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李纯登基初期面临诸多亟待处理的政务，其中包括清算"二王"集团后的官员调配、沅水泛滥的赈灾事宜以及先帝李适的丧葬仪式等。正当新君忙于处理这些繁杂事务时，西川突然传来噩耗——南康忠武王、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

李纯登基初期面临诸多亟待处理的政务，其中包括清算"二王"集团后的官员调配、沅水泛滥的赈灾事宜以及先帝李适的丧葬仪式等。正当新君忙于处理这些繁杂事务时，西川突然传来噩耗——南康忠武王、西川节度使韦皋病逝。

韦皋作为李纯即位的重要支持者，其拥立之功源于他与王叔文集团的矛盾。当年王叔文拒绝韦皋兼任三川节度使的请求，促使这位边镇重臣转而支持李纯。李纯深知，若非这个政治契机，韦皋的政治立场可能截然不同。

这位年轻君主更清楚，韦皋的特殊功勋可能带来政治难题：若其再提三川节度使之请，既违背朝廷削藩的既定方针，又难免背负薄待功臣的骂名。韦皋的突然离世，恰巧化解了这个潜在的政治危机。

在朝廷尚未确定西川继任者之际，节度副使刘辟已暗中运作，指使部将联名上奏，试图谋取节度使之位。这一突发事件，让本已焦头烂额的新君又面临新的考验。

李纯对刘辟可谓知根知底。这位贞元年间的进士，曾高中宏辞科，凭借出众的才能得到韦皋重用，从幕府从事逐步晋升为御史中丞、节度副使，常年在京师与西川之间往来奔波。当初韦皋谋求三川节度使一职时，正是通过刘辟向王叔文递话，若非韦执谊出手相救，刘辟险些命丧王叔文之手。

面对刘辟的请命，李纯毫不迟疑地予以回绝。这位新登基的皇帝下定决心，要从即位后的第一个节度使任命开始，彻底扭转数十年来藩镇自行推举节度使的积弊。在拒绝刘辟后，李纯当机立断任命御史中丞袁滋为剑南东道、西川、山南道安抚大使，前往三川宣慰。随后更进一步，擢升袁滋为同平章事、西川节度使，同时诏令刘辟入朝担任给事中。

李纯的用意昭然若揭：他要以刘辟为开端，以雷霆之势收回藩镇节度使的任免大权。然而刘辟早已图谋在韦皋之后割据西川，自然拒不奉诏。他不但抗旨不遵，更暗中整军经武，准备以武力对抗朝廷。袁滋行至半途听闻刘辟即将造反的消息，畏葸不前。

李纯勃然大怒，将袁滋贬为吉州刺史。虽然急于解决藩镇问题，但初登大位的李纯深知时机未到，在朝政未稳之际，不得不暂时妥协，改任刘辟为剑南西川副大使、知节度使事。

对李纯来说，这已是极大的退让。然而刘辟仍不满足。元和元年（公元806年）正月，正值太上皇李诵驾崩之际，刘辟趁机上奏朝廷，请求李纯批准他兼任三川节度使。

如此不合时宜的奏请，无异于在国丧期间向新君施压，令李纯极为震怒——这不仅是对皇权的公然挑战，更近乎羞辱。李纯断然拒绝了这一非分之请。

然而，出乎李纯意料的是，刘辟竟无视朝廷诏令，悍然发兵进攻东川节度使李康驻守的梓州（今四川三台），企图以武力吞并东川，实现其独揽三川、割据一方的野心。

刘辟的叛乱让李纯面临重大抉择：是动用武力平叛，还是继续姑息妥协？这一选择不仅关乎西川局势，更将深刻影响整个唐王朝的政局走向。

西川地区对李唐王朝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虽地处西南，被称为“外府”，但每当长安遭遇危机，三川往往成为皇室与朝廷重臣的避难之所。唐玄宗避安史之乱入蜀、德宗因藩镇作乱遁走梁州，皆是明证。后世学者顾炎武甚至认为，唐朝得以延续国祚近三百年，正得益于拥有三川这一战略后方。由此可见，三川的安危，实与唐王朝的兴衰息息相关。

