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闳议》访谈节目由《中国科学院院刊》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出品，通过采访两院院士及专家学者，深度探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领域的发展前路。以客观、精准的解读，科学、前瞻的思考，为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的中国发展破题解惑，为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

《闳议》访谈节目由《中国科学院院刊》与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联合出品，通过采访两院院士及专家学者，深度探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各领域的发展前路。以客观、精准的解读，科学、前瞻的思考，为站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上的中国发展破题解惑，为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贡献智慧力量。崇论闳议，寻策问道。

中国网/中国发展门户网讯 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简称“汗马保护区”）自2015年被正式指定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十年间在生态保护、可持续发展、科研科普等领域取得了诸多成果，是联合国“人与生物圈计划”的有力参与者。在第五届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大会即将召开之际，《闳议》节目组专访了汗马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杨琨、大兴安岭森林消防支队汗马驻防队伍库都尔大队教导员邢怀波，请他们介绍汗马保护区的十年保护与可持续发展之路。

践行生物圈保护区“三大功能”

中国网：汗马保护区在2015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设立以来的10年里，在实现生物圈保护区的三大功能，即保护（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支撑（科研监测、科普宣教、能力建设和人才培养）、发展（社区可持续经济）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改观和成果？

杨琨：在保护这方面，主要取得的成果在几个方面：一是生物多样性保护，二是文化多样性保护。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上，我们主要是保护生态系统、保护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野生植物这几方面。在保护文化多样性方面，如当地的鄂温克族驯鹿文化，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工作。

具体来说，动物保护方面，根据不同的动物，结合我们每年的科研项目，开展了驼鹿的种群调查，猞猁的重点保护，还有（围绕）黑嘴松鸡等濒危野生动物开展活动。另外在生态系统，2016年我们建立了国家湿地定位站，通过定位站对整个的水文还有气候进行一系列监测。从而在生态系统保护上，与以前比有了很大的提高。

文化多样性保护方面，汗马保护区成立之前，鄂温克族在这里打猎、带着驯鹿生活；保护区建立之后，尤其是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之后，把鄂温克族的文化多样性保护也作为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比如说会请相关的专家，还有和俄罗斯、挪威等进行国际合作，来帮助他们总结和优化驯养的方法。另外会依托我们合作的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对驯鹿种群的人工繁育，请专家进行指导。包括驯鹿会受到狼还有猞猁的侵扰，我们也通过与各大学的合作，减少驯鹿驯养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总结经验。

另外还有一方面，我们在开展生态旅游、自然研学、森林防火，还有科研调查过程中，会让他们加入我们这些工作中。比如说开展自然教育、生态旅游，他们会带着驯鹿，宣传他们的文化。具体来说，现在很火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有在保护区周边，现在很多的猎民点还是围绕着保护区开展着他们放鹿的活动。我们开展森林防火还有野外科考，他们也会带着驯鹿加入，我们会给他们带来一些经济上的收入，这样既保护了他们的文化，他们也推动我们保护区的工作，从而实现更好的保护。

构建森林防火三大体系

中国网：现在进入了森林防火期，汗马保护区在森林防火方面有哪些措施？

杨琨：我们每年开展森林防火。保护区最大的危险隐患就是火灾。汗马保护区比较偏远，一旦出现火灾，车辆进入比较麻烦，所以我们每年主要是以预防为主。防火就是预防、扑救和保障三大体系。

在预防方面，我们近几年建设的有智慧化监测、无人机监测、远程监控；我们也有瞭望塔，到了防火期24小时瞭望，确保第一时间发现。

在扑救方面，我们是中国生物圈保护区唯一一家有应急部队靠前驻防。每年5月-8月，库都尔大队就会派人到中心站靠前驻防，确保一旦出现火情，能够早发现早处置，尽量减少火灾的损失。

在保障方面，我们在2019年申报了高危火险区的建设项目，然后在中心站把必需的硬件设施都保障到位。比如说我们有防火营房，还有野外运兵车、装甲车，还有扑火的一系列工具。我们从预防、扑救到保障，建立完善的体系，从而能够更好地减少森林火灾带来的损害。

邢怀波：汗马北部原始林区属于夏季雷击火的高发区，我们内蒙古森林消防总队大兴安岭支队库都尔大队于每年5月份至8月份，会进驻汗马自然保护区进行靠前驻防任务。每年都会出动全大队的80人到100人不等进行前置备勤。

