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真×马伯庸×郑源×郑诗亮：郑振铎在上海的文化保卫战

摘要：炮火连天中，郑振铎的抗战在两条战线展开。明拼，是他在上海“孤岛”的公开身份：教授、学者，以笔为枪，坚守文化阵地，维系民族精神不坠。暗斗，则是他隐秘却更惊心动魄的战场——化身“文献守护者”，与日寇有组织的文化掠夺者斗智斗勇，周旋于书商、藏家、敌伪势力之间，争抢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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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拼与暗斗：郑振铎在上海的文化抗战

嘉宾

吴真《暗斗》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马伯庸著名作家、编剧

郑源郑振铎嫡孙，郑振铎研究会顾问

主持

郑诗亮《澎湃新闻·上海书评》执行主编

时间：8月16日（周六）10：00—12：00

地点：上海图书馆东馆1F阅剧场

（出入口:上海市浦东新区合欢路300号剧场入口处）

炮火连天中，郑振铎的抗战在两条战线展开。明拼，是他在上海“孤岛”的公开身份：教授、学者，以笔为枪，坚守文化阵地，维系民族精神不坠。暗斗，则是他隐秘却更惊心动魄的战场——化身“文献守护者”，与日寇有组织的文化掠夺者斗智斗勇，周旋于书商、藏家、敌伪势力之间，争抢每一部濒危的珍本古籍。这场暗斗，是古籍市场的生死竞速，是地下联络的隐秘战线，更是用生命守护中华文脉的无声搏杀。《暗斗》作者吴真携最新研究成果，联合著名作家马伯庸、郑氏后人郑源及资深媒体人郑诗亮，共同解密郑振铎在上海这段鲜为人知的“双重抗战”史诗，重现一位书生在至暗时刻，如何以智慧、勇气与赤诚，于明暗交织中守护文明之光。

*文章节选自《暗斗：一个书生的文化抗战》（吴真著三联书店2025-7）

1937 年“八一三”淞沪会战时，居住在租界的人们远眺战场。郑振铎的一万数千册书籍被毁于这场战火中

乱世中的文化暗斗

这是历史上一个大动荡的时代，华北和长江下游所有的人都在搬，整个中国都在动。播迁到大后方的许多人流离失所，亲人离散，冻馁道侧，死于轰炸、枪弹、刺刀之下；并未奉命撤退的沦陷区民众，则被认为贪图安逸，被“自由区”的朋友目为伪民、顺民。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时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的郑振铎面临着抉择：走，还是不走？他任教的暨南大学依然坚持在上海办学，而且他的家里上有老祖母、下有刚刚出生的小儿子，全家十口人一起撤退不太现实。他决定，不躲、不逃、不撤退，留居上海，等待天亮。

本书讲述的，就是一个手无寸铁的书生留守沦陷区上海的文化抗战史。

一、历史暗夜中的自我救赎

1938年春，巴金在回答一位身处沦陷区的小读者来信时说：“这里还有一两百万中国的儿女，土地失掉了，但人民还生存着。他们仍还是不折不扣的中国人，他们并没有在敌人势力下低头的心思。但种种的关系使他们不能够离开这个地方。他们自己是没有过错的。”翻看抗战时期上海文化人发表的文章，“忏悔”“赎罪”“过错”“悔过”之类的字眼频繁出现，体现了文化人普遍的道德危机感，以及由于自我道德的拷问而引发的“罪感”心理。1938—1941年，上海大部分地区已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只保留原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一块狂涛汹涌中的“孤岛”，王芸生《孤岛上》寄语留居的人们，“现在我们应该尽力做同胞互助的工作，救济无告的难民，以赎自己的罪孽”。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一书指出王统照、李健吾和《古今》杂志的作者群等留居上海的知识分子，在乱世求生与民族气节之间的道德困境：一个人怎样才能在沦陷区活命，同时也不背叛国家和自己？

同样，在郑振铎的公开文字和日记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一种思想挣扎，他甚至有一种赎罪的焦虑感。在漫长的八年之中，许多已经迁往内地的朋友（叶圣陶、巴金、茅盾等）都曾责怪过郑振铎：为什么不到内地去？面对日军的文化暴行，郑振铎意识到自己应该有所作为，他为自己选择的报国途径是“收异书于兵荒马乱之世，守文献于秦火鲁壁之际”。当时上海各大图书馆成为敌军炮火摧残之目标，各著名大学及文化机关尽遭破坏，大学图书馆损失更多，公家劫余残书，散落于市面上。此外，沦陷区的故家旧族藏书也在源源不断流入上海，如果国家不能及时收购，必将流出国门，最终酿成“史在他邦，文归海外”的奇耻大辱。

