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中央苏区一样，湘鄂赣苏区虽然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但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正在策划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200架飞机，在全国大举"围剿"革命根据地，其中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重点进攻。
1934年前后，至全面抗日战争爆发之前，湘鄂赣边区的红旗，在内外矛盾交错、围绕第五次反"围剿"和三年游击战争的激烈斗争中，迎着血雨腥风，高高飘扬。
"围剿"与反"围剿"
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之前，军事、政治和经济形势十分严峻。
同中央苏区一样，湘鄂赣苏区虽然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斗争的胜利，但国民党反动派并不甘心失败，正在策划更大规模的第五次"围剿"。1933年10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大军，200架飞机，在全国大举"围剿"革命根据地，其中以5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重点进攻。进攻湘鄂赣根据地的敌军有6个师另6个旅和16个"保安团",10余万人。当时，原红18师已调往湘赣边区，除各地有数量不等的地方武装外，边区的红军主力部队只剩红16师1000余人。而红16师还遵照中央军委的电令，向东行动，会合从湘赣根据地北上的红17师，破坏南浔铁路、牵制敌人，以配合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造成了本根据地主力部队的一度空虚，为进犯之敌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政治上，湘鄂赣苏区本来是在大革命时期就建立了中共党的组织的老革命根据地，群众的发动与组织广泛而深入，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和武装建设都有雄厚的基础。但随着对敌斗争的深入，极左思潮发展，宁"左"毋右的倾向越来越突出，造成革命事业的严重内耗与外损。特别是1932年3月以来，"左"倾路线在湘鄂赣边区得到全面贯彻，后果十分严重。以林瑞笙、陈佑生为首的中共湘鄂赣临时省委，虽然主观上是革命的，但在王明主持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和"国际路线"精神指引下，全盘否定原省委的工作，错误估计形势，盲目轻敌；在发展方向上，以"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为中心任务；否定红军的"游击主义"军事方针，主张红军搞正规化，打阵地战、堡垒战；以反"平浏地域观念"为由，排斥本地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有经验的老干部；肃反工作严重简单化、扩大化，到处乱抓国民党"改组派"" AB 团""恋爱社""白军团""姊妹团"，随意捕杀，省、县以下各级党政军领导人赖汝樵、张警吾、胡筠、吴天骥、刘英杰、李幼军、汤钊、叶金波、王直、左之前等数千人冤死于肃反扩大化，极大地削弱了革命力量。
在经济上，边区党和政府领导人民，一再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以保证军需民用为目的，积极从事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以发展农业生产为中心，组织共耕队、耕牛站等，开展生产竞赛，提倡开荒，发展养殖，植树造林，使农业生产获得显著成绩。工业方面，军用的兵工厂、枪械厂、被服厂、缝纫厂等和民用的挖煤、造纸、染织、鞭炮、陶瓷等事业有一定的发展。但由于敌人的长期摧残与封锁，特别是经过前四次"围剿"，敌人从战略上破坏边区经济建设，使农业生产一次又一次遭受毁灭性破坏，工厂多次大搬家，人员、设备和原料严重受损，使本来困难诸多的边区经济更趋困难。
