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这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终章。多年来，有许多国际友人越过重重险阻来到中国，与四万万军民并肩战斗，共同抵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甚至因此而牺牲。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国际主义战士”。

80年前的今天，日本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并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历经十四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这同时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终章。多年来，有许多国际友人越过重重险阻来到中国，与四万万军民并肩战斗，共同抵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侵略，甚至因此而牺牲。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国际主义战士”。

这些国际友人中，有我们家喻户晓的白求恩、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也有许多人声名不显，却同样为中国抗战与革命奉献了重要力量。来自奥地利的两位医生，罗生特（Jakob Rosenfeld，1903~1952）和理查德·傅莱（Richard Frey）就是其中的代表。

与其他几位国际友人不同的是，他们曾因犹太人身份而遭到纳粹的残酷迫害，在时任中国驻奥地利总领事何凤山的帮助下，于1939年前往上海避难，由此与中国人民结缘，并最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中国抗战和解放事业。从欧洲腹地到中国乡村，从反抗纳粹到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他们的事迹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光辉一页。

近日，2025年首届郁达夫海外文学奖长篇小说奖获奖作品、以罗生特与傅莱为原型的长篇历史小说《到中国去》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面世。

本书以两位国际友人来到中国并与中华民族并肩抗战、生死相依的历程为主线，涉及近20位国际友人，以他们的人生轨迹折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风云际会，并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回溯中华民族伟大而悲壮的抗战岁月。

本书作者方丽娜老师现居奥地利维也纳，是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欧华文学选刊》杂志社社长。为了创作《到中国去》，她史海钩沉十载，查阅了海量资料，力求最大限度地还原两位主人公的人生轨迹及其背后的历史。在此基础上，方丽娜老师以冷峻的笔触和细腻的文思，将历史的真相整合为这部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作品。

就在8月4日，由中信出版集团主办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学坐标——长篇小说《到中国去》创谈会”在中信书店北京三里屯店举行，方丽娜老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知名作家、学者梁鸿老师和媒体人、青年评论家康春华老师围绕本书展开了精彩的对话。

从左至右：梁鸿、方丽娜、康春华

会上，方丽娜老师分享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并与各位嘉宾一起探讨了这部小说的历史与现实价值。方老师认为，本书的创作过程是对历史与人性的凝视，也是一次漫长而深沉的精神回归。今年适逢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个特殊的年份出版《到中国去》，不仅是个人的文学纪念，更是一次对和平、人性和尊严的致敬。

以下是对谈内容的精华摘编。

“十年磨一剑”的国际主义赞歌

康春华：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在这样一个极为特殊的时间节点，根据历史真实人物原型创作的长篇小说《到中国去》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想问一问方丽娜老师，这部作品创作的缘起是怎样的？您写这部作品的过程中，花了多长时间来酝酿、筹备？

方丽娜：说起来，这部小说还真是有点时间。我是2003年定居奥地利维也纳的，大约离现在有二十多年的时间。十多年前，我偶然了解到了两位奥地利医生罗生特（作品中主人公罗森·菲尔的原型）和理查德·傅莱的故事。因为我们在国外生活，也喜欢读书看报，通过书籍、杂志，还有在维也纳的汉学家卡明斯基先生，也通过今天在座的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原文化参赞贾建新先生，我从方方面面了解到他们的故事，当时就感到非常震撼，也非常受打动。

我逐渐有了一个想法。白求恩医生是一位伟大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他的故事在中国家喻户晓，但非常可惜，他在晋察冀边区只工作了一年多的时间就去世了，令我们特别痛心。罗生特医生在中国将近十年，1939年为了逃避德国纳粹的迫害，手持中国外交官何凤山先生的人道主义签证，奔赴中国，来到中国上海。也是国际风云际会，他选择了到中国江苏北部的新四军根据地盐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救死扶伤，而后又跟随八路军转战山东。

1945年，纳粹德国被打败，罗生特特别想回奥地利见他的亲人，寻找他的恋人。但由于形势的需要，罗生特又到了东北野战军，担任第一纵队卫生部的部长，所以也是迄今为止在我们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唯一一位同时加入新四军、八路军、东北野战军的国际友人，并且他是在我们队伍担任实际职务最高的国际人士之一。

1949年回到欧洲之后，罗生特一度遇到了新的困难和困惑。后来他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听到自己中国的医生同事也去了朝鲜战场，他的热情又一下子被点燃起来了。罗生特就特别想回到中国，继续到朝鲜战场为中国官兵服务，但这个时候，因为复杂的国际局势，他怎么也回不去了。

