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民国时期，成都作为西南重镇，社会变革风起云涌，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编纂的《成都市市政年鉴》，不仅详细记录了成都市政建设的情况，还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时代风貌。该年鉴于民国十五年（1926）由成都市市政公所组织编纂，1928年出版。其编纂内容、编

解析民国《成都市市政年鉴》

的编纂特色与时代启迪

周 莉

民国时期，成都作为西南重镇，社会变革风起云涌，新思想、新事物不断涌现，这一时期编纂的《成都市市政年鉴》，不仅详细记录了成都市政建设的情况，还生动展现了当时社会发展的时代风貌。该年鉴于民国十五年（1926）由成都市市政公所组织编纂，1928年出版。其编纂内容、编纂组织、编纂理念及存世价值等，对20世纪30年代民国年鉴编纂“热潮”起到“先导”作用。只有将其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深入审视，方能认识到它独特的史料价值与编纂意义。

一、民国初期年鉴编纂的时代背景与制度土壤

（一）制度萌芽：政府驱动年鉴编纂起步

中华民国成立后，年鉴编纂便在政府的推动下开启新程。1912年，《奉天都督府令》指出：“为编订年鉴之要政，必逐年调查，方期完备。”明确年鉴编纂的重要性，强调逐年调查，这一举措在新传教士引进西方年鉴成果、晚清官办翻译机构和民办报刊编译《新译世界统计年鉴》等基础上，以制度形式确立了对统计调查和年鉴编纂的传承。

北洋政府于1912年至1927年期间，颁布了一系列与年鉴编纂相关的法令，将编纂全国性年鉴列为各部的重要任务，使其成为政府的法定职能之一。各部门如国务院、内务部、交通部等积极参与。但当时对年鉴编纂的认知尚处于初级阶段，多将统计资料汇编成册。为此，各部门从人员配置、工作职责等方面建立工作制度，如1912年公布的《财政部官制》设置8名编纂人员；1914年交通部设立统计委员会并颁布规则，明确设总纂1人。

（二）数据支撑：统计体系发展助力年鉴编纂

统计资料是年鉴编纂的核心基础。有学者认为，1875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编译刊刻的《列国岁计政要》可视作“统计类著作”。民国初期，统计工作在建章立制、统计方式及应用等方面取得进展。

1912年起，北洋政府将统计工作纳入各部官制。1912年5月，内务部颁布《内务统计表编制暂行规定》，制定民国元年份省道表113种、县表90种，并拟订110种内务统计年鉴表式，强调统计调查是年鉴资料的重要来源。1916年5月，《国务院统计局官制》颁布，北洋政府参照德国机构设置，设立全国最高统计机关。此后至1923年，内务部根据各地上报的统计表情况，不断对表式进行调整。统计工作既为政府执政提供数据支持，也为年鉴编纂积累大量基础资料，构建起年鉴编纂的资料数据库。

（三）理论探索：方志学融合推动年鉴编纂创新

19世纪中叶，年鉴传入中国后与中国传统史志书籍编纂融合。卢靖等学者先后引进《新译世界统计年鉴》《世界教育统计年鉴》《欧美教育统计年鉴》等西方统计年鉴，这些年鉴的框架结构、体例和编写规范，逐渐成为中国本土年鉴编纂的参考范例。梁启超提出“方志学”概念后，众多学者在总结实践经验，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探索方志学科体系建设，对方志的外部表现形态和内部特征深入研究，对年鉴编纂的研究也包含其中。

1916年，国务院主计局颁布实施《试办等下统计概要》，被视作民国建立后最早且最为系统的政府年鉴编纂“凡例”。该文件对年鉴编纂的宗旨、时间断限、编辑体例、统计重点和办理要求等进行详细说明，如提到“纪政事之成绩，为国革之导师，宜仿统计体裁，人事年鉴纂辑”，强调年鉴要记录政事成绩，为国家变革提供参考；“本编体尚简明”“本编于各项行政事宜，杜治理之空谈，察进行之实效，只求真相表示，毋取程式纠纷”，明确年鉴编纂应简明扼要，注重实际情况，追求真实记述等。

二、《成都市市政年鉴》的编纂特质与学术内涵

《成都市市政年鉴》原名为《成都市市政年鉴第一期》，其“序五”记载：“依本所《年鉴》出版之次序题曰第一期”。遗憾的是，该年鉴未再续编。该年鉴编纂始于1926年，1928年出版。编者为杨伯谦、晏碧如、刘燕谋、聂开阳、萧崇荛，校勘为晏碧如、萧崇荛。定价银圆叁元伍角，由协昌印刷公司印刷，成都市市政公所发行，昌福馆华阳书报流通处为发行所，各大书局负责代售。该书印刷采用活字排印本，原书末附有《校勘记》，方便后世整理校点。