湘鄂赣苏区的问题，引起了中共中央的关注。中央曾委托中央委员、湘赣省委书记任弼时兼管湘鄂赣省委的工作。1933年6月，朱德、周恩来也去函苏区中央局，指出红16军存在的问题。1933年7月，苏区中央局作出改造湘鄂赣省委的决定。派原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寿昌任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兼省军区政治委员，原红1军团参谋长徐彦刚任省军区司令员，不久兼整编后的红16师师长。同时，从中央苏区派去的还有谭启龙、刘玉堂等30余名骨干。中央苏区毛泽东主席在瑞金接见了陈寿昌、徐彦刚等干部，勉励他们坚持湘鄂赣苏区的武装斗争，粉碎敌人的"围剿"，巩固苏维埃政权，扩大革命根据地。中央还给省委发电报，明令停止省政治保卫分局捕人之权，已捕的人待新省委书记到职后解决。新省委于1934年1月改组完毕，加强了组织建设，着手解决肃反扩大化问题，将红16军改编整顿为红16师，省委还派出一大批干部加强基层的组织领导。通过贯彻中央指示和新省委扩大会议精神，使党群关系和军民关系有所改善，军事建设和政权建设有所加强，对反击敌人第五次"围剿"有了一定的准备。但这时蒋介石发动的第五次反革命"围剿"早已全面展开，中央苏区和湘鄂赣苏区分别被敌人重兵包围、封锁与分割，陈寿昌、徐彦刚等越过敌人重重封锁到达省委驻地万载小源时，国民党西路军"剿匪"司令何键，正命令第2纵队司令刘膺古向小源进攻。距小源不远的株木桥、高村等地已被敌军占领。改组省委的省委扩大会议就是在敌人重兵压境的危急形势下召开的。新省委来不及系统而全面深入地总结以往湘鄂赣苏区斗争的经验教训，匆匆投入了新的更加残酷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
"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在敌强我弱、我义敌不义的总形势下激烈展开。
1934年1月，正当红16师主力执行中央命令，在省委副书记傅秋涛和省军区参谋长严图阁率领下离开湘鄂赣苏区，向东南行动，支持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时，省委驻地小源只剩下新组建不久的红16师47团和红军学校第5分校学生队，兵力十分薄弱。而原湘鄂赣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学昊的叛变投敌，暴露了苏区的机密，使敌人了解到苏区的军事部署和主力红军的战略意图。敌第2纵队司令刘膺古便命令所部，在小源附近的高村、株木桥一线赶修碉堡工事，并令岳森50师一部推进至万载西坑一线，构筑进攻阵地，部署包围小源。
敌彭位仁部由浏阳张坊向铜鼓进攻占领排埠。因排埠是浏铜万边境的咽喉，又是省委驻地小源的西北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陈寿昌、徐彦刚想乘敌人刚占排埠立足未稳之机，主动进攻夺回排埠。当时，敌人经常押着民夫从浏阳挑运石灰到排埠修筑碉堡。省军区指挥部决定借此机会，诱敌出排埠，设伏歼敌。徐彦刚率领红16师47团和浏宜万独立团，埋伏在铁树坳两侧的山上。当敌人一个排押着民夫快到铁树坳时，徐彦刚派出一个连前往阻击。排埠守敌得报，立即派一个营增援。但敌人不走大道，而是绕道山腰前来增援，使红军预设伏击落空。徐彦刚立即改变计划，命令浏宜万独立团阻击来援之敌，自己率领47团向排埠守敌进攻。独立团迅速将增援的一营敌军击溃，47团进攻排埠开始也较顺利，但到第二天快要收复排埠时，敌人一个增援团赶到，很快占领排埠周围的制高点，将红军压在山下。徐彦刚组织几次冲锋失利，损失较大，被迫撤出战斗。
进攻受挫，小源四面危急。省委决定将党政军机关和主要军事、经济力量撤出小源，向铜鼓的幽居、祖庄一带转移，并派人到湘赣苏区向任弼时汇报情况，争取支持，选留一批干部和部分武装力量组成工作团，协助中共小源区委，继续领导当地军民进行反"围剿"斗争。随即，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兵工厂、被服厂、造币厂和各分区失陷时转移到小源的干部群众，第一批撤离小源；接着，陈寿昌率领省级党政军机关向铜鼓幽居、祖庄撤退；徐彦刚率领红16师47团到鄂东南活动；中共小源区委组织当地干部群众向山区疏散。经过近十年顽强斗争、艰苦创建而逐步发展成为湘鄂赣苏区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小源，顿时成为一座坚壁清野的空集镇。