十多年前，罗生特是因为被动，不得已为了求生来到中国，可是这个时候已经由被动变成了主动，想要再次奔赴中国，这种感情更加强烈。他后来由于各种情况陷入困境，并在耶路撒冷去世，突然猝死。

我又从贾建新先生那里了解到，理查德·傅莱原来不叫这个名字，是到中国以后聂荣臻元帅起的。“傅莱”从德文“Frey”音译过来，对应的英文就是“Free”。傅莱同志解放以后傅莱一直没有离开中国，一直在卫生部作为顾问，帮助中国医学事业进步。他逝世以后，大使馆在他曾经就读的维也纳文理中学立了一块碑，上面刻着傅莱的生平和在中国的事迹。每年万圣节的时候，维也纳当地的华人都会到纪念碑前献花。

方丽娜

这些国际友人的事迹真的让我很感动，可现在有多少中国读者还知道他们？八十多年前他们奔赴中国战场，跟我们中华民族生死相依，并肩战斗，但他们的故事鲜为人知，我一定要把他们的故事写出来。

搜集资料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十几年前，我就留意各种能够找到的渠道，我先生还陪着我到奥地利、波兰的集中营寻找资料，包括在维也纳的各种德文史料。有这样一句话，“一本书是由二十多本书撑起来的”，因为这些主人公的背景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在这样特殊的背景下，我就需要把方方面面的资料融会贯通。我并不是单纯还原历史，而是以文学的形式呈现他们的故事，所以也是下了很多功夫，边学习边写作。

康春华：方老师讲得情真意切，也为我们透露出了创作过程中的很多困难和值得攻克的地方。请问梁老师，您在读这样一部小说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细节和情节？您读完这部作品以后的感受是什么？

梁鸿：这本书最先让我感到触动的，就是书名《到中国去》。我们现在常说“到世界去，走出中国，走向世界”，但突然有一本书说“到中国去”，好像突然来了一个回旋，所以我觉得书名真的起得特别好。书中有一种特别大的力量感，“到中国去”不单单是一句口号，背后有着非常宏大的历史背景，这是我看这本书的最大感受。

我是去年和方丽娜在奥地利认识的，她非常热情。之前我就听说过这本书，但没有想到这么快就出版了。作为一个中国人，虽然抗日战争好像并不遥远，但历史进程是非常快的，会使得我们忘掉那些细节。

读到这本书的时候，我真的非常震惊。我们都知道有国际友人在中国，但不知道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我被书中的那些历史细节和真实的人物所感动，他们让我们重回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让我们感受到那个年代其实是由无数的人所构成，最后才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我们专门去看过何凤山的故居，感叹于他是一个如此伟大的中国人，在那样一个非常艰苦的年代面对非常艰难的抉择，最终给了一千多张签证，营救了一千多个人，而当时其他各国都是不给签证的。

何凤山

中国人的内心是非常辽阔的，这是最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何凤山认为这些都是普通人，所以要救他们。在书中虽然没有作为重点，但作为起点，它是非常重要的——他们为什么来到中国。这是作品特别大的内在启发，是中国人内心辽阔的人道主义精神促使了这样一场国际主义的漫游。我觉得，本书这样的起点和落点都非常棒。

丽娜的笔法非常细致，作为“历史小说”，里面的史料是非常准确的。可以看到，作家真的是穷尽了她的能量，去寻找那些已经被历史淹没的细枝末节，比如两位主人公是怎么拿到签证的，怎么来到中国的各个战场——地下工作、新四军、东北野战军——当然还有个人的生活。这些真实的历史细节，让我们跟着这本书回到当年的战场，回到当年复杂的情势之下，回看这些国际友人如何融入中国的革命氛围，中国革命者又是怎样艰苦奋斗的。这是特别宏大的世界语境之下的中国叙事。

中国就是世界的一部分

康春华：小说以奥地利的两位白求恩式国际主义战士作为主人公，牵涉的场景非常多，包括国外和国内的反法西斯战场，其中就包括奔赴延安，还有在新四军的驻地、主战场，当地的风土人情、地域特色都是非常多的，涉及到大量在地的和流动的资料。

