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句诗描绘了各国使节在皇宫中向唐朝皇帝恭敬朝拜的情景。那时，许多外邦的使者齐聚于长安，向唐帝国的统治者表达他们的尊敬。

唐代曾创造出一个开放包容、多元文化交织的繁荣时代。

“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句诗描绘了各国使节在皇宫中向唐朝皇帝恭敬朝拜的情景。那时，许多外邦的使者齐聚于长安，向唐帝国的统治者表达他们的尊敬。

不仅仅是唐朝，我国历史上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血统融合一直以来都存在。

我国自古以来似乎并不将“血统”作为主要原则，相较于“血统论”，文化认同才是中华民族持续发展的核心思想。这与极为看重血统的西方国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曾有专家指出，英国有一位学者直言：中方的强大并不可怕，让人担忧的是他们从未强调自己的血脉。

在一贯强调“血统优越”的欧洲国家，所谓血统的“纯正”或“正宗”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高贵的身份地位，代表着个人及家庭的荣耀，这成为一种值得自豪的标志。

01中国人对“血统”的看法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血统”并未成为影响社会生活和历史进程的关键要素。

在古代人们看来，还有许多更为重要的事物，例如仁政、以才能选拔人才和孝道等，人们的行为不会受到出身限制。

我国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了多民族和多元文化的融合，不再拘泥于血统和民族的差异，而是重视精神文化的认同，我们始终持有开放和包容的态度。

“中华民族”这一概念，通常指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多元融合大家庭。

回顾历史，可以清晰地发现民族融合与多元化的多个迹象。

主流学者认为，我国历史上经历了四次重要的民族大融合。尽管在其他时期也有多民族的交融与碰撞，这四次民族融合则更为显著，规模庞大，对后世影响深远。

第一次民族的深度融合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这次融合的最终结果是汉族成为中华民族的主要构成。

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出现的乱世，也是民族融合与发展迈出重要步伐的关键时期。实际上，乱世越是庞大，民族融合的范围和深度也就愈加显著。

在这个阶段，民族融合主要集中于中国的核心区域（核心区域指的是中原地区）。

当时，华夏族作为汉族的前身逐渐发展起来，中原的各个诸侯国被统称为“诸夏”。北边有匈奴和东胡，南方则有越，西边是戎，还有夜郎、九夷等少数民族部落或政权环绕在周围。

第二次民族大融合发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时，战乱不断，各方混战，少数民族政权迅速壮大，多个民族在对立与冲突中逐渐融合。在这一阶段，多种政权力量或多或少地与少数民族有着密切的联系。

北齐的高氏家族拥有鲜卑血统，而结束这一动荡时代的隋朝皇室同样有鲜卑人的血脉。实际上，后来的李唐王朝也受到胡汉文化交融的影响。

在这一时期，一些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为了更好地融入中原，实施了汉化政策，其中最为著名的便是北魏孝文帝所推行的改革。

第三次民族大融合发生在五代十国时期。

在这一时期，各个政权相互对立，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然而，正因为不同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和斗争，使得民族融合的进程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加速和深化。

当时，汉族、满族、蒙古族、回族和藏族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逐步交融，相互包容。在这个动荡不安的时代，民族融合持续推进。

第四次民族大融合是在辽、宋、金、元、明与清的时期进行的。

这个重要阶段的特征是时间跨度长、影响深远、覆盖面广泛。

在这个时期，从北宋到清朝之间，除了宋和明两代外，其余统治政权均为少数民族所建立。

在这一阶段，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相互融合，汉族也向少数民族借鉴，而边境地区的各民族交流得到了充分发展，这为我国今天的疆域奠定了基础。

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论稿》中谈到了血统问题：

“在北朝时期，汉人与胡人的区别更多地体现在文化上，而非血统。只要是受到汉族文化影响的人，就被视为汉人；而受胡族文化影响的人，则被视为胡人，无论其血脉如何。”

实际上，中国历史上对血统几乎一直是“毫不在意”的。

02在西方社会中存在的“血统理论”

