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汉代西南夷地区的石构墓主要有石棺葬与大石墓两类。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当地墓葬呈现出坚持传统和与汉相融两条路径，表现为独立发展、夷为汉用与融入汉制的状况。论文分析了石构墓葬的演变特征，明确了汉文化对本土石构墓的影响进程：由汉式随葬品的增加到汉式墓建材的使用，最终走

汉代西南夷地区指汉代“巴蜀西南外蛮夷” 分布区[1]，包括川西高原、川西南山地、横断山区与云贵高原。该区域存在使用石材修建墓葬的传统，即学界通称的石构墓。相关墓葬形制包括石块、石板立砌的箱式石棺葬与石块垒砌的室式大石墓。学界聚焦两类墓葬的族属[2]、年代[3]、文化谱系[4]与交流状况[5]，业已取得丰硕成果。然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先秦时段，较少关注本土传统与汉文化的互动。有鉴于此，论文拟拓展论题，以期推进学界对西南夷文化的认识。

此处一并观照了两类非汉式墓葬。它们共同受到汉文化的影响，互动程度各异。本土族群与汉人之间存在对峙或隶属的关系，呈现出文化融合与隔绝的现象。对石构墓开展综合研究，有利于全面认识汉代西南夷地区的墓葬传统，廓清文化互动的区域状况。

一、石棺葬演变情况

汉代石棺葬见于十类遗存，分别为岷江上游的佳山文化、青衣江上游的老场类型与瓦西沟遗存、云贵高原的浪更燃山类型、青藏高原东南的扎金顶文化、金沙江中下游的尔巴克苦类型、俄巴布吉遗存、普拉波遗存、石洞山类型与老龙头类型。现逐一分析如下。

（一）佳山文化。以汶川萝葡砦、理县佳山、茂县城关、理县子达砦、阿坝小金日隆墓地为代表，墓葬结构经历了由石板围砌向石块垒砌的转变。年代较早的汶川萝葡砦SLM1（图一，1）中，本土文化因素占据主导，但同时随葬西汉早期的四铢与八铢半两[6]。西汉早期的理县佳山墓地延续了先秦时期石板立砌棺壁的造型（图一，2）[7]。石块垒砌（图一，7）出现于西汉中期。石棺使用石板或石块逐层铺设棺壁，砌筑方式由立砌变为叠砌。文化性质由本土文化与汉文化因素共存发展为以汉文化因素为主。茂县城关墓地的年代为西汉早期至晚期，墓葬结构同样经历了由石板围砌（图一，3）向石块垒砌的转变（图一，8）[8]。本土文化因素比重下降，例如双耳罐的形制与组合经历了如下演变：仅见圆口双耳罐→圆口与菱口双耳罐并存→仅见菱口双耳罐→双耳罐消失[9]。东汉中期，以双耳罐为代表的本土遗存基本消失。理县子达砦仅见石板围砌的石棺葬，典型器物为双耳罐与杯形器[10]，年代为战国晚期至西汉中期[11]。阿坝小金日隆墓地的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头龛（图一，13）与侧龛（图一，14）为鲜明特征[12]。石块砌壁的做法出现于墓地较晚阶段。墓龛与汉式墓椁的附属设施相似，应是受到汉式椁墓传统的影响。

图一石棺葬形制演变图

综合墓葬与器物的情况，佳山文化发生质变的时间节点为西汉中期。墓葬形制上，石棺葬墓底或不再铺设石板，墓内甚至出现了安置木棺与独木棺的情况，墓壁由石板围砌演变为石块垒砌。随葬品中汉式器物占比上升，本土文化因素走向衰亡与变质。衰亡表现为本土器物逐渐被汉式器物取代。变质的例证见于汶川布瓦遗址双耳罐的汉字[13]。此处汉字的出现意味着本土器物性质的突变，揭示出文化融合的状况。就墓壁构造而言，石块材料的兴起可能出于对汉砖的模仿。若依据墓葬等级由高向低排列诸遗址，顺序为汶川萝葡砦、理县佳山、茂县城关、理县子达砦。等级越高的墓葬越早使用石块叠砌墓壁，汉式器物的出现年代也更早。因此，石块叠砌墓壁的做法由高等级逐渐向低等级推广，汉文化对佳山文化的影响进程是自上而下的。