正因如此，唐朝历代君主对三川地区的官员任命极为慎重，始终将其视为维系中央权威与国家安全的关键所在。

三川地区素有"宰相回翔之地"的美誉，其战略地位举足轻重。若由能臣治理得当，这片沃土确实能成为唐王朝稳固的战略后方。然而，正是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丰饶的物产，一旦落入野心家之手，反而会成为威胁朝廷安全的隐患。韦皋在西川干预长安皇位继承之事，便是最有力的佐证。

从军事防御角度来看，三川西接吐蕃边境。自"安史之乱"后，陇右地区沦陷，长安时常面临吐蕃威胁。三川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抵御吐蕃和南诏入侵的重要屏障。但若地方官员任用不当，这片战略要地反而会变成危及朝廷统治的隐患。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三川地位如此关键，但自中唐以来，朝廷对其控制力却日渐式微。从"安史之乱"到顺宗即位前的三十年间，严武、崔宁等节度使在位期间横征暴敛，尤其是崔宁主政十四年间，凭借蜀地天险和富庶，穷奢极欲，将三川经营成独立王国。《旧唐书》记载："蜀川乃天下富庶之地，自崔宁据守以来，朝廷失其外府十四载。"

这种情况延续至贞元元年韦皋继任节度使时仍未改观。韦皋一方面盘剥百姓，一方面厚待士卒，连婚丧嫁娶都给予丰厚补贴，致使三川将士只知韦皋而不知天子，这支本该效忠朝廷的军队，最终沦为节度使的私人武装。

韦皋为了巩固对西川的控制，严禁部下入朝为官，切断与朝廷官员的往来，使得西川的独立状态比崔宁时期更为严重。

唐宪宗李纯向来对割据藩镇深恶痛绝，但因韦皋拥立有功，加之新君即位，暂时选择了隐忍。即便韦皋去世后，李纯仍打算暂缓处理西川问题，不料刘辟竟公然兴兵妄图吞并三川，公然藐视朝廷权威。

"若再姑息，朝廷威严何在？天下藩镇必将群起效尤！"得知刘辟进攻梓州的消息后，李纯愤然决意武力平叛。然而这位从未经历过战阵的年轻皇帝也心存顾虑：一旦讨伐失利，不仅会彻底失去三川，更将严重损害新君的威望。为此，他特意召集朝臣共商大计。

朝臣们心领神会，明白皇帝意在商讨如何讨伐而非是否讨伐。以宰相杜黄裳为首的群臣力主出兵，他进言道："刘辟不过一介文弱书生，臣举荐智勇双全的神策军使高崇文为帅，请免监军之制，必能一举荡平叛贼。"这番掷地有声的谏言，为即将展开的平叛战争定下了基调。

李纯对杜黄裳的建议深以为然，从此"依法度制约藩镇"成为李纯处理藩镇问题的核心方略，贯穿元和年间的始终。

在杜黄裳等重臣的鼎力支持下，李纯决意出兵西川。元和元年（806年）正月二十三日，李纯颁布《讨刘辟制》，正式对西川发起军事行动。

此次西川之役的军事部署上，李纯采取了多方配合的策略：一方面令剑南东川节度使李康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形成犄角之势，相互策应；另一方面采纳杜黄裳举荐，派遣高崇文率五千精兵西进，并命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率两千兵马协同作战。

值得注意的是，高崇文的挂帅颇具突破性。当时朝中功臣宿将众多，按常规轮不到高崇文领军。杜黄裳力排众议的推荐和李纯的破格任用，在朝堂上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高崇文为幽州人士，早年从军于平卢。德宗时期随神策军偏将韩全义驻守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西北），以治军严明著称。贞元五年（789年）在佛堂原之战中，曾以三千兵力大破数倍于己的吐蕃军队；贞元十四年（798年）升任长武军使。