郑振铎是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的一名干将，当时“打倒孔家店”的人们把线装书全送到厕所里去，与古籍略有沾染的人都被视为封建余孽。可是，1937年年底，在全民抗战的生死关头，这样一位五四宿将不去启蒙民众投身抗日，而是转身去抢救旧书“古董”，朋友们纷纷表示不能理解。听闻郑振铎斥巨资为国家购下稀世孤本《古今杂剧》，连他最好的朋友叶圣陶都认为“现在只要看到难民之流离颠沛，战地之伤残破坏，则那些古董实在毫无出钱保存之理由”。1940年7月，郑振铎在重庆出版《文阵丛刊》第1辑卷首以笔名“源新”发表《保卫民族文化运动》，号召有理智者：“在这最难艰困苦的时代，担负起保卫民族文化的工作！这工作不是没有意义的！且不能与民族复兴运动脱离开来的！”主编茅盾、楼适夷在编后记中说：“他向战斗的文化人发出一个似乎迂远而其实是急迫的呼声。”

抢救民族文献，对于大部分现代知识分子来说确实有点“迂远”，巴金甚至说：“敌人的枪刺越来越近了，我认为不能抱着古书保护自己，即使是稀世瑰宝，在必要的时候也不惜让它与敌人同归于尽。”然而，郑振铎却站在更深远的人类文明长河中拼命打捞着这些古籍文物，他并不赞同那种抱着先人之宝与敌人“玉石俱焚”的做法。他认为，沦丧的国土可以收复，文物古籍散佚了就不可复得，毁灭了就是完全消失，无从弥补。他在抗战胜利后撰文重申过这一观点：

抗战的十四五个年头以来，国家和国民的损失，简直难以数字来估计。其中，尤以文物的损失为最不可补偿。珍宝、房屋、工厂，以及其他种种物资毁光了，都可以有办法叫敌人赔偿，房屋可以建筑得更新式，更合理；工厂可以设备得更现代化，更大，更有效力。但文物一被毁失，便如人死不可复生一样，永远永远的不会再有原物出现，而那原物在文化上，在艺术上，在学术上却是那么重要，不仅是中国先民们的最崇高的成就，也是整个人类的光荣与喜悦所寄托。它们的失去，绝对不能以金钱来估值，也绝对不能以金钱来赔偿。

抢救保全文物古籍，并非抗战时期一般知识分子认为应该担负的责任，而是郑振铎自觉承担起来的文化责任，他说：“我们的民族文献，历千百劫而不灭失的，这一次也不会灭失。我要把这保全民族文献的一部分担子挑在自己的肩上，一息尚存，决不放下。”当全民的责任落到个人的肩膀上，而且还是在上海“孤岛”苦守的个人身上时，原来“躲避在上海”的道德负罪感之上，又多加了一层“万一失败则成罪人”的历史负担。郑振铎认为，个人作为文化的传承保存者，如果听任民族文献流出国外或者毁于战火而无所作为，那便是千秋罪人，百身莫赎。在争夺嘉业堂藏书时，面对日伪、美国势力的围堵，他说：“如此批货为外人所得，诚百身莫赎之罪人也！”他坚持不接受大后方发来的车马费，说：“负责收书，纯是尽国民应尽之任务之一，决不能以微劳自诩，更不能支取会中分文，以重罪愆。”

1949年郑振铎手录龚自珍诗，赠他的学生方行

“从劫灰里救全了它，从敌人手里夺下了它！”为了抢救和保全古籍，郑振铎主动过着艰苦的生活，甚至拿身家性命冒险。巴金晚年说：“我批评他‘抢救’古书，批评他保存国宝，我当时并不理解他，直到后来我看见他保存下来的一本本珍贵图书，我听见关于他过着类似小商人生活，在最艰难、最黑暗的日子里，用种种办法保存善本图书的故事，我才了解他那番苦心。”