（二）青衣江上游的老场类型与瓦西沟遗存。老场类型以宝兴老场墓地[14]为代表。墓地年代可划分为两期：第一期为西汉晚期，墓葬有石棺葬（图一，9）、盖石墓与积石墓三类，典型器物为双耳罐与圜底罐；第二期为新莽至东汉早期，墓葬流行砖石棺墓（图一，11）与砖棺墓。本土因素不再占据主导，汉文化因素以货币、饰物与生产类工具为主。瓦西沟遗存[15]与老场类型第二期相似，墓葬形制同样为砖棺墓与砖石棺墓（图一，12）。器物以本土文化因素为主，汉式器物占比较少，主要为货币与饰物。部分墓葬用砖为画像砖，颇具区域特色。“放牧图”砖图像中一人着裙牵狗，驱赶三头犏牛行进[16]。“狩猎图”砖的图像模制凸线雕，其中一人持弓射兽。兽前有一倒置房屋。图像特征与本地族群生计模式相符。以汉砖表现本土文化的做法表现出“食而不化”的特征。首先，人物、动物形象不同于内地传统。其次，倒置的房屋与粗糙的工艺表明制作者并未理解或熟练掌握汉式图像的内容与工艺。因此，这批墓砖可能由本土族群模仿烧制。除上述两类遗存，宝兴地区尚有汉塔山类型[17]。该类型虽暂未发现同时期墓葬，但器物表明其以本土文化因素为主，汉文化因素为次的文化格局。

（三）金沙江中下游的俄巴布吉遗存、普拉波遗存、尔巴克苦类型、石洞山类型与老龙头类型。在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的俄巴布吉遗存中[18]，汉式器物主要为生产类铜器。墓葬形制有二，分别为石板立砌的石棺葬与石块围砌、顶铺石板的盖石墓。普拉波遗存与尔巴克苦类型的年代下限虽已进入西汉[19]，但并未出现汉文化因素。两类遗存的石棺葬都以石板立砌。石洞山类型中期的年代为西汉早期，器物延续本土传统，石板砌筑的墓室既有单室墓（图一，4），也有双层多室墓[20]。晚期属于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以大理三棵树M2（图一，10）为代表，由大型石块砌筑[21]。部分墓葬随葬汉式器物，如三棵树M2的陶甑与陶釜。老龙头类型的年代同样进入西汉[22]，墓葬使用石板围砌的石棺（图一，5）。该类型或与筰人相关。

（四）云贵高原的浪更燃山类型。该类型的年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中期，石板立砌的石棺内直接安置人骨或纳骨陶罐。陶罐属于百越文化因素的印纹硬陶[23]，反映出云贵与岭南的文化交流。随葬品以本土文化因素为主，存在少量以钱币为代表的汉式器物。该类型所属族群应即西南夷的一支。

（五）青藏高原东南的扎金顶文化。代表性遗址为甘孜吉里龙与九龙乌拉溪墓地[24]。甘孜吉里龙的早期墓葬为石板立砌与石板、石块垒砌的石棺葬（图一，6），晚期墓葬则为竖穴土坑墓。该类遗存暂未发现与汉文化互动的线索，处于独立发展的状态。《后汉书》：“白狼、槃木、唐菆等百余国，户百三十余万，口六百万以上，举种奉贡，称为臣仆。” [25]区域内的相关族群与汉朝仅存在零星的纳贡举措与松散的臣服关系，文献记载同考古学情况相契合。

二、大石墓演变情况

大石墓使用石材建造墓室，墓顶由盖石平铺而成。墓葬分布于安宁河流域及邻近地区，此处围绕墓葬形制与文化因素论述。结合前人研究[26]，大石墓年代可划分为四期。

第一期为战国晚期至西汉早期，西昌河堡子M1（图二，1）与喜德拉克公社四合M8为典型墓葬[27]。墓葬平面呈凸字形，墓壁底层使用大型石块垒砌承重结构，其上使用规格不一的石材砌筑墓室，并以大石封顶。西昌河堡子M1规格较高，长11.7米。喜德拉克公社四合M8长6.8、宽1米，出土四铢半两。

图二大石墓形制演变图

第二期为西汉中期，以西昌河西M3（图二，2）为代表[28]。墓葬长9、宽1~1.5米。用材发生变化，该墓使用大型石块铺设墓壁底部，以小型石材填充缝隙。墓室的简化使得室内空间缩小，出土五铢。