高崇文作为一位久经沙场的边将，心中时刻准备着为朝廷效力。当他接到唐宪宗李纯的征讨诏令时，立即意识到这是提升自己军功的绝佳机会。

接到命令后，高崇文迅速从长武率军南下。他选择了一条极具战略眼光的行军路线：从郿县出发，经斜谷穿越秦岭，最终抵达兴元。在那里，他与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成功会师。

面对入蜀的军事部署，高崇文展现出了卓越的军事才能。他审慎分析了三条入川路线：

1. 正面的剑阁道：虽然是最直接的路线，但因刘辟在此布有重兵，加之剑门关天险难攻，显然不宜强攻。

2. 西路的阴平道：虽然可以绕开剑阁关直取成都，但山高路险，行军困难，历史上邓艾的教训犹在眼前。

经过深思熟虑，高崇文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线：从剑阁关东南方的阆中入蜀。这条路线不仅避开了前两条路线的险阻，更能快速抵达剑南东川的梓州，及时解围被刘辟围困的东川节度使李康。

高崇文奉命率军入蜀平叛。他原计划从阆中入川救援梓州，却在途中获悉梓州已陷、李康被俘的噩耗。高崇文立即昼夜兼程，率军疾驰入蜀，迅速抵达剑州境内。与此同时，严砺为牵制叛军，率部攻打剑州，成功斩杀刘辟任命的剑州刺史文德昭。

高崇文以迅雷之势挥师南下，于三月间直取刘辟占据的梓州。刘辟未曾料到官军进军如此神速，梓州守备空虚，高崇文兵不血刃即收复失地。这场入川首胜令书生出身的刘辟倍感压力。面对官军压境，刘辟意图转圜，主动释放李康，并试图洗脱罪名。然而谋反之事既已发动，便再无回头之路。

梓州大捷极大鼓舞了唐宪宗李纯的平叛决心。三月十三日，宪宗颁布《招谕剑南诸道诏》，痛陈刘辟叛乱之罪，宣布削夺其所有官职，同时声明朝廷用兵实属无奈之举。诏书特别强调，凡迷途知返者皆可赦免，以此分化瓦解叛军阵营。

从李纯颁布诏书的行文基调来看，这位年轻君主对平定刘藩叛乱始终充满必胜信心。而对以高崇文为首的西川征讨将领而言，这道诏书无异于一道决战檄文，昭示着此战必须全力取胜。

接到诏令后，高崇文即刻筹划进攻成都的战略部署。当时通往成都的唯一要道是位于东北方向一百五十里处的鹿头关（今四川绵竹东）。刘藩在此屯驻重兵扼守要冲，并于鹿头关东侧的万胜堆修筑了八座互为犄角的防御战栅，形成严密的立体防御体系，给官军进攻造成极大困难。

五月初十，经过月余休整的高崇文率部进抵鹿头关。十日后，官军与叛军在关前展开首轮交锋，凭借高崇文的出色指挥，此战歼敌两万余人。然而就在官军准备发起总攻之际，天降暴雨打乱了作战计划，叛军趁机闭门不出，意图以持久战消耗官军。

面对正面强攻受阻的局面，考虑到远征部队不宜久战，高崇文当机立断改变策略，调集精锐主力转而猛攻叛军设在鹿头关东侧万胜堆的防御战栅。

"万胜堆"据守于制高点，西川守军凭借地形优势拼死防御，朝廷军队多次进攻均遭挫败。眼见战况胶着，高崇文命大将高霞寓擂鼓助威，亲率精锐先锋顶着漫天箭雨向山头发起冲锋。

正如兵家所言"将帅身先士卒，三军用命争先"，将士们见主帅如此勇猛，顿时士气高涨，前赴后继冲击敌阵。经过数轮血战，官军虽折损严重，终将"万胜堆"收入囊中。此战关键之处在于：占据这个制高点后，鹿头关内守军动向尽收眼底，为后续战事创造了战略优势。

在围攻鹿头关期间，高崇文同时分兵攻打德阳（今属四川）、汉州（今广汉）、玄武（今中江）等地。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亦遣其子严秦在绵州（今绵阳）大破刘辟部众。七月末，宪宗李纯为统一军令，特诏诸路讨伐大军皆受高崇文节制。