（一）结构逻辑：层次分明，严谨有序

《成都市市政年鉴》书前设有目录、序（一至五）、插图（40幅），主体内容共9章41节66款50项，收录138个表，23幅图示，29份附录资料，约20万字。9章分别为沿革、组织、交通、教育、卫生、救恤事业、公用事业、警政、财政。

全书结构层次清晰，按“章—节—款—项”分级设置。不同章设置层次各有特点，有“章”“章—节”“章—节—款”“章—节—款—项”四种类型。层次语言表述严谨，如第三章“交通”，第三层次“款”下若无分条记述内容，以序号“一、二……”表述；第四层次“项”的表述根据内容是否分条记述有所区别，有分条记述的表述为“第……项”，无分条记述的则表述为“甲、乙……”

（二）资料多元：形式丰富，内容翔实

《成都市市政年鉴》编纂采用述、图、录、表等形式较多，无记、志、传、索引等。

1.图照。在主体内容前设“插图”，收录照片40幅，其中个人照片10幅，集体照5幅，城市实景图17幅（成都市新开之马路、春熙路等），成都市风景图8幅（少城公园内市政纪念碑等）。其中，城市实景图采用同一地标新旧对比图，如“成都市未修马路时之总统府街”。

2.表。收录有表格138个，有收支表、机构设置表、人员名单表、区划表、课程表、俸禄表等多种内容，第三章“交通”表格数量达78个。全书表格多为统计表，记录内容详细，如“建筑三期马路材料支付表”，分项列出区段、街别、宽、长、各类材料支付数、杂件数量及支付数、总计等11项内容。

3.图示。运用结构图、地图、统计图等多种图示形式，通过结构图列出机构设置、人员配置等情况，如“博物部结构图示”；用示意图收录“改修街厕图样”等；收录3幅地图记录地形地貌，如“成都县属九里堤官庄地图”；收录2幅统计图分析数据变化，如“成都十四年市款收入比较图（折线图）”，“成都市十四年经费比较图（饼状图）”。

4.录。以“录”的形式收录章程（简章）、布告、条例（法条）、办法、大纲、名录等资料。第二章“组织”以“附成都市市政公所暂行条例”“附成都市市政公所分科办事章程”作为章节主体内容；第五章“卫生”收录10项附录，如“取缔厕所规则”“取缔戏园规则”等。此外，还以名录形式收录“四川市政讲习所教员姓名录”等资料。

（三）记述准则：客观精准，详略得当

《成都市市政年鉴》编写语言精练，如第一章“沿革”第一节“市区建置之历史”，用800余字清晰记述“成都为古蜀国之地”至“自辛亥革命后”的主要历史事件。全书记述史实客观公正，如实记录施政困难和民众态度。如在第八章“警政”第二节“户口统计表”中记述：“十五年秋，公所以户口调查关系市民之保护及取缔……但仓促行事，殊多不备……凡调查者至其家，多为支吾虚填，甚或悻悻然见于词色，故结果实不敢信为真确。其丁口之数，或尚不及确数之半，惟户数尚为不虚尔。”同时，注重宏观与微观资料并用，宏观资料如“成都市市政公所暂行条例”，微观资料如“成都市市政公所取缔汽车暂行章程”以表格形式记载车辆“号牌应钉地方”“号牌式及色”等细节。

受西方文化影响，年鉴在统计资料数字使用上，用“0”代替“零”，且力求精准。如“建筑三期马路路款收支总结表”中，记录“付银八百九十八元六角九仙五星正”，若以元为单位并采用小数计数，该项数据精确到小数点后3位。年鉴中的各类资料客观反映民国初期市政公所管理成都的实际情况，包括各部门、各类事业的收支状况、盈亏情况以及市政管理的具体事务要求等。如“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四川分会十四年四月至十二月经费收支统计表”记录“收入3432.127，支出3544.170，品迭不敷112.043”。

（四）时空维度：立足当下，展望未来

《成都市市政年鉴》“序五”中明确：“以本编起讫，自筹备市政之日，至三期马路告成之时”。1921年6月5日，成都市市政筹备处成立；1926年12月，三期马路完工。由此推断，该年鉴记述时间断限为1921年6月至1926年12月。书中收录有“中华民国三年（1914）清丈本堂官庄华阳净居寺全图”等，表明其在资料选择上突破了编纂时间的限制，适当追溯。此外，为遵循统计资料收集时间规定，部分统计资料时间断限为“统计年份”，如第四章“教育”中“成人图书馆阅览统计表”时间为“十三年八月至十四年一月”（1924年8月至1925年1月）。