第三期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以喜德拉克M1（图二，3）为代表。墓葬平面呈凸字形，使用大石块砌筑，长7.6、宽2.5、高2.4米。至于器物，同时期的喜德辘轳桥大石墓随葬有西汉晚期五铢与大泉五十[29]。

第四期为东汉晚期，以昭觉齿可波西乡（图二，4）为代表[30]。墓葬使用石块与石条修建，墓门以石条立砌，墓室使用石块砌筑，墓顶则以石条铺设平顶。体积较小的墓葬长1米，较大者也仅长3~4米。墓葬用石趋于规整，该工艺可能模仿自汉式墓砖。墓葬出土以耳珰与五铢为代表的汉式器物。

两汉时期的大石墓结构简化、体积缩小。巨石基础与石材叠砌的墓壁结构消失，石条与石块砌筑墓室较为常见。最终，大石墓同汉式墓的结构相似，可能模仿了后者的形制。器物同样呈现出汉文化因素增加的趋势。具体演变与本土族群生存状况密不可分。汉朝势力进入后，原生族群的政治势力迅速溃散，成为汉朝的附属。“邛之初有七部，后为七部营军” [31]应是该类遗存的最终归属。

三、演变过程梳理

检视汉代西南夷地区石构墓形制的演变过程，同汉文化存在零星接触的区域，本土石构墓依旧保持自身演变序列；同汉文化发生密切接触的区域，本土石构墓中原生遗存或迅速消失，或借鉴、模仿汉文化因素。相关变化是渐进的，发生时段各有先后，文化因素不尽相同，演变过程也不尽完整（表一）。

表一汉文化因素情况表

注：A：器物较多汉文化因素、B：墓葬形制较多汉文化因素、a：器物较少汉文化因素、b：墓葬形制较少汉文化因素

西汉早期，佳山文化多使用石板立砌墓壁的建造方式。石洞山类型与老龙头类型以石板为墓壁或盖顶石。大石墓则以大石块砌筑墓壁底部与盖顶石，墓壁间填充石块。该区域在先秦时便已存在多样的石材筑墓技术。该时段内，本土遗存延续着既有墓葬传统，各类石材被用于墓葬各区域，呈现出纷繁复杂的文化面貌。

西汉中期至西汉晚期，汉文化进入西南夷地区。扎金顶文化走向消亡，佳山文化、老场类型与石洞山类型迎来葬制的突变。该状况同司马相如“凿空”西夷地区、汉朝广设郡县等政治事件相关。“蜀人司马相如亦言西夷邛、筰可置郡。使相如以郎中将往喻，皆如南夷，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 “南越破后，及汉诛且兰、邛君，并杀筰侯，冄駹皆振恐，请臣置吏。乃以邛都为越巂郡，筰都为沈犁郡，冄駹为汶山郡，广汉西白马为武都郡。” [32]政治的变革同样反映于墓葬层面，石构墓开始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如此情境下，本土墓葬传统走向分裂，佳山文化的几处墓地出现了不同的文化抉择。一方面，新型石构墓应运而生。理县佳山、茂县城关使用汉砖建造砖石棺墓、砖棺墓以及各类室墓，成为文化交流的全新产物。阿坝小金日隆石棺葬出现汉式侧龛与头龛，多随葬汉式器物。另一方面，理县子达砦墓葬仍延续传统形制，器物以本土文化因素为主。

新莽至东汉早期，伴随汉文化的影响深化，本土石构墓传统彻底衰落，表现为墓葬形制的融合与改制，在延续既有墓葬形制（石板、石块砌筑的石棺葬、砖石棺墓与大石墓）的同时，出现了石室墓、砖室墓、砖石合构墓、崖墓与竖穴土坑墓等新式墓葬。

论及融合，佳山文化分布区与汶山郡重合，可能与冉駹相关。“冉駹夷者，武帝所开。元鼎六年，以为汶山郡。至地节三年，夷人以立郡赋重，宣帝乃省并蜀郡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颇知文书，而法严重。贵妇人，党母族。死则烧其尸。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邑。”在与汉人密切的接触过程中，当地遗存逐渐发生变化：西汉早期的汉式器物多为钱币，仅出现于高等级墓葬。汉式葬制于西汉中期被佳山文化承袭，既出现了汉式木棺与木椁，也有受影响后出现的侧龛与头龛。器物层面，汉文化渗透到本土文化因素中，汉式器物与刻汉字双耳罐出现。“其王侯颇知文书”与汉文化传播过程相符，反映出自上而下的传播路径，表明汉文化的影响进程存在等级与地域差异。该时段内，与邛人相关的大石墓迅速衰落，“更始二年，长贵率种人攻杀枚根，自立为邛谷王……尚知其谋，即分兵先据邛都，遂掩长贵诛之，徙其家属于成都” [33]。墓葬变化可能与邛人势力的瓦解有关。此后，大石墓数量骤减且形态与汉式室墓相似。

