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目前，23岁的嫌疑人席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但其“有精神疾病诊疗史”的通报信息引发了舆论场的巨大撕裂。争议的核心在于，精神病究竟是不是违法犯罪的免死金牌？

记者/江瑜

编辑/卢伊

近日，一起有精神病史者引发的恶性伤人案引发了广泛关注。

8月12日，据南昌市青云谱区警方通报，两天前的13时40分左右，犯罪嫌疑人席某某持剪刀行凶，致1死1伤。遇害者为外交学院大一女生刘某某，年仅19岁。

目前，23岁的嫌疑人席某已被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但其“有精神疾病诊疗史”的通报信息引发了舆论场的巨大撕裂。争议的核心在于，精神病究竟是不是违法犯罪的免死金牌？

8月12日，19岁女生被捅伤致死事件的警情通报（图源：网络）

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八条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尽管其中涉及诸多严密的限定条件和鉴定过程，但在许多人看来，“精神病”无疑是犯罪嫌疑人用来逃脱罪责的免死金牌。

从早年的南京宝马案、吴谢宇弑母案，到今年反复发酵的成都27岁女子在家门口遇害案、廊坊幼师被刺身亡案，精神病司法鉴定一直都是舆论关注的焦点，其公正性备受质疑。对此，曾有鉴定专家以“妖魔化”来形容舆论对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态度。

面对公众对于“精神病人犯事不负责”的固定印象，以及“司法鉴定就是为给精神病人开脱”的质疑，近日，《凤凰周刊》与抖音在深度对谈节目《锐见派》中，联合发起了一场事关医学和法学的跨界对话，由媒体人梁千里、北京回龙观医院主任医师杨甫德、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教授陈碧共同碰撞锐见。

梁千里：今年有不少精神病患者引发的恶性杀人事件引发舆论关注，一些案件相信两位也有所耳闻。精神病人的危害性究竟有多大？

杨甫德：精神病人出现肇祸，甚至冲动伤人、杀人事件确实时有发生，但是总体来说，有文献报道称，由精神障碍患者导致的致死案件，在整个社会人群中的占比只有3%-5%左右。

工作中，我们的精神病患是有肇祸风险的，所以一定要做好评估，而这种评估完全靠人为完成。它不像其他的病，做个检查就知道怎么回事。所以精神病院的工作压力是比较大的，尤其是这种内心的压力，你得随时评估风险，防止发生各种意外。

陈碧：杨老师有没有突然被病人打一下的情况？

杨甫德：也有。每年我们科室大概有几十名工作人员，在病人症状发作的时候被打、被骂、被踹。

梁千里：作为精神卫生领域专家，您认为精神病是不是免死金牌？

杨甫德：免死金牌这个说法，得看怎么表述。国际上通行的规则是，精神病人出现违法犯罪行为，要经过精神疾病司法鉴定，而鉴定结论至少有三种——无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和完全刑事责任能力。只有第一种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才不会受到法律的这种处理，另外两种都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因为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其违法犯罪行为不是一个有意识的行为，不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而是在精神病症状的支配之下，自己完全丧失行为辨认能力、控制能力状态下突发的一个行为。我想强调的是，这个规则是国际规则，不是中国独有的规则。

梁千里：同样的问题，陈老师怎么看？

陈碧：这个问题听上去很简单，答案就是是或者不是，但其实它很复杂的。

精神病人的犯罪，往往会跟恶性的杀人案联系在一起，所以大家就会想到死刑问题，所以才会有这样一个疑问：精神病是不是免死金牌。

在刑事司法领域，当我们讨论一个人要不要承担刑事责任，甚至要不要付出死刑的代价时，我们会考虑它规则的理由是什么，即我为什么要你负责？我们常说，出来混都是要还的，一个人做错了事，就一定要承担责任。这个规则规的是什么，是这个行为的主观方面，即是不是故意，是不是过失。

我们会把人看成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只有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干了会发生什么，然后你再做这件事情，刑法上才会追究你的责任。

杨甫德：就像我刚才说的，精神病人在伤人、毁物、杀人的时候，如果他是在幻觉、妄想的影响之下，或者大脑功能紊乱、错乱的情况下完成的行为，实际上他是完全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的。也就是说，虽然所犯的罪行实际是他自己做的，却不是他本人想做的，这和拥有自由意志的人有本质上的不同。这也是为什么无论是法律领域，还是我们的精神医学领域，都认可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刑事责任能力，他就不该承担法律责任。

但是一定不能让社会感觉到，只要我有精神分裂症，我就什么事都敢干，而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句话肯定是不对的。

梁千里：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来说，就是杀人偿命，所以很多人对精神病人免于刑责这件事是有疑问的。面对杀人这么恶性的情况，用主观不知道这个理由就能免责，您认为合理吗？