战事初期，李纯预计成都指日可下，除鹿头关外各处进展顺利。然战局发展出人意料，直至九月官军仍被阻于鹿头关外，这让皇帝日渐焦灼。其间严砺曾奏请增调关中、河东部队，提议与高崇文协同经阆州、果州（今南充）进击合州（今合川）、渝州（今重庆），以开辟第二战场。

严砺建议避开刘辟重兵防守的鹿头关，改由防御较弱的东南方向进军成都，以期迅速逼近敌军腹地。当节度使李纯正考虑采纳此策时，翰林学士李吉甫明确表示反对。

李吉甫指出，高崇文虽作战勇猛，但资历尚浅，难以有效统合各路官军协同作战，这正是鹿头关久攻不下的主因。若继续增派援军，不仅加重朝廷财政负担，粮草转运将难以为继，更可能因兵员征调引发民变，重演昔日泾原兵变的危机。此外，吐蕃一直伺机而动，边防兵力一旦抽调，极可能乘虚而入，威胁关中安全。

因此，李吉甫主张不再增兵，同时提出新的战略构想：回顾历史，自汉代征讨公孙述，到晋灭李势，再到南朝数次伐蜀之战，在五次重大军事行动中，有四次均是沿长江水路自东向西推进。宣州（今安徽宣城）、洪州（今江西南昌）、蕲州（今湖北蕲春）、鄂州（今湖北武汉）四地水军素以精锐著称，若集结这四州水师，顺江东下，再溯江而上直逼西川，必能形成强大威慑。如此一来，高崇文为争军功，必会倾尽全力攻克鹿头关，成都之克期可待。

该策略既避免了兵力分散和边防空虚的风险，又巧妙利用了将领之间的竞争心理，推动战局向有利方向发展。

从李吉甫当时提出的策略来看，这位长期身处京城的翰林学士确实具备出色的战略眼光。唐宪宗李纯采纳了他的建议，原计划调动四州水师协同作战，但战局发展迅速，水师尚未出动，高崇文已率军逼近成都。而这场势如破竹的胜利，竟源于一次未曾执行的军纪处罚。

起初，朝廷为平定西川之乱，征调河东诸镇及神策军支援高崇文，河东军副将李光颜亦在调遣之列。高崇文治军严苛，明令各部必须按时抵达鹿头关。然而途中突降大雨，李光颜迟至一日。他深知高崇文执法严厉，恐遭重罚，于是决定以战功赎罪，主动率兵绕道西进，突袭敌军后方，迅速攻占西大河口，成功切断鹿头关守军的补给线。

这一举动打乱了西川军的部署，军心顿时动摇。当日，绵江栅守将李文悦便率三千将士归降。到了九月十二日，鹿头关主将仇良辅见大势已去，也献出两万守军向高崇文投降。

鹿头关（白马关）失守，成都门户洞开。高崇文乘胜挺进，沿途西川军纷纷倒戈，归降者连绵数十里。德阳（今四川德阳）、汉州（今四川广汉）等地守军相继请降，仅用两天时间，高崇文便兵临成都城下。

九月二十一日，唐军攻入成都，叛首刘辟惊慌失措，仓皇率数十亲随向西北逃窜，意图投奔吐蕃。高崇文闻讯，立即派遣部将高霞寓、郦定进率数百精骑连夜追击。最终在羊灌田（今四川彭州境内）将其截获。刘辟走投无路，跳入岷江企图自尽，却被郦定进跃入水中生擒。

至此，历时九个月的西川之乱宣告平定，朝廷权威得以重振。

平定西川之战，李纯并未投入过多兵力便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战后如何妥善处理西川事务，成为朝廷面临的首要课题。这不仅关乎朝廷对藩镇的政策走向，更直接影响其他藩镇对中央政权的态度。

在善后处理上，李纯确立了"严惩首恶、宽待从众"的基本原则。元和元年十月初五颁布的《平刘辟诏》中，朝廷严厉谴责刘辟"悖逆人伦，干犯国法"的叛乱行径，同时高度评价平叛将士的功绩。诏书的核心内容在于明确了战后处置方案：