由于留居租界避难地，脱离了大后方的抗战集体，郑振铎始终抱有很大的内疚和负罪感，从而将抢救古籍当作一场不见硝烟的对敌暗斗，将保全民族文献视作留守“孤岛”的自我救赎与考验。他在1940年9月1日致“文献保存同志会”（以下亦可简称“同志会”）成员张寿镛的信中说：“为国家保存文化，如在战场上作战，只有向前，决无逃避。”现实军事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郑振铎等人却在文化领域发起了一场以哀兵姿态主动进攻的战斗。

全面抗战八年，正值郑振铎三十九岁到四十七岁的人生黄金时期，身处漫长的历史暗夜，“时时刻刻都有危险，时时刻刻都在恐怖中，时时刻刻都在敌人的魔手的巨影里生活着”，郑振铎说，“然而我不能走”。他默默承受着朋友们不理解的埋怨，始终以保存文物为己任，“抗战中为国家得宋元善本明清精椠一万五千余种”。

二、上海的文化生活与古旧书业

上海是郑振铎文化抗战的主战场，也可以说是他的事业根据地。

1921年1月，郑振铎和沈雁冰、叶圣陶等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时，还是北京铁路管理学校（今北京交通大学）的一名工科生；他同年夏天毕业分配到上海的铁路管理局工作，工作了两个月就辞职，转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担任编辑。次年，他到女子贵族学校——神州女子学校兼课时，认识了毕业班学生高君箴，商务印书馆编辑部主任高梦旦的小女儿。1923年第13卷起，郑振铎担任商务印书馆的刊物《小说月报》主编，同年秋天与高君箴结婚。

1919年11月，郑振铎与瞿秋白、耿济之、许地山等人创办《新社会》。1923年郑振铎（中立者）结婚时，身旁伴郎为瞿秋白（右二）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全国出版书业的中心由北京琉璃厂转移到上海四马路，中国的文化中心亦由北京移至上海。位于上海四马路的商务印书馆不仅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也是上海的文化中心。任职商务印书馆的十年之间，郑振铎通过主编文学期刊、发表翻译作品和学术论文，迅速闻名全国，并在1931年由编辑转为大学教授，赴北平燕京大学任教，1935年夏天回到上海暨南大学任教，并为上海生活书店主编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

上海文化中心有两个主要的关系网络：一个是学者、作家与出版界，另一个是收藏家与古旧书业、图书馆界，郑振铎正是这两个关系网络的中心人物之一。全面抗战八年，郑振铎有能力与敌伪争夺文献，正是因为有这两个关系网络的情义支持。当时上海的爱国进步人士组成了“复社”“星二会”“星六会”等私人定期聚餐团体，交流分享资源和信息（详见本书第三章）。从郑振铎1939年日记中可以看到，他全年一共参加了三十六次“星六会”，正是这些看似寻常的每周聚餐，有效地利用了与会者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解决了“孤岛”上发生的许多重大事件，填补了国家力量休克时期造成的临时真空；隐蔽的相互帮扶带来的团体感与亲密感，也缓和了危机面前人们的彷徨和痛苦。这种民间团体的存在，是对占领者的一种隐形挑战。郑振铎在抗战胜利之后发表的《记复社》一文中说，复社的二十位社员所代表的是“‘自由上海’的各阶层‘开明’的与‘正直’的力量”。

商务印书馆1909 年设涵芬楼，1926 年扩展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32 年被日军炸毁

1942年上海全面沦陷之后，依托开明书店，以郑振铎为中心，上海文艺界形成了一个“沉默的抵抗”圈子。“位于公共租界的开明书店，为上海沦陷时期的自由文人提供一份虽然微薄但很稳定的收入，更重要的是还带来了真正的团体感。”开明书店创始人章锡琛原在商务印书馆主编《妇女杂志》，因为撰文受到攻击而被辞退。郑振铎、胡愈之、叶圣陶等商务同人支持他另筹刊物，1926年，章氏创办了开明书店，夏丏尊和他“白马湖作家群”的一批老朋友加入开明，后来叶圣陶、王伯祥等一批“朴社”知识分子的加入，令开明书店的业务蒸蒸日上。郑振铎虽然从未在开明正式工作过，但他是该店创办时的原始股东，一直在参与出版、编审、人事等各种事务。上海“孤岛”时期，他为开明书店主编《文学集林》，1942年之后他离家蛰居，几乎天天到开明书店跟老朋友聊天（详见本书第六章）。

