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证｜研究南京大屠杀42年的孙宅巍：为论证30万遇难人数，他誊抄数千张卡片

摘要：2024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出版了新书《“数”说南京大屠杀》。他曾形容自己的工作是“在掩埋尸体这口‘井’打了30多年”，为了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为30万，他写下数百万字，整理了数千张卡片，搜集了887例屠杀暴行。

▲孙宅巍

红星新闻记者｜陈馨懿

编辑｜包程立责编｜官莉

从43岁开始研究南京大屠杀，如今已经42年，85岁的孙宅巍早已“退休”，但他仍未停止工作。

2024年，江苏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宅巍出版了新书《“数”说南京大屠杀》。他曾形容自己的工作是“在掩埋尸体这口‘井’打了30多年”，为了确认南京大屠杀遇难者人数为30万，他写下数百万字，整理了数千张卡片，搜集了887例屠杀暴行。

由于罹患败血症、肝脓肿，近年来，孙宅巍曾两次住院，不再方便长时间工作与交谈。不过，他称：“对于南京大屠杀，我仍然有想说的。”

42年研究遇难者人数

写下数百万字，誊抄数千张卡片

孙宅巍的书房里有两墙顶天立地的书柜，几乎都是南京大屠杀相关著作。不少书籍的脊背、封面都贴着透明胶带用以保护。无论是1979年刊印的早期南京大屠杀研究“内部刊物”，还是21世纪出版的72册南京大屠杀史料集，他都能在几秒内找到。泛黄的书页中，仍能看到铅笔留下的标记与备注。

在书柜里，还留存着三扎十余厘米高的卡片。电子化尚未普及时，卡片是历史研究者常用的工具，从无法借阅的档案中摘抄资料在卡片上，再分门别类整理、对照。这些卡片有数千张，都是他关于南京大屠杀研究的记录。

书房包含了孙宅巍42年研究生涯的心血。他写下过数百万字，用以论证南京大屠杀的遇难者人数。

▲孙宅巍保存的卡片

抗战胜利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中国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都曾审理南京大屠杀罪行。东京审判指出，“在日方占领南京市的最初两三天的期间，至少有12000人非战斗人员的中国男女和儿童被害”“在日军仅于占领南京后最初的六个星期内，不算大量抛江焚毁的尸体，即屠杀了平民和俘虏二十万人以上”。南京审判则指出，集体屠杀遇难者有19万人，零散屠杀经慈善机关收埋的尸体15万余具，被害总数在30万人以上。

南京大屠杀包括集体屠杀与零散屠杀。在草鞋峡，脱去军服的军人与逃难的市民有5万余人，他们被捆扎、驱赶至江边，被机枪密集扫射。日方报纸将臭名昭著的“百人斩”竞赛作为宣传，跟踪报道。幸存者的回忆与史料显示，彼时，日军以搜寻军人为名，以手中有茧等理由屠杀中国民众，所谓“安全区”内也未能幸免。

孙宅巍认为，30万是没有争议的数据。他的主要研究内容之一，便是统计南京大屠杀期间被掩埋的尸体情况及数量。1987年，他的研究结果首次在官方出版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中出现。

彼时，据他统计、分析，除了日军焚尸灭迹外，收埋尸体主要有两种情况：社会慈善团体和私人，因不忍目睹惨状，基于社会公德将同胞尸体加以掩埋，其中，红卍字会收埋约4.3万具，崇善堂收埋约11.2万具，红十字会收埋约2.2万具，同善堂收埋约7000具，回民掩埋队收埋约400具，湖南木商收埋约2.8万具，市民芮芳缘等收埋约7000具；伪政权为掩饰日军大屠杀罪行，整理市容，防止瘟疫，对尸体进行了掩埋，其中，伪下关区收埋3240具，伪南京市政公署收埋3000余具。以上共计约22万具。此外，日军战俘太田寿男曾供述日军处理尸体情况，被处理尸体总数为15万具。扣除收埋尸体与日军毁尸灭迹数字的交叉，验证了30万人被屠杀的事实。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区南部遍地是遗体，当日南京沦陷，日军在6周时间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图据视觉中国

由于战败后，日军毁去了大量档案，这也成了一些日本右翼学者认为“无官方记录”否认暴行的理由。关于当时的情况，孙宅巍需要从一些“边缘史料”中寻找。一些团体收埋尸体后，需要汽油，会向伪政权进行申请，由此留下了记录。他介绍，过去，在收埋尸体的研究上，大多聚焦在三四个慈善团体。而通过整理档案，他发现总共有八家慈善团体，伪政府也参与了收埋尸体。

这项工作似乎没有尽头。21世纪，在加入张宪文主持的南京大屠杀全史研究中，孙宅巍再次负责掩埋尸体的相关研究，经由他统计整理的史料集近40万字。2024年，孙宅巍著作《“数”说南京大屠杀》出版，在出版后，他又发现了新材料，他搜集的屠杀暴行案例总共已达到887例，使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巨大规模得到进一步确认。对于这份工作，孙宅巍认为：“我的研究表明，当年中国军事法庭对30万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的认定是有充分依据的。事实终将击破谎言。”

“接力者”