1. 对战功卓著的将士，特别是生擒刘辟的有功人员，由高崇文与俱文珍负责拟定功勋等级，朝廷将依功行赏。主动归顺的西川将士亦可获得相应封赏，阵亡将士家属将获得优厚抚恤。

2. 对宁死不屈的遇难官员，除优抚家属外，还将追赠荣衔。所有被迫附逆的地方官员、将领及百姓，一律既往不咎。同时诏令西川观察使酌情减免当地赋税，以安抚民心。

这些举动既彰显了朝廷威严，又体现了宽仁之道，为后续处理藩镇问题树立了典范。

为加强对西川地区的控制，李纯在行政区划上进行了重要调整，将原属西川的资、简、陵、荣、昌、泸六州划归东川节度使管辖。这些措施不仅体现在钱粮租税的减免上，更明确规定西川的赋税必须上缴中央，从而打破了藩镇长期垄断地方财政的局面。通过行政区域的重新划分，李纯向天下宣示：大唐中央政府才是全国疆域划分和官员任免的最高决策者。

在实施这些善后政策的同时，李纯于十月初五任命高崇文为剑南西川节度观察处置使，统辖边境诸蛮及西山八国，兼任云南安抚使，并封为南平郡王；十月初七又任命严砺为剑南东川节度使。

遵照李纯的指示，高崇文除押送刘辟进京外，仅处决了其心腹大将邢泚、沈衍等数人，其余从犯均获赦免。

当唐军初入成都时，曾经依附刘辟的官员皆惶恐不安，跪地请罪，直到朝廷诏书抵达才放下心来。高崇文还根据这些人的才能，向朝廷举荐了一批可用之才。

这一举措源于韦皋、刘辟当政时期禁止西川士人入京任职的旧制。平定西川之乱后，李纯决心改变这一局面，特意命高崇文推举地方人才入朝为官，充分展现了新朝重视人才、广纳贤士的治国理念。

西川之乱的主谋刘辟，在兵败后被高崇文派兵以囚车押送至京城。这位出身文人的叛乱首领，一路上神情淡然，照常饮食起居，仿佛无事发生。或许他是以镇定掩饰内心的恐惧，又或许早已预料到结局，索性坦然接受命运的审判。

元和元年（806年）十月十五日，囚车抵达长安。唐宪宗李纯登临兴安门楼，亲自主持受俘仪式。面对皇帝的严厉斥责，刘辟刚欲开口申辩，李纯却未予理会，当即下令将其斩首示众。

刘辟是李纯即位后首位公然挑战中央权威的藩镇首领。他的叛乱自当年正月发难，至九月覆灭，历时仅九个月便告终结。这场西川之乱，也成为新君登基后面临的首次重大政治与军事考验。李纯果断决策、坚定用兵，最终成功平叛，顺利通过了这一关。

更为重要的是，这场胜利不仅是李纯削藩大业的开端，更是自唐德宗建中年间（780—783年）以来，时隔二十五年中央朝廷对藩镇取得的最重大胜利。此役极大地振奋了朝廷上下主战派的信心，也令其他心怀异志的节度使为之震慑。平定西川，为李纯日后推行“以法度整治藩镇”的政治方略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后，朝廷又将目光投向夏绥……

元和元年三月，当李纯全力平定西川刘辟之乱时，关内道又爆发了杨惠琳在夏绥（今宁夏白城子）拥兵抗命的事件。这迫使李纯不得不在征讨刘辟的同时，分兵讨伐杨惠琳。

杨惠琳的叛乱与其舅父、原夏绥节度使韩全义关系密切。韩全义出身行伍，早年因得宦官神策军中尉窦文场赏识，被任命为神武军长城使，驻守长武城（今陕西长武）。贞元十三年，德宗李适调任韩全义为夏、绥、银、宥节度使。然而其部将不愿前往条件艰苦的夏州，在韩全义离任当夜发动兵变。韩全义闻讯仓皇出逃，幸得部将高崇文诛杀叛将，才平息了这场动乱。