“开明书店派”知识分子大都有同乡、同窗或同事之谊的老关系，家世和教育背景也大致相同：大都出身江浙一带的平民家庭，一般读到高中或师范学校，或在那些不很有名的高等院校受过教育。他们早早地步入社会养家糊口，受益于二三十年代上海出版业蓬勃发展的时代红利，成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出版人，作为外乡人在上海站稳脚跟，步入城市中等阶层行列。其中郑振铎、傅东华、周予同等，后来成功转型为大学教授。1937年全面抗战开始之后，只有叶圣陶内迁，大部分的“开明人”都留在上海，继续从事文化战线的战斗。郑振铎在愚园路的家，成为开明人以及留守上海知识分子的聚集地。

相比之下，那些具有欧美留学背景和中间阶层以上家庭出身的大学教授、政府文职人员，大部分都随着国民政府内迁了。因此，郑振铎及其朋友们的文化抗战，也就具有了“平民知识分子文化抗战”的象征意味。郑振铎成长于上海的商业文化传统之中，擅长利用“大上海”的文化商业网络，从而与敌人展开这场没有硝烟的文化暗战。

开设于“书店街”四马路（现福州路）上的开明书店

在中国历史上，收藏热潮经常会出现于兵火乱世之中。乱世动荡不安，贪腐盛行，书画、古籍、古董作为“硬通货”反而成为社会各界竞相储财、生财的主要选择。同时，乱世也给有胆识的收藏家创造了赌博的机会，丁祖荫、刘承幹、庞元济、叶恭绰、邓邦述、南浔张氏园……本书涉及的大部分收藏家均是在清末民初的乱世收藏热中，把握机遇，乘势而上，成为古籍书画大藏家的。到了抗战时期，这些藏家纷纷让售手中古籍，而由郑振铎组成的“文献保存同志会”则利用中英庚款和政府拨款，收购了多家藏书楼的精华珍籍，在抗战胜利后安全入存政府图书馆。图书馆从业者王重民在战时曾说：“这个时代，是古书从私有转入公有的大时代，要努力收买，不要失掉好机会！”如果将书籍的聚散比喻成长江大河，那么现代史上就有着一座“郑振铎大坝”：它把江南传统藏书楼的景世珍籍拦截在上海，避免其零落流出海外；古籍珍本也由之大多归于国家，不复隐匿民间，从此之后，国家支持的公共图书馆成为收藏古籍的最大渊薮。

虽然名义上是为国家保存文化，但在国家力量暂时缺席的上海租界，郑振铎的文献抢救工作，只能遵循古旧书业的商业规则，以个人名义进行秘密交易。所谓旧书，是指“经过流通再回收的书”，古旧书业就是收购持有者手中的古籍和旧书，并再次将之投向市场的一个半文化、半商业的行当。

全面抗战八年间，上海古旧书业的种种行业生态，战争、货币汇率、物价、纸张供应等因素对于书市的影响，古籍循环流通网络中的书商、中间人与买卖双方的角力，所有这些因素作用在郑振铎的收书计划上，既有风险，也有机遇。传统中国商业社会的明规暗矩与多方博弈，鲜明地体现在战时的上海旧书业上。从本书钩沉的若干“书事”中，我们还可一窥郑振铎在不放弃国家利益的前提下，游刃于乱世“俗情世态”的情商与智商。

在战争年代，新书业凋零，而旧书业却异常兴旺，因为古籍也是流通性和兑换性很高的保价品。“富商大贾，群起争购，视之若货物、若赀产”。旧书的聚散，犹如货币的流通，旧书业就是依赖这一循环体系而生存。战争浩劫，公私藏书大量抛入市场，旧书的聚集与流散也随之加速，触发了旧书业的畸形繁荣。上海公共租界的四马路中段与河南路，旧书摊林立，三步一摊、五步一店。来青阁、汉文渊、中国书店等旧书店，在抗战前四年的营业额惊人，中国书店一天能向外地发送上千个书籍邮包。1941年冬，上海书价升至极点，与1937年春相比，善本旧抄精校书溢价十倍以上，宋刻善本，动辄以金条计价。1942年夏天以后，上海的暨南大学等学校南迁，北平的燕京大学等大学及美国背景的学校关闭，书业贸易一落千丈。郑振铎每一次出手，都是非常时期斗智斗勇的博弈求生。