改制表现为石构墓形制的消失与原生器物的变化。墓葬在传承本土传统的同时，体现出明确的汉文化因素：（一）竖穴土坑墓，汉文化因素由少至多见于西昌蛮子沟墓地[34]、宝兴城关等地竖穴土坑墓（本土因素为主）、昭觉濮苏波涅[35]（零星汉文化因素，延续火葬习俗）、宝兴老场M67[36]（汉文化因素为主）；（二）崖墓，杂谷河下游崖墓使用石板修饰墓壁，本土器物与汉式器物共存[37]，相似情况见于硗碛柳罗沟M3[38]；（三）砖石合构墓，理县关口汉墓以石块砌筑底部，其上砖砌墓壁与券顶[39]，除双耳罐与单耳罐外，其他随葬品为汉式器；（四）砖室墓，宝兴撒干库M1的主室与前室独立砌筑，并不相通，墓底铺砖超出墓室范围，并未形成封闭空间，可谓“虚有其表”，随葬品中，汉式器物以生产、生活类器物为主，本土器物多为饰品，类似情况在宝兴撒斯达M1与那东登库M1中同样存在[40]，部分砖室墓仍保留本土葬俗，例如宝兴赶羊沟汉墓延续了墓内殉牲与毁物葬俗[41]；（五）石室墓，弥渡白沙地石室墓墓壁以石块垒砌，顶为券顶，器物虽使用本土式器耳，器身却与汉式典型器物相近，墓顶形态模仿自汉式墓的券顶结构[42]。

需要注意的是，汉文化对本土遗存的影响进程并不一致。这种非协调性不仅出现在不同区域与不同文化之间，还体现在同一文化内部。区域上，汉文化对西南夷中西夷的影响远大于南夷。究其原因，本文的立足点为石构墓传统，该现象于南夷地区并不兴盛，其后续变化自然不如西夷地区明显与剧烈。至于不同文化，前文已经逐一介绍，此不赘述。需要展开说明的是同一文化内部的差异性。佳山文化中，西汉早期的汶川萝葡砦已经出现石块砌筑石棺与随葬汉式钱币的情况，但其他墓地的葬制变革却完成于更晚阶段。就文化内涵而论，理县佳山与茂县城关使用了木棺与独木棺，而阿坝小金日隆则流行模仿汉制的侧龛与头龛。相关特点取决于汉文化的影响程度以及不同部众对汉文化的解读。具体的细节反映出汉文化进入边疆后形成的差异性地方认知。

四、结 论

综合而论，石构墓在汉代呈现出多样的发展情势，具体表现状况如下。

（一）独立发展，以尔巴克苦类型与扎金顶文化为代表。两者反映出与汉文化疏离的不同状况。一种是年代错位。尔巴克苦类型消亡于汉朝之前，属于原生传统的自生自灭。另一种是距离悬隔。扎金顶文化分布于蜀郡西部徼外，即所谓“汶山以西，前世所不至，正朔所未加” [43]的区域，呈现相对孤立的发展状况。

（二）汉为夷用，以浪更燃山类型、俄巴布吉遗存、老场类型与瓦西沟遗存为代表。牂牁郡中部的浪更燃山类型较少接受汉文化的影响。铜器与陶器延续了本土传统。汉式器物以铜钱为主，随葬的几何印文陶罐则反映出南夷地区与岭南的联系。俄巴布吉遗存有零星的汉式器物。老场类型与瓦西沟遗存位于西汉蜀郡西部都尉辖区，即东汉蜀郡属国境。《水经注》称该地为“故青衣羌国也” [44]。“天汉四年，罢沈黎，置两部都尉，一治旄牛，主外羌；一治青衣，主汉民。” [45]区域内汉人与异族共存。“青衣王子心慕汉制，上求内附，顺帝改曰汉嘉，嘉得此良臣也。” [46]其中老场类型直接处于汉朝的管理之下。经过汉朝的稳定统治，汉文化因素被本土墓葬制度接纳，从器物到建材逐渐融入本土传统。老场类型的汉砖虽然与汉式墓的情境有别（简朴的地域风格、倒置的形象与随意的砌筑），但借鉴的行为已足以反映本土族群对汉文化的接纳。门格尼将该现象阐释为本土族群运用外来因素重塑认同[47]。该认识虽具开创性，但仅能说明西汉至东汉早期的部分情形。毕竟汉为夷用具有双重含义。对于老场类型与瓦西沟遗存而言，汉为夷用是总体情况的描述；对于汉文化影响更深的遗存而言，汉为夷用仅是交流过程中的特定阶段。此外，对比诸遗存可知，汉为夷用存在程度的差异，浪更燃山类型受汉文化影响的程度不及老场类型与瓦西沟遗存。