目睹南京大屠杀研究由冷变热

孙宅巍认为自己是第二代南京大屠杀研究者。1960年，他在南京大学历史系就读，他记得，彼时，日本史专家高兴祖老师组织了一个团队，包含4名老师、7名学生，研究南京大屠杀，相关成果先后于1963年和1979年以内部收藏或内部交流的版本刊印。

孙宅巍回忆，最早，南京大屠杀这一课题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无论是在国内研究，抑或是日本右翼学者眼中，它尚未成为一个焦点。彼时，高兴祖老师团队中多是世界史研究专家，“能够在这个时候选择研究南京大屠杀，我认为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他还记得，每到校庆时，学校内都会举办讲座，高兴祖老师曾多次就南京大屠杀主题进行演讲。

▲2025年8月7日，北京，观众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了解南京大屠杀图据视觉中国

1983年，孙宅巍进入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同年年底，他接到了一项有关南京大屠杀研究的任务。彼时，南京大屠杀逐渐受到关注，日本右翼否定暴行，南京市民写信希望能建立相关纪念馆。为此，南京市政府成立了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立碑工作领导小组，“任务包括：写一本书、建一个纪念馆、建立一批纪念碑。”

孙宅巍记得，领导小组从江苏省多所高等院校、研究所、档案馆、图书馆、地方志办公室等和历史有关的单位，抽调了一二十名同志。这项任务的参与者包括他、后来成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的学姐段月萍，以及作为学术领头人的高兴祖老师。第一代研究者与第二代研究者在此正式相遇、交集。

在领导小组的组织下，孙宅巍与搭档们一同完成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稿》，他评价这是一本“官修史书”，具有权威性，比较系统地以叙事的方式厘清了史实。

在历史研究的基础上，南京也建立了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及不少纪念碑。南京市共出现过25座纪念碑，其中，一些纪念碑早已损毁。如慈善组织红卍字会南京分会曾在草鞋峡建碑，这也是最早建立的一座纪念碑，现在已崩毁。1985年，南京市人民政府至少在11处地点建立了纪念碑，其中就包括在江边重新建立了草鞋峡遇难同胞纪念碑，后续，又陆续有多块纪念碑建成。直至今日，在社交平台上，市民们仍纷纷自发寻觅这些纪念碑进行祭拜。

▲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碑之一

孙宅巍曾撰写《南京大屠杀相关纪念碑雕的研究与思考》，其中提及：“30万同胞被日军血腥屠杀，是民族的奇耻大辱；但他们面对敌人的屠刀，赤手空拳，进行殊死的反抗，又是民族的无上荣光。目前所有南京大屠杀纪念碑雕，绝大部分均只表现了屈辱和悲情的一面，缺少反抗与斗争的内容，不利于完整、准确体现南京城市的实际整体形象。”

在这一次修史过程中，幸存者、证人李秀英被发现。1937年12月19日，五台山小学中，还是孕妇的李秀英与3名日军奋勇格斗，身中30余刀，昏厥过去，这些刀伤至今仍存有疤痕，但她活了下来。孙宅巍提议，像李秀英这样的抗争精神，也应当在雕塑中得以体现。

1991年，孙宅巍前往北京参加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成立大会。他记得，南京大屠杀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他向国家社科基金申请了相关课题，进行进一步研究，从史实研究转为学术研究，最终完成著作《南京大屠杀》。他说：“《南京大屠杀》的问世，进一步夯实了30万人被屠杀的事实，同时回答了发生南京大屠杀的原因、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作用等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使南京大屠杀研究跃迁为一个新的学术研究领域。”

▲2025年8月13日，江苏南京，人们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观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照片墙图据视觉中国

团队研究近10年完成《南京大屠杀全史》

伉俪合作出版相关报告文学

21世纪，孙宅巍曾参与张宪文主持的南京大屠杀全史研究团队。他介绍，张宪文是自己的学长，“我们亲如兄弟几十年。”

他回忆，在1991年主持研究课题时，发现资料仍然匮乏，“我们的资料不足，国内的档案资料不够充分、国外的资料缺少。那时候，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都没有出现。为了能够引用松井石根的日记，只能够转引日本右翼书籍中的公开内容，实在是没有办法。”

而张宪文注意到了这一情况，牵头寻找研究基金，并组建了约12人的研究团队，就南京大屠杀研究进行了近10年，最终完成了分为上、中、下三册的《南京大屠杀全史》。在撰写全史前，团队成员联合相关单位及中外学者、外语工作者60余人，首先完成了总共72册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系列，其中，孙宅巍再次负责整理“掩埋尸体部分”内容，整理出版内容近40万字。那时，为了寻找资料，他多在南京、上海等地往返，其他研究者甚至需要前往日本、美国、欧洲等地。

“为了保证史料的准确性，他要求大家反复校对，同时，每本史料都会有另一个人负责审读，每查出一个错误，奖励五元钱。我记得我给他找出来过几百个错漏处，还拿到了一笔奖励费。”孙宅巍笑着回忆，“不少研究者是高校教师，白天要上课，我们经常是晚上七点开会，两三个小时后结束，就这样，这场研究持续了近十年。”

他认为，张宪文主编的《南京大屠杀全史》，以集成的方式和国际的视野，将南京大屠杀的学术研究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学术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