与此同时，敌人从四面八方向小源镇进犯。刘膺古分兵5路：以敌19师57旅为第1支队，从西面进攻小源；62师两个团为第2支队，从东面进攻小源；18师两个团组成第3支队，从东南面向小源进犯；第10师3个团为第4支队，从北面指向小源；调188旅组成第5支队，从萍乡移驻万载作为预备队。并调航空第1支队进驻万载；"西路剿共军"第2纵队本部和野战医院等，也急速移驻万载。1月24日，刘膺古发出总攻小源命令，以飞机狂轰滥炸为先导，敌军各个支队蜂踊蚁进；红军留守小源四周的少量部队与敌战斗后主动撤退，转移到浏阳与铜鼓交界的大围山区。1月28日敌人进占小源镇。
省委与红军撤出小源后，湘鄂赣苏区丧失了巩固的中心区域，主力红军失去了可靠的后方依托，党政军相对集中统一的领导受到削弱。为加强各地苏区之间的联络与领导，省委决定成立中共浏宜万工作团和省军区第1、第2、第3作战分区：以鄂东南为第1作战分区，由道委书记黄加高任政治委员；修铜宜奉边为第2作战分区，涂正坤为政治委员，方浩然为司令员（后叛变）；浏宜万边为第3作战分区，邱金任司令员，省委副书记兼浏宜万工作团书记傅秋涛兼政治委员。省委还任命周济美、梁海山等组成白区工作团，到靖安、奉新、武宁一带活动，以武装斗争和地下工作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斗争。
敌占小源时，省级机关已经安全转移到铜鼓的幽居和祖庄一带。这里地处大龙山山腰，西与平江黄金洞毗邻，东与修水台庄接壤，南可至修铜宜奉苏区，地势重峦叠嶂，沟汉纵横，山高林密，便于开展游击战争。这里又是革命老根据地，早在1928年秋，彭德怀曾率红5军在这一带发动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群众觉悟高，热情支持革命。但因为是山区，人口稀、田地少，没有开发，粮食不足，要负担省级机关和直属单位数千人的供应十分困难。而且省级机关住下不久，向东南行动的红16师主力和红17师也先后返回到达幽居，粮食供应更加困难。红17师原想在这里休整一段时间，因没有吃的，敌军又围堵，只得告别红16师，南下返回湘赣苏区。
更严重的，是红军转移立足未稳，国民党"围剿军"紧紧跟来。何键调动大军，对幽居一带的红军布置了一个大包围圈：东面，朱耀华的18师从山口、漫江，经铜鼓的港口进攻幽居；南面，李觉的19师从铜鼓的石桥、高桥直犯幽居；西面与北面，邓南骥旅从龙门厂、长寿街向幽居逼近；东南面，彭位仁的16师由宜丰的找桥经铜鼓的大圾等地向幽居进击。除此，敌第3纵队副司令郭汝栋率两个旅集结于崇阳古市岭、修水的朱溪厂一线；敌岳森的50师在修水的程坊、渣津等地集结，准备堵截红军。
敌军包围紧逼，粮食供应又极其困难，形势越来越险恶。陈寿昌、徐彦刚召开省委常委紧急会议，为了摆脱困境、执行苏区中央局"向东南发展"的指示，决定省级机关和红16师再次迅速转移。
当时，幽居东南面的修铜宜奉边开辟了一块新苏区，原修铜宜奉独立团已扩大为独立师，那里盛产粮食，经济比较发达，便于解决军需供应和筹款问题。1934年4月，陈寿昌率领省级机关、省保卫大队和赣北独立团，从幽居西出，插敌缝隙，经湘鄂边折向东行，于5月间到达修水的划坪。徐彦刚率领红16师绕道浏阳坳，转战月余，也到达修河西岸的全丰、划坪一带。
国民党"围剿军"发现红军转移，紧追不舍。各路敌军和当地"保安团"，一齐扑向修河西岸。为了打破敌军"围剿"，陈寿昌、徐彦刚等决定，先向鄂东南方向突围，然后视机再折回修铜宜奉边去。敌军正在包围行动中，没有料到红军会杀回马枪，在红16师与敌激战后，省级机关安全转移到鄂东南；但红16师46团、48团在划坪与敌激战中损失严重，师长高咏生于6月14日在突围中被捕后壮烈牺牲。这对红军是个重大损失，对反"围剿"斗争产生了不利影响。
在鄂东南，红16师46团、48团余部与省级机关和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率领的红16师47团会合后，部队进行整编。由于师长高咏生牺牲，省委决定由徐彦刚兼任红16师师长，陈寿昌兼任师政委，收集补充了一批鄂东南地方干部和地方武装，人员和装备有所加强。然后，红16师便与省级机关移师南下，在武宁的澧溪击溃敌军一个营，渡过修河到了洞口，被敌26师追上。红16师决定堵击尾追之敌。但因敌情估计错误，误将敌两个团当个团，加上部队刚整编，配合不好，地形也不熟，经一天激战，未能击退敌军，自己却伤亡数百人，只好主动撤出战斗，继续南下向修铜宜奉边的龙门山区转移。