三、多方势力的三岔口

在上海“孤岛”，各种力量都在或明或暗地交锋着，波谲云诡之下是涌动的暗潮。日军逼迫租界巡捕房搜捕抗日人士，利用黑社会制造恐怖；中统、军统一面暗杀汉奸，一面保护着国民党大人物的在沪利益；共产党地下组织按照中共中央“应以长期积蓄力量、保存力量、隐蔽力量、准备将来的决战为主”的指示，搜集情报，团结各界进步人士；汪伪集团通过“76号”等特务机构打击抗日力量，同时对知识界许以高官，企图收买人心；至于英美意等外国势力，则想方设法维护自己在中国的利益。在这个舞台上能够公开亮相的人物，大都戴着多重面具。

明权暗贵纷纷进入书业市场，古籍也因此成为社会精英的“象征资本”，郑振铎为国家抢救文献，游走其间，自然需要与各方势力巧作周旋。本书第二章、第五章试图分析郑振铎洽购抢救古籍“书事”背后的行为逻辑与斗争策略。第六章、第八章则集中钩沉“孤岛”沦陷之后，“潜伏”在上海的郑振铎，身负近三万册珍籍的保全任务，他如何在日本宪兵队、汪伪特务环伺侦察的险恶环境中，凭借自己的胆大心细，在张子羽、袁殊等多重身份地下工作者的帮助下，巧妙地一一化解诸多麻烦和祸端。

在上海错综复杂的斗争环境中，郑振铎枕戈待旦，时刻警惕，处处提防，既要提防敌方投过来的长枪，也要提防自己人射过来的暗箭。当时上海“孤岛”有多方势力争夺古籍，正如京剧《三岔口》那样，黑暗中的打斗，分不清敌人与友人，场上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让在场人有所反应，甚至导致同室操戈。这是本书名为“暗斗”的其中一层奥义。郑振铎抗战胜利后曾自我评价说：“我在躲藏里所做的事，也许要比公开的访求者更多更重要。”

正是因为在黑暗中打斗，郑振铎自己对于日军侵略者的觊觎、监视，其实认知并不充分。当时日军对中国文物文献的掠夺是有组织、有计划的隐秘行动，每一个师团均配备“兵要地志资料班”，在未占领以前已经打探清楚，拟出“接收”（没收）清单，一伺占领，立即展开掠夺。江南日军随队皆配有专人鉴定字画书籍，“书画割去四周，以便携带。全部抄完，然后就烧，其幸免的，往往就轮到汉奸抢劫。有时日军一面纵他们抢，一面却故作保护的姿态，让随军电影队拍摄影片，以示‘保护中国人之赤忱’”。1937年12月，上海派遣军特务部成立“占领地区图书文献接收委员会”，随军特派图书馆员，假“接收整理”之名，专事掠夺官方机构、学校、图书馆以及私人藏书楼的文化资料，之后将这些文献搬运到上海、南京汇总，再挑选精华本运往日本陆军总部。

日本南京军特务部图书整理委员会全体合影，《书香》第110 号，1938 年

日军掠夺中国文物不仅有专职机构，而且手法隐蔽，采用民间名义从上海偷运出境，以防日后被追查。张怿伯曾目睹了日军的无耻掠夺行径：

敌兵在镇江，劫得许多古董玩器，装箱运走，嘱由某理发店，代开一假发票，并盖店戳，闻系为避免海关盘诘，究未知其用意。总言，明明系抢劫得来，但要蒙混得过人，即可作为买进来的，所谓皇军，于这些鬼祟之事，做得如此之工，真是无所不能。

这些被偷运出境的古董古籍，多数只能永远流落他乡。经郑振铎之手抢救的近三万册古籍，也一度被日军劫掠到东京，但因为有郑振铎、陈君葆、叶恭绰等人的细心和努力，中方在战后出具了追索劫物的有效铁证，最终成功将古籍追还归国（详见本书第九章）。