从这些事件不难看出，韩全义的才能与其职位严重不符。他不仅胆识不足，军事才能也乏善可陈。尽管贞元十三年的表现令人失望，德宗仍对他委以重任。但在贞元十四年和十六年两次征讨淮西吴少诚的战役中，韩全义指挥失当，导致官军惨败。正是这两次重大失利，迫使德宗不得不下诏为吴少诚平反，这等于朝廷向地方藩镇低头，使中央威信扫地。

令人难以接受的是，韩全义从前线撤军返回时，宦官窦文场竟极力掩盖其兵败的真相，并在唐德宗李适面前大加吹捧。结果，李适非但未追究韩全义战败之责，反而将后来吴少诚的归顺归功于韩全义的“赫赫战功”。更令人震惊的是，韩全义因战败羞愧，竟未觐见皇帝，便擅自返回其原任所夏绥镇。

德宗对韩全义如此纵容，令朝中众臣大为不满，纷纷批评此举严重破坏朝廷法纪，堪称“前所未有之乱象”。这一事件也深深印刻在时年二十三岁的太子李纯心中。作为冷静的旁观者，他对韩全义损兵折将、怯于面君、擅自离京的行为极为愤慨。也正是从这时起，李纯暗下决心：若将来登基为帝，绝不会姑息此人。

永贞元年（805年），李纯即位为唐宪宗，终于迎来了整顿朝纲的机会。他有意对韩全义采取措施，消息传出后，韩全义心生畏惧，主动请求入朝。同年八月，韩全义抵达长安，李纯随即密令宰相杜黄裳，以韩全义昔日征讨淮西失利、态度骄横为由，责令其以太子少保之衔退休归家。

就这样，韩全义黯然退出政坛。紧接着，李纯任命右骁卫将军李演为新的夏绥节度使，迅速接管其原辖军镇，彻底终结了韩全义的政治生涯。

当李演奉命前往夏州赴任之际，韩全义的外甥杨惠琳突然发动兵变，以武力阻止李演到任，同时上书朝廷，声称已被夏州将士推举为节度使。

杨惠琳此举显然包藏双重用心：一方面是对其舅父被强制致仕表达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则想趁夏州权力真空之际夺取控制权，延续藩镇割据的局面。无论出于何种动机，宪宗李纯都高度怀疑韩全义在幕后操纵此事。若朝廷对杨惠琳这种以武力胁迫的既成事实妥协，不仅是对韩全义长期藐视朝廷的纵容，更是对藩镇以兵变决定节度使人选这一恶例的姑息。时值朝廷全力平定西川叛乱的关键时刻，这一事件更显棘手。

值得注意的是，夏州虽仅辖四州十四县，却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其西接吐蕃，北邻回纥，两大强敌始终对大唐虎视眈眈。若朝廷不能牢牢掌控这一要冲之地，吐蕃与回纥极可能由此挥师南下，对中原构成直接军事威胁。历史经验表明，夏州地区屡次成为北方少数民族南侵的重要通道。

"必须牢牢掌控夏州局势！"

这成为当时宪宗李纯心中最迫切的信念。

李纯调兵镇压杨惠琳叛乱时，河东节度使严绶主动请缨出战。朝廷随即下诏，命河东军与天德军联合作战，形成夹击之势——河东军从东面的太原出兵，天德军则由北面的乌拉特前旗南下，对夏绥形成合围之势。这一战略部署果然奏效，战事进展异常顺利。

元和元年三月，严绶派遣名将阿跌光进、阿跌光颜兄弟率部西进，同时天德军从北线压境。在朝廷大军的威慑下，杨惠琳集团迅速瓦解。三月十七日，夏州内部生变，兵马使张承金倒戈相向，诛杀杨惠琳后将其首级献予严绶。

这场平叛战役堪称兵不血刃。战败消息传来，韩全义或因外甥兵败失望，或因惧怕朝廷问罪，不久便暴毙身亡。此役虽规模不大，但对初登帝位的李纯意义重大——正值西川战事胶着之际，夏绥的迅速平定不仅提振了朝廷士气，更树立了新君的威信，为后续平定西川之乱奠定了重要基础。