在防火方面，我们到达驻防点以后，首先会进行勘察，与驻地的气象和林业部门对接，会对整个防区的水文、天气、植被，道路、桥梁、水系，包括停机坪、蓄水池等，完善数据勘察。我们会利用无人机进行观察巡护。与当地的气象部门、林业部门有定期的沟通会商机制，比如说每天的雷击落点情况有监测，包括高温干旱天气，我们都会及时沟通对接。如果是灭火，因为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里的道路不是太完善，我们通常会利用乘直升机进行机降的方式，直接抵达火场一线进行灭火作战。

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普通人进的比较少，人为火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基本上都是雷击火引发的。每天林区的气象部门有雷击的监测系统，每天雷击的分布、气象卫星云图，包括火点的热点监测，都有利于防火及时发现火点，包括林业局有瞭望塔进行瞭望。如果发现疑似的烟点，我们会先利用无人机进行勘察，如果确定的话，就及时投入兵力进行扑救。

热爱与责任推动保护区可持续发展

中国网：汗马保护区2015年的成功申报和即将开展的十年评估，可以为其他自然保护地提供怎样的经验和启示？

杨琨：其实说起来我也觉得非常幸运。我们2011年最初想要启动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在2015年加入，整个申报的过程，我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我们今年就要进行第一个十年评估。从申报到现在，实际上加起来已经是14年。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启示有几个方面：

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专家的智慧引领。在申报之前，我们对这片林子的科学价值，还有它在国内国际的地位，并不能达到现在理解的程度。在申报的过程中有国内、国际上的一些专家到保护区来，我们通过对这片林子的认知，通过这十几年开展工作，保护、科研、宣教、管理，专家团队的智力注入保护区，对我们来说，在提升管理还有科研水平、宣教水平上，有非常大的收获。这是我们最大的收获之一。

第二个就是给我们搭建的这个平台。因为进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这个平台之后，会开拓很多眼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队伍也得到了锻炼。通过这个平台，跟国内的一流保护区交流，还有同区域的加强合作和往来，国内外合作的机会也更多了。我们加入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以来，平均两年就有一次参加国际交流和学习的机会。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制度法治的完善和建设。包括巡护、科研的一些制度，我们又申报了“一区一法”，《内蒙古大兴安岭汗马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条例》的颁发，对我们保护区的管理决策还有日常的资源保护，都是一个新纪元。

中国网：作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的一线工作者，以及“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青年创新小组主要成员，您在参与“人与生物圈计划”相关工作中，有哪些深刻的感受和体会？

杨琨：我觉得主要还是理念的转变，从加入生物圈之前和之后理念的转变。我成为小组成员之后，感觉最重要的就是保护区的理念。没加入之前，就认为严格有效的保护就是最佳的状态。但是在进入“人与生物圈计划”之后，我们才感受到理念的转变。只有把周边社区人的因素调动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才是人和自然和谐最佳的状态。

中国网：您在这个保护区已经22年了，保护区的条件虽然有所改变，但是仍然挺困难的。是什么的力量支撑着您一直扎根在这里？

杨琨：实际上中国自然资源保存比较好的都地处比较偏远。我觉得能在这儿坚持这么长时间，最主要的还是对于这片森林的热爱。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我们的一份责任。从看着保护区开始建设，然后成为现在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国际重要湿地，列入IUCN的绿色名录。能够把汗马建设成现在这种状态，我觉得我有责任在老一辈已经做好的基础之上，再传承下去，让一代一代的年轻人把这片林子一直保护下去。

当时加入世界生物圈的时候，那一刻我挺激动。每一个取得成绩的历史时刻，都让我终身难忘。那一刻那一幕到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激动。

科研教学+科普教育——过去的十年与未来

中国网：您制作了大量关于汗马保护区的科普作品，并在今年入选了中国生物圈保护区网络自然教育女性贡献优秀案例。您能否介绍一下目前保护区的科普工作？

杨琨：我们做科普应该是有十年了，我在汗马做了十年的科普宣教中心主任。在做科普这一块，我们主要还是结合科研的成果。科研和科普是分不开的，并驾齐驱。大兴安岭这么多的自然故事，珍稀的野生动植物、美丽的景色，要是想讲好的话，一定要了解它的生态价值。我们这十年，跟科研工作紧密结合，用科研的数据来赋能科普宣教。就是因为有了大量的科研成果，我们才能在这十年搭建一个完善的、比较全面的宣教体系。