我看完以后很想请教方老师，这部长篇小说里面有这么多历史资料、人物原型以及生活细节，您进行文学加工处理的时候面临着怎样的困难？您自己的解决办法是什么？

方丽娜：实事求是地讲，为了创作这部长篇小说，我前后耗费了不下十年的功夫。2010年，我成为中国鲁迅文学院成立以来吸收的首个海外学子，走进了祖国的文学殿堂学习。之前很惭愧，我还不会写小说，但这个故事真的让我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我很想把这些国际友人的故事以文学的形式讲给中国的读者听。

走出鲁院以后，我进行了大量的阅读。梁鸿老师是非虚构写作的大家，我当时带着她的作品回到维也纳，读的时候觉得“这就是非虚构”？这些充满震撼的文本让我爱不释手，的确在写作方面给我带来了一定的启发。在文学作品当中，如何赋予这些史料和历史人物以鲜活的生命，如何将他们的语言、表情、神态、思想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来，我真的是下了死功夫，不要命地读，不要命地写。

在中国将近十年的过程中，主人公的原型罗生特一直有写日记的习惯，他曾经特别想成为一名作家，所以写了很多的手记。若干年前，由奥地利的汉学家卡明斯基着手负责把罗生特在华手记进行了出版。因为当时是十几年前，读的人很少，已经买不到了，我就在维也纳找到卡明斯基，去借他的书，回来反复研读。

罗生特的日记形式非常简单，直奔主题。通过这些记录，我就能够还原八十年前他如何离开维也纳，又在上海期间，以及在新四军、八路军和东北野战军期间分别经历了什么。这些资料为我提供了十分可靠的蓝本。

罗生特

归根结底，《到中国去》是一部基于真实历史人物的历史小说，里面有很多细节是不可以随便杜撰的，要有依据和来源，所以整个脉络仍然要依据真实的历史，然后再加上文学的想象。我前后花了十年的功夫，踏踏实实地把这部长篇小说写出来，前年在《作品》杂志发表。朱燕玲老师为这部小说的出版投入了两年时间，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也付出了大量的努力。

人有自己的命运，书也有自己的命运，能够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应运而生，我觉得这本书也算是生逢其时。通过两位奥地利医生的经历，中华民族博大的胸襟和中国文化巨大的包容性，都在其中得到了见证和呈现。

康春华：两位老师都有提到书名《到中国去》给我们的力量感，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从世界视野，以两位在华医生的视角书写中国抗战的多条战线和多个战场，所以我认为这是在世界中写“到中国去”的历程。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部小说的中国性和世界性、二者的对话与辩证关系，我们是否能够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主战场更动人的故事挖掘出来，并用这种故事更好地沟通世界不同的文明？

梁鸿：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九十年代特别流行新历史主义批评，核心就是重新审视宏大和整体的历史观。为什么要重新审视？因为我们认为个人历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往往跟宏大历史之间有所不同，所以要从个人出发。康老师提到中国与世界，我觉得这本身是一个非常宏大的概念，但如果把中国和世界作为生命体，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不是“到世界去”，而是“我们就是世界的一部分”，把我们自己的故事讲好就可以。现在都提倡中国故事，所谓的“中国故事”就在于我们是人类生活的一部分，把我们的故事讲好了，我们就呈现了这一部分人类生活的特质和人性状态，也是整个世界上人性的一部分。

说回这本书，刚才提到中国和世界，有一点特别重要，就是二战期间，中国战场也是世界战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尤其是抗战期间我们做了什么。可以看到在遥远的西欧，驻奥地利的何凤山外交官以他的行为呼应了中国战场。虽然他的行为跟国内战场可能关系不大，但心灵是具有跨越性、超越性的，所以并不一定只有国际友人来到中国才是世界性的。人类的心灵会超越国际、超越民族，最终呈现出世界性。何凤山先生是一个非常大的起点和原点，把中国放置在世界视野里面，做了一个非常艰难的、伟大的选择，就是要去做这件事情，冒着自己个人职业风险，自己租个房子给大家发签证。我们都有个人生命安全的需求，他在那么危险的纳粹语境下能够这么做，确实是值得尊敬的。这是世界心灵，也是中国心灵的一部分。

傅莱为战士治病

丽娜老师用雕刻般的笔法写出了两位奥地利医生来到中国以后漫长十年的生活。包括他们怎样一点一点地进入中国，先到上海，又怎样加入中国的地下工作，如何行医，并因为高超的医术一步一步地、更深入地跟中国生活结合。罗生特和理查德两个人慢慢地融入到了中国语境，所以最后可以发现罗生特非常舍不得离开中国。

