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人品很差，对于这个观点我不认同

摘要：在历史上的一些史书及历史人物对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评价很差，认为他人品很差，是个典型的“墙头草”。对于这种评价，首先亮明我的观点，说李商隐人品差，这个观点我不认同，对李商隐做出如此评价，这也是有失公允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想他一定是依据在唐朝跨度时间最长，影响

在历史上的一些史书及历史人物对唐代大诗人李商隐的评价很差，认为他人品很差，是个典型的“墙头草”。对于这种评价，首先亮明我的观点，说李商隐人品差，这个观点我不认同，对李商隐做出如此评价，这也是有失公允的。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我想他一定是依据在唐朝跨度时间最长，影响最深远，甚至是造成李唐王朝灭亡的原因之一的“牛李党争”中，就李商隐的个人态度而言的。

评价一个人不能单独看他的选择和立场，不能说站在某一方就是对的，站在另一方就是错的；我们要看这个所处的时代和环境，以及他所做出的选择是什么理由和原因。要真正理解李商隐的选择，必须回到中晚唐的政治生态中去看问题。“牛李党争”的本质是科举新贵与世家旧族的权力博弈，持续四十余年裹挟了无数士人。李商隐16岁受牛党令狐楚赏识，得其亲授骈文，这份知遇之恩固然珍贵；但25岁时他娶了李党王茂元之女，更多是出于真挚情感而非政治投机。他在《祭外舅赠司徒公文》中剖白："士困于知己"，道尽了寒门文人在权力旋涡中的身不由己。

从具体史实考察，李商隐从未主动参与党争倾轧。会昌年间在李德裕执政时，李商隐虽属李党姻亲却未获重用；到大中元年（847年）牛党得势，他反而因"背恩"之名被长期压制。这种双向失意的困境，恰恰证明其政治选择并非功利算计。杜牧在《上李司徒论用兵书》中展现的党争立场更为鲜明，却无人质疑其品格，这种双重标准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更重要的是，李商隐从未背叛文学良知。他在《漫成五章》中他直言："李杜操持事略齐，三才万象共端倪"，将李德裕与杜甫并提，在牛党当权时他仍能够坚持独立评判。相较于元稹在牛李间反复倒戈、白居易的明哲保身的处世之道，李商隐始终保持着"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的文人风骨。

李商隐的政治失意，反而成就了《锦瑟》《无题》中超越时代的艺术高度，这种将个人苦难升华为永恒诗性的精神境界，恰是他人格力量的最佳印证。以单一政治立场臧否历史人物，实则是将复杂人性简化为非黑即白的标签，这种评判标准本身就有违历史研究的客观性原则。

而若以传统儒家"忠义"标准苛责李商隐，则更显评价体系的偏狭。唐宋文人多重"座主门生"关系，但令狐楚去世后，李商隐仍与令狐绹保持诗文往还二十余载，其《寄令狐郎中》云："休问梁园旧宾客，茂陵秋雨病相如"，李商隐以司马相如自喻的谦卑姿态中，仍可见他对恩师世家的情谊。这种在政治分野与个人情义间的艰难平衡，在《旧唐书》中被简化为"放利偷合"的污名，却选择性忽略其开成三年（838年）拒绝王茂元幕府辟召、坚持守选三年的耿介之举。

对比中晚唐士林生态，更能见李商隐的难得。刘蕡因直言被贬时，"九重黯已隔"的朝堂噤若寒蝉，唯独李商隐连作四诗痛悼："上帝深宫闭九阍，巫咸不下问衔冤"（《哭刘蕡》），这种为罪臣鸣冤的胆魄，与元稹《莺莺传》中"始乱终弃"的虚伪形成鲜明对照。宋人计有功在《唐诗纪事》中特别记载：李商隐临终前自编文集，特将《会昌一品集序》这篇为李德裕而作的骈文置于卷首，这种在生命尽头仍坚持政治清白的姿态，恰是其人格完整性的终极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