16]即《大正新修大藏经》。
[17]东寺，亦称教王护国寺，位于日本京都市内。创建于公元八二三年，是弘法大师空海（七七四—八三五）真言宗开宗道场。
[18]《重要文化财》21“書跡典籍古文書佛典Ⅱ”[M].文部省文化厅监修.每日新闻社“重要文化财委员会”编.东京：每日新闻社，1977.
[19]东福寺位于日本京都，建于公元一二三九年。是京都最大的禅寺，临济宗东福寺派的总院。
[20]《国宝重要文化财大全》7“書跡（上卷）”[M].图书编集部编.东京：每日新闻社，1998.
[21]因为当时笔者在日工作，得此信息后立刻访书，后将所获图片收进《古籍版刻书迹例说》，并做简单解说。前出祁小春.古籍版刻书迹例说[M].杭州：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8.
[22]（宋）张方平，字安道，号乐全居士。应天府南都（今河南商丘）人。北宋名臣，与苏轼父子有知遇之恩，尤其在“乌台诗案”中更是对苏轼有救命之恩，张方平的品行思想对苏轼影响极大。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卒。赠司空，谥文定。有《乐全集》四十卷。
[23]（明）陶宗仪.说郛（涵芬楼百卷本）：卷九十七所收明释惠凯《金山志》[G].上海：商务印书馆，1912-1948.保存了苏轼这一段跋语。
[24]本文暂不涉及中国大藏经（《一切经》）东传日本方面的问题。相关专题研究有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M].东京：富山房，1987.论述颇详细可参考。
[25]据统计为四九八一二字，加上序跋为五一五〇九字。
[26]孔凡礼校.苏轼文集：卷六十六此文题作“书楞伽经后”[G].北京：中华书局，1986.又，检日本影印内阁文库藏宋本《东坡集》卷第四十题作“书楞伽经后一首”。[日]竺沙雅章解题.东坡集[M].古典研究会丛书.东京：汲古书店，1991.
[27]（宋）佛印禅师（一〇三二—一〇九八），法名了元，字觉老，俗姓林。饶州浮梁（今江西省景德镇）人。宋代云门宗僧，苏轼之方外知交。
[28]又略称“崇宁藏”，详沈乃文.宋雕“崇宁藏”“毗卢藏”残卷考[A].中华文史论丛[C].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关于“崇宁藏”的命名，沈文有如下说明：“此藏开始只称大藏经，后因以藏进献徽宗皇帝，祝延圣寿，于崇宁二年（一一〇三）奉敕，赐名崇宁万寿大藏，再以后又因其所在地名和寺名被称为福州东禅寺大藏，当今简称崇宁藏。”可见在不同时期此藏的名称不一。《楞伽经》僧跋云“毗卢大藏”即“毗卢藏”。或是在元祐时期的一个特别名称。
[29] [31]《国宝重要文化财大全》[M].
[30]高楠顺次郎编.大正新修昭和法宝总目录：第一卷[G].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34.
[32]日语著录作“一切经のうち”，意即：存于《一切经》之中。
[33]东福寺主页（http://www.tofukuji.jp/cultural_properties/brush_nationality.html）的文化财书迹典籍栏“重文宋刊本楞伽経（蘇軾写刻本）4冊南宋”。
[34]或许也是对小野《北宋元祐二年版蘇東坡書楞伽經に就いて》有如下表述“说起元祐三年，正好等于我国一百五十年后南宋绍定五年时候的事了……”的误读也未可知。前出小野玄妙著.佛教の美術と歴史[M].东京：大藏出版，1937.