目前，一些西方国家仍然维持着君主制，"贵族"的身份在这些国家中依然被视为极为崇高。

以英国王室为例，尽管他们并不具备实际的行政权力，但其存在始终代表着英国血统的一种精神象征，同时也彰显了高贵的社会地位。

这反映出西方国家对“血统”的一种独特执念，这种执念早已深植于西方社会的政治体系和国家治理之中，直至今日，依然明显影响着某些西方国家的制度演变和公众认知。

例如，英国实施的政治体制是君主立宪制，这一制度保留了“高贵”的君主角色，实质上反映了西方对血统的重视。

回顾历史，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英国逐步走向资本主义的发展，并通过《权利法案》确立了君主立宪制。

尽管君主立宪制和民主共和制都是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并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成长，但君主立宪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与落后性。在资本主义体制的大环境中，它仍然保留了具有封建特征的君主体身份，这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一种妥协体现。

仍以英国为例，如今大部分英国人还是倾向于支持君主制。他们认为，王室的意义已超越了简单的权贵身份，成为了国家的重要象征，对维护国家团结和增强英联邦成员国之间的影响力都起着关键作用。

这是首相作为政府领袖无法相比的。

首相是通过英国的议会选举产生，代表着当时执政党与在野党之间的争斗。这意味着首相可以来自任何血统。而英国国王则有所不同，皇室血统是世代相传且独特的。

现任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儿子哈里王子，他的妻子是拥有黑人血统的梅根公爵夫人。

一位英国国家广播公司BBC的主持人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了猩猩的照片，这被认为是对梅根王妃非裔血统的讽刺。

在欧美的种族主义语境中，“黑猩猩”通常被用作对黑人进行讽刺的代名词。

可见，尽管英国王室接纳了有黑人血统的梅根王妃，大部分英国民众对此表示赞同，但仍然存在一些人对她的血统持有歧视观点。

西方国家对血统的重视与执着，在一定程度上为种族主义的滋生创造了条件。

实际上，西方国家所坚持的“血统认同”原则背后反映了其西方文明的一些局限性。

尽管西方国家在“大航海时代”及殖民掠夺中展现出开拓进取的冒险精神，但它们也存在一些先天性的缺陷。

他们常常利用达尔文的进化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观点，来美化和强化自身的掠夺与侵略行为。他们习惯于将差异对立起来，这种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导致他们对外蔑视其他文明，而对内则只关注贵族阶层的利益。

03 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历程

为什么中国没有狭隘的血统观念呢？

除了常见的中西方地域、经济和意识形态等差异外，对血统的不同理解，实际上反映了“文化认同”与“血统认同”之间的巨大差距和分歧。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尽管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时期，这种“血统至上”的观念都或多或少地渗透与影响了社会。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出，中华民族历来并非一个真正“重视”血统的国家，国人的观念也未曾受到血统论的束缚。

由于科举制度通过才华和德行选拔人才，因此即便是平民出身的状元，获得功名后也可以骑马游街、尽情欣赏长安的美景。

由于适应时代潮流的民族融合，汉民族对胡乐产生了深厚的喜爱，“洛阳家家学习胡乐”。而在边塞地区，羌族的歌声也开始演唱汉族歌曲，“万里之遥的羌人齐声歌唱汉调”。

中国人强调的是“文化认同”的理念，不太看重血缘关系，而是更加注重对文化的认同。只要我们共享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我们就算是一家人。

这种文化的认同不受血缘关系的影响，也与种族身份的冲突无关，它代表了最深刻的共鸣，是民族团结的基石和民族和睦的灵魂。

中华民族共同体正是在这样的文化认同基础上形成的。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人民相互交融，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这一命运共同体源于共同的历史背景、价值观追求、物质基础和身份认同，同时也是一个共享精神家园。

总的来说，回顾中国历史，我们可以发现“血统”观念的影响，但中国人所关注的“血统”与西方国家有所不同。

后者通过血统严格界定国家权力的地位及身份等级，而中国人主要是通过血缘来体现家族归属和家庭责任感。

在中国，自古以来，评价一个人往往更注重其个人的能力和品德，而非血统的优劣。

“刘邦本来没有受过教育”，在楚汉之争的火热时代中，争夺王位和权力的人，既可以是贵族出身、楚国名将之后的项羽，也可以是平民出生、在市井间活动的刘邦。

正是由于中国人强调“文化认同”而非“血统至上”，我国得以成为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文化认同的基因已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推动其长期繁荣的重要力量源泉。

参考文献：

《中国知网》胡发贵的研究《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社会认同与凝聚的影响》

来源：魅力老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