图书的“接收”整理也是日本在华情报工作的重要一环，清水董三（日本大使馆一等书记官）主管的“中支建设资料整备事务所”，专事经济战略情报整理。清水董三曾亲自到上海的中国书店去找郑振铎，还试图通过一个当了汉奸的“朋友”来收买他。郑振铎一直以为清水董三只是“管文化工作的”，他有所不知的是，清水董三从1939年3月开始主管沦陷区的图书情报工作，而且也是日本侵华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日方决策层之一。而“梅机关”的机关长、汪伪最高军事顾问影佐祯昭，曾特地令人把郑振铎组织“复社”出版的《西行漫记》翻译为日文，作为“极秘”资料派发至各机关（详见本书第三章、第四章）。此外还有高仓正三、长泽规矩也等人，也一直没有放松过对于郑振铎的追踪。

郑振铎身处其中，始终处于被“围猎”的危险境地，其行动，其研究，其藏书，一直受到日本军界、情报界、学术界的密切注目。当时他隐约知道自己处在一种极度的危险之中，但是，危险在哪里，谁是背后黑手，黑暗中到底有哪几双眼睛，哪些朋友其实是最大的敌人，作为当事人的郑振铎并不清楚。今天，我们通过解读日方、汪伪的档案，还有不断公开的私人日记、书信以及当事人回忆，能够观剧似的看到当年身处黑暗中的郑振铎，是如何与“某方”进行黑暗中的周旋与打斗。

这是一场发生在上海的国际商战，更是与敌伪争夺情报的谍战，归根结底是一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文化保卫战。

四、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之间的叙事裂缝

郑振铎有记日记的生活习惯，目前留存下来的抗战时期日记，有1939年全年日记、1940年1—2月、1943年2—8月、1944年全年日记、1945年6—10月日记。除了1940年日记在抗战胜利后加以整理公开发表，其余大部分用钢笔写在台历上，属于比较原始的、并未抄正的私人日记。上海沦陷时期，日本宪兵队往往在实施逮捕时一并搜查家中的书籍和有文字的东西，试图从中找出“物证”。比如1944年李健吾被捕后，敌人从他为今后写作准备资料的“小蓝本子”里的片言只语中，“揪出”向往延安的思想倾向，对其施以酷刑。

郑振铎从事的文献抢救保全工作，必须万分机密，万分谨慎，在现存的上海全面沦陷时期日记中，我们几乎找不到郑振铎与出资方的重庆中央图书馆、保存古籍的法宝馆等等抢救文献事业的相关信息。比如1943年日记中完全没有他和重庆联系、获得汇款的记录，但是我们在台北“国家图书馆”保存的档案中可以看到：7月18日，郑振铎化名“犀”向重庆蒋复璁发信，提到因为在上海秘密保存古籍，已经积欠“李平记”数千元，请重庆尽快付第一模范市场的齐云青六千元。而在他这一天的日记中，记的是他午餐后至徐森玉处，又至徐微处，见到两年多未遇的学生，又至张宅打麻将，归时已11时——纯粹是一天游荡生活的流水账。7月19日，徐森玉化名“圣予”向重庆蒋复璁发信，把郑振铎的请求重复了一遍，可见前一天郑振铎确实曾到他家商议催款一事，但是，日记中并不会记下这些隐秘的议事内容。

因此我们需要在私人日记与历史档案之间建立联系，这样才能拼接出抗战时期郑振铎秘密行动的相对完整的拼图。同时我们还需要把与郑振铎同处上海的朋友们的日记，也纳入考察视野，这样才能借助第三者的视角，补齐郑振铎所在的历史处境。本书所用日记文献计有《陈乃乾日记》《王伯祥日记》《张凤举日记》《陈君葆日记》《夏承焘日记》《张葱玉日记》《刘承幹求恕斋日记》《张元济日记》《舒新城日记》《周佛海日记》，日本高仓正三的《苏州日记》，以及《郑振铎年谱》《赵万里先生年谱长编》《叶景葵年谱长编》《夏承焘年谱》《龙榆生先生年谱》等年谱文献。

1940年1月至1945年9月，郑振铎与张寿镛、蒋复璁、徐森玉等人来往共四百多封信件，均为“文献保存同志会”具体工作的历史现场记录。为了避免古籍善本“落入敌手”，当时出于安全考虑，这些信件多以“某方”等模糊词语指称对手。由于日方文献的缺乏，过去研究者无法释读“某方”究系何方，从而使研究仅侧重于“抢救”工作，无法凸显郑振铎与敌“争夺”的对抗性和危险性。2010年以来，笔者多次到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图书馆、日本国立公文书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东京大学图书馆、东洋文库等机构查阅战时档案图书，通过中日双方的史料对照阅读，才知道所谓的“某方”正是“日方”，也即最阴最毒的侵略者方。