[35]一九七〇年出的《第五十六回大藏会展观目录》图版仅注为“宋版”（已出）。
[36] [39]见东福寺主页著录“重文宋刊本楞伽経（蘇軾写刻本）4冊南宋”，至今未改。前出http://www.tofukuji.jp/cultural_properties/brush_nationality.html
[37]蒋之奇传世书迹，除了墨迹《北客帖》《辱书帖》以及《跋怀素〈自叙帖〉》以外，还有一些石刻，但风格与此序文相去甚远，故可断定绝非蒋书。此元祐本《楞伽经》是据元丰金山寺版为重刻，因后者已散佚，无法做比较判断，只能推测此蒋序可能是仿或集苏字以成者。
[38] [日]白石虎月.东福寺志[M].京都：思文阁出版，1979.一书对此有详细记录，可以参考。
[40]《过去现在因果经》为日本三圣寺旧藏，宋福州东禅寺等觉院版。见二〇一四秋季拍卖会“古籍善本唐宋遗书古籍文献翰墨菁萃”专场图录。地点：北京四季酒店。
[41]（清）阮元.道光广东通志：卷十六：“曾噩十六年任，以上转运使。”[G]//续修四库全书：六七〇册：史部地理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清）徐景熹.乾隆福州府志：卷三十七：“曾噩字子肃，植子，大理寺正。”[G]//《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上海：世纪出版社（集团），2000;（宋）陈傅良.淳熙三山志：卷三十一：“曾噩，字子甫，闽县人，植之子。终大理寺正、广东漕。”[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史部十一地理类三.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
[42]乌台诗案。宋元丰二年（一〇七九），御史何正臣等上表弹劾苏轼，上书苏轼移知湖州到任后谢恩的上表中用语暗藏讥刺朝政，随后又牵连出大量苏轼诗文为证，结果致使苏轼遭贬黄州，史称“乌台诗案”。
[43] [44] [51]孔凡礼.苏轼年谱[M].北京：中华书局，2018:667672,613,673-674.
[45]（宋）苏轼《张文定公墓志铭》：“恕今为右朝散郎、通判应天府，信厚敦敏笃学，朝廷数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诏听之。”孔校本.苏轼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8:444-458.
[46]黄任轲，朱怀春校本.苏轼诗集合注[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1263-1264.
[47]孔校本《苏轼文集》“二司使”误作“三司使”；“其始神先受之甚明也”之“始”误作“殆”，据宋刊苏写本蒋之奇序订正。
[48]例如宋释惠洪《冷斋夜话》、赵令畤《侯鲭录》、李之仪《姑溪题跋》以及南宋陈善《扪蚤新话》、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等。
[49]（宋）惠洪.冷斋夜话.陈新点校本.冷斋夜话风月堂诗话环溪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8.
[50]（宋）李之仪.姑溪居士前集[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集部三别集类二.
[52][元]脱脱.宋史：卷三四三[G].北京：中华书局，1977.
[53]（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G].北京：中华书局，2010.
[5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G].同上。
[55]苏轼.蒋之奇集贤殿修撰知广州[A].孔校本.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8:1114.
[56]（清）陆增祥.八琼室金石补正[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732.
[57]关于江淮荆浙发运司的治所，宋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四十所收《真州东园记》中曾提及：“真为州，当东南之水会，故为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之治所。”《欧阳文忠公文集苏东坡全集[G]//四部精要：集部十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58]孔校本.苏轼文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8:1352.苏轼《贺蒋发运启》云：“伏审上计入觐，拜恩言还。拥节东南，上寄一方之休戚；考图广内，示将大用之权舆。凡在庇庥，举增忭跃。恭惟某官，受材秀杰，秉德纯忠。蔚然西汉之文，深厚尔雅；展矣东京之吏，悃愊无华。虽已得正法眼藏于大祖师，犹有一大事因缘于当来世。行将入践卿相，坐致功名。以斯道而结主知，随所寓而作佛事。某窜流已久，衰病相仍。方称庆之未皇，忽移书之见及。欣感之幸，笔舌难宣。”
[59]孔校本.苏轼文集[C].“佚文汇编卷四尺牍”北京：中华书局，2018:2531.又，此帖收入王海明编.宋拓西楼苏帖：之三[C].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05.
[60]孔校本.苏轼文集[C].“佚文汇编卷四尺牍”所录缺“人”字，今据拓本补。
编辑：王 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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