陈碧：我觉得被害人以及旁观者可能最介意的是这件事情，就是我怎么这么倒霉，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被害了竟然还没有人可以追究责任，这可能也是大家最难接受的。从结果上看，就是有人死了，有人必须要付出代价，但实际上，我们在追究精神病患的刑事责任时，实际上是要从行为到人的。

为什么对于正常人和精神病患，刑法上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就是因为他的意识，他的主观是不一样的。而我们为什么要对他实施刑罚呢？实际上罚的是明知故犯，但如果对一个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为什么犯错、犯了什么错的人，我们也同样给他一个很严重的刑罚，甚至是死刑，那试问这么做，对于明知故犯的人该怎么惩罚呢？这样显失公平。

所以刑法对两类人有特殊设计，一类是未成年人，我们认为他的认知力不够、控制力也不足，因此也不追究其刑事责任，而采取其他的矫治方法。

梁千里：很多人会问，法律难道不是14亿人民决定的吗？你们学法的说，一个人认知能力不行就应该从轻，这样真的合理吗？

陈碧：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这是不是来自西方国家的人权思想，所以觉得未成年人要限制刑事责任，然后对于精神病人，也要对他们格外宽容。其实不是这样的。

实际上，中国古代从周朝开始就已经意识到，在人群中有一些精神病患，因为古人不知道该怎么描述这种病，就称他们为“愚”。周朝的法律就明确规定，对于“愚”，刑罚要减等处理。可见，这其实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法律文化。

杨甫德：法律不能是冷冰冰的，也应该有人情味，也应该考虑到各种社会综合因素。

梁千里：这种人情味应该给谁更多一些呢？从被害人和家属的角度看，如果凶手不判死刑，那给家属的人情味在哪里？

杨甫德：站在被害人和家属的角度，我们完全理解这个事情绝不该发生，发生了就必须严惩，但严惩是要区分情况的。精神病司法鉴定至少有三种结果，并不是一鉴定就全都是完全没有责任能力的，其实大部分鉴定出来还是有责任的，只有极少数是完全无责任的。而我们不能因为事件结果的严重性，就不去做科学严谨的司法鉴定。

梁千里：精神病司法鉴定的程序是如何发起的？

杨甫德：精神病司法鉴定有严格的程序和要求。第一，只能由公检法机关来委托，不接受个人委托。第二，并非每个医生都能做这个鉴定，一定得是有司法鉴定资质的精神科专家才行。第三，要求普通案例必须两名专家、疑难病例三名专家做鉴定。

精神病司法鉴定材料交接单（摄/卢伊）

陈碧：就像杨老师说的这样，司法鉴定要依职权启动，所谓依职权，就是指这都是由职权单位来启动的，而不能由当事人来启动，包括我们律师都没有启动的权力。

梁千里：《检察日报》在今年4月曾刊登过一个案例，一个人杀害了他的邻居，但检察院接到这个案子时，发现其曾做过三次精神病司法鉴定，结论并不一致。鉴定结果为什么会有差异？

杨甫德：我们要鉴定的是行为当时的状态，但行为当时我们不在现场，并不知道，我们都是通过后面回顾、收集各种证据，完全靠我们现场问什么答什么来判定，而不是靠客观的仪器能够检查出来的，所以判定的难度非常大，取决于我们鉴定当时能够获取材料的多少，以及行为人的配合程度等，就是这些信息的偏差可能会导致鉴定结论不一致。

梁千里：这是否意味着，鉴定也有可能出现误诊？

杨甫德：很难说谁对谁错，因为都是判定的某种状态。法官会更加全面地去衡量，而并不完全依据鉴定结论来下判决。

陈碧：司法审查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不能光看一个人有没有病，还要看他的这个病和行为之间能不能接得上关系。

比如，有些人本来有精神疾病，他在跟一个女性谈恋爱的过程中，对她实施了杀害，除了确定他到底患有什么精神疾病之外，我们还要考虑他杀死女朋友的这个行为和他的病之间相不相关。如果他只是基于一个正常人因女友要分手，愤而杀人灭口，那我们可以认为这部分他是故意的，应该为他故意实施的杀人承担刑事责任。此时，他既是精神病人又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也再次回答了精神病是不是免死金牌这个问题。

梁千里：如果对鉴定结果不满意，能不能申请重新鉴定？这种重新鉴定，能否无限次地申请下去？

陈碧：从程序上来说是可以申请的，但从结果上未必会被接受。像刚才说的，精神病司法鉴定的启动是依职权的，尤其是重新鉴定，它一定得有依据。如果能拿出这样的证据，那公安机关或检方就很有可能重新鉴定。

梁千里：有没有可能通过装病蒙混过关？这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

杨甫德：确实有，但是很少，我这几十年只遇到过一两例装得特别像的。实际上正常人装病是很难蒙混过去的。因为精神病人的整个精神状态是紊乱的，包括他的思维活动、情感活动、认知活动、日常表现，这是一种全方位的紊乱，而不是某一个具体的症状。这是一种整体的异常，比较难装。

