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俗译介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细化研究，能使语言、知识、文化、思想的原始样态进一步放大和凸显，有助于我们回归传统文化本源，触及其内核，真正看到内隐的文化纹路和翻译症结，打破民俗与传播间的壁垒，为民俗翻译提供度身定制的策略指引。由此，民俗外译紧扣国家现实问题和实际

将民俗文化译介与知识翻译学结合，可以将翻译研究从语言转换的基础层面上升至知识学意义的探讨，让民俗文化研究更加有迹可循。

民俗译介研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细化研究，能使语言、知识、文化、思想的原始样态进一步放大和凸显，有助于我们回归传统文化本源，触及其内核，真正看到内隐的文化纹路和翻译症结，打破民俗与传播间的壁垒，为民俗翻译提供度身定制的策略指引。由此，民俗外译紧扣国家现实问题和实际需求，既内应民族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指引，又高度契合“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推进国家文化“注脚”的世界性理解

民俗文化特别是民俗活动近年来越来越受人们的重视，充分彰显了民俗文化旺盛的生命力。在新时代语境下，民俗文化的悠久历史和价值意涵值得重新发掘，民俗文化相关研究也能获得更深的认同感和更高的影响力。作为传统文化研究领域和翻译研究领域的分支及拓展，民俗文化译介研究既有深刻严谨的理论逻辑，又有直接充分的现实依据，同时与政治、艺术、哲学等学科跨学科融合。这使得民俗译介研究兼具理论多义性和实践丰富性。

中西民俗文化的交往历史悠久，成果丰硕。早在1585年，门多萨的《中华大帝国史》就轰动一时，这部描摹当时中国风土人情、经济政治样貌的百科全书在出版后仅十多年间，便被译成拉丁文、英文、法文等多种文字。自从清末以来，各国传教士、汉学家、外交官等以《中国评论》《中国丛报》为主要媒介，通过田野考察等各种方式，开启了对中国俗谚、歌谣、寓言故事、民间信仰、戏曲等多种不同民俗领域的研究和译介，这个阶段对中国民俗译介的文章及著作达到集中性、爆发性的高潮。这些史料都说明西方世界对中国民俗持有热情，中国也由此被称作民俗学者的“乐园”或“理想之地”。因此，中国民俗何以走进西方的视野中心，以及中国民俗在译介中被以何种方式呈现，值得进一步探讨。

对民俗译介的深入挖掘和系统研究，是推进民族发展、文化发展和国家发展的实际需要。它能为中国传统文化注入更多活力，深化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自豪感；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弘扬正确的价值观，培养爱国情怀等；也是窥探异域对中国民间文化思想构型、探查“世界之中国”的有效路径，是增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有效手段。

民俗翻译的知识路径

知识、文化和翻译三者联系紧密，其概念意涵向来为学者所关注和讨论。罗素认为知识一般分为两类，“第一类是关于事实的知识；第二类是关于事实之间的一般关联的知识”。而不同的文化界分了不同的群体，他们将经验用文字符号汇集记录，形成了经验的统一，演进成为局部知识的起点。卡西尔从知识学角度出发，将语言定义为事物之知识产生和持续累增的媒介。钱锺书提到，“所谓‘名’，皆字；而字，非皆名，亦非即名。这反映了知识无限性与不可知论的界定难点所在，也反映了事物的真质特殊性，非笔舌所易传”。在文化和知识的范畴下，翻译的功用早已超出语言转换和工具的界限。刘宓庆在《文化翻译论纲》中更鲜明地提出，语言的异质性背后是知识的异质性和文化的异质性。知识翻译学诞生后，将零散的各家之言串联起来，赋予更有洞见和更加清晰的考察。知识翻译学将翻译作为语言从音、形、意层面的转换工具的固定模式中跳脱出来，转向由翻译所引介的知识形态和认知方式的考察。对于知识和文化的归属，杨枫指出，“知识本身是物质和精神的文化，文化又因为知识的积累和目的在本质上属于知识”。由此，知识翻译学形成了对文化、知识和翻译更系统深刻的认知，同时提供了更具方法论的指导。而知识翻译学视域下的民俗译介研究也将相对独立的各研究领域联动了起来，满足了民俗译介研究的现实需求。（社会科学报社融媒体“思想工坊”出品 全文见社会科学报及官方网站）

来源：一品姑苏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