书中的中国和世界是融为一体的，恰恰是因为在欧洲的中国人和在中国的欧洲人互换了角色，使得中国和世界融为一体，形成了一种整体性的存在。为什么《到中国去》这个名字那么响亮，恰恰是因为中国不是独有之地，而是世界的某一个地方。过去的很多年里面，我们总觉得不属于世界，其实这是我们认知和思维需要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思维误区。

方丽娜：刚才春华老师提到延安，这一点也是特别打动我的。其实当时有一批国际友人，包括美国的马海德医生、斯诺记者都是在延安的，而且这些国际友人在延安也很受欢迎。我在了解史料的过程中发现在延安竟然有舞会，能跳华尔兹，这是之前我完全不了解的信息。我还特意跑了一趟，到延安的窑洞看一看。

书中的主人公之一理查德·傅莱，他在上海受共产国际的派遣前往天津和北戴河，去搜寻日本侵略者的信息。傅莱认为打败日本等于在消灭法西斯，因为日本和德国是一起的。他通过地下党来到了晋察冀山西白求恩的医院，并在那里为抗日战士救死扶伤。之前他到延安是受上级的派遣，觉得那里更安全，也是出于保护这些国际友人。

罗生特其实也想去延安，他在江苏北部跟部队将领在一起，一再跟领导要求，说“我想去延安，我想采访延安的领袖”。领导满足了罗生特的心愿，准备派人送他去延安，但在抗日战争后期，山东战场告急，八路军的抗战指挥将领病重，需要医生跟着，所以罗生特就在半路回到八路军的抗日战场，一直跟到东北，直到新中国诞生。这些其实也是他们打动我的原因之一。

文学是一场想象

但每个细节都必须经得住推敲

康春华：真是非常生动的一个“到延安去”的故事。讲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书中的章节名非常有意思，“苏北有个萨尔茨堡”，把世界和中国镶嵌在一起。章节的命名也体现了中国与世界在这部作品中的关系。我读完这部作品以后，又找到当时首发作品的杂志，其实是放在“长篇非虚构小说”目录，然后我又反过来找出版方和作者，问怎么界定体裁，如何确定是基于真实历史人物。

我想请两位老师结合这部小说的分类和体例谈一谈，怎么看待非虚构的材料、非虚构的写作和文学性的关系？其实这是我的一个困惑，因为打动我的是非虚构材料中文学性的表达，一个人在深夜的内心想法、恋爱心理、面对命运抉择的心路历程，这些都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包括整部小说都是两条线索交换，属于一种蒙太奇文学写作手法，能否讲一讲你们的发现和感受？

梁鸿：“基于真实历史人物”的写法其实有很多种，可以完全作为虚构来写，也可以完全按照历史史料。作为创作者，我觉得写得好才是关键，至于是什么，其实并不重要。我认为大的逻辑是非虚构的，基于历史的，人物的走向和命运都是真实的历史。但是我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即便不知道这是基于真实历史也没关系，因为细节太逼真了，精雕细琢。书中在写罗生特面对艰难选择，需要离开欧洲没有签证，不断奔忙的时候，可以看到那个时候他们的绝望，没有办法摆脱历史巨大的压力，没有生路。罗生特来到上海以后，丽娜老师又用非常细腻的笔法写了那一群人在上海的来来去去，非常真实，并不是刻意赞美和谴责什么，就是用每个人的生活细节、场景细节构筑这样一个视野。

即便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段历史也没关系，虽然知道历史会让读者有一种沉甸甸的感觉——这些是真实的，是这个国度、这个世界曾经发生的事情——看到那些人物的时候，会有特别大的感触。前两天我还专门到百度和DeepSeek搜索那个十几岁的小男孩，因为他妹妹被驱逐的遭遇，他求助无果，就在法国巴黎杀了德国的外交官。

上海外滩

这部小说的情节写得非常棒，属于开放式、悬疑式的写法，但我仍然忍不住停下来查了查，因为会被历史真实中的这些词深深地抓住。小说情节可能只有几行，但对于读者来说，那种命运的奇怪，背后巨大的历史感会带来一种“还活着的”生存压力和人类命运的诡异。