以上所列举的日记、信件、档案等历史文献，按照史料性质，可分为“有意史料”与“无意史料”。本书第二章讲述的“古书局中局”，由于郑振铎、陈乃乾立场的不同，买卖过程中各自利益的不同，导致郑振铎、陈乃乾、潘博山三方，各有各的叙事，甚至连郑振铎自己也在不同时期的文章中，对于陈乃乾的作用采取了不同的说法。这些蓄意存留某一部分往事，同时又遮蔽某一部分往事的历史叙事，可以归入历史学家布洛赫（Marc Bloch）所说的“有意史料”。个人的日记、文章，以及回忆录，均属于此。由于每个人在历史事件中的立场及利益均有不同的差异，又或者是为了规避某种风险（比如郑振铎为了避免日记落入日伪特务手中），各人均采用了“利己”叙事或者片面叙事，蓄意存留某一部分事实，同时又遮蔽某一部分事实，这就导致不同主体的“有意史料”之间存在着不可弥合的裂缝，也影响了今人对于历史事件的理解与判断。

海内外各大图书馆、档案馆保存的历史档案文件，以及事件过程中参与者或目击者无意识留下的现场记录（比如书籍上的赠语题跋及印章、“同志会”的信件、陈乃乾在日本抢先发表的文章、高仓正三在中国时期的日记），还有相对来说利益不甚相关的旁观者记录——王伯祥、夏承焘等人的日记，开明文人群的信件、日本图书馆员的集体回忆——这些可以归入“无意史料”，或者是出自旁观者的记录，或者是因别的目的或原因而留下的，或者是无明确书写意图的，无意中提供较为可靠的历史信息和知识的那些文献。这些无意史料，为我们提供了完全不同于“有意史料”的目击者视角。

2017年，本书作者在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查阅资料

布洛赫《历史学家的技艺》认为：“过去无意中留下的遗迹还可以填补历史的空白，考辨史实的真伪，它可以帮助我们预防无知或失实这类绝症。若不是借助这类史料，当历史学家将注意力转向过去之时，难免会成为当时的偏见、禁忌和短视的牺牲品。”郑振铎抢救保全民族文献，发生在“孤岛”上海，发生在侵华日军“虎口”之下，在这样的高压之下，郑振铎、陈乃乾、刘承幹等当事人的叙事必然存在一些“禁忌”与“失语”。近年来我们着力于挖掘海内外图书馆、档案馆所藏“无意史料”，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两种视角的史料加以比对，才能清晰看到郑振铎及“文献保存同志会”诸同人所面临的黑色恐怖。我们相信，随着越来越多无意史料的渐次浮现，抗战时期郑振铎抢救文献背后牵涉的人事利益与叙事禁忌也将更为明朗。

五、书籍史视野下的文化抗战

郑振铎有意识地为战争中历劫的书籍留下大量文字记录。全面抗战八年间，他写有《失书记》《劫中得书记》《劫中得书续记》《求书日录》《烧书记》《售书记》《“废纸”劫》等十几篇文章，记有《长乐郑氏纫秋山馆行箧书目》等八部书目，还有与“文献保存同志会”抢救文献相关的工作报告及四百多通书信。他还有记录个人访书生活的五年日记，以及分散于各书叶上的数百则题跋书话。这些文字详细记录了战争对于书籍的伤害，具体描述了日本侵略者对于书籍的文化暴行。

钱振东《书厄述要》指出：“文化之于国家，犹精神之于形骸。典籍者，又文化所赖以传焉者也。”“书厄”是指中国历史上发生的造成大量公藏书籍亡佚残缺的劫难。日本侵略中国导致的“书厄”，不仅是北平图书馆、清华大学图书馆等公藏图书的“书厄”，更是民间藏书的灭顶之灾，其损失之巨，至今无法用数据加以统计。郑振铎在尽力抢救民间藏书的同时，也记录下他所目击的民间书籍劫难全过程，这也是书籍史和抗日战争史上十分珍贵的史料。