今年5月，成都女子家门口遇害案凶手将重新进行精神鉴定再次引发关注（图源：网络）

梁千里：现在很多人认为，既然不能追究精神病人的责任，那能不能追究监护人的责任，比如给他判刑或者刑拘起来？

杨甫德：《精神卫生法》对监护人是有明确规定的，包括要负责患者的诊断治疗，要带他去看病，另外如果病人出现肇事肇祸、违法犯罪，被判定为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而送去强制医疗，监护人是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

陈碧：除了民事责任之外，大家更想知道监护人有没有可能要承担刑事责任。但实际上，监护人承担刑事责任的案例不是特别多。

在司法实践中，我们会考察监护人到底监护得怎么样，是否长期放任，甚至在虐待自己这个患病的亲属，即被监护人。如果监护人长期的这种行为，跟被监护人最后实施犯罪有关系的话，就有可能会被追究责任。

梁千里：有些病人发起病来，家属别说看不住，自己都不一定能够自保。因此就有人建议，是否可以设置一个小区，把精神病人都集中安置在那里。

杨甫德：假设北京某个小区或地区就是专门让精神病人住的地方，这个地方谁还敢来，周边房子估计都没人住。这样会把这个区域、这个群体都给污名化了。

现在我们社会对精神病患者依然还是有偏见、歧视，甚至还有污名化的问题。不仅仅是社会，连他们自己家属，甚至患者本人都存在病耻感，这样一个氛围既不利于他们回归社会，也不利于他们的康复。如果他们生活得更加宽松一点，更加有人理解他们，交流时不会让他们感觉到被疏远，这种情况下，他们的敏感性就有可能下降，信心也会增加，可能人际适应也会增强。

所以，我是完全不主张这一做法的，国际上也不会有的。目前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是按照社区或人口比例来就近设社区康复站。

陈碧：我觉得是不是因为我们社会对于精神病患就有一种恐惧感。也许这种恐惧感就来源于每次发生了恶性事件的时刻，经过传播和放大，让我们感觉自己身处一个很可怕的、随时可能被精神病人攻击的环境里面。

梁千里：二位说的恐惧或者刻板印象、歧视，我认为是客观存在的，甚至包括我自己，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是恐惧的。但是我恐惧他，难道不是因为他先有危险性吗？

杨甫德：我们不能假定精神病人的风险就高。其实，我们身边健康人也不是没有风险，就不会犯罪，不能把精神病人跟风险、跟犯罪等同。

陈碧：所以我跟杨老师一直谈论的都是怎么对待精神病患，怎么看护和救治，希望能够把对精神病患的污名化问题做更多的澄清。其实我们的敌意降一点，对于精神病人的压力就会少一点，而不是全民一致投票说，赶紧把精神病人都给关起来。

梁千里：杨老师刚刚说在社区里设康复站，这谁能同意？

杨甫德：肯定有一部分人会这么想。这就牵扯到社会的发达程度和文明程度了。一个对弱势群体接纳度高的社会，一定是更文明的社会。

陈碧：一个人得了精神疾病之后，如果我们把他的义务规定为他得守好规矩，得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得治好病，不能给社会惹任何麻烦，那这个义务应当是要由他个人来承担，还是由他和他的监护人以及家庭来承担？我们现在社会的答案是，不是由他单独或他们家庭来承担的，而是要由社会一起兜底的。

梁千里：很多人会觉得，凭什么兜底只兜病人的底，当他拿刀挥向我的时候，我怎么觉得我更像弱势群体？

陈碧：如果社会的兜底和救助的作用没有做好，首先法官是不敢轻易判断一个人没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下判了的话，那社会会有很大的不安全感，然后被害人也会质疑法律到底保护谁。因此，法官可能会倾向于改成要限制或完全承担刑事责任。这是一个互为因果、连锁的问题。

其实社会救助体系是一个双向的救助，它不只是对这些精神病患，他们是弱势群体，在案件里遭受伤害的被害人同样也是弱势群体。我特别想说，我们的社会救助，包括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的补偿应该尽快提上日程，被我们每个人重视起来。当一个人遭受这种无缘无故的灾难时，我觉得社会上的每一个人都应该相信，自己也应当在这个灾难里承担一部分责任，这种责任可能不是要出钱去帮他，而是我们应当关注和跟踪这件事情，去讨论这件事情。

杨甫德：我也特别期待，能不能建立国家层面的公益补偿制度？在这方面，杭州早就立法规定，精神疾病患者如给他人造成严重人身伤害，如果监护人无力承担赔偿责任，受害人可向当地政府申请补助。我们也应该从国家层面、从法制层面来建立这样一个公益补偿制度，这样确实对受害人家属既是一种安慰，也是一种保护。

来源：凤凰WEEKLY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