李纯即位不足一年，便迅速平定了夏绥、西川两场叛乱，这一系列雷霆手段让各地藩镇对这位年轻帝王肃然起敬。为了亲眼见识这位新君的风采，不少藩镇节度使纷纷上表请求入朝觐见。

按照唐朝旧制，地方高官本应定期入京面圣。然而自"安史之乱"后，随着藩镇割据局面的形成，这一制度逐渐名存实亡。许多节度使甚至世代割据一方，终身不入朝觐见。虽然代宗、德宗两朝都曾三令五申要求恢复入朝制度，但因中央权威式微，这些诏令往往沦为具文。正因如此，在唐朝中后期，地方官员是否主动入朝，已成为检验其忠诚度的重要标尺。

在朝廷接连平定两场叛乱后，镇海节度使李锜第一个上表请求入朝。但这位皇室宗亲（淄川王李孝同五世孙、高祖李渊八世孙）此举绝非真心实意，而是典型的政治试探。李锜早年凭借父亲李国贞的余荫入仕，历任凤翔府参军、宗正少卿等职，后通过贿赂权臣李齐运，得以出任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等要职，最终掌控了诸道盐铁转运大权。

李纯即位之初，面对藩镇势力日益脱离中央掌控的局面，决心加强中央集权。当时，镇海军节度使李锜所辖的润、苏、常、杭、湖、睦六州，正是唐朝财政收入的核心区域，地位举足轻重。

得知朝廷有意解除宰相杜佑兼任的盐铁转运使之职后，李锜立即展开行动，通过重金贿赂朝中权臣，试图谋取这一关键职位，同时请求将宣州（今安徽宣城）、歙州（今安徽歙县）并入其辖区。

对此，翰林学士李吉甫坚决反对。他援引西川节度使韦皋长期专权、最终导致刘辟叛乱的前车之鉴，指出李锜在镇海经营多年，早有异志。若再授予其盐铁转运使之职，使其掌控江淮财赋命脉，无异于助长其反叛资本。李纯深以为然，遂拒绝李锜的请求，改任李巽为盐铁转运使。

李锜对此极为不满，自此萌生反意，开始暗中筹划谋逆之举。然而不久后，西川叛乱被平定，李锜却出人意料地率先上表，主动请求入朝觐见。此举令李纯颇感欣慰，认为李锜忠心可嘉，遂于九月派遣使者前往润州，一面安抚镇海军，一面正式召其入京。

然而，李纯此举未免过于轻信。事实上，李锜主动请朝并非出于忠诚，而是一次政治试探——以往朝廷常对深受信任的藩镇大员婉拒入朝，以示优宠。李锜此举，正是想借此探明皇帝对其真实态度，进而判断自身处境与下一步行动。

李纯的真诚相邀竟意外触动了李锜的戒心。这位地方大员随即展开双面周旋：表面维持着奉诏入朝的姿态，暗地里却以染恙为由屡屡推迟行期。

面对李锜的推诿拖延，年轻的皇帝一时难以参透其中玄机，遂召集群相共商对策。时任宰相武元衡一针见血地指出，此乃公然蔑视皇权之举，若纵容其坐拥强藩，终成尾大不掉之势，不若及早施压征召，抗命则当雷霆讨伐。这番见解深得圣心。

十月初五，朝廷再发诏书，明升暗降地任命李锜为尚书左仆射，同时火速委派李元素接管镇海军政大权。这道诏令让李锜嗅到了危险气息，几经思量后，他竟以属地兵变为由拒绝奉诏。

深知此举必将触怒天威的李锜，在呈递奏表的同时已悄然布下战局。他先遣心腹将领分控苏常等五州要地，诛杀朝廷命官；又命庾伯良率精兵加固江宁防御工事，摆出与中央分庭抗礼之势。