非虚构是非常有价值的，基于真实历史人物也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人类曾经的命运，可能也是我们未来的命运。通过读这部小说可以提醒自己，我们不要再去重蹈历史的覆辙。那些无辜的人，包括中国战场上的那些革命女性非常艰难，我看了以后也是非常感慨。爬雪山、过草地，作为一名女性，我最横亘于心的就是这些女性例假、生产都要怎么办。可能我们不愿意去提，但恰恰是这些显示出战争的残酷，人类相互之间造成的灾难。这些会给人们带来巨大的震颤之感。

丽娜老师用她的调查、细致入微的笔法、极具敏感度和感知人类疼痛的心灵构筑出来，所以读起来才有一种沉浸感，以及对于历史真实巨大的探究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非虚构小说”是可以成立的。一个作家能够勾起一个读者内在的、对于历史真实的寻求和思考，这些细节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有整体性的。

方丽娜：说到非虚构、历史和文学这样一个话题，我自己对于文学理论是比较欠缺的，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因为我在文学方面起步比较晚，我是2010年开始写作的，也就是十来年的写作经历。当然，这部小说确实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创作一部小说可以天马行空，但我是先看到真实的历史，基于历史真相，被这些人物在中国真实的命运脉络、故事和经历所感动，然后才以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

书中涉及将近二十位国际人士，那个时候中国确实有那样一种吸引力，能够吸引大批的国际人士来到中国，而且几乎是同时代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情感联系是必须以文学手法发生的，我确实也是一边学习一边写作。就像延安时期，我们并没有亲身经历过，即便是大轰炸、窑洞的几个口，门前长着什么树，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延安跳舞时是用什么乐器伴奏，这些都是要查的，如果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这种乐器，自己杜撰的话，就经不起历史的推敲。文学是一场想象，但每个细节都必须经得住推敲，所以我每写一步都要查资料，因为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前几天我们刚好去了新疆塔城，参加那里的文学馆揭幕式，见到了新疆具有代表性的作家刘亮程老师，他的一句话让我很受震动。我们知道刘亮程老师以写散文为主，但他说：“无论你是写什么题材，只要坐下来开始了，你就进入了虚构状态。”我觉得这句话一下子让我茅塞顿开，确实是有道理的。基于历史的真相也是我写作的动力之一，但整体来讲肯定是进入虚构状态。梁老师也说，是什么题材不重要，重要的是把作品推出来，能够打动读者，让读者信服，这才是最重要的。

康春华：谢谢两位老师非常详尽的讲解，我自己的感受也是这样。方老师说过，这样一部作品不仅是个人文学生涯的纪念，也是对人性、对尊严、对和平的一次深深的致敬，这确实是这本书非常重要的方面。

梁鸿：丽娜老师的工作非常重要，通过文学进行文化交流，把中国的东西带到那边，再把那边的东西带回中国。

方丽娜：今天在座的还有两位分别来自首都师范大学和民族学院的教授，他们6月中旬还去了维也纳，那里有一场文学研讨会。我们当时觉得，我们不光是文学创作者，其实还承担着文化使者的责任。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因为在海外生活这么多年，受到多元文化的熏陶，确实是有东西方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的责任。

维也纳

提问：想请问梁鸿老师，您认为一部理想的历史纪念作品应该有哪些特征？

梁鸿：好的文学一定是处于文学之外的，如果我们光满足于文字的优美、结构的巧妙当然也挺好，也是一本好的文学，但一本更好的文学确实能够给人的心灵带来新的震颤、新的启发。具体到一部好的历史小说和现实历史的关系，文学作品要能够给心灵带来启发点和震动点，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写得再多也没有价值，仍然是用固有观念、固有判断之下的那些人、那些事填充一下，毫无意义。我认为一部好的文学作品一定是带有作家巨大的心灵体验以及背后对于这个世界新的认知，包含已经发生的事情，比如真实的历史事件。

《到中国去》这部作品基于历史真实，可以看到我们已经遗忘掉的那些人。我们当然知道战争是非常残酷的，但不知道里面席卷了世界上这么多人，外延到那么远，甚至是战争还没有发生的时候。像这样的作品、费这么大功夫一点一点发掘历史真实的作家，作品当中肯定带有新的启发点，还有当代人对于历史新的认知，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全景化的、无数真实涌过来的时代，我们更需要拨开无数碎片的真实，找到具有深度真实的东西。我觉得好的文学作品就应该是这样，属于深度的，能够带来新的视野、新的启发的文学作品。

基于真实历史事件创作

对和平、人性与尊严的致敬

一场跨越种族和国界的双向拯救

在人类的至暗时刻，善良与正义从未缺席

来源：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