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83年2月12日，正值农历大年三十，沈阳空军463医院内一片寂静。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混入医院小卖部行窃。王宗坊撬锁入室盗窃3000元现金，而王宗玮则在外放哨。两人看似普通的盗窃行为，却因意外暴露演变成血腥惨案。

1983年2月12日，正值农历大年三十，沈阳空军463医院内一片寂静。王宗坊和王宗玮兄弟混入医院小卖部行窃。王宗坊撬锁入室盗窃3000元现金，而王宗玮则在外放哨。两人看似普通的盗窃行为，却因意外暴露演变成血腥惨案。

医院工作人员周化民和吴永春察觉异常后，分别对兄弟俩展开盘问。王宗坊因携带赃物和作案工具被当场控制，而王宗玮则假意配合，掏出一张伪造的工厂通行证试图蒙混过关。然而，当王宗坊的假军装领章被撕下、赃物被搜出时，他突然倒地抽搐，发出怪叫。这一异常举动引起隔壁房间的王宗玮警觉，他当即拔枪射杀周化民，随后冲入隔壁房间连开数枪，导致周化民、刘福山、孙维金、毕继兵四人死亡，吴永春、卢文成、李作舟重伤。

案发后，“二王”仓皇逃离现场。沈阳市公安局虽迅速锁定两人身份，但因信息传递滞后，未能及时拦截。兄弟俩当晚登上南下的47次列车，开启长达7个月的亡命生涯。

2月15日，在湖南衡阳西里坪附近，列车乘警发现王宗坊包中藏有手枪。王宗玮当即开枪击伤乘警，迫使列车紧急停车。两人跳车后逃至衡阳冶金机械厂，躲藏在一栋新建楼房内。厂干部伍国英发现异常后报警，却遭“二王”持枪威胁。兄弟俩在抢夺自行车时，打死工人张业良，打伤蒋光熙、李瑞玲等三人。

3月3日，两人流窜至湖北武汉。在岱山检查站，民警李信岩察觉王宗坊携带枪支后试图制服，却被王宗玮连开十枪射杀，民兵熊继国和一名路人亦当场身亡。此后，“二王”又辗转江苏、安徽等地，沿途制造多起枪击案。他们甚至冒充警察混入人群，导致追捕难度倍增。

逃亡期间，兄弟俩的凶残手段不断升级。他们从沈阳盗取的3支五四式手枪和上百发子弹成为作案工具，并在淮阳抢劫2.1万元现金后购置蚊帐、简袜等野外生存装备，意图长期流窜。

9月13日，江西广昌县一名农妇发现山间有一名“黑脸高个子”形迹可疑，随即上报。经核实，此人正是王宗玮。公安部当即调集近3万军警民力量，形成四层包围圈，封锁广昌周边所有山路。

9月18日，驯犬员谢竹生带领警犬“卫南”搜索南坑山时，警犬突然扑向一处草丛。王宗玮开枪击伤警犬，却被谢竹生扑倒滚下山坡。临死前，王宗玮喃喃自语：“我是个好人”，试图暗示潜伏附近的王宗坊开枪反抗。然而，王宗坊在突围时被当场击毙。警方从王宗玮身上搜出20余发子弹、匕首，以及绑在腿上的1.3万元现金和一封美国亲属来信——信中提及偷渡计划，暴露其妄图逃亡海外的野心。

“二王”案震惊全国。七个月内，兄弟俩流窜6省，杀害9人、击伤9人，甚至一度混入围观人群逃脱追捕。民众恐慌情绪蔓延，多地出现“假二王”冒名作案，社会治安陷入混乱。

案件直接推动1983年“严打”政策出台。9月2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严惩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的犯罪分子的决定》，要求对恶性犯罪“从重、从严、从快”处理。公安部以此案为典型案例，发起全国性打击行动：仅1983年，全国共破获犯罪团伙19.7万个，逮捕177.2万人，判处死刑2.4万人。

这场风暴不仅针对暴力犯罪，还涵盖经济犯罪与流氓团伙。例如，上海“菜刀队”因街头斗殴被集体判刑，河北某村盗窃集体财产案主犯被公审枪决。严打政策虽引发争议，但短期内迅速遏制了犯罪率飙升趋势。

“二王”案暴露了改革开放初期治安体系的薄弱。彼时，公安系统大学学历者仅占3.6%，基层警力装备落后，跨省追捕缺乏协调机制。例如，沈阳警方最初未及时通报全国，导致“二王”轻松登上南下列车。

家庭教育的缺失亦是悲剧根源。王宗坊自幼偷窃成性，其母多次包庇，甚至带其逃匿；王宗玮在部队服役期间盗取子弹，复员后伪装成“模范工人”。父母对兄弟俩的溺爱和纵容，最终酿成社会性灾难。

此案成为新中国法治进程的分水岭。此后，公安部建立全国通缉联网系统，推广持枪证制度，并加强基层警务培训。而“严打”中暴露的执法过激问题，也为后续司法改革提供了警示。

来源：小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