当李锜的叛迹昭然若揭，李纯于十月十一日颁布《讨李锜诏》。相较于先前讨逆诏书，这份诏令特别强调"不得已遂复用师"的无奈，字里行间透着帝王维护统一的决绝。此刻，一场决定唐室中央权威的地方较量已不可避免。

唐宪宗李纯志在削平各地割据藩镇，重建中央权威，复兴大唐盛世。然而，要实现这一宏图，势必难以避免军事行动，而战事一起，百姓首当其冲，深受其苦。对此，李纯有着清醒的认识。正因如此，在此次对天下颁布的诏令中，他特别强调出兵实属迫不得已，旨在争取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此举可谓政治智慧的体现，至少在道义上确保了朝廷用兵的正当性。

诏令发布后，李纯迅速展开军事部署：任命淮南节度使王锷为招讨处置使，宦官薛尚衍担任都监招讨宣慰使，统率来自宣武（治所汴州）、武宁（治所徐州）、武昌（治所鄂州）、淮南（治所寿州）、宣州（治所宣城）及歙州（治所歙县）六镇的兵力，集结于宣州，准备沿江东下，直指润州（今江苏镇江）。

与此同时，江西军队自信州（今江西上饶）北上，浙东军队由杭州出发，从东南方向协同进攻。原计划中，宣武与武宁两军也应前往宣州会师，但在宰相李吉甫的建议下，改为直接由北方南下，形成对李锜势力的多面夹击之势。最终，官军从北、西、南、东南四个方向同时推进，形成合围之势，大大增强了军事上的压迫力。

这一战略部署不仅体现了李纯的决断力，也反映出朝廷在平定藩镇过程中日益成熟的军事协调能力。

李锜在官军四面包围的严峻形势下，决定先发制人攻取宣州。这一战略选择主要基于三点考量：首先，宣州作为江南富庶之地，可为叛军提供充足的后勤保障；其次，攻占宣州能够在战略上争取主动，同时震慑官军；再者，此举也能发泄他当年未能如愿治理宣、歙二州的私愤。

然而李锜派遣的三位将领张子良、李奉仙和田少卿率军出征后，敏锐地察觉到战局不利。这三千人马刚出润州城，就与城内的裴行立密谋反正。当夜，这支军队突然回师，与裴行立里应外合——城外部队快速回攻，城内则以火光和战鼓为号，直取李锜的帅府。

突如其来的变故令李锜措手不及。震惊之余，他悲愤地喊出"吾何望矣"的绝望之语。但这位叛将很快镇定下来，立即调动最精锐的"挽硬随身"亲卫部队突围。殊不知裴行立早已预判其行动，在府衙外围设下埋伏，专候这支精锐部队自投罗网。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反间计，彻底瓦解了李锜的抵抗力量。

当“挽硬随身”的精锐士兵冲出府邸迎战时，裴行立早已埋伏好的部队迅速发起突袭，当场斩杀叛军首领李均，并将其首级传示守城将士。李锜部众见状阵脚大乱，被迫仓促撤回府中。

此时，张子良等人出示朝廷监军所持的李纯亲授诏书，向城内城外宣示：朝廷只追究李锜一人罪责，其余从者概不问罪。此令一出，府中守军顿时人心瓦解，当即擒住赤脚躲藏于内宅深处的李锜，将其捆绑押出，献于张子良军前投降。

十月十九日，李锜被俘的消息传至长安，唐宪宗李纯闻讯欣喜万分，随即下诏命各路征讨兵马撤回原镇。十一月十一日，李锜被押送至京城。李纯亲临兴安门前，当众斥责其谋逆之罪，随后下令将李锜及其子李师回处以腰斩之刑。

自十月初李锜起兵图谋宣州，至兵败被擒，前后不过半月有余。相较李纯即位之初平定的西川、夏绥、镇海三场叛乱，镇海之乱是耗时最短、解决最快的一次。此役也让李纯深刻认识到：瓦解藩镇，往往需从其内部着手。此后在平定各地藩镇的军事行动中，他有意识地加强策反与内应的布局，成效显著，成为其成功削藩的重要策略之一。

来源：诗情画音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