我们现在拍摄视频，能够自己拍摄、自己剪辑、自己后期制作。把保护区的代表物种拍成几分钟的短片，作为宣传的一个重要载体。另外我们依托保护区开展基础设施建设，把硬件搭起来，打造有特色的，比如说木屋、帐篷、营地，还有木栈道。

咱们现在就是走的这条木栈道，汗马最大的特点就是森林湿地、沼泽湿地特别多。这一条木栈道一共是3公里，正好把整个大兴安岭有代表性的这个湿地类型的都能看一遍。我们每年会有不同的研学团队到这儿来上自然研学课。保护区科研和宣教工作人员就会介绍保护区的生态类型，各种树种，还有沿途会看到动物的痕迹、足迹、粪便。在这一条生态小径上，孩子们能够玩一天。我们还有一条木栈道，有五公里多，在那条生态小径上，就能看到大兴安岭的原始森林。前面是我们的一个红外相机的布设点。这个地方经常有猞猁、驼鹿、狍子、雪兔，几天就能拍摄到它们的视频或者图片。孩子们来了之后，就是在这儿看红外相机里拍摄的东西。然后同时让他们（学习）怎么样记录数据、换卡、取素材，这样让他们参与保护区日常的科考工作。

我们还建生态文化馆、自然教育学校，已经能够接待100人到200人。另外我们建立自己的专家库。因为除了保护区自身这些年的科研成果和科研工作人员讲解，自然解说师也很重要。专家库依托于保护区现有的专家，各个领域现在有几十人，都是我们的志愿者讲解员。我们一旦开展科普活动，会有这些非常专业的专家老师来做服务。

还有就是品牌的孵化。现在汗马自然教育我们通过做logo形象、文创，还有汗马品牌的注册。经过近十年汗马的品牌孵化，已经基本打造成一个开展高端小众科普的研学游的内容。

中国网：在开展科普工作中有哪些深刻的印象？

杨琨：我们设的一些课程都是有大兴安岭特色的。比如南方的孩子来，没见过雪。我们有永冻层，就是到了7月、8月最热的时候，底下还是冰，上面长的树，50年可能也就长1米高。冰上森林这种生物多样性的体验，外地的孩子来了，包括成人看了之后都特别兴奋，感叹说咱们中国还有这样的地方。这种时候把我们大兴安岭的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的独特，能够进行普及、传播，我们觉得很有成就感，很有收获感，然后也很自豪。

中国网：您认为女性在从事自然教育事业中遇到的挑战和存在的优势有哪些呢？

杨琨：先说挑战。我觉得大家有一个误区，就是总觉得女同志不适合搞野外。我觉得大家的这个偏见是最大的。我也是到保护区用了很长时间、用我的事实来证明，最后大家才能接受，搞野外科考女同志也可以。最开始我出野外谁都不愿意带着我，我出去拍摄素材，男同志也说，带个女生，你这里面走不动了谁背着？过河过不去谁背着？我觉得能够得到社会上的认可和支持，这是我们首先的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苦、累、危险好像都是次要的，最主要的还是做科普可能经常在野外，不能兼顾作为母亲对孩子的照顾，教育和陪伴会有一些缺失。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挑战。不能经常回家，孩子比较小，让家里亲戚帮着带。有的时候出野外，可能不能按计划回去，时间长，孩子在家哭，回去之后特别心疼。

优势的话，我觉得女同志搞科普可能更细腻，而且她的身份角色不同。尤其现在我们搞自然教育和科普，可能更多面向的都是青少年和孩子。我觉得相比较的话，女性在这方面她的身份更多、角色更多，可能她的理解认知跟男同志相比的话，会有她的优势。

中国网：面向未来，您对将汗马保护区建成中国乃至国际优秀的世界生物圈保护区有哪些畅想和期待？

杨琨：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建成中国大兴安岭的科研教学基地和科普自然教育实践基地。因为我们这几年已经有了很大的科研成果的积累，现在平台基本也已经搭建。我们想能够通过这些年的建设，为我们这个地区，为我们未来的科研，还有自然教育、可持续发展，贡献我们汗马自己的力量。把大兴安岭真正按照生物圈的理念，打造成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和谐的一个样板。

（本期策划：杨柳春、王振红；编审：杨柳春、王振红、王虔；编辑：王虔、武一男。出品：《中国科学院院刊》、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

来源：中国发展门户网一点号