年鉴不仅记录当下时事，还表达了对成都未来发展的期望以及对后期年鉴编纂的思考。“序五”中提到：“成都……他年铁路告成，其必蔚然为华西最大商场……兼之气候温和，风景佳胜，昔欧人来游者，有小巴黎之称”，编者对成都发展的美好愿景跃然纸上。同时，从“建筑第三期马路收支盈绌比较表”的“备注”中“所有已修而未完工之续修三期马路，一概归入第二期《年鉴》”可知，编者在编纂第一期年鉴时，已对第二期编纂有所谋划。

（五）编纂机制：克服困难，有序推进

《成都市市政年鉴》“序五”中提到：“乃知公所成立，虽越五稔，而半在战期中，故在十三年以前，几无成绩之可言。”“缘本市既少经常之收入，又无可以伸缩之税源，加以政令尚未统一，办事常感掣肘。”由于战乱和城市发展限制，年鉴编纂面临资料收集困难和经费不足等问题。

尽管面临诸多困难，年鉴编纂工作依然有序推进。“序五”中提到：“至于斯编之辑，则大体之规划多出于孙、赵二君。各部之编纂，由刘君燕谋、聂君灿霄、晏君碧如、萧君崇尧分任之，晏、萧二君复兼任校刊之役。关于材料之搜集与整理，则多赖叶君健吾、杨君丽阁、周君郁如、林君叔彦、鄢君古之、杨君问成之襄助指导，余仅总其成而已。”可见，年鉴编纂从资料收集、经费筹措起步，通过合理组织编纂人员、科学分工，最终依靠众人共同努力完成。《成都市市政年鉴》将年鉴编纂流程细分为编纂规划、人员安排（包括编校分工）、资料收集整理等多个环节，为后世编纂工作提供宝贵的经验借鉴。

三、《成都市市政年鉴》对当代年鉴编纂的启示与创新意义

有学者统计1928年中国的年鉴出版数量仅有3部，但未明确《成都市市政年鉴》是否在其中。民国初期，成都作为内陆城市，经济相对落后，方志学术研究氛围也不浓厚。在这样的背景下，市政公所组织人员从“市政”角度编纂出版年鉴，意义非凡。赵渭宾在“序四”中评价该年鉴“其将由迩及远，风行天下”。

《成都市市政年鉴》收录的资料，真实、客观反映民国初期成都市的社会现实和发展状况，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在民国初期资料档案留存较少的情况下，这些资料为后世研究成都历史、探索年鉴在中国的发展脉络，以及促进四川地区方志文化的传承提供了重要依据。

（一）理念革新：进步思想指引编纂方向

邓锡侯在“序一”中对年鉴给予高度评价和期望：“《年鉴》之作昉是，其可以观，则犹东序之赤文甲图也。不则府史之藏籍，虽充栋，不登于明堂。”他认为，年鉴编纂应如“赤文甲图”一样，具备丰富的史料价值和历史功用，否则只会收藏放置，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这种理念影响下，成都市市政公所选择杨伯谦担任主编。

杨伯谦于1919年从美国留学回国，受孙中山指示回川，曾任四川国立政法专门学校校长。1926年春，他受命主编《成都市市政年鉴》，旨在“纪历年施政成绩”。同年，杨伯谦与朱德、刘伯承等人一同担任国民党四川临时党支部执行委员，并兼任川西北党务特派员。他具有进步的思想认知和对时局的敏锐判断，这些特质在年鉴的篇目设置、资料选择和文字编写中得到充分体现。他以历史发展观编纂年鉴，将成都视为未来的国际大都市，客观记录城市发展历程，关注民众生存现状，摒弃为政府功绩过度渲染的做法，这种编纂理念为当代年鉴编纂提供了范本。

（二）体例创新：市政视角下的篇目架构与规范探索

民国初期，成都市政公所的行政范围为财政及公债公产事项、教育及风纪事项、社会事业及慈善救济事项、公安及消防等公共安全事项、公共卫生及娱乐事项、产业奖励及经营事项、户口调查事项、交通及电力等公用事项、上级政府委托办理事项、街道及沟渠土木工程事项等共10个方面。编者将传统志书的编纂方式与市政公所的职能职责相结合，详今略古，设置沿革、组织、交通、教育、卫生、救恤事业、公用事业、警政、财政9章，采用“章—节—款—项”四级层次结构，条理清晰。每章根据内容合理设置层次表述，将逻辑思维与新方志学特点融合，为当代年鉴编纂在篇目架构和层次设置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践范例。