1934年6月下旬，省级机关和红16师来到龙门山区奉新县的百丈、西塔一带。按照原订计划，拟在这里建立革命根据地。省委派出部分干部深人各乡村，帮助发展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还计划在这里召开中共湘鄂赣省第三次代表大会，进一步贯彻中央指示，总结经验教训，巩固和扩大苏区，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各地选出的党代表，在省委到达百丈后也先后赶到。但没等会议召开，国民党"围剿军"再次追上。敌18师、50师、62师、77师等部向百丈、西塔包围过来。省级机关和红军无法立足，决定离开修铜宜奉边新区，返回革命老根据地，向平江的黄金洞转移。并将各地前来参加党代会的代表编成连队，随省级机关行动。
然而，这次转移却成为决定湘鄂赣军民第五次反"围剿"胜败的一次大搏斗。当红军和省级机关从龙门山区西出时，附近的萧家、找桥、九仙汤等地，全被敌军占领。他们拆村并村，强迫移民，拆散红军与群众的联系，步步紧缩包围圈。省委和红军立即组织突围。由徐彦刚指挥红16师46团、48团向靖安、永修方向突围；陈寿昌等率红16师47团和省级机关向宜丰、铜鼓方向突围。第一路突围在斜岭遭敌19师夹击，损失很大。两个团的余部到达永修云居山时，仅剩三四百人，敌军又从四面包围过来。徐彦刚召开紧急会议，将余部组成若干小分队，分数路多方向突围，并布置了突围后的几个集结地域。但由于敌众我寡，在分散突围中大部分指战员壮烈牺牲，少数突出重围后一部分回到黄金洞，一部分去了华林寨山区。第二路刚一出动，即遭敌50师伏击，伤亡严重。为保存有生力量，省委决定改变硬突方针，避敌锋芒，再分三路绕道突围：一路从西南向黄岗口、排埠突围；一路从西北向铜鼓三都、西向突围；另一路从北面突围。但由于敌军兵多势众，包围严密，层层封锁，无隙可乘，无道可绕，第一路突围不久，队伍即被打散；第二路翻过龙门山顶，再穿越几十里荒山，越过敌第一道封锁线，到达铜鼓的西向，又遭敌袭击，队伍也被打散。省委唯一的电台被打毁，不仅指挥失灵，而且从此与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失去联系。少数人分散突出重围，在铜鼓的水洋坪重新集中，返回平江黄金洞；第三路是手枪队，武器射程短，只能挨打，无法还击，突围不成，只好返回宜丰高视的山里，隐蔽起来，待机突围。过了一个多星期，分散偷越敌人封锁线，回到黄金洞苏区。
龙门山突围，发生在1934年六七月间，湘鄂赣省委称为六七月事件。当时，省级机关和主力红军共1000多人，在数十倍于己的敌人"围剿"下，英勇顽强，不屈不挠，大部壮烈牺牲，谱写了人民革命史上悲壮的一页；一部分失散后，有的再树红旗，另辟新区，继续战斗；分散回到革命老区黄金洞的200余人都是坚强的革命骨干，编为1个营，由谭凤鸣任营长。
在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前期，由于敌人集中力量对付主力红军和省级机关，湘鄂赣省各分区、部分中心县和地方武装损失不大，有的还有发展。比如我所在的湘鄂边中心县，离省级机关较远，发动和依靠当地干部与群众，加强了党政建设，地方武装也有相当发展。在1934年上半年，我们将原湘鄂边游击大队扩编为红军独立团，辖三个连；中心县还有一支百余人枪的保卫队；每个区都成立了游击队。全县共有500余人枪。1934年4月，我们集中全县武装，伏击并歼灭了国民党军33师押运武器的一个营，缴获长短枪200余支，子弹数万发，进一步壮大了湘鄂边的地方武装，成为后来补充红16师的一支骨干力量。这期间，鄂东南地区的苏区建设和武装斗争也有发展。红3师还剩一个红7团，咸蒲崇通边等地，都有百余人枪的游击队。但六七月事件后，主力红军所剩无几，敌人转而加紧对各地方武装的"围剿",各分区独立团（营）和地方游击队相继受挫。到1934年底，湘鄂赣苏区损失武装1万左右。苏区受到敌人蹂躏、摧残，被分割为十余块，最大的一块是平江黄金洞周围的山区，横直二三十里，小的只有几里宽。