一部书如何从原藏家手中漂泊到上海？曾经面临怎样的危机（被盗、被烧毁、被卖出国）？它们以什么样的劫后面貌存在（水火痕迹、残缺）？一部书就是一个战争受害者。郑振铎的记录，将“劫中书籍”作为主角，“每于静夜展书快读，每书几若皆能自诉其被收得之故事”。

个人在战争中的命运挣扎，也是郑振铎抗战时期文字的重要内容。郑振铎真实记录了个人命运与书籍命运的共沉浮——烧书以逃死，售书以求生，抢救书籍以抗日，保全书籍以延续文化血脉。1954年，日本岩波书店翻译出版郑振铎记录抗战时期上海生活的《蛰居散记》一书，将书名改为『書物を燒くの記：日本占領下の上海知識人』，特别拈出“烧书”作为上海沦陷时期“地狱相”的象征。书籍的苦难，也是全人类的苦难。抗战时期郑振铎艰苦卓绝的书籍事业，成为全世界保护书籍文明的人的精神支援（详见本书第六章）。

郑振铎周围的开明书店文人圈以及徐森玉、赵万里、陈乃乾、陈济川等友人，皆是以书为职业者。本书希望尽可能描绘抗战时期这些“以书为职业者”的群体画像，关注书籍背后的人的生命形态，以及由于书籍的流动而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合作与博弈。

借鉴书籍史研究视角，本书希望揭示在传统文献学中容易被忽视的书贾群体及其商业活动，观察这一群体如何参与“文化抗战”。书贾群体虽然在中国书籍流通中起到重要作用，但是大部分的文人文章都把他们描绘成唯利是图的商人形象，而在郑振铎的抗战文字中，他给予了这些书业同人以最大的温情，他说：“我很感谢他们，在这悠久的八年里，他们没有替我泄露过一句话。”书贾不仅掩护了郑振铎，也掩护了图书的外运。“文献保存同志会”在上海抢救的海量书籍，正是中国书店的杨金华等人，利用民间商运瞒天过海，穿越政治铁幕，打通了一条隐秘的“孤岛书路”（详见本书第五章）。

书籍是战争的受难者，也是战争遭遇的讲述者。中国古籍书叶上常常有藏书印章、赠语题跋等书籍收藏、流转、阅读的痕迹，这些痕迹讲述着书籍背后过往的人间关系。这种讲述往往比当事人的事后陈述更为真实，因为它们是某一历史时刻由人与人的交流碰撞而留下的时间痕迹。比如笔者发现1944年两种有着郑振铎手迹的持赠本，早在郑振铎去世之前，已经从受赠者徐微手中散出，一本流落常熟，一本漂泊关外。郑振铎赠书时希望对方“开卷睹此，莫逆于心”，可是，为何二书均被辜负？沿着这个疑问追寻，会发现郑振铎在抗战时期日常生活的另一个侧面（详见本书第七章）。

郑振铎在“七七事变”之后藏书章——

“西谛七七以后所得书”，这是中国藏书史

上罕见的记录“书厄”的印章

在中国国家图书馆收藏郑振铎生前藏书的“西谛书库”，还有一本送给“张叔平”的“特制赠送本”，郑振铎在扉页上手写了两页热情洋溢的赠语。可是，这位1944年资助郑振铎出版《明季史料丛书》和《长乐郑氏汇印传奇》两套大丛书的张叔平似乎并未收下这份礼物。张叔平也出现在徐森玉、叶恭绰等人的古籍题跋中。从这些集结于书籍上的人际交往痕迹入手，笔者向历史档案深处进一步探寻，结果发现这位张叔平还是促成毛公鼎收归国家、将日军军火偷运给新四军的“三面间谍”（详见本书第八章）。

郑振铎在上海秘密保全近三万古籍，以及1948年拖延古籍迁台，这两件事情的经过，当事人并没有留下清晰的文字记录，但是我们通过考察书籍上的收藏印章，梳理其经手渠道，可以较为清楚地还原这一段史实（详见本书第九章）。

过去十五年，笔者在走访日本各大藏书机构之时，比较注意考察郑振铎相关书籍在日本的收藏与传播。因为笔者始终关注书籍史的关键问题：谁在收藏与阅读书籍？通过哪种方式获得书籍？在这一漫长而琐碎的访书过程中，笔者发现了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甚至当时也不为当事人所知的隐秘历史，有一种逐渐逼近历史真相的感觉，本书的主题“暗斗”亦相伴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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