（三）传播拓展：区域年鉴发展的重要力量

有资料显示，国外如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等收藏有《成都市市政年鉴》原本，表明在民国初期出版业兴起、销售体系较为完善的情况下，该年鉴不仅在国内广泛发行，还传播到了海外。

《成都市市政年鉴》对成都、四川乃至全国的年鉴类书籍编纂产生深远影响。成都所辖新都县于1935年成立新都年鉴编纂委员会，并编纂《新都年鉴（民国二十三年度）》。四川省合作金库于1937年编印《四川省合作金融年鉴（民国二十六年度）》，是四川省首部行业年鉴。1940年9月30日，《自贡市政府公报》创刊号出版，自贡成为民国时期四川地区以公报形式出版年鉴的城市之一。同年，成都电灯电气行业启明公司编印发行《启明年鉴》，是四川省首部企业年鉴。1943年由国民政府行政院负责编纂的《国民政府年鉴》（第一回）在重庆出版，是民国时期极具影响力的官方年鉴。这些年鉴的编纂或多或少都受到《成都市市政年鉴》的启发和影响。

四、《成都市市政年鉴》的价值审视与学术挖掘

（一）编纂局限：分类逻辑与内容呈现的不足

《成都市市政年鉴》部分内容的归类与当代年鉴编纂归类存在差异，如“马路之淋洒”“公园”等内容被归类于“卫生”。在记录城市全面情况方面存在缺项，如缺少商业形态、自然资源、气候灾情等资料，无大事记；主要以一次文献资料为主，资料多来源于市政公所各部门的职责规范，缺乏从新闻渠道、民众调查中收集资料。在资料类型上较为单薄，如第二章“组织”，仅以《成都市市政公所暂行条例》《成都市市政公所分科办事章程》为主体内容。资料完整性不足。如《成都市取缔戏园规则》的发布日期仅记载为“中华民国十五年 月 日”，其中“月、日”数字空缺。在编写规范上，也存在不够严谨的地方，一些统计表没有计量单位。

（二）价值冷遇：学术研究不足与书籍分类的错位

尽管《成都市市政年鉴》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有学者在研究民国时期成都地区的交通发展现状时，引用年鉴资料多达30余次，但方志学术界对其学术价值研究不足。《四川地方志纂修源流述略》一文对民国时期的四川地方志进行研究，但未提及四川地区年鉴类书籍的编纂情况。

对年鉴类书籍的归类也不尽科学。《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记载四川地区汉代至民国有方志类著作900余种，其中民国期间有164种，但四川地区编纂的年鉴类书籍并未被收录。《成都市古籍联合目录》将《启明年鉴》归类于“史部·政书类·考工”，《新都年鉴》归类于“史部·地理·四川·成都”。《成都旧志》则将《成都市市政年鉴》归类于“杂志”。

（三）存续困境：存本稀缺与整理偏差的难题

《成都市市政年鉴》原本存世数量稀少。据不完全统计，国内仅复旦大学图书馆、成都图书馆等收藏有孤本，其他场馆大多收藏复刻本或善本再造。

在资料整理方面，也存在偏差。2007年12月，有机构根据《成都市市政年鉴》民国活字排印本和《校勘记》对其进行重新整理（以下简称校点版）。校点版采用16开印刷，文字清晰，便于查阅，内容与原书存在一些差异。如校点版记载插图40幅，图的数量虽与原书一致，但实际增加了一幅“成都市市政公所全体职员摄影”图，缺少原书中最后一幅“外东望江楼崇丽阁”图。此外，校点版将“成都市电话局职员一览表”收录到第五章“卫生”第二项“北城公园之现状”正文后，与原书编排不一致。

五、结论

《成都市市政年鉴》虽以“市政”命名，但内容涵盖城市历史沿革等多方面，超出“市政”范畴。该年鉴编纂于我国年鉴编纂理念形成早期，在篇目设置、资料收集、文体风格等方面没有其他城市综合年鉴可供参考。在19世纪30年代中国逐渐形成“中文系列”年鉴编纂体例之前，成都凭借先行先试的探索实践，为全国提供了参考范本，堪称城市综合年鉴的先驱。

《成都市市政年鉴》编纂团队的历史情怀、前瞻视野与敬业精神，为当代年鉴工作者树立了榜样。学术界应加强对其学术价值的深度挖掘和史料的精细化开发，提升其在方志学、年鉴学领域的地位，为年鉴事业发展提供丰富历史资料和参考样本，推动年鉴事业传承创新。

来源：方志四川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