六七月事件的结局，标志着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苏区革命进入低潮，党和红军被迫转入深山或地下开展游击战争。敌人闯进苏区后，"铲共队""还乡团""清乡队""毁灶队"等肆意对革命人民反攻倒算，奸淫抢掠，杀人放火，烧山毁林，无所不为。革命干部、红军伤病员、红军家属、赤卫队员和同情革命的人民，被施以种种法西斯暴行，蒙受了极大的损失与苦痛。
血染红旗旗更红。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并不意味着革命的消失。经过党的长期教育与革命战争锻炼的苏区人民，并没有因敌人的残暴和白色恐怖而丧失革命信念，而是在黑暗中看到光明，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支持党和红军继续战斗。湘鄂赣的党组织从痛苦中总结经验教训，振奋精神，坚定意志，在与长征北上的中央红军失去联系的情况下，满怀信心地独立领导军民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以红16师余部为骨干的人民武装，整顿队伍，转变战略，灵活战术，顽强战斗，几落几起，进入了极其艰苦卓绝的三年多游击战争时期。
胜利是成功经验与失败教训的结晶。回顾半个多世纪前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对于发展胜利是必不可少的。多年来，随着时事的变迁，历史的发展，人们对当时许多问题的思索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客观公正。我作为战争幸存者与历史见证人之一，试对几个问题做些综合分析。供后人研究参考。
总的讲，湘鄂赣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是中央苏区和全国各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的一部分。它的失败，除了军事上敌强我弱的不利总形势，从内因上讲，同党内"左"倾路线在政治上、军事上的错误指导是相关的。而湘鄂赣苏区的党和红军尚处幼稚阶段，战略战术和自身建设方式方法的不成熟，也是造成严重后果的具体原因。
(1）关于"向东南发展"。湘鄂赣苏区，是湖南、湖北和江西三省交界以山区为主的地带，远离三省省会和平原地区，自然条件和政治经济形势，都便于建立革命根据地，便于避敌军事优势，便于利用三省敌人内部矛盾。这是该苏区得以建立和发展的重要原因。而苏区中央局当时要求湘鄂赣苏区的党和红军"向东南发展"，主观上是想将该苏区与中央苏区连成片，夺取江西省会南昌，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愿望。但客观上是脱离当时的实际的。因为该苏区的东南是平原地带，接近南昌，敌强我弱。以我之劣势，去对付敌之优势，显然是失策的。省级机关和红16师按照这个指导思想向东南转移，背离老苏区，失去了地利与人和，就失去了依托与后方，造成小源失守后，幽居难立，划坪被困，龙门山突围受挫，节节失利，使苏区遭受巨大损失。假如当时不向东南转移，而是向西，向北，在以平浏铜为中心的老苏区内作推磨式与敌周旋，或者向鄂东南行动，地利与人和均占优势，以我之长应敌之短，其结局可能不同。只要能立稳脚跟，使各个分散的苏区都得到巩固与发展，经过长期的建设，革命势力得到相当发展，最后才有可能将各个苏区连成一片，夺取革命胜利。这是后来的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胜利的实践所证明了的。
(2）关于红16师主力东调配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第五次反"围剿"初期，苏区中央局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16师向东南行动，与从湘赣苏区北上的红17师一道去破坏南浔铁路，威胁南昌，以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压力。从战略上考虑，局部配合全局、策应全局，原则上是对的。问题在于如何配合、如何策应，对当时兵员训练和武器装备均弱于敌军的两师孤立红军，远离根据地，到白区而且是接近敌人政治、经济和军事中心区，与敌硬拼，实际上对中央苏区的反"围剿"起不到多大直接配合作用，反而被敌调虎离山，围追堵截，各个击破，使红军遭受很大损失。并造成湘鄂赣苏区兵力空虚，处境危难，新省委尚未全面展开工作，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就十分被动，以致失败。假如当时红16师主力不东调，而是在本苏区搞好军民联防，夺取反"围剿"胜利，巩固壮大本苏区，吸引和拖住更多的敌军，倒是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最好的间接配合与策应。