（三）融入汉制，以佳山文化、老龙头类型、石洞山类型与大石墓文化为代表。佳山文化在蜀郡西北部，老龙头类型在越巂郡中部，大石墓文化在越巂郡东部，石洞山类型在益州郡东部。器物→建材→结构是汉文化对本土石构墓的影响进程。本土器物为汉式器物替代，汉式墓的形制与材料被本土族群所借鉴。最早出现的汉文化因素多为钱币，表明经济交往为早期交流的主要形式，即“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 [48]。西汉早期，民间贸易为边疆与内地的主要互动方式。汉武帝时期，郡县的设置与汉人的徙入实现了汉朝对当地的区域管控。文化层面，本土族群对汉文化的认识经历了由汉为夷用到理解汉制、融入汉制的演变。西汉早期的汉式钱币为初步交流的器物。新型石棺为代表的新兴墓葬形制出现于西汉中期。东汉中期之后，本土器物渐趋消亡，汉式器物大量出现。两汉时期，佳山文化分布区存在“蜀郡夷”、“蜀郡三襄种夷”与“徼外污衍种”等多种西夷族称[49]。他们虽同属西夷，但在汉文化影响程度与政权认同层面却差异明显。与游离境外的徼外诸种相比，“蜀郡夷”是汉境的附塞族群，身份正经历由外族向汉人的转化，考古学上的表现便是融入汉制。如此情况下，石构墓终于超越汉为夷用的模式，进入理解与融入汉制的阶段。

综合而言，上述三种状况取决于汉朝的边疆策略。行政空间上，融入汉制的佳山文化位于蜀郡辖区，受汉朝有力管控。汉为夷用的老场类型位于蜀郡属国，族群虽归附汉朝，但反叛情形时有发生。独立发展的扎金顶文化位于徼外，与汉朝维系疏远的朝贡关系。距离汉人聚居区越近，族群间的关系越紧密，记载也越详细。佳山文化可能与冉駹相关，《后汉书》提及该族群“其王侯颇知文书”，与汉人存在帮佣关系，反映出文化认知的共通与生计模式的共生。协作关系同样反映在军事层面，在大石墓所在的越巂郡境内，出现了为汉人调派的邛人“七部营军”，同巴郡板楯蛮的情况相似。相较之下，在老场类型所在的蜀郡属国，汉人、徼外种夷与郡夷共存。归义与叛乱频发，则反映出汉文化的影响相形见绌。墓葬传统维度下的融入汉制、夷为汉用与独立发展既是汉文化影响程度的写照，也是文化生态的归纳。上述情况由汉人核心聚居区向远疆地带逐层排布，如同差序格局，反映出汉文化影响下边疆地带多样的区域形态与层状分布的文化格局。

附记：本文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青年项目“两汉时期汉文化与越南东山文化互动模式研究”（项目编号GD25YLS07）的阶段性成果。

[1]参看（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驷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1页。

[2]彭述贤：《岷江上游石棺葬族属考》，《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3]何锟宇：《岷江上游石棺葬的分期与年代》，《四川文物》2009年第4期。

[4]罗二虎：《论岷江上游石棺葬的文化性质》，《考古与文物》2008年第3期。

[5]刘永文：《岷江上游与雅砻江流域两地石棺葬的文化联系》，《四川文物》2016年第4期。

[6]冯汉骥、童恩正：《岷江上游的石棺葬》，《考古学报》1973年第2期。

[7]阿坝藏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理县文化馆：《四川理县佳山石棺葬发掘清理报告》，《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四川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211~236页。

[8]四川省文管会、茂汶县文化馆：《四川茂汶羌族自治县石棺葬发掘报告》，《文物资料丛刊》（7），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34~55页。