(3）关于战略战术。从总体上讲，革命势力对反革命势力，应采取进攻战略，而不能消极被动的防御。但采取什么方式方法去进攻，就有个从实际出发，使主观与客观相统一的问题。当时"左"倾情绪比较严重，常常超越苏区与红军的实际力量，一味强调与敌人打运动战、阵地战，忽视机动灵活的游击战，到处主动出击，往往小硬碰大硬，得不偿失，屡屡补充扩大，随即屡屡损失严重。虽然凭借人民革命的正义性与军民的革命意志，先后取得了第一至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但由于损耗过大，到第五次反"围剿"时，苏区的人力、物力与军力都处于严峻形势，失去了夺取胜利的物质基础。
(4）关于肃反。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敌我矛盾尖锐对立，斗争方式错综复杂，重视肃反斗争，既是搞好对敌斗争的需要，也是加强自身建设的必要措施。但混入革命队伍的敌人毕竟是极少的，是有劣迹可查的。而当时由于肃反指导思想的失误，使这一工作严重扩大化，混淆了敌我斗争与内部矛盾的界限，造成严重内耗，最终影响了对敌斗争的胜利。
(5）关于党和红军的自身建设。当时最突出的有两个问题：一是不善充分发挥当地干部的积极作用，不善于使外地干部与本地干部亲密合作。一般地讲，上级派来的外地干部，思想觉悟与全局观念比较强，工作经验比较丰富，但对当地的实际情况缺乏了解，加上语言不通、地形不熟，在当时的条件下开展工作有很多局限；而当地干部往往具有与其相反的优缺点。两者亲密合作，就能取长补短，做好工作。湘鄂赣苏区前期，外地干部重视本地干部，本地干部尊重外地干部，两者合作好，苏区各项建设就蓬勃发展。到1930年平江、浏阳等县几乎普遍赤化，整个苏区空前扩大，形成苏区的鼎盛时期。但1932年以后，在错误路线指引下，外地干部排斥和打击本地干部，不仅严重削弱了领导力量，而且越来越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以致造成严重后果。二是工作缺乏继承性与连续性。错误路线的领导交替，后任全盘否定前任，恶性循环，错误否定别人的人最后自己也被否定，自己乱了自己，致使革命事业一次又一次遭受严重损失。革命需要批判，但也需要继承。批判旧事物与继承好传统相结合，扬弃前进，才能创新发展。
【钟期光（1909-1991)，湖南平江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历任中共平江县委组织部长、红5军和湘鄂赣省委秘书长、红16师政治部主任；新四军第1支队1团政治处主任、抗日先遣支队政治部主任、江南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第1师兼苏中军区政治部主任、苏浙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华中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华东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区暨第3野战军政治部副主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政委、军事学院政委、军事科学院副政委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十二届中顾委委员、第五届全国政协常委。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和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来源：读书有味聊忘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