[9]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0页。

[10]同[6]。

[11]罗二虎：《文化与生态、社会、族群：川滇青藏民族走廊石棺葬研究》，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120页。

[12]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物管理所、小金县文物管理所：《四川阿坝小金日隆汉代石棺葬墓地发掘简报》，《文物》2018年第10期。

[13]汶川县文管所、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文管所、汉川县文管所：《四川汶川县布瓦石棺葬2009年的调查》，《成都考古发现2008年》，科学出版社，第231~248页。

[14]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的石棺墓》，《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6期；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陇东东汉墓群》，《文物》1987年第10期。

[15]宝兴县文化馆：《四川宝兴县汉代石棺墓》，《考古》1982年第4期。

[16]政协雅安市委员会：《瓦甓道在——雅安出土汉砖拓片》，巴蜀书社，2020年，第113页。

[17]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雅安市文物管理所、宝兴县文物管理所：《四川宝兴硗碛水电站淹没区考古发掘报告》，《四川文物》2004年增刊。

[18]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昭觉县文物管理所：《四川昭觉县好谷村古墓群的调查和清理》，《考古》2009年第4期。

[19]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昭觉县文管所：《四川昭觉县四开乡石棺墓地的清理》，《考古》2016年第8期；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昭觉石板墓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第1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127~132页。

[20]云南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云南弥渡苴力战国石墓》，《文物》1986年第7期；大理州文物管理所、祥云县文化馆：《云南祥云检村石椁墓》，《文物》1983年第5期。

[21]杨德文：《大理洱海东岸石棺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总第33期，1992年。

[22]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成都文物考古研究所：《老龙头墓地与盐源青铜器》，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

[23]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贞丰县文物管理所：《贵州贞丰县浪更燃山汉代石板墓》，《考古》2013年第6期。

[24]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甘孜藏族自治州文化馆：《四川甘孜县吉里龙古墓葬》，《考古》1986年第1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九龙县文化旅游局：《九龙县乌拉溪乡石棺葬墓调查清理简报》，《四川文物》2011年第1期。

[25]（南朝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5页。

[26]赵德云：《安宁河流域大石墓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考古》2019年第3期。

[27]四川省金沙江渡口西昌段、安宁河流域联合考古队：《西昌坝河堡子大石墓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第5期；凉山彝族地区考古队：《四川凉山喜德拉克公社大石墓》，《考古》1978年第2期。

[28]西昌地区博物馆：《西昌河西大石墓群》，《考古》1978年第2期。

[29]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喜德县文化馆：《四川喜德县清理一座大石墓》，《考古》1987年第3期。

[30]凉山州博物馆、四川大学考古学系、昭觉县文管所：《四川昭觉县古文化遗存的调查和清理》，《南方民族考古》第六辑，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375~388页。

[31]（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311页。

[32]《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4、2997页。

[33]《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7~2858、2853页。

[34]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西昌市文物管理所：《四川西昌市羊耳坡遗址蛮子沟墓地2016年度发掘简报》，《四川文物》2017年第1期。

[35]凉山彝族自治州博物馆等：《四川昭觉县四开坝子汉代遗存的调查与清理》，《考古》2018年第8期。

[36]同[15]。

[37]徐学书：《杂谷河下游西汉岩墓调查简报》，《四川文物》1989年第2期。

[38]同[13]。

[39]四川省博物馆：《四川阿坝州发现的汉墓》，《文物》1976年第11期。

[40]同[13]。

[41]宝兴县文化馆：《宝兴县赶羊沟汉墓清理简报》，《四川文物》1997年第5期。

[42]大理州文物管理所：《弥渡红岩白沙地石棺墓清理简报》，《云南文物》2007年第2期。

[43]同[21]。

[44]（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卷三六《青衣水》，岳麓书社，1995年，第516页。

[45]（晋）常璩撰，刘琳校注：《华阳国志校注》，巴蜀书社，1984年，第218页。

[46]同[44]。

[47][英]路易莎·门格尼著，任晓莹、诸诣译：《边界地区身份认同的形成——川西雅安市宝兴县公元前3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墓地》，《南方文物》2019年第1期。

[48]《史记》卷一一六《西南夷列传》，中华书局，1959年，第2993页。

[49]《后汉书》卷五《孝安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第221页；《后汉书》卷八六《南蛮西南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第2853页。

原文刊于：《江汉考古》 2025年 第3期

来源：中国考古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